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可能，我确定。

于是，我在这熟悉的致癌的气味中深深地吸气，感受它又不想闻到它。突然我听见婴儿的号啕大哭。我的脚刚刚迈上人行横道就被那个声音勾住了脖子，我本能地四处张望，寻找声音的来处。

我看见她在那里，坐在高架桥的下面，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她坐在冰凉潮湿的水泥地上，后背贴着砖墙，身旁是报摊和恶臭的垃圾桶，脚边是深陷的水坑。她摇晃着怀里的婴儿，孩子哭闹不止。她的动作有些急躁，一个伤心欲绝的孩子让母亲有瞬间的疯狂之举。佐伊小时候很爱哭，无休无止地哭闹。我可以想象出女孩眼里的心灰意冷和无力抵挡的心力交瘁；但我不能想象她在这样一个寒冷的春日里出现在黄昏的街头；我无法想象她绝望地向行人伸出湿漉漉的咖啡杯（很可能来自旁边的垃圾桶）乞讨，路人瞥一眼，把零钱扔进她的杯子。二十五美分、一小把硬币，似乎每一分零钱都能拯救这个女孩的命运。有那么一会儿，我感觉无法呼吸。这个女孩就是个孩子，她的孩子还是个婴儿。没有人应该遭受这样的命运，身无分文、无家可归，尤其是一个孩子。我的脑子里迅速浮现出婴儿用品和尿片的巨大开销，我知道如果她买了尿片就绝没有钱留给自己、留给食物、留给住所、留给带着艳丽金色雏菊的雨伞。

我差点儿被从“L”线涌来的人群撞倒。我慌忙闪到一边，避开那些有月薪、赶着回到温暖干爽的家里去做饭吃饭的人。我走不动。我的脚被钉在人行道上，我的心跳加速。婴儿号啕大哭，撕心裂肺、惨不忍闻，完全失去控制。这牵扯着我的神经。我注视着女孩，注视着她歇斯底里的晃动，听见她伸出杯子时有气无力地挤出几个字：“求求你，帮帮忙。”

她在请求，我对自己说。她在请求帮助。

无动于衷的人们继续赶路，冷漠地往她的杯子里扔零钱。那些零钱即使不在这里，也有可能毫无用处地躺在洗车房、柜台或者书架的粉色陶瓷小猪里。

走近她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在颤抖。她抬起头，我们四目相视，可是她随即避开，反而递上手里的杯子。她的眼睛暗淡无神，透着疲惫和悲伤。面对那双眼睛，我有瞬间的迟疑，几乎要停下脚步。冰冷的蓝色，矢车菊般的蓝色，浮肿的眼皮上画着浓浓的眼线，太粗太深。我想逃离。我计划在她的杯子里放下二十美元以后继续走自己的路。二十美元远比一把零钱更货真价实。如果节省地花，二十美元足够她吃一周。我在迟疑的时候这样劝慰着自己。但是，我猛地意识到她很可能会先给婴儿买美赞臣奶粉，而不会满足自己。她瘦得像根麻秆、皮包骨头，佐伊和她比起来像颗菜豆。

“我帮你买份晚饭吧。”我唐突地说，但是我的声音轻飘飘的，有些抖，几乎被淹没在城市的喧嚣中：出租车对着富勒顿站台来来往往乱穿马路的行人大肆鸣笛；头顶上方，紧随广播声“乘客们请注意，从卢普区开来的列车即将进站”，棕线列车冲进站台；婴儿啼哭；行来走去的人，对着手机高谈阔论或者笑声朗朗；夜幕降临，被人们淡忘的雷声滚滚而来。

“不用，谢谢。”她回答，语气里带着一丝哀怨。对她而言，扔下钱然后转身离开更容易接受。也许，此刻是这样的，但是当她被饥饿掏空、在婴儿的号哭中崩溃的时候就不一定了。她站起来，提起箱子，左右晃动怀里的婴儿。

“这样，”我脱口而出，我知道她准备逃走，“有时候可以让他们趴着，像这样。”我用手比画着。“可以缓解肚子疼。”她看着我的手从竖直到水平的变化，点点头。我进一步补充道：“我也是妈妈。”她上下打量我，想知道我为什么不走开，像其他人那样，扔下零钱然后离开。

“有一个收容所——”我切入正题。

“我不需要。”她打断我。我想象着收容所里面的样子，数不清的简易床，一字排开。

她的表现出乎意料地强硬、坚定、抗拒。不知道她的内心是否也同样强硬。她穿着同一条破牛仔裤、同一件军绿大衣，同一双系带靴子，肮脏、潮湿。她的卷发油污污的很久没洗过了。她有多长时间没有洗过舒服的热水澡，睡个安稳的好觉了？我看见婴儿也是脏兮兮的。

我把她想象成佐伊，孤单一人，流浪街头，无家可归。外表活泼莽撞、内心敏感谨慎的佐伊在“L”沿线乞讨。还没进入青春期的佐伊，可能三年或者四年以后就会有她自己的孩子。这纯粹的假设让我忍不住想哭。

“让我帮你买晚餐吧。”我又说了一遍。但是女孩已经转身离开，婴儿别扭地趴在她的肩膀上，烦躁不安地扭动着幼小的身躯。我的心情跌入谷底，拼命地想要做点什么。但是女孩离我越来越远，淹没在富勒顿如潮的人海车流中。“等一等，”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请停下来。等一等。”可是她没有。

我摘下自己的包放在浸水的便道上，做了我能想起来的唯一的一件事。在富勒顿和霍尔斯特德拥堵的十字路口，我脱下带衬里的雨衣，趁她在焦急地等待绿灯过马路时，我把雨衣盖在婴儿身上。她厌恶地看了我一眼。

“你要——”她质问我。我退后两步，这样她就不能阻止我了。我穿着短袖束腰外衣和单薄的紧身裤，寒流冲刷着我赤裸的胳膊。

“我会在斯特拉之家等你，”绿灯亮起的时候我说，“如果你改变主意的话。”然后，我目送着她随人流走过富勒顿路口。斯特拉之家24小时提供全美各地的美食，绝对的亲民和实惠。“在霍尔斯特德街！”我在她身后喊，她在马路中间停下来，回头看我，她的身影在川流不息的车辆中模糊不清。“在霍尔斯特德街！”怕她听不清，我又喊了一声。

我一直站在路口，直到在人群中再也找不出一点儿军绿色，直到再也听不见一声婴儿的啼哭。一个女人撞了我一下，我们同时道歉：“对不起。”我搂着自己的胳膊，瑟瑟寒气让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丝不挂——没有春天的样子，倒更像秋天——然后，我拐进霍尔斯特德街，快步走向斯特拉之家。我不知道女孩会不会出现，不知道她是否能找到，也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听见我的话。

我一头扎进熟悉的小店，老板娘热情地打招呼：“怎么没穿外套？你会冻死的。”她黄褐色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蓬乱的头发和与天气不相称的单薄衣服——我手里攥着一个昂贵的、填棉的紫色佩斯利手提包，仿佛宣告着我不是流浪汉，我有家。可似乎无家可归并不是流浪汉的唯一标志，除了缺衣少食，没有住所或干净的衣服，还有贴在流浪汉身上的可怕的、耻辱的标签：懒惰、污秽、瘾君子。

“一个人？”老板娘——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雪白的肌肤、杏核眼——问我，我回答：“两个。”一直心存希望。她把我领到转角处，能看见霍尔斯特德街的圆桌边。我点了一杯加奶和糖的咖啡，然后就一直盯着窗外，看着路人奔波：城市佬们走在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赶着去林肯路大学生酒吧街，他们的笑声透过漏风的窗子传进来。我喜欢追随着这些在窗子前缓慢流淌的平庸的都市生活，我喜欢观察人。穿炭黑色西装、脚踩几千美金一双鞋的有钱男人，穿着二手店衣服的邋遢文化崇拜者，推着时髦婴儿床的母亲，招呼出租车的老头，这些人摩肩接踵。但是今晚，我几乎一个也没看到。我全神贯注地搜寻那个女孩的身影。我一次次地以为自己看见她了。我以为她的发丝飘过眼前，我认定是她浅色的头发混着泥和水变深了；不挡风遮雨的尼龙外衣；没系好的鞋带。我错把一个公文包看成她的皮箱；误把湿漉漉的人行道上尖锐的刹车声当作婴儿的啼哭。

我收到詹妮弗发来的短信，说她已经回家而且姑娘们表现很好。我查阅邮件打发时间，大部分邮件和工作有关，还有一些垃圾邮件。接着我又查天气预报，雨什么时候停？遥遥无期……服务员过来点餐，我说：“不用，谢谢。”她温柔地笑着说：“好的。”她四十来岁，一头耀眼的红发，皮肤苍白松懈。我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只好翻看菜单。我决定来一个烤面包，但是转念一想，如果她一直不来，我有咖啡就够了。如果等到七点，她们还不出现，我就结账，并且给白等一场的服务员一笔可观的小费。然后回家，看言情剧、吃爆米花，继续无法抗拒地为女孩和她的孩子牵肠挂肚。

我就这样等着，不停地看表，每隔两三分钟看一次。六点三十八， 六点四十， 六点四十三。

终于，她们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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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ont face="KaiTi">芝加哥洛约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一所四年制私立天主教大学。</font>

5<font face="KaiTi">是“Austin”英文名字中的一个字母，同时代表“我”的意思。</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