在去彭萨科拉探望母亲的途中,金鱼眼在伯明翰被捕,罪名是在当年6月17日在阿拉巴马州一小镇上杀死了一名警察。他是在八月里被捕的。正是在6月17日晚上,谭波儿曾走过他停在一家郊区夜总会门口的汽车而他正坐在汽车里,就在那天晚上,雷德被杀害了。
金鱼眼每年夏天都要去探望母亲。她以为他是孟菲斯一家旅馆的夜间接待员。
他母亲是一家供膳食的寄宿公寓老板的女儿。他的父亲专门从事破坏罢工的工作,一九〇〇年,一家电车公司曾雇他破坏罢工。当时他母亲在市中心的百货公司工作。一连三个晚上,她乘电车回家,就坐在金鱼眼父亲所坐的驾驶座边的座位上。有一天晚上,这位破坏罢工者在她下车的路口跟她一起下车,陪她走到她家。
“你这么做不会被开除吧?”她说。
“被谁开除?”破坏罢工者说。他们并肩走着。他穿着得体,衣冠楚楚。“他们那些人马上会来抓我的。他们也知道的。”
“谁会来抓你?”
“那些罢工的人。我一点都不在乎谁来开电车,明白吗。我给谁开车都可以。要是每天晚上这个时间走这条路线,那就更好。”
她走在他身边。“你说的不是真心话。”她说。
“当然是真心话啰。”他挽住她的胳臂。
“我想你跟谁都可以结婚,跟开电车一样。”
“谁告诉你的?”他说,“那些王八蛋说我坏话了吗?”
一个月以后,她告诉他他们非结婚不可。
“你这是什么意思,非结婚不可?”他说。
“我不敢告诉他们。我将不得不离开家。我不敢。”
“好了,别心烦了。我正好也乐意。反正我每天晚上要经过这儿的。”
他们结婚了。他每天晚上开车经过她家的街口。他总要踩一下脚铃。有时候他会回家。他会给她钱。她母亲挺喜欢他;星期天吃晚饭的时候,他会咋咋呼呼地冲进屋子,对房客们直呼其名,连年纪大的人也一样。后来,有一天,他没回家;电车经过街口时他没踩脚铃。那时罢工已经结束了。她后来收到他从佐治亚州某个小镇寄来的一张圣诞贺卡;一幅有只钟和一个金色花环凸饰的贺卡。上面写着:“大伙儿想在这里搞场罢工。但这儿的人行动慢得可怕。也许还得上别处去,一直到我们撞上一个好镇哈哈。”“撞”字下面还画了横道。[77]
她结婚后三周就开始生病。她当时已经怀孕了。她没有去看医生,因为有个黑种老妇人告诉她她出了什么问题[78]。金鱼眼是在她接到贺卡那天出生的,正好是圣诞节。她们开始以为他是个瞎子。后来她们发现他眼睛并不瞎,但他一直到快4岁时才会走路说话。在此期间,她母亲又嫁了人,第二个丈夫个子矮小,脾气暴躁,八字须柔软而茂密,他慢条斯理地在家里干些琐碎的零活;把所有破损的楼梯台阶、漏水的管道等等都修理好;有一天下午他拿了一张签了名的空白支票走出家门去付12元的肉账。他从此没有回家。他从银行里提取了妻子的1400元存款,消失得无影无踪。
做女儿的还在市区工作,她母亲则照料孩子。有一天下午,一位房客回来发现他房间着火了。他把火扑灭了;可一周以后,他在废纸篓里发现一块驱蚊子的熏烟。外祖母在家看孩子。她走到哪里都带着孩子。一天晚上,大家不见她的踪影。全楼的人都出动了。一位邻居去报了火警,救火员在阁楼里发现了孩子的外祖母,她正在用脚踩灭地板中央用一把细刨花点燃的一堆火,孩子熟睡在边上一张被废弃的床垫上。
“那些王八蛋想来偷走他,”老太太说,“他们放火烧房子。”第二天,所有的房客都走掉了。
年轻的女人辞去了工作。她整天守在家里。“你该出去呼吸些新鲜空气。”外祖母说。
“我呼吸的空气足够了。”女儿说。
“你可以出去买点伙食用品,”母亲说,“你可以买到便宜货。”
“我们买的已经够便宜了。”
她密切注意各种可能起火的地方;她不在屋子里放一根火柴。她只在屋墙的一块砖头后面藏了几根。当时金鱼眼才3岁。他的个子像1岁的孩子,尽管饭吃得不少。有位医生叫他母亲喂他用橄榄油煎的鸡蛋。一天下午,送食品杂货的小伙子骑着自行车驶进楼房之间的通道,车轮打滑,他摔倒了。食品包里有些东西流了出来。“不是鸡蛋,”小伙子说,“看见了吗?”砸碎的是瓶橄榄油。“反正你原该买桶装的橄榄油的,”小伙子说,“他不会发觉有什么不同的。我给你再拿一瓶来。还有,你得把大门修修好。难道你要我在门口把脖子摔断吗?”
他到六点钟还没回来。当时是夏天。屋里没生火,也没火柴。“我出去一下,五分钟就回来。”女儿说。
她走出家门。外祖母看着她走远了。她然后用条薄毯子把孩子裹好,离开了家。她们家在大街边的一条小街上,大街上有很多市场,坐高级轿车的有钱人常在回家时在这儿停下买些东西。她走到拐角时,一辆汽车正在马路边停下来。一个女人走下汽车,走进一家商店,让黑人司机在汽车里等着。她走到汽车前。
“给我5毛钱。”她说。
黑人看看她。“要什么?”
“5毛钱。那小伙子把油瓶打碎了。”
“噢。”黑人说。他伸手去掏口袋。“你上外面来收钱,我这账怎么算得清?是她叫你上外边来拿钱的吗?”
“给我5毛钱。他把油瓶砸了。”
“那我想还是进去看看的好,”黑人说,“我觉得你们这些人总是想让人要买什么就一定得买得到,你们这些跟我们一样、一直在这儿买东西的人。”
“只要5毛钱。”女人说。他给了她5毛钱,便走进商店。女人目送着他。然后她把孩子放在汽车座椅上,跟着黑人进了商店。这是家自选商店,顾客们沿着一道栏杆成单行向前移动。黑人紧跟在那刚才走下汽车的白种女人的后面。外祖母看着女人转身把手里握着的一些瓶装的调料和番茄酱递给黑人。“这些要一块2毛5分钱。”她说。黑人给了她钱。她拿了钱,走过他们身边上屋子另一边去了。架子上有一瓶进口的意大利橄榄油,瓶上有个价格标签。“我还有2毛8分钱。”她说。她继续朝前走,仔细察看价格标签,终于找到一样标价2角8分钱的东西。那是七块洗澡肥皂。她拿着两包东西走出商店。拐角处站着一名警察。“我的火柴用完了。”她说。
警察把手伸进口袋。“你在里面的时候干吗不买一点?”
“我忘了。你知道带着孩子买东西容易忘事儿。”
“孩子在哪儿?”警察说。
“我把他卖了。”女人说。
“你应该去演杂耍唱滑稽,”警察说,“你要几根火柴?我也不多了,只有一两根。”
“只要一根,”女人说,“我从来点火都只用一根火柴。”
“你应该去演杂耍唱滑稽,”警察说,“你会博得满堂彩的[79]。”
“我会的,”女人说,“我会让房子毁掉的。”
“什么房子?”他望着她,“贫民院的房子?”
“我会把它毁掉的,”女人说,“你明天看报纸好了。我只希望他们把我的名字写对。”
“你叫什么名字?卡尔文·柯立芝[80]?”
“不,先生。那是我儿子。”
“哦。所以你买东西时才有那么多麻烦,对吗?你真该去参加杂耍团的……两根火柴够吗?”
那个地址已报过三次火警,所以他们并没有急忙赶来。她女儿是第一个赶到的人。大门锁上了,等救火员赶到把门砸开,屋子里面已经烧毁了。外祖母从二楼一个冒着卷卷浓烟的窗户里探出了半个身子。“那些混账王八蛋,”她说,“他们以为能抓到他。可我告诉他们我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我就是这么对他们说的。”
做母亲的以为金鱼眼也被烧死了。他们拉住了她,她声嘶力竭地叫喊着,与此同时,外祖母那张大喊大叫的面孔在浓烟里消失了,房架子坍了下来;那女人[81]和抱着孩子的警察就是在这着火现场找到她的:一个如痴如狂的年轻女人,嘴巴大张着,神情恍惚地望着孩子,两手缓慢地把披散的头发从鬓角往上推。她始终没有完全恢复过来。由于工作艰苦、缺乏新鲜空气和消遣活动,加上她昙花一现的丈夫留给她的性病,她没有一丝力量来承担惊吓,因此有时候,即便她手里抱着孩子,嘴里在对他低声哼唱,她仍然认为孩子已经在大火里烧死了。
金鱼眼完全可以说是已经死掉了。他一直到5岁才长出头发,那时候,他已经是个在一所学校走读的小学生了:一个身材矮小、体质虚弱的孩子,他的脾胃太弱,只要吃上一点点不是医生给他严格规定的食谱里的东西,就会又抽筋又昏厥。“酒会像士的宁[82]一样致他于死命,”医生说,“而且严格说来,他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男人。如果受到精心照料,他也许能多活些日子。可他永远不会比现在长大多少。”医生是在对那女人说话,正是她在金鱼眼外祖母放火烧房子那一天在自己的汽车里发现了他,后来鼓动这位医生来照看金鱼眼。她常常在下午或节假日把金鱼眼带到家里,让他一个人玩耍。她决定要为他举办一个孩子们的联欢会。她告诉了他,还给他买了套新衣服。到了联欢会的那天下午,客人们陆续来了,可金鱼眼却不见了。最后,有个用人发现浴室的门锁着。他们叫喊孩子的名字,可是没有回音。他们派人去找锁匠,但锁匠还没到,那女人害怕了,让人用斧子把门砸开。浴室里空无人影。窗户大开着。窗外是一个比较低矮的屋顶,有根排水管从屋顶通向地面。金鱼眼出走了。浴室地面上有一个柳条编的笼子,以前里面养着一对情侣鹦鹉;现在这两只小鸟正躺在笼子边,还有一把血淋淋的他用来活活杀死它们的剪刀。
三个月以后,在他母亲的一个邻居的鼓动下,金鱼眼被抓到了,给送到一家收容屡教不改的儿童的教养院。他用同样的办法把一只半大的小猫活活杀死了。
他母亲体弱多病。那位想对孩子表示友好的女人供养她,让她做点针线之类的活计。金鱼眼放出来以后——他在教养院里举止行为无懈可击,他们认为他的毛病给治好了,便在五年后把他放了出来——每年会给母亲写两三封信,先是从莫比尔,后来是新奥尔良,再以后是孟菲斯。每年夏天,他回家去看她,穿着紧身黑西服,颇为富裕,不声不响,瘦小黝黑,不愿跟人交往。他告诉她他的职业是做旅馆的夜间接待员;由于职业关系,他跟医生和律师一样,要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
那年夏天,他们在他回家途中逮捕了他,说他在某时在某城杀了人,其实,当时他在另外一个城市杀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赚了钱可不知拿钱做什么,应该怎么花,因为他知道酒精会像毒药一样使他送命,他没有朋友也从来没跟女人打过交道,明知道他永远不可能——于是他说了一句“看在上帝的分上”,便打量起警察被杀的城市里那所监狱的牢房,那只自由的手(另一只手跟把他带到伯明翰来的警察的手铐在一起)摸索着从外衣里找香烟。
“让他把他的律师找来,”他们说,“让他把肚子里的事儿都说出来。你要打电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