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处都是令人战栗的惨状。但这不足以让他驻足，反倒是那些没有料到的细节让他迷惑不解，让他没法儿前行。在沿一条狭窄的道路走了三英里后，他们来到了一个交叉路口前。他看到他期待着的那条路出现在面前，先转向右，又随着地势的起伏，弯向覆盖在小山丘西北面的一片灌木林。他们停下脚步，好让他查看地图。可地图哪儿去了呢？他觉得该揣在口袋里或是掖在皮带里的呀，但都不是。难道是丢了？还是留在上一次歇脚的地方了？他脱下那又厚又重的长大衣，把它扔在地上，刚要在身上的夹克里搜寻时他突然反应过来：地图就握在他自己的左手里，而且在那儿肯定待了不止一个小时了。他瞟了一眼另外两个人，可他们扭过脸去，间隔着站着，默默地抽着烟。是的，地图还在他手里。他是从一个上尉尸体的手指间把它抠出来的。那是在西肯特郡，那上尉就躺在外面的一个壕沟里。壕沟？是哪儿的壕沟？这种标识后方的地图实在不可多得。他还取走了那可怜的军官的左轮手枪，尽管他并无意假冒一位长官。只是因为他自己的步枪不在了。可他还想活。想活下去。
他注意着的那条路从一座被炸毁的房屋一侧延伸出去。房子看上去还很新，可能是一个铁路职工的宅子，刚在上次被毁后重修过。有什么动物的足印圈着轮胎印辙形成的小水洼。也许是山羊吧。边上黑乎乎的带条纹的破布条和窗帘、衣服的残余物散落各处。一个被炸毁的窗户框子松松地挂在一丛灌木上。哪儿都闻得到湿乎乎的煤烟味。这就是他们该走的路，这是捷径。他折好地图，弯腰拾起大衣，就在他正直起身来把它披上时他看到了……其他两个人察觉了他的动作，都转身顺着他凝住的目光看去。那是什么？是条腿！挂在树上的腿。树是刚长出叶子的悬铃木，腿，是条人腿。插在离地面二十英尺高的树上第一个树杈间，光秃秃的，齐齐从膝盖以下斩断。他们附近看不到任何血迹或撕下的皮肉。那是一条完整的腿，苍白而光滑。它那么小，一眼看去就是小孩子的腿。这腿摆放的姿势如此精妙，以至让人觉得这纯粹就是个展示，供他们更好地欣赏，让他们看个清楚：这是一条人腿。
两个下士发出轻蔑的声音以表示厌恶，然后，拾起了他们的行装。他们拒绝为这东西浪费感情。这情形他们在过去的几天见得够多的了。
卡车司机耐特尔又抽出一支烟，问道：“那么，走哪儿呢，长官？”
他们这么称呼他是为了解决令人头痛的军衔问题。他却在急匆匆地沿小路走着，几乎是在半跑了。他想到他们前面去，离开他们的视线。他急于把那不适从体内排泄出去，不管是从上还是从下。他不知道会怎样，身体却自动替他做了选择。他在谷仓后一堆瓦砾旁大吐了一通。吐完他就觉得渴了。身体没法子一下失去那么多水分。于是他拿起水壶喝着水，一面绕谷仓慢慢走。他想好好利用这段独处的时间察看自己的伤处——就在肋骨下面，右边有个半个一克朗硬币那么大的伤口。昨天他清洗掉了凝固的血痂，今天状况还不错。伤口周围的皮肤红了，但没有肿。他总觉得表皮下有东西。走动时他能清楚地感觉到。可能是一块碎弹片吧。
到两个下士追上他时，他已经把衬衫下摆掖到裤子里，并装作是在研究地图。和他们同行的日子里，这张图是他惟一的隐私。
“你慌什么？”
“他看到哪个骚货了。”
“他是在看他的宝贝地图。他妈的又在怀疑什么了。”
“没错，先生们。是这条道。”
他掏出一根烟，迈斯下士替他点火。为了掩饰手的颤抖，罗比·特纳继续往前走。另两个便跟在后面。他们已经像这样子跟了他两天了。要么就是三天？他的军衔比他们低，可他们什么都听他调遣。为了不失身份，他们不停地嘲弄他。每当他们拖着双脚走在路上或是穿越一片田野时，他总是久久地沉默不语。迈斯就会说：“长官，你又在想哪个骚女人了吧？”接着耐特尔便会自得其乐地一遍遍重复：“他妈的肯定是，他妈的肯定是。”他们俩都是城里人，一点也不喜欢乡间，一到乡间就迷路。指南针上的方位一点都帮不了他们。虽然他们接受过基本训练，但那点训练现在已毫无用处。他们觉得，为了抵达海岸，他们绝对少不了他。真是难为了他们。他在这个小团体中像个指挥官，可实际上他自己一条杠都没有。第一天，他们在一个被烧毁的学校的自行车棚栖身时，耐特尔就问他：“你这个屁都不是的小兵怎么说起话来好像很有身份似的？”
他不想给他们作什么解释。他只想活下去。他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要活下去。至于那两个人，他们跟不跟着他有什么要紧呢？至少他们的枪都还在，而且迈斯是个大块头，肩膀里就透出那么一股力气。他自己说在酒吧里演奏过钢琴。真那样，他的大手该能跨过一个半八度吧。他俩的奚落，特纳也没有放在心上。他心头只压着一件事。他离开大路走在这小道上，惟愿快忘掉那条腿。小路连接着一条铁道。铁道从两堵石墙间延展向下，斜入了一个从大路上根本看不到的山谷。谷底有条褐色的小溪，一种看上去像微型水生西芹的植物分布在水面，密密地织成一条地毯，他们便踩着那深嵌在地毯里的石头过了河。
他们从谷底攀上，夹在古时留存下来的墙间，小路缓缓转向西方。眼前变得清明的天空，像希望一样闪亮，其余的一切都灰暗无光。穿过一片栗树林，就接近山顶了，渐渐潜入云中的太阳用它的光辉包容了一切，让三个走进这光芒的士兵心驰神荡。要能在法国乡间，漫步跨入夕阳来结束一天的劳顿有多美好啊。会多么鼓舞人心。
一走出栗树林，他们就听到了轰炸机的声音，于是他们又返回林中，在树下抽着烟，等待着。从他们所处的地方看不到飞机，却能欣赏漂亮的风景。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哪里是辽阔的山脉，它们是大幅风景画中起伏的波纹，是别处那巨大的地壳隆起而产生的隐隐回响。山峦叠嶂，浅淡晕染，仿佛纹理渐渐模糊的涟漪，灰色和蓝色交织而成的轮廓也逐渐隐入徐徐下落的太阳。在他眼中，这一切美妙诱人得犹如餐盘上珍贵无比的佳肴。
半小时后，他们在一个更长的斜坡上作起了一个长长的Z形攀登。斜坡远远伸向北，最终送他们到达另一个峡谷和一条水流更加欢畅的小河。他们踩着石桥上厚厚的牛粪走过小河。两个下士看来没他这么累。他们又在嬉闹作乐，还做出感到恶心的样子。其中一个拾起一块干牛粪掷向他后背。特纳没有回头。一些东西萦绕在他脑中，挥之不去。那些碎布片，他开始想道，可能是个孩子的睡衣吧。是的，是个小男孩的。有时候天亮不久就会有飞机的俯冲轰炸。他努力想要挣脱这些图像。它们却不放过他。一个法国男孩在床上熟睡着，还有……特纳想尽量离那个毁于战火的村子远些，越远越好。这会儿已不仅仅是德军的步兵和空军在追赶着他，逼他往前走了。如果有月光，他很乐意整晚都这么走下去。可那两位下士不会干。也许是摆脱他们两个的时候了。
过了桥，沿着水的流向有一排杨树。树梢在最后的一抹阳光中颤动着，绚丽而灿烂。士兵们换了个方向走，不久就踏上了另一条小路，逐渐远离了那条小河。他们曲折而行，从长着肥厚闪亮叶子的灌木丛中挤过去。当然也有发育不良、叶子稀稀落落的栎树丛。脚下的植物散发出潮湿而又芬芳的香气。他却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让这儿那么与众不同。
前方传来了机器的轰鸣声，越来越响，越来越狂怒，听来该是高速旋转的飞轮，不然就是以无法想象的速度运转的涡轮机。他们觉得自己正要走入一个声音和力量的巨厅。
“蜜蜂！”他冲口而出。他不得不转身又重复了一次，他们才听明白。暮色更浓了。他懂得那常识。如果一只蜜蜂粘住了你的头发，狠狠地叮你，在死时，它会释放出一种化学物质，所有收到这讯号的蜜蜂都得赶来，蜇同一处，死在那儿。这是一场全民征兵！经历了以前的千难万险，再来这么一下子简直是侮辱人。他们用各自的大衣护着头，跌跌撞撞在蜂群中穿行。在它们的包围下，他们慌乱地踏上摇摇欲坠的木板，跑过散发着恶臭的水沟。当他们跑到一所农舍背后，一切霎时归于平静。农舍另一面是个场院。他们一走进去，狗就狂吠不止，一个老妇人朝他们跑来，一面还冲着他们拍巴掌，把他们当作能嘘走的母鸡。两位下士都指望特纳的法语能派上用场。他迎上前，等她走近。他听说过平民以十法郎一瓶卖水的事儿，可从未亲眼见过。他接触过的法国人要么慷慨大方，要么就是迷失在自己的苦难之中。眼前这位老妇看上去弱不禁风，却精神亢奋。她的脸好像月球，布满沟壑，神情狂乱，嗓音尖利刺耳。
“不行，先生。你们不能待在这儿。”
“我们想在仓库里借住。我们需要水、酒、面包、奶酪，还有您能匀出的所有其他的东西。”
“不行！”
“我们在为法国而战。”他柔声说道。
“你们不能待在这儿。”
“天一亮我们就走。德国人还在……”
“不关德国人的事。是我的儿子。他们都像野兽一样。他们很快就回来了。”
特纳从老妇旁挤过去，走到临近厨房的院子角落里的水泵旁。耐特尔和迈斯跟在后面。他喝水时，一个大约十岁的小姑娘和抓着她的手的幼弟站在门口看着他。喝完水，又灌满水壶后，他冲他们微微一笑。他们急急地逃掉了。下士们都站在水泵下，一起喝着。老妇人幽灵般出现在他身后，想抓住他的肘。没容她开口，他先说道：“请把我所要的那些东西拿来，不然我们就要自己去拿了。”
“我的儿子们都是畜生。他们会杀了我的。”
他很想说，那就这样吧。但终于忍住了，走了开来，回头冲她喊：“我会和他们谈谈。”
“那他们就会杀死你的，先生。会把你撕成碎片！”
和耐特尔一样，迈斯下士也曾是英国皇家陆军补给与运输勤务队的厨师。入伍前，他是图腾罕姆巷路上希尔饭店里的仓库保管员。他说他知道该怎么把一个地方搞得舒舒服服。他开始在谷仓里布置他们的住处。特纳好想马上躺下去，四肢舒展躺在一堆稻草上。迈斯找到一堆麻袋，在耐特尔的帮助下把它们填满，做了三个床垫。他还单手托下几捆干草做床头板，然后把一扇门架在砖垛上，搭了一张临时桌子。最后他从口袋里掏出半截蜡烛。
“还是舒服点好。”迈斯不住地用鼻子哼着这句话。这是第一次他们不把性粗话放在嘴边。三个男人躺在“床”上，抽着烟，等待着。这会儿他们不再渴了，思绪全集中在想得到的食品上。听到大家的肚子在黑暗中咕噜咕噜响，他们都笑了起来。特纳把他和老妇人的谈话还有她对她儿子的描述告诉了他的伙伴。
“他们或许是内奸。”耐特尔说。站在同伴身旁，他显得格外矮小和不起眼。但他有一个矮小男人的轮廓分明的五官和一张友善的酷似啮齿动物的脸。每当他摆出那特有的姿势——上面一排牙齿放在下嘴唇——这特征看起来就更明显了。
“要么就是法国纳粹。同情德国者。就像我们国家也有莫斯利[1]这种人一样。”迈斯说。
沉默了一会儿，迈斯又迸出两句：“或者他们都是乡巴佬近亲结婚弄出来的神经病吧。”
“不管怎样，”特纳说，“我想你们现在都该检查一下武器，把它们放在手边。”
他们照他说的做了。迈斯点亮蜡烛，然后他们完成了例行检查。特纳查看了他的手枪，把它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等下士们理好了，他们就把索格非尔式步枪摆在木板箱旁，又躺回“床”上去。不多一会儿，那个小姑娘带着个篮子来了。她把它放在谷仓门旁就跑掉了。耐特尔把篮子取来，他们把里面的东西一样样摊开在桌上。圆圆的一大块黑面包，软软的一小块奶酪，一个洋葱，还有一瓶酒。面包硬得切都切不动，吃起来像发了霉似的。奶酪倒还不错，几秒钟就被吃了个精光。酒在他们手中传递着，不一会儿也被灌进了肚子。接下来只好啃那带霉味的面包就洋葱了。
耐特尔说：“我打发我那该死的狗都不会用这样的东西。”
“我去一趟。”特纳说，“拿点好吃点的东西来。”
“我们也去。”
顷刻间他们又默默地躺了下去。此时此刻，没有人还想和那老妇人过不去了。
突然，传来了脚步声。他们转过身，看到入口处站了两个人。每人手里都还拿着什么。在渐暗的光线中没办法分辨出来是大棒还是猎枪。也根本看不清楚这两位法国兄弟的脸。
“晚上好，先生们。”声音柔柔的。
“晚上好。”
就在特纳从稻草床上起身拿起自己的左轮手枪时，两位下士也摸到了他们的步枪。“冷静点。”他悄声说。
“你们是英国人还是比利时人？”
“英国人。”
“我们给你们拿了点东西来。”
“什么东西？”
“他说什么？”一个下士问道。
“他说他们有点东西给我们。”
“他妈的见鬼去吧。”
法国人走近了几步，举起了他们手里的东西。猎枪。没错。特纳马上松开了保险栓。他听到迈斯和耐特尔也松开了保险栓。“冷静点。”他小声说。
“放下枪！”
“你们先放下！”
“等一等。”
说话的那个把手伸进口袋里拿出一个手电筒。出乎意料地，他没用它来照这几位士兵，而是照他的兄弟，照他握在一只手里的东西——一大块法国面包。他又照了一下另一只手里的东西——一个帆布袋。灯光又让他们看清了他自己拿着的两条法国棍子面包。
“我们还有橄榄油、奶酪、鹅肝酱、西红柿和火腿。当然还有酒。英国万岁。”
“呃，法国万岁。”
他们在迈斯的桌前坐下。法国兄弟俩亨利和让马里·博纳礼貌地称赞迈斯的好手艺——桌子和床垫。他们都是五十多岁，又矮又壮。亨利还戴着眼镜。耐特尔说，一个农民戴眼镜，这样子实在太滑稽了。这句话特纳没给他翻译。除了酒之外，他们还拿来了平底玻璃酒杯。五个男人共同为英法军队的胜利和歼灭德军而举杯。兄弟俩就坐在那里看着当兵的吃。迈斯通过特纳告诉主人们，原先他不光没吃过，连听都没听说过鹅肝酱这种东西，可从今以后他再也不想吃别的东西了。法国人听了这话微微一笑，态度却多少有点不自然，看上去并不想为这欢愉而开怀痛饮。他们向士兵们诉说这一天来他们的遭遇：他们一路驾着平板农用车直奔阿拉斯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去寻找一个年轻的表妹和她的孩子们。她住的那个小镇刚打了一仗。他们不知道是谁在进攻，谁在守卫，也不知道谁占了上风。为了避开混乱的难民潮，他们取道镇后面。熊熊烈火在他们面前吞噬着农舍，六七个死去的英国兵倒在路中央。他们不得不钻出来把他们从路面拖开，避免驾车碾过去。其实不用车碾，有几具也已从中央一分为二了。肯定是猛烈的机关枪扫射才弄成这样子。说不定是空袭或伏击。回到车上，亨利在驾驶室呕吐不止，让马里慌慌张张把车开进了水沟。于是只好步行到一个村子，从农民那儿借了两匹马，拖出了那辆雷诺车。这些乱七八糟的事足足花了他们两小时才又能上路。还好战斗已转移了地点，他们没撞到大兵，只看到一辆辆烧掉的坦克和装甲车，有英法的也有德国的。
折腾一番后赶到目的地已是傍晚了。小村子满目疮痍，空无一人。他们表妹的房子全毁了，墙上是密密麻麻的弹孔。房顶倒居然还在。他们检查了每一间屋后终于能长吁一口气——里面什么人都没有。她肯定早带着孩子们加入到了路上那千万个难民中去了。他们很害怕在夜里开车回去，于是他们把车停进一个小树林，准备在车上过夜。整个晚上炮击阿拉斯的隆隆之声不绝于耳。经过这一番狂轰滥炸，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人能幸免于难。归途他们走了另一条更远的路，他们不想再看到那些气数已尽的士兵。现在，亨利解释说，他和他兄弟都困死了。他们一闭上眼睛，就看到那些支离破碎的尸体。
让马里重又斟满酒杯。在特纳的现场翻译下，他们已谈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干掉了所有的食品。特纳在盘算着要不要给他们细细讲述缠绕在他自己心头的那片阴影。可他既不想给这气氛再添一层恐怖，也不想把被美酒和友情阻在远处的景象再拖回眼前。他打消了这念头，换了个话题，给他们讲起了开始撤退时，他是怎样在一次德国斯图卡式轰炸机俯冲轰炸中和战友们走散的。因为不想让两个下士知道，他对自己负的伤只字未提。他只说了他们是怎么为了躲开大路上的空袭而徒步越野到敦刻尔克的。
让马里开口道：“这么说，大家说的是真的了。你们当真要走？”
“我们还会回来的。”他虽这么说，可他并不相信自己的这句话。
下肚的酒精已完全控制了耐特尔下士。他开始天花乱坠起来。他盛赞那些“法国骚娘们”——她们是那么“货源充足”，那么容易上手，又是那么秀色可餐。这全是他的幻想。法国兄弟注视着特纳。
“呃。他说法国女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
他们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举起了酒杯。
随后，大家又陷入沉寂。夜将尽，他们默默聆听那些已司空见惯的声响——隆隆的炮声，远方零散的枪响。遥远而回荡的爆炸声——该是撤退中的工兵在炸掉哪座桥吧。
“问问他们的妈是怎么回事。”迈斯下士提议，“我们得把事情搞清楚。”
“我们本有三兄弟。”亨利解释道。“我们的兄长，也是她的头生子，1915年死在凡尔登了。一枚炮弹一下击中了他。只剩了头盔让我们葬进坟里。至于我们两个，太幸运了。我们活了下来，连一点擦伤都没有。从那时起，她就对当兵的恨之入骨。今年她八十三岁了，有点神志不清。过去的事情纠结在她心里，狠狠地缠着她。她才不管什么法国兵，英国兵，比利时兵，还是德国兵。在她看来，你们全都一样。我们真怕德国人来了，她会抄起草叉向他们扑过去。他们会开枪的。”
兄弟俩带着倦意站起来。士兵们也站起身来。
让马里说：“我们倒想在厨房里好好招待你们，不过那样的话就得把她锁在她的房间里了。”
“可是我们已经大快朵颐了。”特纳说。
耐特尔跟迈斯咬着耳朵，迈斯边听边点头。接着耐特尔从他的袋里掏出两条烟。没错，这是应该的。法国主人礼貌地拒绝了，可耐特尔绕过桌子，硬把这份礼物塞进他们手里。他求助于特纳，帮他表达他的意思。
“你们该看到那场景的。我们被派去摧毁一家商行。好家伙！光烟就有两万条。我们爱拿什么就拿了什么。”
啊哈。一整个部队浩浩荡荡逃往海岸，香烟一路伴行，来抵御饥饿。
法国人恭敬地道了谢，又对特纳的法语大加赞美，然后俯身把桌上的空瓶空杯装进了帆布袋里，毫不掩饰地表示期待重逢。
“天一亮我们就走。”特纳说，“该说再会了。”
他们的手紧紧相握。
亨利·博纳说：“想想我们二十五年前打过的仗，还有所有那些死去的人吧。现在德国人竟然又回来了。两天后他们就会出现在这儿，掠走我们拥有的一切。谁能想到会有这一天？”
特纳头一次感觉到这么撤走是奇耻大辱。他觉得羞愧难当，比上回更加底气不足。“我们会回来赶走他们的。我保证。”
兄弟俩微笑着冲他们点点头，作最后的告别。他们走出了烛火形成的暗淡光圈，穿过黑暗，走向谷仓敞开的大门，玻璃杯和瓶子在袋中互相撞击，叮当作响。
他久久地仰卧着，一个劲地抽着烟，凝望着屋顶那团深邃幽暗的黑色。两位下士鼾声此起彼伏，好像商量好似地配合默契。他筋疲力尽却并不想睡。伤口抽痛着，每一下都精确又让人憋闷。皮肤里有什么东西很尖利。他想用手把它挖出来。他极度疲倦，一不留神就又被不愿想起的回忆攫住了。他想起了睡在床上的法国小男孩，想起了人们把炸弹投向如画风景时的冷漠无情。他们甚至会把一整舱的炸弹砸向铁道旁一个沉睡中的小村庄，而懒得去想里面究竟有谁。杀戮成了冷冰冰的工业中的一环。他目睹了组织严密的英国皇家炮兵部队的辛勤劳碌，他为他们铺设线路的速度、他们的纪律性、他们的操练和日常训练和团队合作精神而自豪。他们从来不必想自己行动的后果——一个男孩的骤然消失。“消失”。他从记忆仓库里选出这个词时，睡神又击倒了他，虽然只几秒钟的时间。他醒了，是躺在自己床上，在牢房里，呆呆地仰望着黑暗。他能感觉到自己又回去了。他可以闻到那儿的气息——水泥地板、桶里的尿、墙上鲜艳的油漆，还听到同一排牢房中其他囚犯的呼噜声。他过了三年半这样的日子。无法入睡，只想着另一个骤然消失的男孩，曾经属于他自己的那个消逝的生命。等待黎明来临，等着去倒便桶和空虚的另一天。他不知道他是如何从那日复一日的愚蠢生活中熬过来的。愚蠢，还有幽闭的恐怖，像一只手扼着他的喉咙。在这儿比在那儿强多了。尽管这儿得藏身在谷仓里，不远处就是溃军，普通人对一个挂在树上的孩子的残肢无动于衷。一个国家，一种文明就要在眼前崩坍。那也还是这里好。那个地方，狭窄的床上，在暗淡的电灯下，等待着一片虚无。而这儿，却有郁郁葱葱的山谷，溪流，照耀着杨树的阳光，只要他还活着，谁也别想把它们夺走。而且，这里有希望。我会等你，你要回来。他有机会，有那么个机会回到她身边去。她写来的最后一封信他装在衣袋里，他还有她最新的通信地址。这就是他为什么必须生存下去，必须巧妙地离开大道，躲避猛禽般地在空中盘旋的俯冲轰炸机的原因。
过了一会儿，他钻出盖在身上的厚大衣，站了起来，套上靴子，摸索着走过谷仓，到外面去解手。过度劳累让他晕眩不已，但他还不想入睡。他没有理睬农家狗的吠声，他沿着一条小路前行，来到一块绿草如茵的高地，爬上去观望南面天空的道道闪光。这是暴风雨的前兆：德国兵就要来了。他摸了一下最上面一只衣袋，她寄来的诗就夹在袋里的信中间。深夜的噩梦/整个欧洲的犬吠声。她其他的信装在大衣内侧的口袋里，扣子牢牢扣着。他站在一辆废弃拖车的轮子上，天空的其他部分历历在目。除了北边，哪儿都有耀眼的枪火。溃败之军如今正匆匆地堵挤在一条走廊上，这条走廊随着战事的推进必定愈加狭窄，过不了多久它定会被完全切断。谁落后谁就甭想逃脱。最好的结局也是再次入狱。战俘营。这回他可撑不下去了。法国一旦陷落，战事的结束就会遥遥无期。没办法收到她的信，也没办法回国。即使参加过步兵团，提前解脱也肯定没戏。那只手又扼住了他的喉头。他的未来将会是一千个或是几千个被囚困的夜晚，辗转反侧地回想从前，绝望地等待重生。可是有重生的那一天吗？也许该放聪明一点，现在走掉还不算晚。一直走，一直走，白天黑夜不停地走下去，一直到达英吉利海峡。悄悄溜走掉，让那两个下士听天由命去吧。转身下坡时他却又抛弃了这个主意。夜里伸手不见五指，他走不了多远，还会很容易摔断一条腿。而且，想想看，迈斯的床垫和耐特尔给法国兄弟的礼物，这两个家伙并不完全是废物。
循着他们的鼾声，他拽着双脚回到自己的床边。可睡神依然不肯光顾，即使光顾了，也总是猛地袭来。他被无法选择或指引的思绪折磨得头晕目眩。老问题追赶着他，不肯放过他。又来了，又来了。那是他和她惟一的一次见面。出狱六天后，应征到奥尔德肖特附近报到的一天前。他们已经分别了三年半。1939年，他们筹划在斯特兰德大街的乔·里昂纳茶室见面前，他们已经分别了三年半。他早早就到了，拣了个角落里能看到门的座位坐下。自由对他来说依旧如此新鲜。他仰在椅中享受每一天的拥抱——节奏和嘈杂的声响，外套、夹克和衬衫的色彩，伦敦西区的顾客们高声而睿智的交谈，女服务生的周到招待，还有杳无影踪的威胁。这一切如此美好，只有他能独自享受。
在他身陷囹圄时，惟一得到许可去探视他的异性是他的母亲。那帮人说，对他这么仁慈是怕他精神失常啊。塞西莉娅每个礼拜都给他写信。爱着她，想要为她保持神志清醒，他很自然地把一腔爱意倾注在她的词句上。回信时，他总试图把自己装扮成那个“旧我”，撒些谎来证明他的精神健全。由于对他的精神病医生兼信件检查官的恐惧，他们从不能牵扯到肉欲甚至从不能流露一点感情。他被关押的监狱据说是一座现代化的、开明的监狱，尽管不失它维多利亚式的冷酷无情。经过精确的临床诊断，他被认为有过分旺盛的性欲，几近病态，需要别人治疗和帮助，还不能受刺激。就因为羞怯地表达了爱情，一些信件——有他写的也有她写的——给没收了。他们只好在信里讨论文学，用不同的人物当密码。想当初，他们在剑桥的街上多少次擦肩而过却无缘一起谈论这一部部作品，以及作品中的那些幸福或不幸的情侣！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奥尔西诺公爵和奥莉维亚（当然少不了玛尔佛丽奥）、脱爱勒斯与克来西达、维纳斯与阿多尼斯、耐特雷先生和爱玛[2]。有一回，绝望中的他提到了被缚在岩石上的普罗米修斯，他的肝每天被兀鹰啄食一次。有时候她又化身为耐心的格里塞尔德。每当说到“藏书室里的僻静角落”时，他们都明白那是暗指他们无法抑制的对性的渴求。他们也充满柔情，不厌其烦地规划两人生活的图景，连小细节也不漏掉。他向她描述狱中生活的方方面面，但隐瞒了充斥它每个角落的愚蠢。那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他从来没有告诉过她他自己会垮掉。这也是不言自明的。她是那么爱他，但她在信中从来没有这么写过。如果能够通过检查，她一定会说她爱他的。他心里明白。
她告诉他她已经和家里断绝了关系。她再也不和她的父母、兄弟说一句话了。他紧紧追踪她前进的步伐，知道她已经取得了护士资格。每当他读到“今天我在藏书室找到了跟你说过的那本解剖学的书。我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装模作样地捧读着它”，他就知道她和他一样，也沉浸在那些记忆中，那些每昼每夜都在监狱薄薄的毛毯下让他憔悴不安的记忆。
她穿着护士装走进茶厅，把他从舒适的迷蒙中惊醒了过来。他站立得太快，撞翻了茶杯。因为妈妈留下来给他的外套太大，看起来一点不合身，他有点害羞。他们坐了下来，四目相视，微微一笑，然后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移开。罗比和塞西莉娅已鸿雁传情许多年了。密码信件把他们拉得越来越近，可那意念中的亲密在他们面对面地聊天时，在他们开始刻板而机械地寒暄时，显得多么的别扭啊。只有两人天各一方时，他们才懂得他们在信中的关系比现实中的超前了多少步。这一相聚时刻他们已经想象了很久，期盼了很久，却和那理想化的图画不搭边际。他远离人群那么久，已丧失了审慎思考和取舍的自信。我爱你。是你拯救了我。他问她住在哪里。她告诉了他。
“那么，你和你的女房东相处得还好吗？”
他实在不知说什么才好，他怕冷场，怕尴尬，怕寂然无声就是她说再会的前奏。怕她会告诉他，她得回去上班了。他们之间的一切都仰仗数年前藏书室里的几分钟。那会不会太过脆弱？她很容易就能回去做她的什么护士长。她现在会不会对我感到很失望？他瘦了不少。不管从哪方面讲，他都大不如从前。监狱生活教会了他自暴自弃。相反，她还是和他记忆中一样惹人怜爱，特别是当她着护士装之时。他不知道，她也紧张得不得了，说来说去都是废话。她只有故作轻松，对房东的坏脾气轻描淡写了一番。又说了一会儿，她真的在瞧挂在左胸上的那块怀表了，告诉他她的午休时间快要结束。他们已谈了半小时。
他和她来到白厅，一起向公交车站走去。在珍贵的最后一刻，他给她写下了自己的地址，那是一长串令人索然寡味的缩写和数字。他对她讲，在基本训练结束前他没法请假，但结束后会有两星期的假。她定定地看着他，有些恼怒地摇着头。终于，他捉起她的双手，紧紧握着，没来得及说的话全交给这手势了，而她也用着力，当作给他的回应。公交车来了，她还不肯松手。他们此刻伫立在那儿，面面相对。他吻了吻她，先是轻轻地，但随着身体的贴近，他们的舌头纠在一起，他感到了灵魂游离在身体外的绝望、卑微的欣慰。他知道在回忆银行里他已经有了户头，以后几个月就要靠这笔钱度日了。此时此刻，在凌晨时分，在一个法国谷仓里，他正在支取这笔存款。他们越搂越紧，继续热吻。排队等车的人侧着身子绕过他们。有个神经病还在他耳边唧呱不休。她的泪流在他脸颊上，悲伤的她开启芳唇，紧压他的双唇。又一辆公交车来了。她从他怀中挣脱开来，紧捏了一下他的手腕，然后一言不发地跳上车，不再回头。他看着她找到了座位，车开动了他才想到该和她一起乘车，一路陪她去医院。他开始沿着白厅跑了起来，满怀希望能在下一站赶上她。可车离他越来越远，一会儿就驶向议会广场，消失在他的视线之外了。
受训的日子里他们保持着通信往来。刚摆脱了信件检查，也不用再绞尽脑汁编暗语，但他们依然谨慎小心。已厌倦了仅仅在纸上共同生活，也意识到了那种种难处，他们极力避免比手牵手与“车站之吻”更进一步的行为。他们都用“亲爱的”和“最宝贵的”来向对方诉说爱意，也知道将来注定要在一起，却克制住了更狂野的亲密行为。现在，他们只要保持信件联系，等待属于他们的那两个星期。通过一个在格顿时的朋友的穿针引线，她在威尔特郡找到了一间可供借住的乡村小屋。尽管他们在空暇时光很少想别的人和事，但在信里他们却不想让这段生活一片空白。他们彼此讲诉每天的琐事。她现在在产科工作。每天她都能迎接人们早已司空见惯的奇迹，还有充满戏剧性和狂喜的时刻。当然悲剧也在上演。与这些悲剧相比，他们自己的烦恼就算不了什么了：死婴，难产而死的母亲，在走廊里号啕大哭的年轻丈夫，被家庭抛弃的惶惑的未成年妈妈，以令人不解的方式唤起羞耻与爱意的畸形婴孩。当她给他描述那幸福的结果——刚经历了一场战斗的精疲力竭的妈妈，那一刻，头一次抱自己的宝贝在怀，凝视着一张崭新的小脸，难以言说的快乐在眼中荡漾——这就是塞西莉娅对自己未来默默的呼唤，那她想与他分享的未来。这呼唤给她写作以单纯的力量，尽管实际上他对那受孕过程比对婴儿的出生感兴趣得多。
而他向她描述他们的阅兵场、靶场、日常训练、大扫除，还有营房。他没有资格去参加军官训练。他要真去了，迟早会在军官食堂里碰到了解他过去的人的。在军队中，他默默无闻。实际上，长期入狱的经历早决定了他在军中的地位。他发现自己已经很好地适应了部队的条条框框，包括相当恐怖的生活用具检查，毯子得叠得方方正正，标号要排成一条线。和他的队友不同，他还觉得吃的也根本不坏。一天天虽然劳累却充满变化。越野行军给了他一种不敢向别人表述的快乐心情。他胖了，也壮了。他所受的教育和年龄本会使得他在一堆粗人中不大好混，但他的过去弥补了这一切，因此没人找他的麻烦。相反，他们觉得他是能帮他们找到正确路线的鸟群中明智的老鸟儿，而且填表格时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人。像她一样，他也把记叙局限在日常生活的范围内，偶尔穿插些惊恐或滑稽的逸事趣闻，比方说新兵在阅兵礼上丢了靴子啦，不服管束的山羊冲进了营区，赶也赶不走啦，还有中士教官在射击场上差点挨了枪子儿啦。
但是还有一件身外之事，有一个他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不能不提起。去年慕尼黑事件后，他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认定战争要来了。他们的训练精简了，强度却加大了。安置新兵的新营地也在紧张扩建中。他不为自己要上战场而担忧，只怕他和她的威尔特之梦受到威胁。她用自己的经历写和他一样的恐惧。她讲了医院为应付突发事件而做的准备——更多的床位，特殊课程，紧急状况训练。但对于他们两个来说，这不是全部，令人心动的梦想仍在心中，那么真实却遥远。人们都在说，肯定不会有第二次了。于是他们就继续抱定了希望。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更紧迫的事困扰着他。塞西莉娅从1935年11月罗比被判刑时就再不和她的父母、兄弟姐妹说话了。她不愿给他们写信，也不让他们知道她住在哪里。他妈妈已经卖掉了原先住的平房，搬进了另一个村子。她家里就通过格蕾丝给他们的女儿寄信。也是通过她，塞西莉娅向家人表明她现在很好，不要和他们有任何联系。利昂来过医院一次，可她根本不搭理他。他在门外守候了一下午。她一看到他就退回门里去，一直待在里面，直到他走掉。第二天早上他换了个地方等——护士们的宿舍外。她从他身边挤了过去，头都不转一下。他抓住她的肘，她扭开他的胳膊继续往前走，无论他怎么恳求，都毫无所动。
罗比比任何人都清楚她是多么爱她的哥哥，她和家里人是多么亲密，那房子和花园对她有多么重要。他是再也回不去了，可是一想到她是为了他而摧残她自己，他就寝食难安。训练了一个月后，他把自己的心思告诉了她。这不是他们第一次接触到这话题，但这一回事情渐渐明了了。
她回复说：“他们伤害了你，他们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爸爸。他们毁了你的人生，也就毁了我的人生。他们居然宁愿去相信一个白痴一样的歇斯底里的小女孩的证词。其实，正是他们在鼓励她，不给她反悔的余地。我知道她还小，只有十三岁，可是我再也不想和她说一句话。至于其他人，我永远都不能原谅他们的所作所为。既然我已经和他们决裂，我也开始明白他们愚蠢的根源是势利。我妈无法原谅你的出身。我爸爸除了工作什么都不想管。利昂原来是个只会咧嘴傻笑，软弱无用，对谁都点头称是的傻子。当哈德曼决定去替丹尼受过时，我家里没人愿意让警察去问他那些显而易见的问题。警察把你抓了去起诉。他们只要自己的事情不受打扰就行。我知道我听上去满腹怨气的。可是，我最亲爱的，我本不想这样。说实在，我对自己的新生活和新朋友真的感到很满意。如今我能感到呼吸的畅快。最重要的是，我可以为了你而生活了。现实一点考虑，你和他们之中我必须二者选一。怎么可能兼得呢？我早做了选择，从未犹疑过。我爱你。我完全信任你。你是我最宝贵的人。是我生存的理由。西。”
他把这最后几句牢记在心里，此时此刻在黑暗中默念着。我生存的理由，不单是活着而是生存。这才是关键。她也是他生存的缘由。为了她，他才要活下去。他侧身躺着，紧盯着他认为是谷仓出口的地方，等待着第一缕曙光。他急躁得无法入眠，只想快点到海岸去。
威尔特郡的小屋没有等到他们。还有三星期他的训练就结束时，战争宣告开始。如同蚌的条件反射，军事回应是必然而又迅速的。所有的假都取消了。过了一段时间，取消又改为延迟。他定了个日子，后来改期了，最终又取消了。又过了几天，随着全天二十四小时的通告，铁路乘车证发下来了。在回到新分队报到之前，他们有四天的自由。人们传言，部队就要出发了。她曾试着去重新规划她的假期，并已取得了一点成功。当她再想试时，就没那么幸运了。还没看到他的明信片——他说他要到她这儿来——她就已经踏上了去利物浦的旅程。她要到奥尔德海医院参加严重伤痛护理培训。到伦敦的第二天，他就出发追随着她，向北进发，可是火车慢吞吞的，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南行的军用列车一律优先啊。在伯明翰的新街站他错过了转车，而下一班车又取消了，他得等到第二天清早。站台上，在难以抉择的混乱思绪中，他踱来踱去，一直踱了半个小时。最后他还是决定折回去。报到晚了可不是闹着玩的。
等她从利物浦返回时，他已经抵达了瑟堡。他生命中最阴冷的冬天就要来了。不用说，他们一起承担着痛苦。但她觉得有责任保持乐观，给他慰藉。“我不会逃掉的。”她在到利物浦后的第一封信里说。“我会等你。你要回来。”她是在引用自己的话。她知道他会把这记在心里。从那以后，寄给身在法国的罗比的每封信她都这么结尾，一直到他收到的最后一封。那会儿，撤到敦刻尔克的命令刚刚下达。
对驻扎在法国北部的英国远征军来说，这是个又长又难熬的冬天。北线无战事。他们成天忙着挖战壕，保障供应线，被派遣去参加夜间演习。对步兵来说，这一任务简直是一场闹剧，因为从来没人解释过这训练的目的何在，况且他们还缺少武器。一下岗位，每个人都俨然成了将军。甚至连级位最低的士兵都断言这场战争不会再在壕沟里打响。可他们所企盼的反坦克武器一直都没运来。实际上，他们已没有什么重型武器了。这段时间他们总在郁闷，总在跟其他小队赛足球，总是沿着乡间小路，背着所有装备，整天地行军，连着许多小时无事可做，只有边听军靴踏在沥青路面上的声音齐步走，边做白日梦。他会沉湎在对她的想念中，心中筹划着给她的下一封信，修炼词句，尽量从枯燥乏味中寻找喜剧。
这也许是行进在法国的乡间小路上他们与绿色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头一次，蓝色风铃花的烟霭在林中若隐若现，让他觉得有必要修补旧裂痕，创造新开端。他拿定主意，该再次说服她去和她父母建立联系。她无须原谅他们，或又回到那些老的纷争上去。她只要写一封短而明了的信，告诉他们她的住处，她的近况。谁能知晓以后的岁月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他知道，若是她没有趁她父母都还健在与他们言归于好，她的悔恨将永无尽头。假如他没有鼓励她那么做，他也永远不能原谅自己。
就这样，他在四月里给她写了信。直到五月中旬，他们开始沿自己的铁路线撤退时，她的回信才姗姗而来。不久后，全线撤退到英吉利海峡的命令就下达了。迄今为止，从未与敌军交过火。这封信现在就在他最上面的衣袋里。这是在邮政系统被摧毁前她寄给他的最后一封信。
“……我本不想现在跟你谈这个问题。我还没弄清楚该作何考虑，所以我想等我们见了面再说。可看了你的信，我想再不跟你说那实在欠妥。最大的惊奇就是布里奥妮已不在剑桥。去年秋天她没去报到，放弃了她的名额。我很吃惊，因为我曾听霍尔博士说，他们都觉得她会去的。另一个让人惊讶的是，她在我从前工作过的医院里接受护理方面的训练。你能想象布里奥妮端着个便盆吗？在他们口中，我的形象也差不多吧。问题是我们自己付出了代价才知道，她是怎样的一个梦想家啊。我真同情那些由她来注射的病人。她的信章法混乱，令人费解。她说想要与我会面。她好像渐渐醒悟她自己的所作所为，明白了那意味着什么。很显然，她没去上学和这个有关。她说想要做个有用之人，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可我的看法是，她把护理病人当作一种自我惩罚。她想要来见我一面，和我聊聊。也许我误解了她的意思。这就是我一直等待并要和你一起面对这件事的原因。不过我的确认为她想认错了。我想她愿意正式通过法律渠道修改证词。鉴于你的上诉已被驳回，她这么做可能根本没什么用。我们得多懂点法律才行。也许我该去见见律师。我可不想我们燃起的希望又落空。也许她真的和我的想法不一样。也许她根本就没想把事情搞明白。别忘了她是个怎样的幻想狂呵。
“在收到你的回信前，我不想做任何事情。我本不打算告诉你这件事，但当你又一次写信来说，我应该和父母联系（我打心眼儿里赞赏你那宽厚的心肠），我想必须让你知道，因为情势可能会起变化。如果布里奥妮无法合法地在法官面前推翻她自己以前说过的话，她也至少能告诉我们的爸妈。这样他们就能决定他们想干什么了。如果他们能拿出勇气，写封措辞得当的信向你道歉，也许我们就能开始新的人生了。
“我一直在想念她。她毅然去做护士，切断了自己和过去的纽带。她比我迈出了更大的一步。至少我在剑桥待过三年，而且我有显而易见的理由背弃我的家庭。她一定也有她的原因。我不能否认我有强烈的好奇心，想搞清楚为什么。但是，我亲爱的，我要等你告诉我你的想法。是的，是这样。另外，她还说她有篇文章被《地平线》的西里尔·康诺利拒绝了。这么说，至少还有人能看穿她那拙劣的幻想。
“你还记得我说过的那对早产的双胞胎吗？小一点的那个死掉了。是在我当班的一天晚上。孩子的妈妈悲痛欲绝。我们曾听说孩子的爸爸在给一个砌砖工人当下手，所以我想我们会见到一个冒冒失失的小个子男人，嘴唇上叼着一根香烟。他那阵儿随着工头被临时抽调到东英吉利去修海岸防御工事，所以到得这么晚。结果呢？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非常英俊的小伙子，才十九岁，六英尺多高，金发搭在前额上。他像拜伦一样，有一只脚瘸了，所以没有应征入伍。詹尼说他长得就像一位希腊之神。他温柔又文雅，很耐心地安慰他年轻的妻子。我们都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还目睹了最悲伤的一幕。他刚在那儿设法使他的妻子平静下来，探视时间就结束了。护士长走了过来，把他和其他人一起赶走了。剩下我们收拾残局。可怜的女孩。不过那已经是四点钟了，规则无情啊。
“我得赶快去把这封信送到贝尔罕姆的信件分拣处，希望在周末前它能穿过海峡。不过我并不想让这封信在悲伤的调子里结束。实际上，我被我妹妹的转变和那对我们可能存在的意义所振奋。我很喜欢你那个“中士的厕所”的故事。当我把那一段读给姑娘们听时，她们全都笑得像疯子一样。我很高兴得知联络官发现了你法语的特长，给了你一份能充分发挥特长的工作。他们怎么会埋没了你那么久呢？是你自己退缩不前，不肯展示你的才能吗？你对法国面包的评说太到位了——过十分钟就又饿得呱呱叫了。全是空气，没有一点能让肚子满意的东西。贝尔罕姆原来并不像我以前认为的那么差，不过详细情形我要下回告诉你了。我在信里附了一首从去年的旧《伦敦信使报》上剪下的奥登悼叶慈之死的诗。这个周末，我要南下去看望格蕾丝。我会在箱子里替你找你要的霍斯曼诗集的。得赶快走了。每时每刻你都在我心里。我爱你。我会等你。你要回来。西。”
一只长统靴轻轻推了推特纳的后腰，他醒了过来。
“起来吧，长官。太阳都出来了。”
他坐了起来，看了看表。谷仓口是一个蓝黑色的长方形。他估计睡了不到三刻钟。迈斯麻利地把袋子里的草倒掉，把桌子拆了。他们默默地坐在大捆的干草上，点燃了当天的第一根烟。他们走到外面，看见一个土罐，上面盖了一个很重的木头盖子。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块用细布包着的面包和楔形的黄油。特纳当机立断，用一把长猎刀顺着黄油把这食物分开。
“万一我们走散了，”他咕哝道。
他们离开时，一缕阳光已经照在农房上，狗也变得疯狂起来。他们翻过一扇门，开始穿越北面的一块田地。一小时后他们在一个小树林里停下来喝水、抽烟。特纳打开地图。这时，第一批轰炸机——一支由大约五十架海因克尔式飞机组成的编队——已经在头顶轰鸣，也在朝海岸进发。太阳出来了，天空万里无云。对德国空军来说，这是绝好的一天。他们又静静地走了一个小时。前面没有路时，特纳就依靠指南针穿过牛群和羊群，越过萝卜和初生的小麦。离开马路，并不像他想的那么安全，一个养牛的牧场有十个炮弹坑，一百码方圆里随处可见被炸飞的血肉、骨头和烧焦的皮肤。但大家都陷入沉思，默默无语。特纳困惑地看着地图，猜想他们正位于离敦刻尔克二十五英里的地方。越往前走，就越难避开大道。似乎所有的东西都集中到一起了，他们要跨过河流和运河。想从村庄中抄近路走到桥边，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十点钟刚过，他们再次停下来休息。他们翻越了一道篱笆，来到一条小路上，但是特纳在地图上找不到这条路。不管怎样，方向是对的，路朝着平坦的、光秃秃的土地。继续走了半个小时后，他们听到几里外传来抵御空袭的射击声，远远望去可以看到一个教堂的尖顶。特纳停下脚步，再次翻开地图。
耐特尔下士说：“地图里又没有骚娘。”
“嘘，他有点拿不准了。”
特纳靠在一根篱笆桩上。右脚一踩下，他的腰部就会一阵疼痛。有个尖尖的东西好像要从里面伸出来，把衬衣撑破。他忍不住用食指去摸，摸到的只是一碰就疼的裂开的皮肉。经过昨晚的事，他不应该再忍受两个下士的嘲笑了。疲惫和疼痛让他感到烦躁不安，但他什么都没说，尽量把精神集中到地图上。他在地图上找到了村庄，但是看不见小路，虽然它肯定是通往那里的，这和他想象的一样。他们应该走这条路，一直走到位于贝尔格菲尔纳运河上的防御线。没有别的路可走。两位下士还在继续取笑他。他折好地图，继续往前走。
“下一步怎么办，长官？”
他没有回答。
“哦，哦。你得罪那骚娘了。”
在高射炮火以外，他们听到遥远的西面传来他们自己一方大炮开火的隆隆之声。抵达村庄时，他们听到卡车缓缓驶动的声音，接着就看见它们排成一长队，缓慢地向北面驶去。当然谁都希望搭个便车，但经验告诉他，车队很容易成为空袭的目标。用脚行走时，你才能听见、才能看见正在靠近的东西。
他们按一个向右的箭头离开村庄，走上小路，并坐在一个石头制的水槽边休息了十分钟。三吨车、十吨车、半履带式车和救护车正以不到一英里的时速从狭小的转弯处碾过，离开村庄向一条长长的笔直的路驶去，那条路的左边种着梧桐树。路一直通向北方，前面的地平线上有一片乌云，是油在燃烧，这意味着敦刻尔克到了。现在不需要指南针了。路上到处是废弃的军事用车，但坚壁清野，不会给敌人留下任何可用的东西。远去的卡车的后车厢里，神志清醒的伤兵睁着空洞的眼睛，向外张望。路上还有装甲车、后勤用车、履带式小型装甲车和摩托车。混在中间的是民用小车、公共汽车、农用货车以及二轮运货车，由男男女女推着或由马拉着，里面塞滿的家用工具和行李堆得高高的。空中飘着柴油燃烧产生的烟雾，非常难闻。车队行驶的速度还不如成百上千个正在行走的士兵，他们中的大多数背着枪，带着笨重的厚长大衣——在气温升高的早上这成了一种负担。
和士兵们同行的是随军家属，她们拖着箱子和包裹，抱着婴儿，牵着孩子。穿过机器的轰鸣声，特纳听到惟一的人声是婴儿的哭声。路上还有一些老人独自走着。一个拄着拐杖拖着脚走的老人，穿着上等细布做的新西服，戴着蝴蝶状的领结，穿着毛拖鞋。他走得很慢，又喘着粗气，连车队都超过他了。他这副样子，哪里都到不了啊。路对面拐角处有家鞋店，特纳看见里面有位带着孩子的妇女在和店员说话，而店员的每只手里拿着一只不同的鞋。三人都对身后的行军视而不见。这时，从相反方向开来一排装甲车，徐徐靠近拐角，即使经过战争的洗礼，表面油漆也没有碰掉，它们向南进军，迎战德国先遣部队。即便想尽快战胜德国装甲师，也只能多等一两个小时让撤退的士兵先行通过。
特纳站了起来，拿出水壶，喝了一口水，一闪身跟在两个苏格兰高地轻步兵后面，就这样融入了队列中。两位下士跟随着他。特纳觉得没必要再对他们负责了，因为他们已经加入到了撤退大军中。他睡眠不足，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下士们的敌意，而且今天他们的冷嘲热讽刺痛了他，仿佛背叛了昨晚建立起的同志情意。事实上，他敌视身边的每个人。他只关心自己的生存。
为了甩掉下士，特纳加快了脚步，超过苏格兰士兵和一群修女。修女带着二十多个身穿蓝色束腰外衣的小孩，他们也许是某个寄宿学校的残兵散勇，看上去就像他读剑桥前的那个夏天在附近的里尔所教的学生。如今，在他眼里，那仿佛是一段别人的生活，一个逝去的文明世界。他的人生先毁了，接着每个人的都毁了。特纳恼怒地大踏步往前走，虽然他知道这样坚持不了多久。以前，在他随小分队行军的第一天，他就知道该寻求什么。在他的正右方是一条壕沟，可它太浅了、太容易暴露。他看见路对面有一排树，就溜了过去，来到一辆雷诺轿车前。这时，车的司机斜靠在喇叭上，发出刺耳的电喇叭声，特纳惊跳了起来。他顿时火冒三丈，够了！他转身一跳，冲向车门，猛地将它拉开。里面是个衣着整齐的小个子，穿一件灰色衣服，戴一顶浅顶软呢帽，身边堆着皮箱，后座挤着一家子人。特纳一把抓住他的领带，正要用右手掌扇那张愚蠢的脸时，另一只强有力的手抓住了他的手腕。
“他不是敌人，长官。”
迈斯下士紧抓着特纳的手，把他拽了出来。跟在后面的耐特尔，用脚猛地把雷诺车门踢上，他用力过猛，致使侧面车镜掉了下来。看到这一切，穿蓝色束腰外衣的小孩欢呼着鼓起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