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定于6月20日举行。霍拉斯去孟菲斯后一个星期，打电话给莉芭小姐。“我只想打听一下她是不是还在你那里，”他说，“万一需要的话我可以找她。”

“她在我这儿，”莉芭小姐说，“不过你这样找她。我不喜欢。我不想让警察上这儿来，除非他们是来成全我的买卖。”

“只不过要来一名法警，”霍拉斯说，“只是派个人来把一张公文亲手交到她手里。”

“那就让邮差送来吧，”莉芭小姐说，“他反正要上这儿来的。而且也穿着一身制服。再说，他看上去也不比正式的警察差到哪里。让他送来吧。”

“我不想打扰你，”霍拉斯说，“我不会给你惹麻烦的。”

“我知道你不会。”莉芭小姐说。电话里她的声音微弱而刺耳。“我也不会让你给我惹麻烦。今天晚上，米妮大哭了一场，哭那个抛下她的混蛋杂种，而我跟默特尔小姐坐在这儿，我们也哭了起来。我、米妮和默特尔小姐。我们喝完了整整一瓶新开的杜松子酒。我可供应不起。所以千万别派什么傻乎乎的警察来给谁送什么信。你给我打个电话，我把他们两个都赶到街上，你就可以在大街上逮捕他们。”

他在19日晚上又给她打电话。他费了好大力气才跟她通上话。

“他们走了，”她说，“两个人都走了。难道你不看报纸？”

“什么报纸？”霍拉斯说，“喂，喂！”

“我说过了，他们不在这儿了，”莉芭小姐说，“他们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只想知道谁来付一星期的房租——”

“你难道真的没法打听一下她上哪儿了？我也许用得着她。”

“我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莉芭小姐说。他听见话筒响了一下。但电话并没有马上切断。他听见话筒落到放电话机的桌子上的响声，还听见莉芭小姐呼唤米妮的喊声：“米妮。米妮！”接着有人拿起话筒，搁在机座的支架上；他听见电话线路咔哒响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又响起一个冷漠的德尔沙特[66]式的声音：“松树崖区……谢谢你！”

第二天，法院开庭了。桌上放着寥寥几件地方检察官提供的物证：从汤米头骨里取出的那颗子弹、一个装有玉米酿的威士忌的粗陶罐。

“请戈德温太太到证人席上来。”霍拉斯说。他没有回头望。但在搀女人坐进椅子时，他能感受到戈德温的目光正盯在他后背上。她宣了誓，孩子躺在她膝盖上。她重复了一遍孩子生病后第二天讲给他听的事情经过。戈德温两次想插嘴，都被法官阻止了。霍拉斯不愿对他看。

女人讲完了经过。她腰板笔直地坐在椅子里，穿着那套整洁的灰色旧衣衫，戴着那顶有织补过的面纱的帽子，肩头缀着紫色的饰物。孩子躺在她腿上，两眼紧闭，处于那种因服了药而昏昏沉沉的静止状态。她的手一度在孩子脸上摸索着，仿佛在不知不觉地做那些毫无必要的但显示母爱的动作。

霍拉斯退下，坐下来。这时他才朝戈德温望了一眼。然而对方这时安静地坐着，抱着两臂，微微低下脑袋，但霍拉斯发现他黝黑的脸庞上的鼻翼因气愤而变得蜡一般煞白。霍拉斯向他俯过身去，悄悄地说了几句话，但戈德温毫无表示。

地方检察官这时面对女人发问。

“戈德温太太，”他说，“你在什么时候跟戈德温先生结的婚？”

“反对！”霍拉斯站起来说。

“起诉人能证明这个问题同案件有关吗？”法官说。

“法官阁下，我放弃提问。”地方检察官说着，看了一眼陪审团。

法院当天休庭时，戈德温气呼呼地说：“哼，你说过你有朝一日要把我宰了，我还以为你不是当真的。没想到你——”

“别犯傻了，”霍拉斯说，“你难道看不出这场官司你打赢了？没发现他们没办法只好抨击给你作证的人的品行了？”但他们离开监狱时，他发现那女人仍然凝望着他，仿佛深深地预感到大祸就要临头。“我跟你说，你千万不必担心。谈起酿威士忌或讲起爱情来，你也许知道的比我多，不过关于刑事审讯，我知道的可就比你多，记住这一条。”

“你认为我没做错？”

“我知道你没做错什么。难道你没看出你的那番话把他们提出的案情给破坏了？现在他们充其量希望陪审团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而这种可能性小得很。我告诉你，他明天就能走出那监狱，做个自由人。”

“那我想我该考虑怎么付你钱了。”

“对，”霍拉斯说，“好吧。我今天晚上上你那儿去。”

“今天晚上？”

“对。他明天也许还会叫你上证人席的。不管怎么样，我们最好有所准备。”

八点钟的时候，他走进那疯女人的院子。黑暗里只有房子深处某个旮旯里亮着一盏灯，像困在荆棘丛里的一只萤火虫，但他大声叫这女人时她没有出来。他走到门前敲门。一个尖利的嗓门高声说了句话；他等了一会儿。他正想再敲门，又听见有人说话，嗓门尖利、粗野而又微弱，仿佛来自遥远的地方，像是被雪崩埋住的芦笛声。他穿过齐腰深的臭烘烘的杂草绕到房子的后面。厨房门大开着。那盏油灯就在里面，被黑乎乎的灯罩弄得光线暗淡，使这房间——里面隐约可见一大片混杂着老年妇女的体臭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并没有充满亮光却充满了阴影。只见塞进工装裤里的破汗衫上面一个闪着棕黑色微光的结结实实的圆脑袋，脸上方是往上翻的眼白。在这黑人背后，疯女人正在一个打开的碗橱前转过身来，用胳臂把稀疏的头发掠向脑后。

“你那个荡妇去监狱了，”她说，“快跟她一起去吧。”

“监狱？”霍拉斯说。

“我不是说了吗！那是好人们住的地方。你要是找到了个丈夫，把他关在监狱里，他就没法来打扰你了。”她手里拿着只小酒瓶，转身对着黑人。“来吧，宝贝儿。给我一块钱，把它拿去。你有的是钱啊。”

霍拉斯回到城里，去了监狱。他们放他进去。他登上楼梯；看守在他身后把门锁上。

女人开门让他进牢房。小孩躺在床铺上。戈德温坐在孩子身边，两臂交叉，伸着两腿，那姿态表明一个人已经精疲力竭到了最后关头。

“你干吗要坐在那儿，坐在那通风口前面？”霍拉斯说，“为什么不躲进墙角，我们可以用床垫把你遮起来。”

“你是来看我完蛋的，对吗？”戈德温说，“嗯，这可不大对头。这是你的工作。你答应过，我不会给绞死的，对吗？”

“你还有一小时可活，”霍拉斯说，“孟菲斯来的火车要到八点半才到。他肯定懂得好歹，不会坐那辆淡黄色的小汽车来的。”他转身对着女人。“不过你啊。我原来对你估价过高。我知道他跟我都是傻瓜，不过我想你会比我们高明一点。”

“你在替她做桩好事，”戈德温说，“她原来也许会缠着我不放，一直缠到太老了，勾引不上好男人了。你要是肯答应我，等孩子长大了会找零钱了，你会给他找一份卖报的工作，那我就放心了。”

女人回到了床边。她抱起孩子，把他放在腿上。霍拉斯走到她面前。他说：“得了，你放心吧。不会出事的。他待在这儿不会出问题的。他心里明白。你得回家睡会儿觉，因为你们俩明天都要离开这儿了。来吧，嗯。”

“我看还是待在这儿好。”她说。

“真该死，你难道不知道，你要是想象自己会大祸临头，那大祸肯定就会来的？你的亲身经历不就是明证吗？李是知道的。李，叫她别这样。”

“走吧，鲁碧，”戈德温说，“回去睡觉吧。”

“我想还是待在这儿好。”她说。

霍拉斯高高地站在他们面前。女人抱着孩子沉思，低着头，整个身体纹丝不动。戈德温朝后靠在墙上，他抄着两手，黄褐色的手腕插在褪了色的衬衫袖口里。“你现在是个男子汉了，”霍拉斯说，“难道不对吗？真希望陪审团能看到你现在的这副模样，给关在钢骨水泥的牢房里，用五年级小学生的鬼故事来吓唬女人和孩子。那他们就会知道你是压根儿没胆量杀任何人的。”

“你自己最好也回去睡觉，”戈德温说，“要不是有人在这儿吵吵嚷嚷，我们可以在这儿睡觉的。”

“不行；我们这么干有点不太明智。”霍拉斯说。他走出牢房。看守给他开了门上的锁，他走出监狱大楼。十分钟以后他回来了，手里拿了包东西。戈德温还坐在原处。女人看着他打开那包东西。里面是一瓶牛奶、一盒糖果和一盒雪茄。他递给戈德温一支雪茄，自己也拿起一支。“你把他的奶瓶带来了，对吗？”

女人从铺下一个包袱里取出奶瓶。“里面还有点奶呢。”她说。她把奶瓶灌满。霍拉斯给自己和戈德温点烟。等他再抬头时，奶瓶已经不见了。

“还没到喂奶的时候？”他说。

“我把它焐焐热。”女人说。

“哦。”霍拉斯说。他把椅子后倾靠在墙上，靠在牢房床铺对面的墙上。

“床上还有地方，”女人说，“比较软一点。舒服点。”

“不过要换尿布，地方就不够了。”霍拉斯说。

“听着，”戈德温说，“你回家去吧。你这么做一点也没有用。”

“我们还有点工作要干，”霍拉斯说，“那位律师明天上午还会盘问她。这是他唯一的机会：用某种方法来驳倒她的证词。我们仔细讨论的时候，你也许可以睡一会儿。”

“好吧。”戈德温说。

霍拉斯开始训练女人如何作证，一边在狭窄的牢房地板上来回踱步。戈德温抽完了雪茄，又纹丝不动地坐着，交叉着胳臂，低着脑袋。广场上的大钟敲响了九下，后来又敲了十下。孩子哼哼唧唧地躁动起来。女人住了口，给孩子换了尿布，从腰窝里掏出奶瓶喂他。随后她小心地俯过身子，仔细望着戈德温的脸。“他睡着了。”她悄声说。

“我们要不要把他放倒？”霍拉斯低声说。

“别动他。让他就那么样待着。”她轻手轻脚地把孩子放在床上，自己挪到床的另一头。霍拉斯搬过椅子，在她身边坐下。他们两人轻声轻气地说话。

大钟敲了十一下。霍拉斯还在训练她如何作证，一遍遍地演习可能出现的场面。终于他说：“我想这样就可以了。你能记住的吧？要是他提出一个问题而你不能确切地用今天夜里学会的话来回答，那你就暂时什么都不说。我会来对付的。你记得住吗？”

“记住了。”她悄声说。他伸手从床上拿起糖果盒，打开盒子，玻璃纸发出轻微的窸窣声。她拿起一块夹心软糖。戈德温没有动弹。她看看他，然后看看墙上狭窄的通风口。

“别看了，”霍拉斯轻声说，“他用别帽子的大头针都捅不进来，更别说用子弹来打他了。你难道连这一点都不明白？”

“我知道。”她说。她把糖拿在手里。她并不对他看。“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悄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