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争先恐后地抢着回答：“先生是魔鬼先生。”“先生是我的远亲！”“不对先生是蔬菜不知是哪种蔬菜。”最后在七嘴八舌的闹声中扎加罗嚷道：“安静！你们这些狒狒崽子！这件东西”——揪了一下我的鼻子——“这就是人文地理！”
“怎么会先生在哪儿先生是什么先生？”
这一来扎加罗哈哈大笑。“你们看不出来？”他狂笑着，“你们看不出来，这个丑猢狲的面孔就是全印度的地图？”
“是啊先生不先生讲给我们听听先生！”
“瞧这里——德干半岛挂了下来！”哎呀又揪了一把鼻子。
“先生先生假如算是地图的话那些胎记是什么先生？”问话的是格兰迪·凯斯·科拉可，他这会儿胆子大了起来，我的同学嬉皮笑脸地窃笑着。这个问题对扎加罗轻而易举。“这些色斑，”他嚷道，“是巴基斯坦！右面耳朵上的这块胎记是东巴，左边面颊这个丑得要死的斑痕是西巴！记住了，你们这些蠢家伙，巴基斯坦是印度脸上的斑痕！”
“呵呵，”全班人大笑，“这个笑话真是妙极了，先生！”
但这时我的鼻子吃不消了，它运用自己的武器，对夹住它的大拇指和食指自发地造起反来……一大团闪闪发亮的鼻涕从左鼻孔里涌出来，淌到了扎加罗的巴掌里。胖墩佩斯·费许瓦拉叫道：“瞧啊，先生！他鼻子里流出来的，先生！那东西是不是可以算成是锡兰呢？”
扎加罗一巴掌的鼻涕，再也没有心思开玩笑了。“畜生！”他骂道，“瞧你干了什么好事？”扎加罗松开了我的鼻子，又去抓头发。他把鼻涕擦在我梳得整整齐齐的分头上。这会儿，他又抓住我头发不放，又在使劲拉……不过这一回是朝上提了，我的头猛地抬了起来，踮起脚尖。扎加罗说道：“你是什么东西啊？跟我说你是什么东西！”
“先生是畜生先生！”
手更加用力往上提。“再说一遍。”这会儿我全身的重量都在大脚趾上了，我大声叫着，“哎呀先生是畜生畜生请放手先生唉呀！”
更加用力往上提……“再说一遍！”但一切突然结束了，我的双脚又平平地踩到了地上，全班人像死一般地大气不出。
“先生，”松尼·易卜拉欣说道，“你把他头发揪下来了，先生。”
大家七嘴八舌地嚷嚷起来。“瞧，先生，有血。”“他在流血，先生。”“对不起，先生，要不要我带他去找护士？”
扎加罗就像一尊石像一样地站着，手上还有一簇我的头发。而我呢，吓得忘记了疼痛，摸了摸我的头顶，那上面被扎加罗弄出了像和尚那样的一块秃顶，那地方头发再也长不出来了。我意识到了我出生时的诅咒，它把我同我的祖国联系起来，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这个诅咒又一次表明了它的威力。
两天过后，哑嗓子克鲁索宣布说，很遗憾，艾米尔·扎加罗出于个人的原因要离开本校了。但我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连根拔出来的那簇头发粘在他手上，就像无法洗净的血迹一般，没有人会请巴掌上粘了一簇头发的教师。“发疯的第一个征象，”就像格兰迪·凯斯喜欢讲的那样，“第二个征象还会找上门来。”
扎加罗留下来的是，像和尚一样的一块秃顶。比这更加糟糕的是一整套讥笑的说法，在我们等校车回家换衣服参加交谊会时，我的同学总是嘲笑我：“‘流鼻涕’是个秃子！”和“‘吸鼻子’的面孔是张地图！”在居鲁士排到队伍里来时，我想把大家的矛头引到他身上去，便唱起“一九四八年，‘居鲁士大帝’生在盘子边”，可是没有人来接我的茬儿。
这样就到了大教堂学校交谊会上发生的事件。在这个交谊会上，寻事欺人的同学成为命运的工具，手指变成了喷泉，赫赫有名的蛙泳好手玛莎·米奥维克昏迷了过去……我来到学校时，头上仍然裹着绷带。我迟到了，因为费了好大劲才说服母亲准许我来，因此等我在那些瘦骨伶仃的女监护人的职业的怀疑目光注视下，跨进装饰着飘带和气球的大礼堂里时，所有最出色的姑娘都已经在同得意忘形的舞伴一起跳方阵舞和墨西哥草帽舞了。当然，那些长相十全十美的可以任意挑选女伴，我望着古斯德和乔西和斯蒂文逊和拉什迪和塔尔亚克汉和塔亚巴里和居萨瓦拉和瓦格里和金，眼红得要死。我几次想在适当时候插进去，说声“对不起”把他们的舞伴接过来，但他们一看见我头上的绷带和我长得像黄瓜似的鼻子以及我脸上的胎记，都只是哈哈一笑转过身去……憎恨之情在我胸中升起，我一边吃马铃薯条、喝汽水和果汁，一边暗自寻思：“这些蠢货，要是他们知道我是怎样的人的话他们连逃都来不及呢！”但是尽管我眼巴巴地空想着那些跳舞的欧洲女孩，我还是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嘿，萨里姆，是你吗？喂，伙计，你怎么啦？”我一个人正满心苦恼地在发呆（连松尼也有舞伴，但是他脑袋上有产钳夹出来的凹痕，他又没有穿衬裤——这就使他很受人青睐），我左肩后面低低地响起一个声音，把我唤醒过来，说话人喉音很重，这声音充满了希望——但也充满了危险。这是个姑娘的声音。我跳起身转过脸来，一眼便看到了一个满头金发、胸脯出奇地高耸的女子……天哪，她十四岁了，干吗要跟我说话呢？……“我名叫玛莎·米奥维克，”那个女子说，“我认识你妹妹。”
当然啦！“铜猴儿”心目中的那些英雄，就是华尔新汉女子学校的游泳选手自然认识校际运动会的蛙泳冠军的！……“我知道……”我结结巴巴地说，“我听说过你的名字。”
“我也听说过你的名字，”她帮我拉直了领带，“大家半斤八两。”从她肩膀上望过去，我看见格兰迪·凯斯和胖墩佩斯呆呆地望着我们，羡慕得口水都流了下来。我挺直了腰，扛起肩膀。玛莎·米奥维克又问起我头上的绷带。“没事儿，”我尽量想使嗓音显得深沉一些，“运动时不小心。”接着，我极力稳住自己的声音，问道：“能不能请你……跳个舞？”
“好啊，”玛莎·米奥维克说，“不过别搂着。”
萨里姆赌咒说绝不搂着，同玛莎·米奥维克跳起舞来。萨里姆和玛莎一起跳墨西哥草帽舞，玛莎和萨里姆，同全场最出色的人物一起跳方阵舞！我让自己脸上显出一副优越的神气来，瞧，也不一定非得十全十美才能找到舞伴呀！……舞跳完了，我还是处在神魂颠倒的状态之中，我说：“请你出去，到院子里走一走，好吗？”
玛莎·米奥维克暗自一笑。“嗯，好啊，就一会儿，不过不要动手动脚，好吗？”
不动手动脚，萨里姆发誓。萨里姆和玛莎，出去兜风……伙计，这真是棒极了！这才是生活。再见了，伊维，你好，蛙泳……格兰迪·凯斯·科拉可和胖墩佩斯·费许瓦拉从院子里的黑影中走了出来。他们嘻嘻直笑：“嘻嘻。”见到他们拦在路上，玛莎·米奥维克有些莫名其妙。“呵呵，”胖墩佩斯说，“玛莎，呵呵，你跟人约会呀。”我说：“你给我闭嘴。”这时格兰迪·凯斯插了上来：“你知道他是怎么受伤的吗，玛莎？”胖墩佩斯笑着：“呵呵哈。”玛莎说：“别刻薄，他是运动时不小心！”胖墩佩斯和格兰迪·凯斯笑得几乎直不起腰来，费许瓦拉把事情拆穿了：“扎加罗在上课时把他的头发揪了下来！”嘻嘻呵呵。凯斯说：“‘拖鼻涕’是个秃子！”两人又一起喊：“‘吸鼻子’面孔是张地图！”玛莎·米奥维克脸上显出一副迷惑不解的神情。还不只是这样，这里面也带有萌芽状态的性问题上的调皮成分……“萨里姆，他们这样对待你太不像话了！”
“是啊，”我说，“别理他们。”我想要带着她走开。但是她继续说：“你可不能这样让他们随口乱讲吧？”她激动得上嘴唇冒出了唾沫珠子，她的舌头缩在嘴角里面。玛莎·米奥维克的目光仿佛在说：你是怎么回事呀？是汉子还是只老鼠？……在蛙泳冠军的魔力驱使下，我的头脑发热了。两只无往不胜的膝盖的形象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突然朝科拉可与费许瓦拉猛扑过去，他们还在傻笑，我的膝盖已经顶到了格兰迪的下身，他还没趴下，另一下已经把胖墩佩斯顶得趴在地上。我朝我的舞伴回过头来，她轻轻地鼓掌叫好：“嘿，伙计，干得不错。”
不过我的胜利也就到此为止了。胖墩佩斯正在站起来，格兰迪·凯斯已经朝我扑来……我不再装出男子汉的模样，而是转身拔腿就跑。那两个家伙在后面追赶，玛莎·米奥维克跟在他们后面，边跑边叫：“好样儿的，你干吗跑啊？”可是这会儿再也顾不上同她解释了，可不能让他们抓到。我冲到最近的教室里，想要把门关上，可是胖墩佩斯的脚已经跨了进来，这会儿那两个人都进来了。我朝门冲过去，我用右手抓住了门，想要把门拉开，看你往哪里逃，他们用力把门推上。我吓得要死，死命拉门，结果拉开了一条缝，我的手抓在门沿上，这时候胖墩佩斯全身用劲冲到门上，我还没有来得及抽出手来，只听见砰的一声，门关上了。门外边玛莎·米奥维克赶了过来，她低头朝地上一看，看见我中指的三分之一掉在那里，就像是一块嚼得烂烂的泡泡糖，这一来她立刻晕了过去。
并不疼痛，一切都像是很遥远。胖墩佩斯和格兰迪·凯斯逃掉了，不是去求救就是躲藏起来。我以纯粹的好奇心望着自己的手，我的手指变成了喷泉，红色的液体随着我心跳的节律喷涌而出。从来没有想到一根指头里竟然有这么多的血，很好看。这时护士赶来了，不要紧，护士。只不过擦伤表皮罢了。已经打电话给你父母，克鲁索先生去拿他汽车钥匙了。护士把一大团药棉放到指尖断掉的指头上，弄得就像是红色的棉花糖。这时克鲁索来了。萨里姆，快上车，你母亲会直接去医院。是，先生。断下来的那一截呢，有谁捡起来了？在校长这儿呢。谢谢你护士，也许没用了但也说不定。你拿着，萨里姆，我要开车……我完好无损的左手里拿着那一截断指坐在汽车里，驶过夜间回声震荡的街道，被送到了布里奇·坎迪医院。
在医院里，白色的墙壁、担架床，人人都在同时讲话。在我身边说的话就像喷泉一样滔滔不绝。“噢真主保佑，我的‘小月亮瓣儿’，他们怎么把你弄成这样了啊？”对这话，老克鲁索连忙说：“哎哎，西奈太太，学生就是这样，事故也是难免的。”我母亲听了勃然大怒，她说：“你这算什么学校呀？卡鲁索先生？我儿子手指给轧断掉，你还跟我说这种话。太不像话了，不像话，先生。”这时候克鲁索说：“我的名字其实——同鲁滨逊一样，太太——哎哎，”大夫过来了，提出了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会改变这个世界。
“西奈太太，请问您的血型是什么？这孩子失血过多，可能要输血。”阿米娜回答：“我是A型，我丈夫是O型。”这时候她再也支撑不住，哭了起来，大夫又问：“哦，那么，您可知道您儿子的……”但尽管她父亲也是大夫，她还是得承认她没法回答是阿尔法（A）还是欧米加（O）这个问题。“不要紧，我们很快就可以验出来，不过猕因子呢？”我母亲泪眼蒙眬地回答：“我丈夫跟我都是Rh阳性。”大夫说：“很好，至少这点明白了。”
但是当我在手术台上的时候——“坐着就行，孩子，我给你施行局部麻醉。不，太太，他受惊了，全身麻醉是不行的。好啦，孩子，把指头举起来不要动，护士，扶着他，一会儿就好。”——就在大夫将伤口缝合起来，并且极其高明地将指甲根移植上去的时候，突然从成千上万里以外的背景声中传出一阵慌乱的声音：“西奈太太能不能请您来一下”我没法听清楚了……别人说的话像是在天边浮动……西奈太太，您没有弄错吗？O型跟A型？A型跟O型？你们俩都是Rh阳性？异型接合还是同型接合？不，一定有哪里弄错了，他怎么会是……对不起，完全清楚……阳性……既不是A型也不是……对不起，太太，他是不是您的……不是抱养或者……医院护士插到了我和成千上万里以外的说话声之间，但是没用，因为这会儿我母亲在高声叫喊：“大夫，您自然得相信我的话，天哪，他当然是我们的亲生儿子！”
既不是A型也不是O型。还有Rh猕因子，简直不可能。接合性没法解释这一现象。在血液里还有罕见的凯尔抗体。我母亲哭了又哭，哭了又哭……“我真弄不懂。我父亲也是大夫，我真弄不懂。”
是不是阿尔法和欧米加把我的真面目揭穿了呢？是不是猕因子用它那无法答复的手指指出来了呢？玛丽·佩雷拉会不会被迫……我醒过来时，发觉自己躺在凉快的白色房间里，窗上挂着软百叶窗帘，耳边响着全印广播电台的节目。托尼·勃兰特在唱《落日红帆》。
阿赫穆德·西奈饱受威士忌糟蹋的面孔这会儿被更加糟糕的事情气歪了，他站在软百叶窗旁边。阿米娜低声在讲着什么。又是从成千上万里开外传来的断断续续的言语。先生请听我说，我求求你了。不，你在讲什么呀！当然是的，当然是你生的。你怎么能以为我会。那会是谁。噢真主啊来帮帮忙吧。我发誓我凭我母亲的脑袋发誓。轻声他醒……
托尼·勃兰特又唱起了另一首歌。奇怪的是他今天的节目很像维伊·维里·温吉演唱的“橱窗里的小狗多少钱”的歌声随着无线电波在空中荡漾。我父亲走到床边低头看我，我从来没有看见他这样的脸色。“阿爸……”他说：“我早就该想到的。瞧，那张脸上有哪一点是我的！那只鼻子，我早就应该……”他转身走出房间，我母亲紧紧跟在他后面，慌乱得顾不上压低嗓门了：“不对，先生，你绝不可以对我有这种想法！我宁愿去死！我会的……”门在他们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外面响起了一个声音，像是拍巴掌，或者是抽耳光。在你生活中大多数至关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你的背后。
托尼·勃兰特开始唱起他最新的热门歌来，他的低声哼唱传到我那只健康的耳朵里面，歌声有板有眼地安慰我说：“乌云很快就会消失。”
……人说事后聪明，我，萨里姆·西奈，这会儿想要暂时来回顾一下那些事情。尽管这会破坏文章前后的连贯和写作的规矩，我让他认识到随后将要发生的事情，纯粹是为了使他能够产生以下的想法：“啊，内与外永远处在对立的状态之中！因为一个人在内心是一个整体，一个完全均质的整体。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乱七八糟地塞在他身体里面，他这一分钟是这个人，下一分钟就变成为另一个。另一方面，身体呢，也像别的东西一样也是均质的。它不可分开，要是你愿意，可以将它比作连衣裤装或者一座神庙那样。保持其完整是极为重要的。但我手指一断（可以理解的是，雷利的渔夫指着远方的指头已经预示了这件事），更不用提我头发又给揪掉一块，把这一切都给破坏了。因此我们进入到一种完全是革命性的事态之中，它对历史的影响肯定会相当惊人。你把身体上的塞子一拔掉，天晓得你会把什么东西给放出来。突然你永远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人，世道变成父母不再是父母，爱能够转化为恨。注意，这些仅仅是对个人生活的影响。至于它对公共活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那是——已经是——将会是同样深远的，这一点将来就会看到。”
最后，我还是将自己预知未来的天赋藏起来吧！在诸位面前的我是这样一副形象：一个十岁的孩子，指头上裹着绷带，坐在医院里的病床上，迷惑不解地想着血液和拍巴掌样的声音和他父亲脸上的怒容。镜头越拉越远，成了远景，我放大所配的音乐声，我说的话听不见了，因为托尼·勃兰特就要唱完他这套七拼八凑的歌了。他最后一个节目同温吉的一样，歌名也叫《女士们，晚安》。它欢快的声音响着，响着，响着……
（渐弱。）
[1] 这里的gas一词语意双关，见《中间开洞的床单》中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