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一</h3>

一八八九年，圣彼得堡的日子沉闷而又舒适，这时一个有名的文化组织——“俄罗斯文学促进会”决定举办隆重会议，纪念诗人康斯坦丁·佩罗夫。这位诗人死于半个世纪前，不满二十四岁就英年早逝。人们称他为“俄国的兰波”。尽管那位法国男孩天赋超过他，但将他比作兰波也并非全无道理。他十八岁时，写下了皇皇巨著《乔治亚之夜》，一部布局凌乱的长篇“梦幻史诗”。诗中有些篇章扯下了传统东方背景的面纱，造出了天堂般的美妙画面，于是突然像一首真正的好诗一般，能令人两块肩胛骨之间产生过电感觉。

这部作品完成三年后，又一卷诗集问世了。他引证了几位德国哲学家，有几首诗也难以卒读，原因是诗人想法奇特，要把正宗的抒情感怀和对宇宙形而上学的解释结合起来。不过别的诗作仍很生动，不落俗套，和当年的作品一样。想当年那个古怪的年轻人打乱了俄语词汇的原有体系，扭断了约定俗成的词语的脖子，为的是让诗歌嘶鸣尖叫，而不再轻声啁啾。大部分读者最喜欢他那些倡导解放的诗歌，极具俄罗斯五十年代的特点，隐而不露中有疾风暴雨的磅礴气势。曾有一位评论家指出，其气势“不指明敌人之所在，但让你怒火欲燃，一心要投入战斗”。就个人而言，我更喜欢比较纯净一些同时又韵律不太齐整的诗作，如《吉卜赛人》或《蝙蝠》。

佩罗夫是个小地主的儿子。关于这个小地主，现在我们只知道他的田产在卢加附近，他曾在他家土地上试种茶叶。年轻的康斯坦丁（用传记笔法来说）大部分时间在圣彼得堡，心不在焉地念大学，后来又心不在焉地找了一份文书工作——工作时的活动真的所知不多，只能依据他那类人一般都有些什么活动，从中推断出他的琐碎行踪。当时有一位著名诗人，名叫涅克拉索夫，有一次在一家书店碰上他，后来和他通信，其中有一段写到他的外貌，说是一个“笨拙而又凶狠的”年轻人，话不多，情绪不稳定，长着“孩子一般的眼睛，家具搬运工的双肩”。

有一份警察报告中也提到了他，说他“和另外两个大学生”在涅夫斯基大街上的一家咖啡馆里“低声说话”。他的姐姐，嫁给了来自里加的一位商人，据说她强烈反对诗人和女裁缝、洗衣女工等产生感情纠葛。一八四九年的秋天，他去看望他父亲，其实别有打算，想要点钱，前往西班牙。他父亲是个直脾气，扇了他一记耳光。几天后可怜的孩子在附近的河里游泳时淹死了。他的衣服，还有一个吃了一半的苹果，放在一棵桦树下，可是尸首怎么都找不到。

他的名望迟迟不起：选自《乔治亚之夜》的一段被收录在所有的诗歌选本中，也总是这么一段。一八五九年，一位激进的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写了一篇感情强烈的文章，从他最差的诗作中挑出革命的暗语，大力吹捧。八十年代总的看法是：才华横溢，即使有点不善辞令，但生不逢时，不能尽展其才，最终毁灭——看法也就是这么一些。

到了九十年代，人们对诗歌的兴趣相对健康了一些，政治上相应地出现了一个稳定的时期，不那么敏感了，这也是常有的事。围绕着佩罗夫的格律诗刮起了重评之风，另一方面，思想开明之士也不反对跟着杜勃罗留波夫的暗示走。大家捐款，要在一个公园里为诗人建座纪念碑，这证明了诗人的极大成功。一家顶级出版社收集了有关佩罗夫生平的所有能够收集到的零散资料，出版了他的全部诗作，印成厚厚一卷。学术月刊上登载了好几篇全面述评的研究文章。首都最好的一所会堂里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吸引了大批的各界名流。

<h3>二</h3>

纪念大会开始前几分钟，发言人还聚在主席台后面的会议室里，门一阵风似的打开了，闯进来一个身强体壮的老头，身穿一件双排扣大衣——这身衣服在他身上或在别人身上时日已久，历尽风霜。两位佩戴袖章的大学生兼任会务，过来要挡住他，他根本不予理会，昂首挺胸地径直走到众发言人跟前，一欠身，说道：“我是佩罗夫。”

我的一位朋友，年纪几乎长我一倍，当年那番情景的见证人中如今只有他还健在。他告诉我，当时会议主席（是一家报纸的主编，对付擅自闯入的人很有经验）眼皮抬都没抬，说：“赶他出去。”没人遵命——也许是因为大家对一位看上去醉得不轻的老先生还存有几分敬意。他在桌边坐下，选中了一个长得最为面善的人，开始问话。此人名叫斯拉夫斯基，是个翻译家，翻译过朗费罗、海涅、苏利·普吕多姆(1) （后来还有一个恐怖组织的成员）。老头语调平淡，问“纪念碑捐款”是否已经筹齐，如果筹齐了，他什么时候能拿到手。

所有的记述一致认为他说要钱的话时出奇地平静。他也没有过分强调要钱的事。他只是说了此事而已，好像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话有可能引起怀疑。大家不知所措，这么奇怪的一件事，一开场就是这么个老头，来到那间不好找的隐秘屋子，当着那么多各界名流，翘着一大把老族长式的胡子，迷糊着一双棕色老眼，挺着个土豆似的大鼻子，平平静静地打听会议上的钱财问题，甚至不打算出示任何证据。就是普通的江湖骗子，也恐怕要弄出点证据示人吧。

“你是诗人的亲戚？”有人问道。

“我的名字叫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佩罗夫，”老头耐心地答道，“依我理解，我家的一位后人应该在会堂里，可是哪儿都找不到。”

“你多大岁数？”斯拉夫斯基问道。

“我七十四岁，”他答道，“连续歉收好几年了。”

“你必须明白，”演员叶尔马科夫说，“我们今晚集会纪念的那位诗人淹死在奥列杰日河里了，距今整整五十年。”

“Vzdor（胡说），”老头反驳道，“那是我演的一出戏，原因嘛我自有道理。”

“那么现在呢，我亲爱的伙计，”主席说，“我真的认为你该走了。”

他们从他们的意识中赶走了他，然后鱼贯而入，走上了灯火辉煌的主席台。主席台上另有一张会议桌，铺着庄重的红色桌布，桌后面摆着必要数目的座椅。会议桌上放着一个传统的玻璃酒瓶，闪闪发光，晃得台下参会者眼睛迷离，已有好一阵子了。这个酒瓶靠左，众人可以欣赏到一幅油画，从舍列梅捷夫斯基画廊借来。画上是二十二岁的佩罗夫，皮肤黝黑的年轻人，披头散发，衬衣领子敞开着。油画的底座用绿叶和鲜花做了细致装饰。讲台的正前方也摆着一只阴沉沉的玻璃酒瓶，一架大钢琴等候在台侧，稍后便会被推到台中央，为有音乐的节目伴奏。

大厅里各界人士济济一堂，有文人骚客，有见多识广的律师，有教师学者，有热情洋溢的男女大学生，等等。还有几个便衣警察，受命出席会议，分散在会场上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因为政府根据经验知道，一本正经的文化聚会有一种特殊本领，常会悄无声息地演变成狂乱的革命宣传。事实上，佩罗夫早期诗歌中有一首就遮遮掩掩但很善意地提及了一八二五年的动乱，这让人不得不防。像“西伯利亚落叶松的萧萧悲鸣与地下矿产相呼应（sibirskikh pikht oogrewmyi shorokh s podzemnoy snositsa roodoy）”这样的诗句，要是在公众场合朗诵，实在难说会闹出什么乱子来。

有一种记述是这样说的：“很快大家明白了，情况隐约有点像一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闹剧，正在酝酿一种拙劣的悬疑气氛。”（作者认为是指《群魔》中著名的一章。）这都是因那位老先生而起，他故意跟着纪念会主席团的七位委员，走到台上，还打算和他们一起在主席台上就座。大会主席盘算着还是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厮打起来为好，便使了个招不让他坐下来。他堆起在公共场合下自会堆起的礼貌笑脸，悄悄对这个大胡子族长说，要是不放开斯拉夫斯基紧握的椅子背，就将他赶出会场。那张椅子已经被控制在斯拉夫斯基铁钳一般的手里，他表面上不动声色，手上一使劲，悄悄地从老头粗糙的手里夺了过来。老头不松手，但椅子已不在他掌控之中，他便没有座位可坐了。他四面看看，瞧见了台侧的钢琴凳，便沉着冷静地将它拉上台来。幕后的服务生伸手阻拦，只慢了不到一秒钟，没有拦住。老头将凳子放在离主席台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坐了下来，立马成了地位突出的一号人物。

此时主席团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又一次没有理睬他的存在。我们再说一遍，主席团格外关心的，是不起争执。再有一点，摆在油画底座旁边的八仙花半遮住了那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主席团乍一眼看不到他。说来不巧，那老先生对着台下，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只见他坐在不该他坐的座椅上（那东西不停地发出吱扭吱扭声，暗示着这响声有持续下去的倾向），打开了眼镜盒，像鱼一般往眼镜片上呵呵气，心平气和，舒坦自在，一颗沧桑头颅，一身破旧黑衣，一双两边带松紧的靴子，这模样既像俄罗斯穷酸的教授，也像俄罗斯有钱的殡葬工。

大会主席走到讲台前，准备进行他的开场发言。会场里响起絮絮低语声，此起彼伏，大家自然奇怪，那老头到底是谁呀。老头稳稳地戴上眼镜，双手放在膝盖上，侧目看看台上挂着的画像，然后转过头来，盯着台下前排仔细观瞧。台下回望过来，忍不住望望他亮闪闪的脑门，又望望画像上留着鬈发的脑袋。主席发言冗长，期间问长问短的低语声越来越多，有些人想象力丰富，展开了这样的思绪：可能有一位几乎是属于传说时代的诗人，后人只通过教科书才了解其人其诗，本是一个错误时代的产物，一个落入无知渔民网里的活化石，一个瑞普·凡·温克尔(2) 式的人物，到年老昏聩之时亲身参加了纪念他早年辉煌的聚会。

“让佩罗夫这个名字，”主席结束发言时说道，“永远不要被俄国思想界忘记。丘特切夫说过，普希金将被我们的国家当作初恋永远记住。那么就佩罗夫而言，我们可以说他是俄罗斯自由的初次体验。在眼光肤浅之人看来，这种自由似乎仅仅反映在佩罗夫诗歌意象的无比繁杂上，这让艺术家着迷，民众却不以为然。可是我们呢，代表着比较清醒的一代，倾向于为我们自己破译其诗句中更深刻、更重要、更具人性、更有社会价值的意义，比如以下诗句：

当最后一场雪盖住了墓园围墙的阴影，

我家邻居那匹黑马的外衣

在敏捷的四月阳光下闪烁着敏捷的蓝光，

小水坑像一座座天堂，托在大地的黑色掌中，

这时我的心跳了出来，穿着破烂的外衣，

去看望穷人，看望盲人，看望愚笨的人，

弓身为了饱腹，辛勤劳苦，

所有这样的人，因忧愁或欲望呆滞了目光，

看不见雪中的洞，蓝色的马，神奇的水坑。”

他的话迎来一阵掌声，不过突然之间，掌声骤停，接着传来阵阵不和谐的笑声。原来主席发言余音未尽、正返回座位时，那个留着大胡子的陌生人站起身来，频频点头接受鼓掌，还伸出一只手笨拙地挥舞致意，脸上的表情既有合乎规矩的谢意，也有不耐烦的样子。斯拉夫斯基和另外两位工作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他架开，可是台下人群深处升起了喊叫声：“不要脸，不要脸！”“Astavte starika（把老人放开）！”

我在一种记述中发现这样的暗示：台下观众里有心怀叵测之人。但我认为，大众的同情心和报复心都是说来就来，这就足以说明台下是同情和报复轮番交替的。那老头又要应付架他的三个人，又要尽量保持行为举止不失体面，所以当那几个并不是真心要架他出去的人放手后，他重新坐上了刚才打斗时弄翻的钢琴凳，台下发出了满意的咕哝声。可是话说回来，这么一闹，大会的庄重气氛算是彻底被破坏了。观众中那些爱吵闹的年轻人开始尽情嬉闹。主席鼻孔抽得直哆嗦，给自己倒了一杯水。两个便衣特务从大厅里两处不同的据点警惕地互换眼色。

<h3>三</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