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母亲笑了,“可爱吗?没有吧。尽管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她漂亮。对我来说她太苍白和忧郁了,而且鼻子太长”。
默顿夫人,劳拉的记忆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已经成了一个悲剧缪斯的图像。她有一种忧郁的本性。“我用勺子盛起忧郁”,她从未厌倦这么说。“我用勺子盛起忧郁,而且悲伤忧愁还将会更多。”然而,当孩子们的母亲提醒她的时候,她并不抱怨什么。她有一个好丈夫和一个不太大的家庭。还有一些遥远的朋友,一些人她从未见过,她曾经失去过一个仍在婴儿期的孩子,她的父亲最近老死了,还有两年前因为猪瘟失去的猪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痛苦,但是这些损失是任何一个人都会经历的。许多人,没有谈论过勺子和悲伤,也照样挺过来了。
忧郁真的吸引不幸吗?还是说过去、现在、未来其实是一个东西,只是被我们的时间概念划分开来了?默顿太太在年老的时候注定成为了一个悲剧性人物,就像她年轻时看上去那样。她的丈夫已经死了,唯一的儿子和两个孙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丧身后,她被孤零零地留在了世上。
那个时候她已经离开家,生活在另一个村子,劳拉的同样经受战争磨难的母亲,有时怀着同情过去看她。劳拉母亲发现她是一个悲伤但顺从的老妇人。不再有任何关于悲伤的谈话了,也没有哀悼她自己的困境,只是安静地接受世界原本的样子,并坚决地尝试快乐。
那个时候是春天,她的房子里花瓶和瓦罐里插满了鲜花。她的访客注意到了空气中充满了微弱的花香;仔细去寻找,她发现它们不是花园里种植的鲜花。每一个锅、瓦罐和花瓶里都插满了山楂花。
她感到很震惊,虽然比起很多其他乡下妇女她已经算不迷信,她也绝对不会把山楂花带到室内。它可能是不幸的,也可能不是,但是实在是没有意义去进行这种不必要的冒险。
“你不怕这可能会为你带来坏运气吗?”她们喝茶时她这样问默顿夫人。
默顿夫人笑了,一个微笑对于她来说几乎与在室内看到山楂花一样不同寻常。“它怎么能呢?”她说。“我没有人可以失去了。我一直都喜欢这些花。所以我想带它们进屋欣赏它们。”
政治是女性很少提到的话题。如果真提起来,也通常是评价某些丈夫的过度热情。“为什么他不能远离这些事儿呢?根本就不关他的事啊。”有些妻子会这么说。“谁统治这个国家和他有什么关系?无论是谁也不可能给我们什么,也不能从我们这里拿走什么,因为你不能从一个石头上得到血。”
有些人会带着歧视地说,遗憾的是这些男人赞成自由主义的观点。“如果他们去投票,为什么不和贵族一样投给保守党呢?你永远不会听到自由主义者给穷人一点煤炭或者是圣诞节的一条毯子。”确实,事实上你没有听到,因为教区里没有自由主义者买以英担计量的煤,而且如果他的妻子能为每个床都找到一个毯子的话他会觉得很幸运了。
一些老一辈的人同样的懦弱。一个选举日,孩子们从学校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年老的、几乎卧床不起的邻居,在一个豪华马车里靠在垫子上在去投票站的路上。几天之后,当劳拉给他带去了一些她母亲做的小点心时,他在她离开前对她耳语:“告诉你爸爸我是投给自由党的。他!他!他们把可怜的老马带到水边,但是它不从他们的水槽喝水。不是他!”
当劳拉告诉她父亲这个消息时,他看起来不像他们的邻居预期的一样高兴。他说坐着别人的马车去投票反对他们有点不好;但是她的母亲笑着说:“在那种天气下也只有那个老守财奴起床了。”
除了政治上,村里人对待他们称之为“贵族”的态度是奇怪的。他们以他们富裕有权力的别墅的邻居而骄傲,尤其是在他们有贵族爵位时。隔壁教区的老伯爵被称为“我们的伯爵”,当旗帜在他的大宅上空飘扬以显示他住在这里时,可以从树顶上看到,他们会说:“我看到我们的伯爵回家了。”
他们有时看见他坐在马车里穿越村庄。那是一个很老的老人,深深陷在坐垫里,被半埋在毯子里,通常过于麻木去注意到,或者看到他们的屈膝礼。他从未和他们交谈过,也没有给过他们任何东西,因为他们没有生活在他管辖的村落。至于那些圣诞节的煤炭和毯子,他有自己的辖区需要照顾。但是那些在他的土地上工作的人们,虽然没有直接受雇于他,但出于一些遗传的本能他们觉得他属于他们。
对于与等级和出身无关的财富他们给予的尊重较少。当一个有钱的退休帽匠买了邻村的房产然后成为一个乡村绅士时,村里人会很愤慨。“他是谁?”他们说,“只是一个假装贵族的店主而已。我不会为他工作,绝不会,哪怕他付我金子”!一个曾被派去清洁他马厩里的一口井的人曾经见过他,说:“我唯一想到的是希望他卖给我一顶帽子。”这件事被重复数周,作为一个很棒的笑话。在之后的一些年里劳拉不断被告知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邻居们通常都有偏见,不会去拜访刚富裕起来的家庭。当时那是在用一把金钥匙可以打开任何门之前的事。
世袭的地主还有严肃善良的政府官员以及他们家里的女士得到人们的尊重。一些本地人家庭的儿子或孙子被说成是“野生年轻的恶魔”,被人们带着一种恐惧的赞赏仰望。地狱火俱乐部的传统没有完全消失,据称一个年轻的贵族在一次赌博中输掉了他家族的一个庄园。还有更多耸人听闻的放荡传言,一群漂亮的乡下女孩是主角,还有一个圣洁的副牧师——一个白发老人,当时住在一个废弃大宅的副楼里,他去劝告那些兴奋的年轻人。没有那场谈话的记录,但是结果大家都知道了。那个老人被推倒或者踢倒在门前的台阶上,门在他后面摔上了并且拴上。然后,那个故事继续说,他爬起来跪在那里,大声地为内心可怜的罪恶的孩子祷告。好心的花匠,扶他回了自己家,在他试图回家之前让他休息了一会儿。
但是,如果不谈其他,只用村里的标准来看的话,村里的大多数人都还算温和得体。夏天的下午三点,马车会来接房子的女主人和她成年的女儿,如果有的话,去拜访别人。如果他们发现没有人在家的话,会留下卡片,折一个角,或者根据礼节不这样做。或者她们在家等别人来拜访,在修剪得当的草坪上雪松下打槌球游戏,喝茶。冬天他们打猎。一年四季他们从未错过周日的礼拜。他们对穷邻居总是挂着微笑点点头,对住在他们自己房子里的人有更多的关注和友好。至于那些人的实际生活,他们知道的不比英国人知道关于继承那些星星点点别墅的罗马人多。很值得怀疑他们对穷邻居的了解会比那些罗马人多,尽管他们说着同一种语言。
社会地位的障碍时常被逾越。或许那些年轻人先一步认识到,那些花园大门后面的人们只是比那些生来就贫穷的个体们要少“贫穷”一点。有时候他们会说:“雷蒙德主人,他是不一样的。你什么都可以对他说,他相比其他贵族来说更像我们的人。他确实和你站在一边,而且他有一颗敏感的心,不会把他的钱袋捂得太紧。如果他们中间有多一些的人像他就好了。”或者,“桃乐茜小姐,她现在不同了。来见大家的时候不会问一个接一个的问题,相反她把自己放低你会乐于告诉她很多事情,你可以而且你知道这个不会传到更远的地方。我不介意在我忙得天昏地暗的洗衣日见她,这已经说明问题了。”
另一方面,有一些老护士和值得信任的女仆被他们服务的人当做平等的人相待,并且当做真正的朋友来爱,并不顾及等级之分。这个“朋友”的名义,当这个对他们说出来的时候,比任何物质利益给了他们更深层次的满足。一个退休了的女仆,劳拉后来认识的,对她说过很多次,显然她把这个当做她经历中毫无疑问的闪光点。她曾经当过一个进入上层社会有爵位的女士的女仆很多年,为她参加宫廷活动梳妆打扮,在她生病的时候为她宽衣伺候她上床,和她一起旅行,纵容她的无知和虚荣,而且知道——因为作为一个那么亲近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她最私密的悲伤。最终她的“夫人”,变老了,临终前躺在她的病床上,她的女仆在照顾她,正巧单独在她的房间里,她的亲戚,没有一个是非常亲近的,在楼下用餐。“扶我起来”,她说,然后女仆把她扶了起来,她用手环绕着女仆的脖子支撑着,亲吻女仆,说,“我的朋友”。威尔逊小姐,在二十年后,认为那个吻和那两个字是对她多年付出最充沛和珍贵的回报,远远超过她根据那个可怜的夫人的遗嘱所继承的房子以及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