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端起杯子，大口地喝，嘶嘶地吸着被烫疼的舌头。我用自己的勺子从冰槽里舀起一块冰放进她的热巧克力里。“你看，这样可以凉得快一点儿。”她迟疑了一下，再喝，这次没有烫到舌头。

她的左眼上方有一块隐蔽的瘀青，赭石色，好像正在愈合。她的指甲长且边缘不齐，她用指尖挑着翻看菜单的时候，我看见她的指甲缝里渍着一道粗粗的泥印，她每只耳朵上有四个耳洞，其中最上面的软骨里插着一颗黑色的耳钉。耳垂边悬挂着银色的天使翅膀、哥特式十字架和红宝石色的嘴唇。左耳垂的红嘴唇丢了。我想象着她们躺在富勒顿站台下面肮脏的人行道上，被行人踩踏；又或是躺在马路中间，被车流碾过。刘海儿挡住了她的眼睛，每次看我之前，她先像撩起头纱一样拨开它，然后再让它垂下来。她手上和脸上的皮肤干红皴裂，手上有挂血的裂口，嘴唇干裂。婴儿露比好像在出湿疹，乳白色的皮肤上留着红色的硬痂。我从包里掏出一瓶旅行装的乳液，放在桌子上推给她：“我的手在冬天总是很干。天气太冷，这个有用。”她在自己的手上涂了一些，我接着说：“给露比也抹一点儿吧，脸蛋上。”她撩开刘海儿点点头，马上涂到孩子脸上。露比在冰凉的乳液下抽搐了一下，她朦胧的蓝灰色眼睛好奇地注视着妈妈，眼神里有一丝埋怨。

“你多大了？”我问。但是我知道她早有准备的答案一定是个谎言。

“十八。”她说，没有看我。其他的问题她都犹豫再三，这么痛快的回答让我确信这不是真的。错觉让我看到一张完全不同的脸，她无辜的双眼让我再一次看到一个无助的孩子，像佐伊一样无助的女孩。

十八岁是一个孩子成年的合法年龄，他们独立了。父母失去了监管他们的权利；他们同时也失去了父母的经济支持。有太多太多十七岁不能做，到了十八岁就合情合理的事情，比如露宿街头。如果杨柳只有十七岁，或者十五六岁，那么必然会让人产生这样的一些疑问：她的父母在哪里？她为什么不和他们同住？她离家出走了吗？还是被父母遗弃？我扫了一眼她的瘀青，猜测她是不是受到虐待。如果她十七岁而且有家的话，将被遣送回家，否则将执行看护程序。

我撇开重重猜疑，接受女孩的话：她十八岁。

“有专门针对女人和孩子的收容所。”

“我不去收容所。”

“我经常帮助像你这样的女孩子，有时候，帮她们安顿下来。”

服务员过来点餐。我点了法式面包，杨柳说要一样的。那时，我意识到我有什么，她就想要什么。如果我点沙拉，她不会贸然点半磅面包；假如我吃晚餐，她不会要早餐。服务员收走菜单，走进一扇铝合金的转门。

“那里有非常完善的保护措施。他们提供安全的住宿、医疗护理、心理咨询，还有教育。有社区工作者为你提供定向帮助。比如，帮你写简历，帮露比找保育院。我可以找一些人。”我在出谋划策，她却紧盯着一个独坐的老人，看着他熟练地切开一个从便利店买来的三明治。

“我不需要任何帮助。”她愤怒地说，然后缄口不言。

“好的。”我让步，因为我清楚如果继续这个话题，她会抱起孩子，拎着箱子离开。“好的。”我更轻声地重复了一遍。妥协，我不再多管闲事，她会留下来。她沉默地狼吞虎咽，我沉默地观察着婴儿：萎靡不振，然后慢慢地在女孩腿上睡着了。我注意到女孩用叉子分开法式面包，然后蘸枫糖汁，之后才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我细嚼慢咽地看着糖浆流到她的下巴上，看着她用军绿色的袖子蹭掉。

她最近一次饱餐是什么时候？

这仅是众多疑问中的一个。她到底多大？她从哪儿来？她怎么会无家可归？她一个人流浪多久了？露比的父亲在哪儿？她脸上的瘀青是怎么回事？她多久去一次图书馆？她经常逛文学走廊，还是在那天随便去看看有没有合胃口的书？我想提那个面带微笑的图书管理员，太明显的没话找话，我及时制止了自己。女孩肯定不知道我在图书馆见过她，我躲在隔壁的走廊里，偷看她朗读《清秀佳人》。

我们只吃不聊。没有说话的声音，却可以听见各种吃的声音：咀嚼的声音，吞咽的声音，更多的枫糖汁从塑料瓶里挤出来的声音，叉子掉地的声音。她弯腰捡起来，直接插进面包里。她像一个经受过酷刑被禁食的人一样。几天，几周，也许更长。

吃完以后，她把手放在箱子上，站起来。“你要走？”我问。声音里带着痛苦。我自己听出来了，她也听出来了。

“是的。”她说。露比微微睁了一下眼，然后回到睡梦里。

“但是 ，等一下，”我说，我又感受到在马路上的那种绝望：她，渐行渐远，而我，无能为力。我翻遍钱包只找到一张二十的纸币，不够支付这顿晚餐。我要等服务员拿来账单，用信用卡支付。“让我带你去药店，”我恳切地说，“我们买点东西，奶粉、尿片。”治疗脸颊红肿的氢化可的松，杨柳可以吃的谷物棒，还有护臀膏、牙膏、牙刷、浴液、梳子、维生素、纯净水、手套、雨伞。然后就连我自己都感觉这听起来太荒唐了，她怎么带着这些东西，这些所谓的必需品走街串巷呢？

她看见了我钱包里的二十美元。我毫不犹豫地拿出来递给她，“你要去药店买点用得到的东西，给你自己，给宝宝。”她琢磨了一下，接过我手里的钱，点点头。我认为她在说“好”和“谢谢。”

“等一下。”我下意识地抬起一只手放在她的外衣上拦住了她。尼龙外衣的手感很奇特，粗糙。她转过蓝色的眼睛冷酷地看着我，我慌忙把手收回，恳求道：“请等一下，就一会儿。”我从包里掏出一张印有我名字和电话的名片，黑底白字，好认的漫画字体，生硬地塞进她的手里。“如果——”我刚要说，一个服务生单手托起满满一盘食物越过头顶，唱着“借光，女士们”，一闪而过。女孩避开他，避开我，慢慢地移动，消失，像圆筒花瓶里的毛茛玫瑰一样收缩、凋零。

我站在原地，一个人，站在斯特拉餐馆的中间，琢磨着“请等一下”。女孩已经无影无踪。红头发的服务员对我的失落无动于衷，走过来递给我账单。

回家的路很长，我对笼罩在四周的寒冷和薄雾浑然不知。路过林肯街的二手书店的时候，我买了一本《清秀佳人》。

我只花了两块钱，因为中间有几页掉了。但是无意间在泛黄的书页中找到了被遗忘的宝藏：一个带流苏的书签，一张穿白色中筒袜的小女孩和穿蓝色格子裤的祖父的老照片。书上有题词和日期：送给汤姆 1989。

我上楼的时候在走廊遇见邻居格雷汉姆，他正准备往垃圾道里扔一个空酒瓶。“这是可回收的。”我提醒他，我听出自己带着没完没了的语气，这会让克里斯发疯。

但是格雷汉姆却笑了。他的房门大开，一个金发碧眼的美女端着一杯新倒的夏布利酒坐在沙发上。我们互看了一眼，我挤出一个微笑，她却没有理睬。

“又被环保警察逮住了。”他说着捡回酒瓶。大厦的货梯口有可回收物的垃圾桶，对于不在意环保的人来说确实有点儿远。但是我会去。我想告诉他国家每年要花一百万处理玻璃瓶，但是我忍住了。

我迫切地需要找个人聊聊今晚在斯特拉的事，我知道克里斯不愿意听。詹妮弗也不会感兴趣，她太理智，她的左脑思维对这种疯狂的举动无法理解。我要找一个像我这样用右脑思维的人，靠感觉和情感支配的人，凭想象力和信任感行动的人，被幻想鼓舞的人。

格雷汉姆开着音响，我听见房间里的吉他声和美女喊他的名字的娇嗔声。他把空瓶子夹在胳膊下，告诉我必须回去了。“当然。”我说，看着他进屋、关门，然后呆呆地对着黄杨木门，听他们的尖叫。

回到家，我完全忘了电影，捧着《清秀佳人》缩在床上。克里斯出差回来的时候，我迅速把书塞进炭黑色的床裙里，藏到床下，那里只有猫和尘土，然后假装熟睡。

克里斯爬上床，吻我，深长、缓慢，但是他的唇边飘着卡西迪·克努森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