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啤，夫人，我们还要住宿。”

“好的，先生们。”

啤酒端上来了，金灿灿的。盛啤酒的玻璃杯可不是匹兹堡、阿克伦或印第安纳波利斯出产的。这些人好像知道我们迟早会到那儿，我们刚点完，啤酒就送到我们眼前。服务生在围裙外套了一件餐服，这或许是洛桑和平宫外的第一件餐服。他面色英俊，可嘴里长着几颗坏牙，像个贪吃的马夫。在接下来的几十秒钟，我们发现他不仅英语讲得比我们好，而且当他忘了使劲发音时，美语也讲得比我们好。

“那位死者，”多恩说，“村子里坠崖的那位——”

“刚才就是你们俩拽住格里格伦先生不放？”侍者问。

“拽住谁？”多恩反问。

“市长啊。就在教堂门口那儿。”

“我还以为他是个邮差呢。”我说。

侍者甚至瞥都没瞥我一眼。“你们俩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他说，“你们以为这儿是好莱坞啊。这可是瑞士。”他也没朝我们的帆布背包瞥上一眼——他也不需要。他本来可以长篇大论一番的，但是并没有多说。

“是的，”多恩说，“我们出来走走。我们喜欢这样。那个人坠崖了。”

“对，”侍者说，“那又怎么样？”

“一个向导。”多恩说，“他的妻子戴着一顶巴黎买的帽子，身穿一件价值四万法郎的裘皮大衣。他坠崖的时候，她也在登山的现场。我也听说过向导坠崖的事儿，可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向导工作时还要带着老婆，和付费的客户一道登山。因为市长说了，他们总共有四个人，第四个人也是一个向导——”

“是的，”侍者说，“布瑞克斯和他的妻子，还有艾米尔·席勒和那个客户。那天是布瑞克斯和妻子订婚的日子。去年，他们本来定好了，布瑞克斯过了秋天后尽力赚够钱，一切准备就绪后，在冬天正式结婚。可就在婚礼的前一晚，布瑞克斯接到了客户的电报，说自己已经到了苏黎世，打算明天早晨去见他。所以布瑞克斯把婚礼推迟了，他和席勒去火车站接了客户。客户下车时，带着价值八千到一万法郎的登山装备。这些东西都是过去五年中布瑞克斯和席勒帮他购置的。那天下午，他们登上了伯尔纳丁山，第二天——”

“还有那个新娘？”多恩问。

“他们把她带上了。按照原定计划，那天早上他们是要举办婚礼的。布瑞克斯接到客户的电报后，就推迟了婚礼。他和席勒原打算陪客户登到他想去的地方，然后把他带回来送上火车。但是客户一下火车听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婚礼，所以他就负责主持了这场婚礼——”

“等一等，”多恩说，“等一等。”

“他很有钱。”侍者说。他一直没再动，甚至也没再擦桌子，我们觉得桌子也不需要擦。他就站在那儿。“他是个大富豪。在过去四五年里，布瑞克斯和席勒总是带他一起攀登附近好爬点儿的山。那几年里，他合并个公司什么的就能赚上两百万克朗、法郎或里拉。要不是那样的话，他也不可能做得那么好。他的年纪比你稍大些，但是大得不多。他并不是真的来登山的。他把登山当作度假，也许只是来拍几张照片登到老家的报纸上。一般情况下，人们登山可不是度假。人们给自己找个放假的借口，然后就外出度假。那登山的钱本来应该花在老婆的吃喝上的。布瑞克斯觉得这次能赚到一笔钱，一笔额外的钱。也许就在快要结婚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以后再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的零花钱了。于是，大富豪为他们主持了婚礼，亲手把新娘交给布瑞克斯，在证书上签字——”

“难道她没什么亲戚吗？”多恩问。

“她的姨妈有个女儿，已经结婚了。”侍者说，“她和她们住在一起，可是一个人的表姐夫，也许不是既有钱又对钱很大方的人，不是该花钱就花钱的人。所以大富豪在证书上签了字，牧师也为攀登伯尔纳丁山祈了福。大富豪打算爬到那儿后主持婚宴，第二天回家，乘火车去米兰，再合并一个公司什么的。如果天气不尽人意的话，一个孩子登山也会感到孤零零的。那天下午，他们登上了伯尔纳丁山，富豪张罗了他们的婚宴。第二天早晨，他们到了格莱西地区。布瑞克斯原本没想过要去那儿。也许是哪儿出了状况吧，也许是因为糟糕的天气——他们总把‘天气很糟’挂在嘴边。他们本应该在伯尔纳丁的山洞里过夜。也许是因为大富豪要赶火车，大家不想让他费劲地拖着行李上山下山，从来也没有想过这样。也许布瑞克斯应该把他的妻子留在伯尔纳丁山上。其实每个人都不想结婚，也没打算结婚。无论怎样，布瑞克斯不该带大富豪去那个地方。后来发生的事儿，布瑞克斯和席勒早该知道的。大富豪从悬崖上滑倒了，连累了布瑞克斯太太，他们俩又带倒了布瑞克斯。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席勒将绳子的一端固定在悬崖上，布瑞克斯太太、大富豪和布瑞克斯吊在绳子的另一端，悬荡在结冰的山崖上。不过，至少富豪把他的斧头及时扔掉了，幸好没有砸到布瑞克斯。这确实很幸运，因为布瑞克斯用自己的斧头是够不着这根悬空的绳子的。没人能把不停晃荡的三个人一下子拉上来，至少这附近没人能做到。这次登山之旅，全程都是大富豪买单，布瑞克斯自然不会要他把绳子砍断。那样的话，席勒就只能把向导的妻子拉上去，而他的妻子只是个摆设，在那儿也出不上什么力。所以布瑞克斯把他和大富豪之间的绳子砍断了，随后席勒把剩下的两个人拉了上去。第二天下午，布瑞克斯太太和大富豪乘火车走了，过了一阵子，雪——”

“等等。”多恩说，“那个新娘？那个寡妇？”

“他们等了二十四个小时。大富豪推迟了一整天。席勒那天下午把他们送回伯尔纳丁山，一早就让他们沿着小路下山。当天晚上，席勒和一个弟兄又去了一趟格莱西，试图再找一找布瑞克斯。但是雪太厚了，所以席勒只好回到村里求助。（大富豪对此也是有贡献的。他拿出很大一笔钱雇人去找布瑞克斯。）天亮后，席勒和几位弟兄想从谷底爬上去。但是雪太厚，只能等春天雪化了才行。最后连席勒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得等，于是大富豪和布瑞克斯太太乘火车走了。过了一阵子，雪——”

“她的亲戚呢？”多恩问。“你刚才说她有几个亲戚。那个——”

“——姨妈的女儿和丈夫。也许牧师了解情况。当天下午，她和大富豪离开的时候，牧师就在车站。也许她的表姐和表姐夫把这事交给牧师了。也许又是钱。也许她只是听不到牧师在说什么。那天下午上火车时，她似乎既听不见，又看不见了。”

“什么都不能？”多恩问。“什么都不能吗？”

“嗯，她还能走路。”侍者说，“你们想吃什么？蔬菜炖肉？要不要来点火腿蛋？”

“不过她回来了，”多恩说，“至少她回来了。”

“没错。 昨晚乘火车回来的。上个月雪开始融化，上周席勒给大富豪拍了个电报。他觉得现在可以去找了。所以她昨天午夜下了火车，把包寄存在那儿，一直坐在车站里等，直到席勒早上来接她。他们一起出去，找到了布瑞克斯的尸体，把他抬了回来。要是今晚她在教堂觉得很冷的话，她可以随时去车站，坐在那儿等明天的火车。你们想吃点什么？”

“那么她的亲戚呢？”多恩问，“那个——”

“你们想吃点什么？”侍者问。

“也许他们俩现在结婚了。”多恩说。

“你们想吃点什么？”侍者问。

“也许她现在很爱他。”多恩说。

“好了。你们想吃点什么？”

“你的美语讲得很好。”多恩说。

“我在美国待过。在芝加哥。待了十六年。你们想吃点什么？”

“也许他待她很好。”多恩说，“即使他是意大利人，外国人——”

“他是德国人。”侍者说，“在这个国家，人们都不喜欢德国人。你们想吃点什么？”

“蔬菜炖肉。”多恩说。

我们吃好饭。这顿饭菜在欧洲任何地方或任何讲法语的地方都是相当不错的。我们登上干净的楼梯，走进屋檐陡峭的干净的小房间，躺在洁净、冰冷、散发着雪气的床单上。早晨，太阳从对面的山峦上升起来，斜长的光线照进山谷，后来又慢慢变短。阳光不是慢慢驱走了群山的阴影，而是像涨起的潮水吞噬沙滩一样，把阴影瞬间抹去。我们离开旅馆时，山谷又沐浴在阳光中。我又想到这个国家若是水平的，肯定一马平川，只不过是一层一层的那种，因为我们从车站回头看过去，山村又位于我们的下方了。我们从早先误认为是山谷的地方往下眺望那真正的山谷。我们又站在雪地中，两侧沟槽内是铲雪机铲雪时形成的一道道邋遢的雪墙。漏斗状的雪墙下，闪亮的铁轨伸进隧道，明晃晃的阳光也照亮了黑漆漆的隧道口。过不了多久，在强光的照射下，山上的积雪就会融化，满溢的雪水就会流进隧道。

我们走进酒吧。“你们好，先生们！”多恩说。又有一个声音回应道“你们好”。我们喝着金黄色的啤酒，晨曦仿佛被盛在了杯子中。要是在美国，中午前喝酒，热天喝酒，就像做礼拜时端盆豆子剥壳一样，真是闻所未闻的事儿。不过，驻扎在蒂罗尔期间，我们吃早餐时也喝过酒。火车进站了，多恩说：“你们好，先生们！”同样又有人回应了他一下。我们出了酒吧，明亮刺眼的雪光让人无法忍受。我们沿着站台朝三等车厢走去，转身往回看，除了雪和太阳外，那情形仿佛又回到了昨晚：山村农民一张张平静的脸，只不过人不如昨晚多，眼下全都是男人。他们也许早就在那儿了，就像美国小镇上的人那样，都是乘火车出门的。那个叫席勒的向导——就是昨晚从教堂里走出来的那位，正站在一等车厢的台阶上，旁边是那个戴着巴黎帽子、身穿裘皮大衣的女人。女人的脸曾经也是一张山野村民的脸。然而，只需六个月的时间，就足以抹去那高山幽谷、乡野村妇的痕迹，以及其他各种痕迹，如春天绿草坪上举办的节日狂欢（如果那里有绿草坪的话，如果瑞士人在春天举办节日狂欢的话），把奶牛从高山牧场上赶去赶回，用挤出的鲜奶做奶酪、牛奶巧克力或瑞士姑娘喜欢做的任何点心。

这时，我们听到了一声声凄厉、狂乱的汽笛声。她从钱包里取出了什么递给向导，然后上了火车。我们也上了火车。火车开动了。火车经过向导时已经提速了。向导翻了翻亮闪闪的硬币，随即把它掷了出去。火车在铲雪机堆成的雪墙间开过，速度越来越快，轰隆隆地驶进了黑漆漆的隧道。雪后的隧道仿佛是双眼被打了一拳似的，火车穿过黑暗驶入刺目亮光时，仿佛又被打了一拳。火车的速度越来越快，拐弯时歪斜着摇晃着，不停地穿梭在亮光和黑暗之间。两侧连绵不断的山峰在刺目的强光下呈现出层次不同的颜色，火车伴随着这些沉思默想、来自天界的庞然大物而摇晃着，从旭日东升的清晨驶入了阳光灿烂的正午。火车一路开了过去，做了最后一次软弱无力的俯冲，连我们都能感觉到是在不断地下行。就在这时，我们看到了科多尔长长的斜坡，那是欧洲大陆倾斜的屋顶，一直延伸到昏昏欲睡、薄雾弥漫的巴黎。最后一座白色山峰慢慢地从窗外滑过，消失在视线之外。

“很高兴回来了。”我说。

“是的。”多恩说，“我再也不想雪了。从此以后，我也不想看雪了。”

卡尔卡索纳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