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年年初，里兹酒店举办了一场舞会。泰雷兹·蒂尼斯达埃勒小姐向列维斯侯爵夫人展示了最近流行的几种舞蹈：探戈和可能是查尔斯顿舞91的雏形。保尔·莫朗与一位衣着紫色的美丽女性共舞，不过并不是苏佐公主92。普鲁斯特跳了几段英国宫廷舞，跳舞人群包括：大键琴弹奏者旺达·兰多芙斯卡93、伊莲娜·瓦卡斯科小姐94、玛丽·舍科维奇、旋转个不停的戈蒂埃·维格纳尔、一位俄罗斯贵妇、一个罗马尼亚人、一个比利时人、一个墨西哥人……普鲁斯特突然有点饿，他收买了一个工作人员。在那人眼中，普鲁斯特名震四海。他为普鲁斯特特地开了一个包间，给他端来了烤羊腿。
工作了整整一晚之后，普鲁斯特在第二天早晨依旧保持着清醒，因为加斯东·伽利玛很有可能来访。为了接待加斯东·伽利玛，他注射了过量的肾上腺素。这一天是一月十八日，星期三，如果加斯东晚上不来的话，普鲁斯特将去洛朗-皮沙街拜访雅克·波雷尔。这次拜访让他很快乐，但随之而来的却是痛苦：这次出行之后，他的病情发作得更加厉害了。从星期四开始的接下来几天，每当他最为不适的时候，加斯东·伽利玛坚持每晚都要造访。他花了那么多个夜晚，只是为了帮助普鲁斯特把最终的手稿确定下来，看普鲁斯特究竟用哪一句话结束洋洋洒洒的《追忆似水年华》。
他送来了《索多姆和戈摩尔（二）》校对的校样，这是最终要付印的校样。伽利玛自己也留有一份，当然希望能看到它尽快出版。不过，令伽利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普鲁斯特不仅在校对方面十分差劲（当然不包括那些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明显错误），而且根本毫不关心。他热衷的是增删、修补，热衷的是为每句话润色，为每个在书中活着的角色修饰。他很清楚自己的病情，他知道自己已然大限将至。可是，即便他已然为全书写下了“完”字，但他仍旧要用最后的精力去打磨作品，所以，他并未真正意义上的“完成”全书。延迟这本书的完成，也就是延迟他生命的终结。为了这本书，他向死神多要了几年的生命。他告诉塞莱斯特，他很开心在末尾写上“完”这个可怕的字眼，他随时随地都可以义无反顾地死去。不过，这当然不是真相。人们什么都不懂，朴实忠厚的塞莱斯特和世故圆滑的加斯东·伽利玛都不懂，在普鲁斯特最后的几个月里，他的目的只是活着。活着，才能对作品进行再构思。他的脑海中一直充斥着对作品的构思：增加一些片段、感受、思考，对事物的形容要再精准一些，对人物的刻画要再丰满一些，对事件的描绘要更加生动一些。例如，他需要把他笔下的两三个地下室的特征写得更加细致，就如同巴黎商场的地下室那般栩栩如生，就如同同时代弗洛伊德对人的心理动机的描绘那般准确。
想象一下：家中有一个地下室，从那里喷薄而出的是冲动、很难理解但力量强大的害怕、错误、很快就忘却的梦想、非本意行为、遗忘和隐藏的愿望，隐藏的愿望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而他却不满足于只有一个地下室，想要几个，好几个地下室，数量不定、相互重叠的地下室，来为不同程度的激励、隐藏的愿望、不理解和永不会理解的害怕筑巢。地下室里层层叠叠地堆积着他的想法。无论如何，不管他做什么，只要他活着，只要他被死神允许再多活一会儿，他的书就永远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书与人生其实很相似，一本书就是一段在不断前行的人生。书中自有奇事、有旅行、有爱情，还有为像贝戈特这样的作家所书写的篇章，有为像凡德伊这样的音乐家构思的旋律，有为像埃尔斯蒂尔这样的画家所勾勒的草图。但无论人们有多热爱这些，作家都会专断地写下“完”字。“写下‘完’字，不是确凿地证明了我们还活着吗？证明我们仍旧可以继续写作、增补、删改，继续为这条饥饿难耐的生命提供食物。它不断吞噬我们的血肉和精力，它是让-亨利·法布尔所观察到的那种土居的黄蜂，而我们则是毛毛虫。黄蜂对毛毛虫太残忍了，它麻痹毛毛虫，使它们瘫痪，成了一种持续新鲜、充满营养的食物。请注意，塞莱斯特，我说的不是它们将毛毛虫杀死，这种土居的黄蜂在其他动物身体里产卵，以便幼体破卵而出时就有新鲜的食物95。我说的是一种更加聪明，但也更加残忍的行事方式。在法布尔的书中，这些幼虫进食是为了活着，而我的书就像那些幼虫一样。塞莱斯特，它们以我每夜所剩无几的精力为食，耗尽了我所剩无几的生命。您是否注意到了，塞莱斯特，‘一个加在校样上要求修改或者增加内容的纸条’和‘鸟含在嘴中的一口食物’是谐音96？在我的书中，有一位博学多才的布里肖，您还记得他吧？斯万觉得在巴黎大学任教的布里肖博士迂腐而庸俗。学识渊博的布里肖曾给贝戈特解释过‘一个加在校样上要求修改或者增加内容的纸条’这个词的词源，这真是有趣。”
一月十八日的夜晚至十九日的凌晨，趁着普鲁斯特去往波雷尔家的时候，塞莱斯特“彻底地”整理了他的房间。她给屋子通风，更换床单枕套，整理手稿、杂志与信件，将散乱在地上的手帕、笔杆、止鼾喷雾、棉纱、湿纸巾等全部归位。
这是自从波雷尔的母亲蕾雅娜去世之后普鲁斯特第一次去往洛朗-皮沙街，他于凌晨两点抵达。在那儿，他遇到了莱昂-保尔·法尔格。他同法尔格谈论科克托，追忆去年十一月刚刚去世的罗贝尔·德·孟德斯鸠97。彼时，他的回忆录正在印刷厂印刷，即将由格拉塞出版社出版。他对这本书中揭露自己某些过往的段落有些担忧，因为他觉得孟德斯鸠是个很爱记仇的人。
他会出席一些晚宴以示对主人的尊重，例如苏佐公主在里兹酒店举办的晚宴。出席这种晚宴时，他总想与人探讨一些“资本主义”的问题，例如，如此隆重的场合下公主穿了什么样的长裙。他偶尔会显得惊慌而焦躁，如同刚从睡梦中苏醒过来一样。一位目击者曾说，他就像“一个慌乱的飞行员为是否应该降落而犹豫不决”。要是无人可以与他探讨这样的问题，他就会一无所获地回去，然后向塞莱斯特抱怨：他出去了一趟，身心疲惫，却什么都没有干成，还浪费了如此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这真是太让人糟心了。要是某位先生、某位夫人也同样接受了邀请出席晚宴，他反而会不敢与他们交谈，或者说不敢表现得叫他们腻烦。他会写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请求他们原谅：原谅普鲁斯特本身与他交谈心切，想走近他们，但他们却在与他人高谈阔论，生怕他们腻烦了自己……他想见的人有伯爵夫人的表兄弟，不过他不在，要么是没有受邀，要么是忙于事务。他想请求伯爵夫人的表兄弟告诉伯爵夫人，她曾欣然允诺今晚带来她姑妈的照片——一位出生于卡斯特里的威格特老夫人。他也希望加尔省的莫里斯·马丁先生也能受邀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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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贝尔·德·孟德斯鸠
“但是，塞莱斯特，这些都没有发生，已经好几天了。准确地说，应该是好几晚了，什么都没有发生。生活就是这样，没有方向、没有意义地继续向前进行下去。没有空闲、没有工作、没有乐趣、没有收获。总之，塞莱斯特，就像我跟您说的那样，既浪费了一个盛大的晚宴，又浪费了一个晚上的时间，这简直是双重浪费。为了这些小事，塞莱斯特，我又耽误了我的正事。”
“但是，先生，如您所说，这些小事的发生，就不能成为滋养和充实您作品的素材吗？”
“您让我无话可说，塞莱斯特。您拿走我嘴里的面包吧，我没什么胃口了。”
他的侄女苏西·普鲁斯特将要举办一场十八岁生日晚宴。虽然她的生日是在去年的十一月二十五日，不过直到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六这天她父母才开始招待朋友。罗贝尔·普鲁斯特一家只知道马塞尔·普鲁斯特是在博蒙家吃的年夜饭，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普鲁斯特为了拒绝博蒙一家的邀请，推说自己无法行走了，不过最后他还是去了。总之，他出席了这场生日晚宴，也是一场“医疗晚宴”——一场有医疗界、军事界和上流社会的“巴黎名人”的聚会。不过幸好，这晚的聚会没有散发出什么药味儿、动植物的味儿和香炉味儿。这些人对普鲁斯特十分友好，甚至连闻名全城的医生加布里埃尔·布傅·德·圣布莱斯都为他让扶手椅，这可不是瞎编的。
普鲁斯特的摇铃声不断，他总是抱怨说房内有风。“怎么可能呢，先生？门和窗都是关上的呀，连窗帘都拉上了。”塞莱斯特说。
他摇铃让她再把维希水温一下，房间刚通了风，这水也凉了，他喝不下去。
他摇铃叫她准备一个馅饼。馅饼做好了，他又嫌难吃，几乎是愤怒地把馅饼给退了回去，一并退回的还有之前要的土豆。
四月底，他摇铃告诉塞莱斯特天太冷了：“厨房是不是会更暖和一点儿？”
他还摇铃叫来塞莱斯特，为他如此频繁地摇铃而抱歉。
他注射肾上腺素以便保持清醒继续工作，随后又吃安眠药睡上几个小时。他饮用加了氯仿的水治疗恶心。
“塞莱斯特，您有羊角面包吗？那些面包还像我喜欢的那样新鲜和松脆吗？准备土豆需要很长时间吗？面条呢？算了吧，塞莱斯特，我看还是不要羊角面包了，别的什么也不要了，我什么都吃不下去。对了，塞莱斯特，我摇铃向您要汤药了吗？”
“没有，先生，您摇铃说的是不要汤药了。”
“话虽如此，还是马上给我端一碗吧。我要滚烫滚烫的汤药，别像上次那样的。塞莱斯特，我有没有跟您说过，您有时让人难以忍受？”
普鲁斯特受到米拉伯爵夫人的邀请前去参加晚宴。刚出门时，遇到了突然来访的保尔·莫朗。其实，他很想去参加米拉伯爵夫人举办的晚宴，在那儿他可以和波利尼亚克王妃见面，在她的引荐下可以收集到一些关于福雷98、弗兰克、德彪西或者是圣-桑99这些资产阶级音乐家的消息。不过，因为莫朗的造访，他没去成，他给伯爵夫人写了一封感谢以及道歉信。与其说写，倒不如说是潦草地画。因为需要询问关于音乐方面的问题，他也给王妃写了一封信。
四月伊始，他为了去里兹酒店见悉尼·希夫100（他在小说上署名史蒂芬·哈德逊）一面而过多地注射了肾上腺素。他预定了星期六早上七点的十二号房间，这也是他常常接见朋友的房间。这些朋友要么是名扬四海，要么是同他没有那么亲密，他才会在酒店接待，而不是在他阿姆兰大街上的那间“狗窝”接待。里兹酒店的老板奥利维埃·达布斯迦通常会将他的朋友们送到这里，他就在此处会客。他腿上盖着花纹格子的旅行毛毯，穿着礼服和上过浆的白色硬胸衣，手上戴着灰色的棉手套。十二号房间幽暗静谧，唯一一束稀疏的光线来自房间角落的一个采光洞。他闷声闷气地说话，被他接见过的人说他像个“眼皮下垂的亚述占卜师”，活像个阿尔伯特·布洛赫101笔下画作中的亚述人，他们步履歪斜、面露阴险，模样带着犹太人的神色。布洛赫本人偏偏也是个犹太人。
这天，普鲁斯特来到里兹酒店，但他没见到经理亨利·艾力斯，也没见到老板奥利维埃·达布斯迦。他们俩双双外出了，这让普鲁斯特很生气。他进了房间，叫楼层的侍者去通知希夫先生及其太太他已经到了。一个小时后，侍者回来了，告知希夫先生现在在这儿，但他太太不在。普鲁斯特让他再去多了解一些情况。一个小时后，侍者又回来了，他说：“希夫先生确实在这儿，不过，问题在于，是莫蒂默·希夫先生，而不是悉尼·希夫先生。我很抱歉，先生，希望您能体谅。”
普鲁斯特与奥迪隆一起回家，他向塞莱斯特抱怨这件事情，并口授让她给一位英国朋友写信。这时的普鲁斯特发着高烧，浑身发烫，连床都下不了了。在信中，他告知朋友，他已经气息奄奄，除了这封信，他还没有向谁在这样的状态下写信。在末尾，他说疲惫没能让他将信写完。
普鲁斯特很清楚有人说他是个伪装者、虚构者，为了那一点儿蝇头虚名而自视甚高，抛弃了过去那些朋友，摆出一副绅士的架子。这几个晚上，他明明出入郊区的各大高级酒店，戴着面具，在舞厅中央跳着英国的宫廷舞。人们嘲讽说，跳舞才是他即将垂死的原因吧？他因为此事而问塞莱斯特：“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如何认出我的呢？”
“先生，事实上，您说的也很有道理。他们以为那个化妆成水牛比尔102的人是您，头戴牛仔帽、腰间配备一把左轮手枪。”
“塞莱斯特，您能想象吗，我装扮成一个牛仔的样子？水牛比尔会比我们活得都要长久！岂是我这副病容可以装扮的？塞莱斯特，这就像我那可怜的斯万，盖尔芒特明明看见他病入膏肓的模样，却还说他会命比新桥，活得长长久久。塞莱斯特，您说盖尔芒特怎么能睁眼说瞎话呢？”
“先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让我一个人待着吧，塞莱斯特。我还有工作，您的关心会打扰到我。”
三月，他轮流摄入肾上腺素和咖啡因、鸦片和巴比妥。他几乎不再进食，也不再睡眠。他的尿毒症又发作了。
四月底，他给悉尼·希夫、雅克·班维尔103、莱昂·都德、诺阿耶夫人、保罗·索地、斯特劳斯夫人、阿尔贝·埃尔芒104、费尔南·范德、让·阿尔伯特、皮埃尔-安德烈·迈、柏格森、亨利·德·雷尼埃、玛丽-克劳德·丹居伊、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寄了亲笔题字的原版《索多姆和戈摩尔（二）》。最后这位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回信说：对于普鲁斯特作品中的“鸡奸者”没有任何神圣的庇佑这一点，他感到十分欣赏与惋惜；在普鲁斯特虚构的世界中，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是被诅咒的，仍旧保留一块净土；在那儿，没有任何鸡奸这样的龌龊事情发生。普鲁斯特对这种有所保留的称赞和恭维并未放在心上，这样的个人解读是可以宽恕的。在其他所有不合时宜的称赞与恭维中，最令普鲁斯特喜悦的是把他同一些明日黄花的作家联系起来，譬如皮埃尔·贝努瓦和塔罗兄弟。
不过，也有另外一些称赞与恭维则是完完全全的曲解，比如因为书中对于土居的黄蜂将虫卵产在其他动物体内这种细致而生动的描写，反而招来了一些称他为昆虫学家的谬赞。他听到之后火冒三丈，他根本不是什么昆虫学家！他之所以写这些，是出于对让-亨利·法布尔工作的敬仰，那位怀着伊斯兰信仰的真正的昆虫学家在普罗旺斯茂密的丛林之中度过了一生。普鲁斯特并不沉醉于细枝末节当中，他自己也从未拿着显微镜观察生物行为，反而像个天文学家那样举着一架望远镜观察天象。他问塞莱斯特：“在洛泽尔，人们会这么表达‘不拘泥于细枝末节’吗？”
“先生，据我所知并没有。”
“好吧，那人们怎么说？”
“人们说……比如……其实我也不知道，先生。”
“塞莱斯特，我在观察遥远的行星，希望能发现一个客观存在的运行规律，就像爱因斯坦那样。是的，塞莱斯特，像爱因斯坦那样！”
“先生，容我冒昧地说一句……”
“不，塞莱斯特，您什么也不必说。是您大错特错了，而且，您也不是唯一一个大错特错的人。”
五月初，为了再一次能在里兹酒店见到希夫先生，普鲁斯特摄入了纯肾上腺素。他的消化道仿佛被硫酸灼烧般作痛，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他因此不得不中断向朋友寄送《索多姆和戈摩尔（二）》。医生建议他洗胃，但随后又放弃了。之后的几天里，他只能咽几口冰激凌、饮几口啤酒。这些都是在里兹酒店里买的，花了他很多钱不说，还都毫无营养。
斯特劳斯夫人收到了他亲笔题字的书，爱不释手。她的丈夫埃米尔假装很嫉妒，推心置腹地跟他们的小马塞尔说：“她整天整天地阅读这本书，清晨、晌午、半夜，她一直在读，一直在读！真糟糕啊，马塞尔！您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而且也是我厌恶的朋友！我总是跟热奈维埃芙说，一直都跟她强调要秉持皮浪105怀疑论的态度，不要轻易地……可是她根本不听！人们将都会看到，热奈维埃芙处于永久的沉迷、永远的敬仰中。”
五月十八日，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106的《列那狐》在巴黎歌剧院首演，这是由俄罗斯的舞蹈家演出的一场滑稽芭蕾舞。演出结束后，希夫一家在玛杰斯缇克大酒店107请客吃饭，为的是要向迪亚吉列夫108及其芭蕾舞蹈家，还有他极其钦佩的四位天才：毕加索、斯特拉文斯基、普鲁斯特和乔伊斯表达敬意。那时，乔伊斯已经在巴黎定居两年，他在午夜时分抵达，因为察觉自己衣着不得体（他没有晚礼服）而十分不自在。他向在场的人都敬祝赞词，除了普鲁斯特。他之前便宣称过，他只读过几页普鲁斯特的作品，也不觉得他有什么才华。晚会结束后，乔伊斯跟在希夫先生和希夫太太身后，和他们一起拥进了奥迪隆的车里。他坐在车门边，打开车窗，点燃手里的香烟。希夫看到以后，立刻叫他扔掉手里的香烟，并且关上了车窗。乔伊斯的眼神之中透露着不满，普鲁斯特那灼烧着的胃也在抗议，但他并没有什么表示。普鲁斯特主动和乔伊斯搭腔，问他是否喜欢今晚宴席上的松露，是否见到了他想见的公爵夫人。乔伊斯回答说：“是的，没有。”普鲁斯特随后又说：“很遗憾，我没有读过乔伊斯先生的作品。”乔伊斯回说：“我也从没读过普鲁斯特先生写的东西。”车开到阿姆兰大街，普鲁斯特让悉尼·希夫向乔伊斯先生转达：乔伊斯先生可以坐他的车回家。
回到房间之后，普鲁斯特不出意外地感冒了。
劳拉·海曼109写的一封信来了。普鲁斯特认识她已经是多年以前的事了。那时，小马塞尔十七岁，他在外叔公路易·韦伊家认识了这位“玫瑰夫人”，那时她三十六岁。小说中有个人物叫奥黛特什么来着？对了，是奥黛特·德·克雷西——一位住在佩鲁斯大街上半上流社会的女人，后来她成了奥黛特·斯万——希尔贝特的母亲。劳拉·海曼寄来的信件满是她的愤怒，她一点儿也不满意书中奥黛特·德·克雷西这位临摹她而成的形象。其实，她并没有读过这本书，但并不妨碍流言飞向她的耳畔。人们告诉她，普鲁斯特描绘的这朵交际花颇有她的身影与风姿，比如书中她渴望着资产阶级的尊严、有条不紊的夫妻生活，而且最后机智地结了婚，这与传统的交际花很是不同。普鲁斯特是以她为蓝本描绘这个人物的，这是真的吗？毕竟这是太过于明显的事实，比如，书中奥黛特府邸坐落在凯旋门后的佩鲁斯大街上，而海曼恰恰就住在佩鲁斯大街三号，那时她经常去普鲁斯特的外叔公路易家。这足以证明奥黛特·德·克雷西正是她劳拉·海曼！小马塞尔实在太没有心肠了，海曼夫人很想知道他将如何为自己辩解。不过，她之所以如此生气，是因为她从未想人们虚伪地来恭维她，但这次小马塞尔却用一本书将她推到了巴黎的风口浪尖上。有人告诉她，读者们的恭维真是络绎不绝呢。“狗屁！就像那些英国朋友说的那样，全是狗屁！”
普鲁斯特在回信中给出了相同的理由，与之前面临相同情况时写的理由一样，他否认了劳拉·海曼是奥黛特·德·克雷西的原型，甚至跟她完全无关。即便她偶然发现了什么共同点，也说明不了什么。他倒是希望她能向斯特劳斯夫人学习学习，至少要三思而行，而不要妄下评断。比如，在《在少女们身旁》一书中，普鲁斯特所深爱的角色奥黛特，或者说斯万夫人，她举办了一场沙龙。在那场沙龙中，有一种白色的花很特别，人们管它叫“雪球花”，那是普鲁斯特在斯特劳斯夫人家中看到的，随后写进了书中：
然而，在这间我后来不再光顾的客厅里，这几个星期里，绽放的鲜花已经冰冷，全部真理已在我眼前显露，而它通过的是另一种令人醉倒的白色，例如“雪球花”——它那高高的、赤裸的茎干像拉斐尔前派画家110作品中的直线形小灌木，茎干顶端是既分瓣又合拢的球形花，它像报信天使一样洁白无瑕，并向四周散发柠檬的芳香。
但愿海曼夫人思考一下，斯特劳斯夫人看到这一段时肯定会认出那些花的，但是她会联想到奥黛特就是自己吗？没有。此外，在普鲁斯特的印象中，劳拉·海曼在室内装修方面有着无可挑剔的品位，不过奥黛特一家的布置并没有给读者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她以为自己在书中是一只天鹅吗？大错特错！他视她为一只轻浮的燕子，或者是漂亮的极乐鸟罢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这段公案，普鲁斯特还要说服人们相信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并非是格雷菲勒夫人，盖尔芒特公爵也不是拉乌侯爵。尽管后面这一虚一实的两个人都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每天早晨他们俩都要穿着睡衣在床边刮胡子，以示他们对住在日耳曼郊区府邸中的附属建筑里的房客们的蔑视，因为他们从未想过会遇到这群乡巴佬儿！“所有的女人都不明白文学创作意味着什么。身为作家，我们不会把任何一个形象原封不动、不经改造地复制在作品里。”
“这样太让人疲惫了，塞莱斯特，这些猜测和流言都是多余的，但无论如何都是我生前应当做的。您能为我买一些芦笋吗？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会吃。要是我摇铃了，您就给我端来。不过，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会摇铃。我摇了，您就要马上过来；我没摇，您也要随时过来看一下我是否安好。”
尽管他病入膏肓、疲惫不堪、伤痛累累，尽管他患有风湿、失眠，尽管他服用如此多的药物，但他仍坚持完成自己的工作：他每天都或写或口授几封信件，阅读《费加罗报》《高卢人报》中和他有关的新闻简报，以及其他有关于他的专著、杂志和信件。对于任何收到的作品和信件，他都会回复以详尽的评论，而不是一些简单的字句。他甚至还会回复别人因他寄去《索多姆与戈摩尔（二）》而写的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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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海曼，少年普鲁斯特献殷勤的对象。
他全部会读，是的，他甚至还读了克洛德·费瓦尔111，也就是皮埃尔堡男爵夫人寄给他的历史小说《埃及艳后》。他在回信中倾注了大量对这本书的赞美之词，尽管在他人读来都是一些套话，辞藻华丽而空洞，毕竟这无非是他纯粹献殷勤罢了。
我们的小马塞尔很是愤慨：“记住了，塞莱斯特，一位资产阶级的贵族是不会被一位中产阶级努力所得来的成功而打动的。在贵族的眼中，这成功根本就不存在，如同易散的浮云一般，看不见，也闻不到。我之所以可以对你这样说，也是因为我并非贵族。但是，如果我是的话，比如说，于泽公爵，或者盖尔芒特公爵，那么也许我会成为一个被后世遗忘、默默无闻的作家。正因为我不是贵族，所以可以冷眼旁观他们的生活，然后写进书里。”
“先生，这是一种报复的手段吗？”
“这么说对，但也不对，塞莱斯特。这样更是为了让我与他们隔绝开来。请允许我用如此粗俗的表达方式：我出名了，但我并不是那种追名逐利的俗人。一位贵族自出生就享有名利，这是由他的出身所决定的，但对于我这样出身于中产阶级的人来说，我必须不断地努力，才能获得名声。”
“但是，他为什么需要名声呢，先生？”
“啊，塞莱斯特，您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您说得很有道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渴望名声，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抱负。以斯万为例，他具备了所有为世人所仰慕的美德，但他却毫不看重这些名声。他唯一的热情就是谈论艺术，取悦那些贵妇太太……以及那些他赛马俱乐部的贵族朋友。这些就足以让他幸福了。然而，我并没有这样的运气。或者说，我没有这样的缺憾。”
雅克·里维埃尔还没有写完他的书，普鲁斯特对此大失所望。不过，里维埃尔请他放心，他肯定会写完的。不过，问题就出在这儿，写完和完成并不是一个概念。他肯定会写完的，会在作品的终结处写上“完”字，这无可怀疑，但是，在“圆满完成”这一概念上呢？这必然是没有的，他以为里维埃尔的作品和其他人的作品不一样。它也将是不止不休的，只有作家本人的死亡才能终结它。在这一点上，只有普鲁斯特才能理解，即便雅克·里维埃尔是个纯粹的文人，但他也很难理解。
普鲁斯特并不是要逃离这些东西：时间的流逝、疲倦、疾病、失眠、晕厥、食欲不振，而是要尽可能地走得远一些，离那个永远无法抵达的终点可以更近一点。它的作品就是利维坦112，要保证它能繁衍生息下去，就只能让它吞食自己的内脏。“塞莱斯特，您还记得我常常跟您提及的那位伟大的昆虫学家让-亨利·法布尔用什么词去形容雌黄蜂的吗？产卵前，它将刺尾刺进毛毛虫每个神经系统的淋巴结中，这样，毛毛虫只会麻痹，而不会死去。这样，它的血肉也能持续保持新鲜，为黄蜂即将产出的幼卵提供食物。”
“当然，先生，您跟我说过，这个真让人恶心，但我知道，这只黄蜂是您亲手创造的，这只麻痹的毛毛虫也是您。您已经被困住、无法动弹好久了，以供养这些嗷嗷待哺的‘幼体’，您自己创作的文学‘幼体’。”
“塞莱斯特，在您我都去世以后，当然我希望您的去世可以来得更晚一些，我作品的批评家、评论家都将涌现。他们也许会心怀真诚，也许会中肯而不失偏颇，也许单纯是要卖弄学问，但那时候就只有您了，塞莱斯特，只有您才最理解我。”
“哦，先生，请让我回到厨房去吧，我不想让您看到我脸红了。”
六月十二日，轩尼诗夫人在费桑德利街八十五号的府邸里再一次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晚宴，普鲁斯特也受邀出席了这场晚宴。不过，有人提前告诉过他，这并不是一场高雅的招待会，而是鱼龙混杂，各路人物都有。一位女歌唱家唱了一段古诺113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该走了！唉！该离开这个怀抱了。”穿梭于晚宴上的有那位像穿堂风一般冷冰冰的波利尼亚克王妃，还有美国大使、泰雷兹·米拉王妃、居斯塔夫·施伦贝格、博尼·卡斯特兰、吉什公爵、阿莫里伯爵夫人泰雷兹·蒂尼斯达埃勒，他们就是凡尔杜兰和夏吕斯114的重现。普鲁斯特更喜欢的是那些真情流露的人的陪伴，而不是那群毫无人情味的、装腔作势的知识分子。宾客们在他的周围围成了一个圈，说他们都读过或听过他的书，七嘴八舌地讨论着他的作品。尽管普鲁斯特发着低烧，不过他暗自忖度他并未白来。不久，他注意到了一位名叫马塞尔·普雷沃斯特的小说家小心翼翼地靠近这个圈子，他像是孤注一掷般大声呼唤他：“你好，普鲁斯特先生！”普鲁斯特正沉浸在他人的赞誉之中，不想理会这个人，于是假装没有听到。然而，这位法兰西学院的马塞尔·普雷沃斯特坚持站到了普鲁斯特的身后，大声地说：“亲爱的普鲁斯特先生，请您回想一下……”普鲁斯特转过头来，他不想表现得太过粗鲁无礼，对他人的招呼视而不见，但又不想像个仆人一样呼之即来，所以只是转过头。普雷沃斯特说：“这件事不能再改天说了——人们总是弄混我跟您的名字。我常常收到别人寄给您的信件……”
普鲁斯特彻底转过身来：“是的，先生，的确，我们名字一样，但除此以外，我们就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了。”
回家后，他烧得更厉害了。第二天，他向塞莱斯特讲述了这件法兰西学院院士粗鲁地闯入他们谈论、打断仰慕者们的赞美的事情：“他想跟我套近乎，塞莱斯特，就因为我们的名字挺像的，搞得粗心的邮递员都弄混了。但是，我一点儿也不像他，我不会写那种人们在车站坐车时无所事事才读的小说！而且，这个人最近才写了一篇关于斯万的讨厌的文章，他以为我忘了！这些人真是表里不一啊，塞莱斯特。当我有了那么一点名声之后，他们才趋之若鹜地向我伸出友好的手。”
“先生，您为什么这么讨厌车站？”
“塞莱斯特，车站对我毫无用处。它们灌满了穿堂风，对我来说是致命的。”
普鲁斯特试图起床，但他挣扎了许久。比泽医生诊断出他的尿毒症复发了，他觉得可能是因为塞莱斯特在壁炉里生火，通风管道裂开来，房间里烟熏火燎的，所以他才头晕窒息、步履蹒跚。显然，普鲁斯特应该离开这间充满毒气的房间，外出呼吸一下清晨四点的新鲜空气，这样也可以让塞莱斯特彻底地整理房间。但是，想要外出，就不得不一步一步地走向那部电梯，但偏偏他做不到，每走一步，都要因为晕厥而跌倒。
纪德来看他了，指责他最近给加斯东·伽利玛先生写的一封信。信中他抱怨一本美国杂志里的一篇文章，文章揭露了《新法兰西杂志》起初拒绝了《在斯万家那边》，这让他难以忍受。他憎恶他们看轻他，怨恨他们觉得他是追逐上流社会的世俗人。其实，他早就不是这样的人了。但是，纪德以为普鲁斯特忘恩负义、有失公道，毕竟《新法兰西杂志》已经悔改了，也在很大程度上尽力弥补他，并且将要一直出版他的作品。
他一直在完善《女囚》和《阿尔贝蒂娜不知去向》，不断地增补、增补，再增补。
加斯东·伽利玛先生向普鲁斯特提出了一个建议：时装设计师兼收藏家雅克·杜塞115打算购买他的手稿和修改过的校样。这件事最终没成，因为普鲁斯特要价太高了。杜塞告诉他，他打算去世以后把所有的收藏品都捐赠给公共机构，普鲁斯特想到了很久以后，研究者或者收藏家都可以随意查阅、比对他的手稿，对他的写作方式做出评判，以此来推测他写作时思想的变化。这种“作者死后写作历程的揭露”，对于普鲁斯特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凭什么，塞莱斯特？我的作品，我的文字，只有我才能仔细审读、删减那些不够好的段落。凭什么他们以为自己可以扮演审讯者，扮演我那堆废弃文字堆的搜寻者？我想问问您，这是为什么，塞莱斯特？”
一天晚上，保尔·莫朗来看望他，他逗留了很久。“啊，塞莱斯特，莫朗他爱我，他真的很爱我。”
普鲁斯特给这群认真、快乐的学生上法国历史课：塞莱斯特、奥迪隆、玛丽·吉耐斯特、伊冯娜·阿尔巴雷。他管他们叫“孩子”。（很难想象，虽然没有什么不同，但他却是这个家庭的“父亲”，可不是“父亲”又是什么呢？）维钦托利116在阿莱西亚放下武器；人们举起留着胡须的克洛维117欢呼胜利，祝贺他加冕为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118抚摸着一个金发小孩儿的头；圣女贞德119穿着甲胄进入奥尔良；布永的戈弗雷120；无畏无惧的巴亚尔骑士121；路易十一122和他的囚室；圣路易123在橡树下维护公正，却死于威尼斯的圣战；弗朗索瓦一世124和尚博尔城堡的楼梯；投石党运动125和战争……
吕西安·都德将要离开巴黎了，他来与普鲁斯特告别，这是他最后一次来访了。都德很激动，他看见普鲁斯特的脸色更加苍白、黑眼圈更加严重了，就像中国留白的宣纸上泼下的黑墨。他想拥抱普鲁斯特：“您这样病重多久了，我的小马塞尔？大概有三十年了，是吗？”普鲁斯特推开了他，他还没有刮胡子，也没有洗漱，隐隐觉得有些不舒服。吕西安·都德只好牵起他的右手，亲吻了一下，随后转头离开，但又折返回来。普鲁斯特深深地看着他，好像知道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这的确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普鲁斯特被保罗·布拉奇和埃德蒙·伽卢带到了“屋顶牛”——一间由科克托推动成为潮流的酒吧。莫朗答应要一块儿去的，但临时爽约了。伽卢晚上九点一刻来找普鲁斯特，塞莱斯特给他打好领结，应他要求给他带来热的汤药——依他的口感是要不烫的那种。伽卢穿着晚礼服，因为他待会儿得离开他们去参加另一场晚会。离开前，他向普鲁斯特证实了孟德斯鸠的回忆录《模糊不清的脚步》将会在格拉塞出版社出版。伽卢正是这家出版社的文学总监，也是这本回忆录出版前第一个阅读手稿的人。他请普鲁斯特放心：他将会删去那些他以为会得罪人的段落。若是普鲁斯特在这本书出版前去世，他可能就无法回答那些猜测了，也不能一遍遍重申：不，夏吕斯并不是孟德斯鸠，他是很多人糅合而成的一个角色。但是还好，他删去了那些段落……
布拉奇的朋友们也来了，其中还包括马来西-默伦伯爵。他们喝得酩酊大醉，和其他顾客们一起讨论着什么人是“靠妓女养活的男人”和“娘娘腔一样的同性恋者”。酒店老板和业主路易·莫伊斯也参与了这场谈话。“塞莱斯特，那个莫伊斯，怕是非法占有这些桌子的。”
“先生，您今晚兴致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