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2月29日

今天我努力说服自己恨你、讨厌你。我好伤心。我觉得你遗弃我了。其实我知道你去度假，但我的感觉还是很糟。我想，我真正恨的人——那个需要你的人——是我自己。我决定不吃药了。我不需要它。我什么都不需要。

1991年1月4日

恐怖的事发生了。我大概有两个钟头的时间不见了。在这段时间内，我攻击我丈夫。他说我狠狠地踹他，揍他，抓他。我看见他身上有伤，但我不记得我曾伤害他。另外，我又割伤自己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1991年1月10日

我想起越来越多过去的事了，觉得很恶心。我写不出来。我甚至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说出来。我想忘掉它们，但我忘不掉。我没办法封锁那些言语口角，没办法锁住痛苦。

度假归来，一封信躺在信箱里等着我。卡伦的笔迹。见面之前，我读了好几篇她的手稿。她垂头丧气慢慢走进来，状况似乎不太好。

“我丈夫好像很喜欢折磨我，”卡伦终于开口，“但我不觉得我有能力离开他。”

“我明白。但有什么是你现在比较可能做到的？有什么办法能让你保护自己不受他欺负？”我问。

卡伦耸耸肩，摇了摇头。“我被他逼得无处可逃，”语气充满无奈，她说，“我幻想杀了他，就像我曾幻想杀了我爸一样。”我观察她，看她是否流露任何可能付诸行动的蛛丝马迹；但她眼神绝望，肢体动作也感觉不到这方面的意图。

“你怎么处理这些幻想？”我问。

“越想越难受的时候，我就伤害自己。”

“为什么伤害自己能帮助你？”

“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不再幻想。”

“你之所以伤害自己，有没有可能是为了保护他们——避免在盛怒之下伤害丈夫和父亲——所以改变对象，转而发泄在自己身上？”

卡伦望着我，没搭腔；但我看得出来，这番话令她迷惑不解。

“另外，这是否也足以解释，在我度假期间，你为何更急切地想伤害自己？”我再补上这一句。卡伦不明就里地望着我。我一下子跳过好几个步骤，期望卡伦能发现“我外出度假，遗弃她——她很气我”与“她增加自残频率”之间的连结。她必须明白：虽然她没说出口，但我知道她有多气我拋下她出门度假，但她的愤怒却不会摧毁我们之间的关系。

当晚，卡伦做了一段预知梦。

我梦见我去找你，你在厨房，拿着大锅子使劲搅拌。锅子是白色的。我坐在凳子上，突然有好几个人从我身体里跑出来——有些是成年人，有些是小孩，他们好像全都很想见你。这些人是透明的。有个孩子往锅里看，有个躲在我背后；有个大人看起来粗鲁无礼，另一个却一副害怕模样。你看不见他们，但我却能感觉到他们围绕在我身边。等我们开始谈话，这些人便一个一个消失了。然后画面突然快转起来，但我们俩仍说个不停，仿佛一下子就过了好几年；只不过，你仍在搅拌东西，手里还是那个大白锅。但其他人全都不见了。

有时，病人在治疗初期会做一种类似“摘要”的梦，他们以几近预知的方式，将自己往后的治疗轨迹完整压缩，封存于梦境中。我想，卡伦做的正是这种梦。我在梦中的角色仍维持不变。我是厨师，但我只做一件事：持续搅拌锅中物。她的梦中经历令我感到不可思议：这些影子般的人物——大人和小孩——从她体内冒出来；然而当我们继续说话，我持续搅拌锅子，这些人又陆续消失了。这个梦不只证明卡伦确实有多重人格（有大人，有小孩，各自独立的不同人格），同时也暗示我和她共同努力的方向：让这些独立人格消失。

不可否认，要卡伦和我维持长期信任关系确实有些困难。换言之，“厨房”的热度令她惊慌，使她经常动不动就想逃离。任何人一旦如卡伦这般受尽虐待，往后最困难的便是信任他人不会再以同样的方式折磨自己。卡伦在日记里写了封信给我：

我知道我在烦什么，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是我让自己陷入这一团混乱，所以必须把自己给弄出去才行。你去度假时，我突然了解到：我和你正在建立一种对我来说非常危险的关系。我知道最后我一定会受伤。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我已经变得太依赖你。你不在，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感觉自己变得支离破碎。我不记得以前曾经有过这种感觉。你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吓坏了。

后来有一天，卡伦走进我的办公室——没跟我打招呼——直直走向她的椅子坐下。这很不寻常。她走得很慢，但若有所思；坐定之后，她神色一凛。

“我觉得我只能选择自杀，”她不带一丝感情说道，“我一直在等待适当时机，现在时候到了。”然后，她直视我的双眼。“做出这个决定，我觉得很自在。”

“为什么是现在？”我问。我知道，每次她觉得跟我拉近距离，自杀的念头就会更强烈。幸好时间还早，我们可以在下一位病人到访之前好好处理这个问题。

“我妈计划去匈牙利旅行。那儿是她的故乡。”卡伦已向我描述过，她这辈子如何受她母亲批评和羞辱。

“所以你觉得现在时机正好？”我问。

“不是，我根本不在意时机这档事。”哦，既然如此，你刚才为何那样回答我的问题？母亲出门应该不至于引发她如此反应。她会这么做肯定另有隐情。

“你让我对自杀感到内疚，”她垂下视线。沉默好一会儿之后，她继续说道，“你是唯一试图帮助我的人。”

“你有没有想过，我对你选择自杀可能会有什么感觉？”我问。

她猛然抬头，“嗯，想过，我曾写信跟你提过这件事。但我没把信寄出去。”她手在皮包里摸索，然后倾身向前，眼望他处，把信递给我。我接过信，放在一旁，继续专心与她对话。

“我一直都知道自己终究会走上自杀一途……现在时机正好。”她失神了好一会儿。“我只是不想活了。”

我没搭腔。心想，她究竟给自己挖了多深的坑呀！

“治疗期间，你会和我一起经历一段过渡期，”我终于开口。“多年来，你一直试着不去理解自己究竟遭受何种程度的虐待，但现在你慢慢看见了，在这里，和我一起，这让你不知所措。”我试图引导她朝“为何是现在？”思索，搜寻她会意的神情；她似乎稍微理解，但未明显表露情绪转移的征兆。我没抓住机会，还得再试一次。

“我曾担心会发生这种事，”我继续说，“对任何一个像你这样、曾受过严重伤害的人来说，这段时间肯定很难熬。而且你们可能也很难信任别人，相信别人会帮助自己。”她哭了起来。好现象。

“你母亲要出远门，你觉得很孤单，而且只剩下我能帮助你。你纳闷：你能相信我吗？”卡伦埋首于掌心，嘤嘤啜泣。哭泣有净化的作用。“我对你越来越重要，你对我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却也更危险。你该让自己信任我，还是选择死亡？”卡伦崩溃了。她呜咽出声，胸口剧烈起伏。我没再说话，给她时间平复情绪。

“我不要你自杀，”我说，倾身靠向她。“我们该怎么预防？”我看看她，等她回答。我需要她的合作。她勉强耸了耸肩。

“至少我们能做一件事：让你住院，”我说，“保障你的安全。”我知道这是专业上的必须建议，但也是个很差劲的选项。前次住进精神病房已用光她的保险给付，一旦挂急诊，她肯定依法院发出的把病人关进精神病院的制度被转诊到州立精神病院。若她谎称自己没有自杀意愿，州立医院会很快放人，她不但不会好起来，我也可能找不到她。我跟这些机构打过交道，很清楚他们的规矩。我必须另外想办法。

“我不想去医院，”卡伦态度坚决，“住院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没有什么比失去你更糟糕，”我直截了当地说，试图说服她。现在她开始专心听我说话了。刚才那番声明使她平静下来，我们静静坐着。

“如果能再多了解你为何有这么强烈的寻死念头，”我说，“也许我们就有办法帮助你了。”这会儿我该闭嘴了。当你拋给病人一个重要问题，不管他们接着说了什么，那就是答案。对我而言，最困难也最重要的就是比她更能忍受提问后随之而来的静默，耐心等待答案。

我看着卡伦思索，暗忖她可能往哪方面想；但她的脸庞仅仅流露哀伤。大约一分半钟之后，她在椅子上动了动，说，“我一直都知道妈不爱我，但我从来不曾真正领悟这个事实，”她稍稍停顿，“我以为，假如我能给她足够的爱，也许她就会爱我了，但我就是办不到。”我认为她话里还有别的意思：她害怕我会跟她母亲一样。既然我也不爱她，干吗老黏着她，一直说要帮助她？如果连自己的母亲都不爱她，她又怎能期盼我会关心她？

“为什么是现在？”我问。

“只是觉得现在好像是时候了，”她说，旋即绝望地叹息。

“我觉得，你只是害怕自己太靠近我，想找理由逃避。”我瞅着她。我的话是挑战，极具吸引力的挑战。她转移视线。眼前又是我该闭嘴的时刻。加入或退出，她得做决定。卡伦犹豫了一会儿，不自在地扭动。

“我不知道……我不敢抱希望。”卡伦面色困惑依旧，但她比刚才坐直了些。也许她会选择加入。

“我有个计划，”我说。我必须让她更接近我，强化她的希望。“现在我终于了解，你母亲无法爱你的事实一直让你很难受，所以你绝望地以为我可能比你母亲更值得信赖、更能支持你，陪你熬过治疗。然而，因为你父亲曾经虐待你，所以你担心万一跟我太亲近，我也会对你做同样的事。”我等待卡伦吸收这一超大剂量的真心话。

“但重要的是：你不会有事的，”我继续说，“今天是星期三。晚上我打电话给你，明天晚上也一样，然后星期五下午1点我们碰面。你可以保证，从现在直到晚上我打电话给你之前，你会让自己平平安安的吗？”我看着她，四目相对，等待她的保证。

“好，”她说。

“那么，你会让自己好好的，直到我明天晚上打给你吗？”我再次等待。

“我试试看，”她说，语气不太确定。我紧盯着她，片刻后，她点头了。

“目前就先这么办吧，”我说，“如果我找不到你，或者星期五你没出现的话，我会报警叫他们找你。”我要她知道我是认真的，我把她的人身安全视为我的职责。

“好。”卡伦挤出感谢的微笑。她离开办公室时，我暗自松了口气。信任对卡伦而言着实不易。我们的治疗已持续两年半，但她直到刚才才开始认真解决问题。希望她最难熬的一段已经过去了。至少，她离开时比进来时看起来有精神多了。

以下是这次诊疗刚开始时，卡伦给我的那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