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离开了仅仅三十五分钟左右，这点时间其实已经绰绰有余。就在她开始拿切断了的电话做戏时，他已经在一个行人稀少的街角接将军上了车，送他去见一个假想中要见的人。这场会见事先做了周密安排，令其自然而然显得既是个秘密会面，又不得不去。驱车几分钟后他停了下来，两人都下了车。“不是这条街。”费琴科将军说。“不是，”戈卢布科夫将军说，“但这里停车方便。我不想正对着咖啡馆门口停车。我们抄近路从那条小巷穿过去。就两分钟的路。”“好，我们走过去。”老先生清清嗓子说。

在巴黎那个特别的区里，街道以各位哲学家命名，他们正走的那条小巷就被某位博学的创市之父定名为皮埃尔·拉宾街。它温柔地引你经过一座昏暗的教堂，经过一些脚手架，来到一个叫不上名字的地带。私家住宅挂着百叶窗，远远地坐落在各家院子深处，院外围着铁栏杆。垂死的枫叶从枯树枝上飘落到潮湿的人行道上，途中就在铁栏杆上暂歇。巷子左边有道长墙，粗糙的灰色墙面零零星星地露出砖头来，像是填词游戏的条形框。墙上某处有扇绿色的小门。

他们走近那门的时候，戈卢布科夫将军掏出他那个战痕累累的烟盒，旋即停下来点烟。费琴科将军不吸烟，但讲究礼貌，便也停了下来。暮色中刷拉拉刮起一阵急风，第一根火柴熄灭了。“我还是觉得——”费琴科将军谈起他们近来正在讨论的某桩小事。“我还是觉得，”他说（他要说点什么事情，这时就站在那扇绿色小门附近），“菲德尔神父要是坚持自掏腰包负责所有的食宿费用，那我们起码能做的就是提供燃料。”第二根火柴也熄灭了。一个过路人的背影朦朦胧胧地远去，终于消失了。戈卢布科夫将军提高声音骂起风来。原来这是动手的信号，那扇绿门打开了，三双手以惊人的速度与技巧将老人一拂，就不见了踪影。门砰一声关上。戈卢布科夫将军点燃他的香烟，迈着轻快的步子原路返回去。

从此人们再没见过这位老人。几个安安静静的外国人，租下了某一栋安安静静的房子，安安静静地住了一个月，他们不是荷兰人就是丹麦人，什么也不知道。这只是个障眼法。根本没有什么绿门，只有一扇人力撞不开的灰门。我翻遍了权威的百科全书，也没找出来：压根就没有叫做皮埃尔·拉宾的哲学家。

但我在她眼里看见了惊恐。俄语里有句老话“vsevo dvoe i est; smert' da sovest'”——可以这样翻译：“世上真正存在的只有两件事——人终归要死，人良心自知。”人性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人行善时常常糊里糊涂，作恶时却是永远心知肚明。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罪犯，其妻子比他还可怕，当年我做教士的日子里，他曾告诉过我，让他始终感到困惑的是，他有个问题想不通，想和她讨论讨论，却又羞于启齿，为此他深感自卑。他想不通的问题是：她有没有可能打心底里瞧他不起，要么她是否暗自疑惑他有没有可能打心底里瞧她不起。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准确地知道戈卢布科夫将军和他的夫人最后单独相处的时候，两人脸上是何种表情。

<h3>六</h3>

然而好景不长。晚上十点左右，“白盟”秘书长L将军接到R将军的通知，说费琴科太太为丈夫无缘无故消失而万分焦急。直到这时候，L将军才想起中午时分主席曾漫不经心地（不过这是老先生一惯的风格）告诉他，他下午晚些时候要到城里办点事，如果晚上八点还没回来，就请L将军看看主席书桌中间那个抽屉里的一张字条。两位将军立即赶往办公室，半途折返，回来取L将军忘了的钥匙，再回头奔去，终于找到了那张字条。上面写着：“一种奇怪的感觉困扰着我，以后也许会因庸人自扰而不好意思。今天下午五时半，我在笛卡儿大街45号的一家咖啡馆有个约会，会见来自另一边的一位间谍。我怀疑其中有诈。整个事情由戈卢布科夫将军安排，他开车来接我过去。”

我们在此略过L将军说了什么，也略过R将军答了什么——不过他二人显然思维迟钝，跟一位怒气冲天的咖啡馆老板在电话上纠缠不清，为此又浪费了一些时间。等到身披印花睡袍、故作睡眼惺忪的“斯拉夫斯卡”把他们让进门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午夜时分了。她不想吵醒丈夫，说他已经睡着了。她问这是怎么回事，莫非是费琴科将军出了事。“他失踪了。”老实的L将军说。“斯拉夫斯卡”“哎呀”一声晕死过去，跌倒在地时险些砸坏客厅。她给歌坛带来的损失不像她的歌迷们所想的那么严重。

出于某种考虑，两位将军故意不向戈卢布科夫将军提起那张小字条的事，因此当他准备随他们前往“白盟”总部的时候，还以为他们真要和他讨论讨论是该立刻给警察局打电话呢，还是该先请示八十八岁高龄的海军上将格罗莫鲍耶夫，他老人家不知为何被视为“白盟”的所罗门王。

“这是什么意思？”L将军说道，将那个要命的字条交给戈卢布科夫将军，“请你仔细读一下。”

戈卢布科夫将军仔细读了——他马上明白一切全完了。我们无须俯瞰他内心感受的无底深渊。他耸耸瘦削的肩膀，递还了字条。

“如果这真是将军所写，”他说，“我也得承认这看来的确很像是出自他的手笔，那么我只能说有人在假冒我。不过，我有理由相信，格罗莫鲍耶夫海军上将一定能替我洗清罪名。我建议马上就去。”

“对，”L将军说，“虽然很晚了，我们还是马上去。”

戈卢布科夫将军抖抖索索地穿上雨衣，第一个出了门。R将军帮L将军捡回围巾。围巾刚才从一把椅子上半耷拉下来，这几把前厅座椅从今往后注定只会载物，不会坐人了。L将军叹口气，戴上他那顶旧毡帽，用双手来完成这个轻柔的动作。他走向门口。“等等，将军，”R将军压低声音说，“我想问你点事。我俩军人间的对话，你能绝对肯定……呃，戈卢布科夫将军说的是实话？”

“这正是我们要调查的。”L将军答道。他是那种深信只要句子是个句子就必然有其意义的人。

他们在门口轻轻地碰碰对方的胳膊肘礼让对方先出门。最后年纪稍长的那位接受了这个特权，面带得意之色出了门。然后两人在楼梯口站住，楼梯上太过寂静，让他们愕然。“将军！”L将军冲楼下喊。他们面面相觑，而后匆忙而笨拙地奔下楼去，踩得丑陋的楼梯通通响。他们出来了，站在漆黑的细雨之中，这边看看，那边看看，然后再互相看看。

她在次日清晨被捕。整个审讯过程中，她始终不曾丢弃伤心无辜的姿态。法国警方在追查可能线索的时候，表现出一种奇特的冷漠态度，好像他们认为俄国将军的失踪已是当地一种独特风俗，是一种东方现象，是一种自动消解的过程，也许不该发生，却也无法阻止。然而人们还是有这样的印象：比起外交智慧，法国保安局更适合讨论这类消失戏法的运作。海外报纸报道此事，都是出自善意，但方式上带些嘲讽，不太生动。整体而言，“斯拉夫斯卡事件”做不成醒目的新闻提要——俄国流亡人士铁定都在新闻焦点之外。有趣的巧合是，一家德国新闻社和一家苏联新闻社不约而同地对两名在巴黎的俄国将军席卷白军资金潜逃一事作了简要报道。

<h3>七</h3>

那场审判离奇得很，糊涂了事，无果而终。证人没一个像样的，给“斯拉夫斯卡”最后定为绑架罪，这在法理上很难站得住脚。不相干的琐事不断地遮掩了要害问题。错误的人记起了正确的事，或者正好相反。有一份账单，是一位农人加斯东·库洛签的，事由是“砍倒了一棵树”。L将军和R将军在一名虐待狂律师手中饱受折磨。一个巴黎街头的流浪汉，本是烂鼻头、从不刮脸的那种人（一个不难演的角色），衣服上的几个大口袋里揣着他们在人世间的全部家当，最后一只袜子丢了后，便把破报纸一层一层地裹在脚上。常见他们坐在某栋永远不曾完工的房子前，抱着酒瓶，舒舒服服地叉开两腿靠在墙皮剥落的墙上。就是这么个人也作了一番可怕的描述，说他从某个有利位置目睹了一位老人受到粗暴对待。两个俄国女人，其中一个曾长期接受严重的歇斯底里症的治疗，说她们在案发当天看见戈卢布科夫将军和费琴科将军同乘前者的车走了。一位俄国小提琴家坐在一辆德国火车的餐车中时……但实在没有必要把那些差劲的谣言再说一遍。

我们看到“斯拉夫斯卡”在狱中的最后几幅画面：窝在角落里乖乖地织毛线；给费琴科太太写信，满纸沾泪，说她们如今就是亲姐妹，因为她二人的丈夫都被布尔什维克掳走了；哀求让她使用口红；在一位脸色苍白的俄国年轻修女怀中啜泣祈祷，修女来此是为了告诉她，自己曾做了一梦，说明戈卢布科夫将军是清白的；吵着要那本还扣在警方手里的《新约》——扣着的主要原因是不让专家顺利地开始破译写在《约翰福音》书页边上的某些密码。二战爆发后的某个时期，她得了一种不明不白的内科病症。一个夏日早晨，三名德国军官到监狱医院要求见她，当即被告知她已经去世——这可能是事实。

人们不免疑惑，是不是她丈夫通过某种途径设法让她得知了他的行踪，要么是他觉得对她不闻不问更为安全。他往何处去了，这可怜的迷路的人？可能性的明镜不能代替窥见真情的小孔。也许他在德国找到了安身之所，在贝德克尔青年间谍训练学校里谋得了一个行政管理方面的小职位。也许他回到了他曾赤手空拳攻城掠地的那片大地。也许他没有回去。也许他的顶头上司把他召去，用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那种略带外国腔而又特别平静的语调对他说：“我的朋友，我们恐怕再用不着你了。”——正当那个X转身要走时，普朋迈斯特(7) 博士纤细的食指按下了安装在他并不起眼的书桌边上的按钮，一个陷阱在X脚下张开大口，他跌下去摔死了（他知道得太多了），或是正好掉进楼下那对老夫妇的起居室里，摔碎了他的肘关节。

不管怎样，电影演完了。你帮女伴穿上大衣，加入由许多像你一样的人组成的人潮，缓缓朝出口移动。安全门打开，没想到门外已是黑夜，人流在附近渐渐稀散。如果你像我一样，为了不迷失方向而选择原路返回，你就会再次经过那些两小时前还似乎相当诱人的海报。穿着半波兰式制服的俄国骑兵从他的小马背上弯腰捞起脚穿红靴的浪漫情人，她的黑发从羊羔皮帽中翻滚出来。凯旋门与圆顶昏暗的克里姆林宫并肩而立。戴着单片眼镜的外国间谍从戈卢布科夫将军手中接过一捆秘密文件……快点，孩子们，让我们离开此地，走进清醒的夜里，走进在熟悉的人行道上漫步的宁静里，走进由长着雀斑的好男孩和同志情谊的精神所构成的坚实世界里。欢迎回到现实！经过那些廉价的刺激之后，这支货真价实的香烟该多么让人提神。看看，走在我们前头的那位衣着整洁的瘦削男子，也把一支“醒目”牌香烟在他那个旧皮烟盒上顿了几顿，然后点着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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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eodor chaliapin（1873—1938），著名的俄罗斯男低音歌唱家。

(2) 　原文为“a Belle Dame with a good deal of Merci”，戏仿英国诗人济慈《无情的美女》（<i>La Belle Dame sans Merci</i> ）一诗，该诗咏叹骑士为妖女所惑，丧失斗志。后世又有不少以此为题的画作。

(3) 　西鲁克兹街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莫茨街在柏林，伏吉拉尔街在巴黎，分别代表当年许多俄国人的流亡路线。

(4) 　德语，小酒馆 。

(5) 　即英国的名牌香烟“绞盘牌”，英文是“Capstan”（卡普斯坦），这位将军念出来是“Kapsten”。

(6) 　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7) 　原文Puppenmeister，有“木偶大师”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