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卡伦是我的最后一名病人。我迫不及待想回家。家里有妻子、4岁大的儿子和8个月大的小女娃儿在等着我。听了一整天别人的问题，我知道，家人绝对能重振我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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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星期后，我走进候诊室找卡伦，但她不在那里，于是我回到办公室翻阅前几次的病程记录。这是我的习惯。病人复诊前，我都会看看之前的笔记，提醒自己回忆病人的思绪状态与情绪轨迹。他们通常会从上次结束的地方继续往下说；也许陈述的内容并非问题症结所在，但概念大多一脉相承。当然，病人也可能改变话题，不过情绪几乎是连贯的，说不定（老天保佑）还有些进展。

起初，我坐在办公室等待卡伦赴约。我开始思索她迟到的可能原因：难不成是我触及某个敏感话题，或是她不愿表露的人格特质？莫非她害怕亲近我，以致宁可晚来，减少相处时间，好削弱会面治疗的效果？10分钟后，我再次走出去找她，她还是没来。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顿时理解她并非迟到——她根本不打算来了。卡伦一直是个很难帮助的对象，因此我再次翻阅笔记，试图找出她不复诊的任何可能线索。看完她曾告诉我的一切，再回想我对她的印象，我一下子就看穿自己根本不曾了解她，也从未站在她立场上思考。有时，我会迷失在病人的生活细节与自己对他们的感觉之中，以致无法综观全局。现在我看出来了：她服药是为了讨好我，但她并不认为吃药有效。我气她“没有变好”，也气她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显然，气恼导致我不曾好好听她说话，也因为如此，她认定我终究还是帮不了她。

想到我犯的错误，我也开始思考“抑郁症患者常令精神科医生焦虑”这个问题。每一位精神科医生恼怒的原因都是焦虑。但焦虑什么呢？焦虑“沮丧会传染”，确实如此。跟沮丧的人相处时，你会觉得自己是某种食物，而他们正一点一滴地吸出你的生命；这种状况同样会令人意志消沉。这正是我和卡伦的问题，也是我难以接纳卡伦的原因。多年来，我治疗过许许多多抑郁症患者，但他们没有一个像卡伦这般深深影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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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莫一个月后，秘书告诉我她收到卡伦寄来的3张支票，一张支付一次治疗费用，但每一张都无法兑现。她联络卡伦，请她付款；拖了好久，她终于付了。如果她想故意惹毛她的精神科医生，她倒是很清楚该怎么做。

又过了3个月。某个风和日丽的五月天，我在下午约诊名单上看见卡伦的名字。她还是老样子。深色宽松长裤，褪色短袖绿上衣；有点颤抖，神情一如往常郁郁寡欢。我问她为何好一阵子没来，她说，支票被退回了，她不敢来找我。她不敢把账单拿给先生的保险业务员，因为她怕他的同事会知道她来看心理医生。

我认为，这番解释只是为了合理化她下意识对我的不确定感——所以她回来给我第二次机会。我希望我能明智地利用这次机会。我向她保证并且告诉她保险公司必须遵守保密规定，因此她丈夫的同事绝对不会知道她来找我。由于她不愿以保险费支付，又担心无法准时付款，因此我建议先从一个月就诊一次开始。她感到宽慰，点头同意了。问题是，我们一个月只谈半小时，我担心自己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出并治疗困扰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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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伦于6月19日复诊，我提醒自己必须专注并设法理解她的绝望与无助；无论她有多么拒人于千里之外，我都要好好了解她。我决心做得更好。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贝尔医生。我好不安，心情很差，”她噘着嘴，下唇微微颤抖，“我甚至不想活了。”我拋出几个能诱她具体回答的关键性问题。唱了几分钟独角戏之后，她似乎稍微振作了些。

“我跟我丈夫的问题比我告诉你的还多。”

“嗯哼，”我等着。

“他让我好难过。如果不顺着他的意，做他叫我做的事，他会说他讨厌我。”她停下来，等我说点什么，但我只是继续等。

“他会在半夜捶醒我，叫我去买麦当劳……看球赛转播的时候，如果他支持的棒球队输了，他会打我、怪我——而且他是认真的！”她抬头望着我，想知道我是否了解。

“因此你害球队输球？”我说。她点点头。

“这种情况有多久了？”

“我猜大概是从我女儿莎拉出生以后吧。他爱喝啤酒。喝完头几罐，心情还不错，再多喝一点就不说话，然后变得很暴躁。”她猜的？难道她不知道吗？我感到纳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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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下一次诊疗前，她打电话来取消约诊。两周后，我收到这封来信：

1989年11月12日

亲爱的贝尔医生：

现在是凌晨1：30，我睡不着。我不知道这样下去我还能撑多久。我真的好想死。我讨厌我自己，讨厌我的人生。我一直哭，停不下来。我只是在等待时机，等着去死。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但我想应该就快了。我麻木，没有感觉，我想就这么睡下去，永远不再醒来。拜托你趁一切还来得及之前，求求你，帮助我。

你的病人

卡伦·奥弗希尔

又及：你真的在乎我会出事吗？我就不在乎。

读完信，我担心卡伦已濒临自杀边缘。我很在意她目前的危险处境，她似乎更绝望了，而且她从来没有令我如此地相信她是决意赴死的。我立刻打电话给她。

“卡伦？”

“我是。”声音很小，电话上的她听起来很遥远。

“我是贝尔医生。我收到你的信了。”

“哦。”

我们聊了几分钟。言谈之间，我发现卡伦当真有寻死的念头，而方法很可能是吃我开给她的药——服药过量。在那一刻，我明白可行的办法只有一个。

“目前最重要的是确保你的安全，”我坚定地说，“最好的地方就是医院。”我试着说服她住院。让人同意住进精神病院并不容易，有时甚至非常困难。卡伦沉默了片刻。

“如果你觉得这样最好，就这么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