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一</h3>
我经常注意到,我把自己过去的一些宝贵经历赋予我小说中的角色以后,它就会在我将它匆匆放入的人造世界中变得干瘦起来。虽然它在我的意识中苟延残喘,但它的人性温暖、它无穷的回味性都消失殆尽,不久就变得更像我的小说,不像我自己的过去,即使它看上去似乎很安全,不会受艺术家的侵扰。房屋在我的记忆中无声地倒塌,就像很久以前无声电影中房屋倒塌的情形一样。我曾经的法国家庭女教师的肖像被我借给了我写的一本书里的一个小男孩,所以眼看就要消失,隐没在我所描写的与我完全无关的童年之中。内心中的我在和小说家的我斗争,于是就有了如下不顾一切的努力,要挽回对那位可怜小姐的回忆。
小姐是个又矮又胖的壮实女人,一九○五年进入我们的生活,那时我六岁,我弟弟五岁。当时的情景如在眼前。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她浓密的乌发,高高盘起,隐隐有点花白。光秃秃的额头上有三道皱纹,眉头突出,黑边夹鼻镜后面有一双冷冰冰的眼睛。上嘴唇上有残留的唇须,满脸雀斑,发怒的时候,三层下巴的第三层,也就是最肥厚的那一带,就会变得格外红,威风凛凛地垂在花边衬衣上方。她坐下的时候,更确切地说是她在应付坐下这项任务的时候,下巴上的肉在颤动,一侧有三颗纽扣的巨大臀部小心翼翼地下降,直到最后一刻,整个大块头重重地落到柳条扶手椅上,吓得椅子发出一阵劈里啪啦的爆响。
她来的那个冬天是我童年时期唯一一个在乡下度过的冬天。那年到处是罢工、暴乱,警察也在狂捕滥杀。我估计父亲是希望让家人逃离城市,躲到我们家在乡下的僻静庄园上去。他在当地农民中颇有威望,估计借此可能会降低分田分地的危险,结果证明他估对了。那也是一个极其寒冷的冬天,下了很多雪,和小姐没来前料想会在遥远的俄罗斯极北寒天中见到的雪一样多。当她在那个小站下车时,我没有在那里迎候她,她还得乘雪橇走六英里路才能到达我们在乡下的家。不过如今我倒要想想看,在那次难以置信、不合时宜的旅行即将结束时,她看见了什么,有何感受。我知道她的俄语词汇量只是由一个短短的词构成的。很多年以后,她将同样带着这一个孤独的俄语词回到瑞士去——那是她的法国父母生她的地方。这个词,按照她的发音可以从语音学上界定为“giddy-eh”(实际上是gde,其中的e就如英文词“yet”中的e),意思是“在哪里”,这就算是学到很多了。这个词她说出来就像是迷途的鸟儿沙哑地叫唤,再加上问句一般的力量,足以满足她的所有需要。“Giddy-eh?Giddy-eh?”她总是这样喊叫,不光是要搞清楚自己身处何方,而且也表达了一个苦难深重的事实:她是一个外地人,遇了海难,身无分文,处境艰难,正在寻找一块受神庇佑的陆地,在那里最终有人能听得懂她的话。
我通过想象能看到她的模样,刚刚下了火车,站在站台的中央,我那幽灵般的使者朝她伸过去一只胳膊,但没有用,她看不见。候车室的门开了,发出一声颤抖的哀鸣,这是浓雾之夜特有的响声。一股热气扑了出来,如同轮机的大烟囱里冒出来的蒸汽。这时我们的马车夫扎哈尔——一个身材魁梧的壮汉,穿着羊皮大衣——从他的红腰带里掏出一双刚才塞进去的大手套戴上。我听见雪在他的毛毡靴下吱嘎作响,原来他正在忙着搬行李,接着又叮叮当当地套马具,然后一边大踏步走回雪橇,一边用食指和大拇指娴熟地擤鼻涕。小姐战战兢兢地缓缓爬上雪橇,怕得要死,紧紧抓住拉她上雪橇的人,生怕她巨大的身体尚未坐稳雪橇就滑行起来。最后她哼了一声,坐了下来,将拳头伸进绒毛稀疏的皮手笼里取暖。赶车人嘴唇带着唾沫咂吧一声,马儿们夹紧臀部,挪动蹄子,接着又夹紧臀部。小姐的身子向后一晃,沉重的雪橇被拉出了钢铁、皮毛和肉的世界,进入一种没有摩擦的环境。它沿光滑的路面滑行,似乎没挨着地一般。
过了一会儿,车站广场尽头的一盏孤灯突然亮起来,灯光照耀下只见一个大得夸张的影子,也戴着皮手笼,和雪橇并排跑,爬上了浪涛滚滚的雪地。然后这个影子消失了,留下小姐被吞没在一望无际的“la steppe”(1) 中。她后来用这个词说当时的情景时,既兴趣盎然,又充满了敬畏。在那无边的昏暗之中,远处村庄里闪出忽明忽暗的灯光,在她看来像是黄黄的狼眼睛。她很冷,冻僵了,似乎连“头脑的中心”都冻住了——这一句古老的格言最合适,她要是不用的话,还不知会用上什么漫无边际的夸张修辞。她时不时回头看看,驮着她的行李箱和帽子盒的另一辆雪橇是不是跟在后面——它总是保持着同样的距离,就像探险者所描绘的行驶在极地水域上的船只一样,幽灵般互为陪伴。别让我遗漏了月亮——毫无疑问,肯定有个月亮:一轮圆月,无比皎洁,和俄罗斯弥漫的寒霜相得益彰。它过来了,从一团团斑驳的小云朵中驶了出来,给云朵染上了隐隐的晕彩。它越升越高,照亮了路上留下的雪橇划痕。路面上每一堆积雪都闪着亮光,旁边落下一个臃肿的阴影,使雪堆更加分明。
很美丽,也很荒凉。可是这栩栩如生的梦境里我又在做什么呢?不知为何,那两辆雪橇已经滑远了,它们把我的想象留在了身后遥远的蓝白色路上。不,就连我耳中振动着的也不是它们远去的铃声,而是我自己的血液在歌唱。万籁俱寂,我昔日俄罗斯的荒野上空那个闪亮的大圆盘让一切显得那么美妙迷人。不过这雪是真的。我弯下腰,掬起一捧,四十五年的岁月在我的指缝里碎成了闪闪的霜尘。
<h3>二</h3>
一盏煤油灯驶进了薄暮之中。它轻轻地漂浮,轻轻地下楼。记忆中有一只手,戴着一个男仆的白色手套,将灯放在了一张圆桌的桌面中央。灯苗调得不大不小,一个镶着荷叶丝边的玫瑰色灯罩拢住了灯光。灯光里映着一间温暖明亮的屋子,外面大雪纷飞。这个家——很快就被称为“le château”(2) ——是我太祖父建的。建时怕发生火灾,楼梯都做成了铁的,这样即使房屋彻底烧毁了——苏维埃革命之后就烧毁了——那些生锈了的楼梯仍在,孤零零地立在那里,还能照常上上下下。
请再说说那间屋子吧。椭圆形的镜子,挂在两根紧绷的细绳子上,明亮的镜面呈倾斜状,使劲要把家具和地板都纳入镜中。镜中的家具要倒了一般,闪亮的地板变成了一道斜坡,都想滑出镜子的怀抱。再看枝形吊灯上的悬饰,任何时候往楼上的房间里搬东西,它们都会发出细细的叮铃声。还有那些彩色铅笔,一小堆翠绿色的铅芯粉末堆在油布上,旁边一把折叠刀,它刚刚尽了自己要反复尽的责任。我们坐在桌子旁,我、弟弟,还有时不时看看手表的鲁宾逊小姐:这么大的雪,路上肯定糟糕透了;再说,这位即将接替她当家庭女教师的法国人不熟悉这里的情况,还要交代很多专业方面的棘手问题呢。
现在,再来详细说说那些彩色铅笔吧。绿色的那支,手腕只需转动一下就能削好,铅芯够画出一棵枝繁叶茂的树,或者画出一间正在煮菠菜的房子烟囱里冒出的烟。蓝色的那支,可以画一条直线穿过页面——大海的地平线就遥遥看见了。还有一支说不清什么颜色的钝头铅笔不停地进入视线。棕色的那支总是断,红的也总是断。不过有些时候,刚刚断了就找一个小木片别住断头,让松动的笔尖挺立不倒,仍然能凑合着用,只是不一定很牢。那支紫色的小伙伴是我特别喜欢的,用得很短,都快抓不住了。只有那支白色的,铅笔里瘦长的白大个,还是原有的长度,或者说至少在我发现它很好用之前一直保持着原有的长度。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不在纸上留下任何痕迹的冒牌货,而是一支理想的画笔,我用它乱画一通,也觉得很像我想画的东西。
唉,这些铅笔也被我分发给我书中的角色了,它们让我虚构的那些孩子们忙碌着,所以现在它们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了。在某一章书里的某一家公寓里,在某一个段落里的某一间租住的屋子里,我也曾经放置过那面斜镜,那盏油灯,那些枝形吊灯的悬饰。如今留下来的没几样东西了,很多东西都被滥用掉了。我把博克斯(管家的宠物狗鲁鲁的儿子和丈夫),那只在沙发上熟睡的棕色老达克斯猎狗,也送出去了吗?我想没有,它依然是我的。它那灰白的口鼻埋在后腿弯里,皱巴巴的嘴角堆起了一团肉,不时发出深深的叹息,吸进去的气令肋间鼓胀起来。它太老了,睡得那么沉,不知做了多少梦(梦见可以啃一啃的拖鞋和一些刚闻过的气味),以至于门外响起微弱的门铃声时它都没动一下。这时前厅的门带着风打开了,一阵叮当响。她总算来了,我多么希望她不要来呀。
<h3>三</h3>
另一条公狗虽然性格温和,但是属于凶猛的大丹狗,所以不让它进到家里来。接下来的几天里——如果不是第二天,就是那之后的某一天——发生了一件危险的事情,它发挥了重要作用,令人欣慰。当时家里碰巧只留下我和弟弟来应付这位新来者。现在回想起来,我母亲可能几个小时前去圣彼得堡了(大约五十英里的路程),父亲在那里卷入了那年冬天发生的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母亲有孕在身,十分紧张。鲁宾逊小姐并没有留下来给小姐交代工作,她也走了——也许是我三岁的妹妹缠着她,她只好跟着去了。为了证明我们不该受此对待,我立即想出一个计划,把一年前搞过的一场激动人心的闹剧又折腾了一遍。那一次是逃离亨特小姐,地点在人多热闹的威斯巴登庄园,庄园里落英缤纷,美如天堂。这一次则在荒郊野外,四面白雪茫茫,所以很难想象我策划的这次行程到底要去何方。我们刚刚结束第一次和小姐一起的下午散步,回来时又恼又恨,气得心怦怦乱跳。我们非得听一种我们不熟悉的语言(我们所了解的法语仅限于几个日常用语),要熟悉它就得放弃我们喜欢的所有习惯,这都是我们不能忍受的。她答应我们的bonne promenade(3) 结果是绕着我家房子无聊地走,一路上积雪倒是清扫了,但地面上结了冰,还有沙子。她让我们穿上我们即使在最寒冷的日子里也从来没穿过的衣服——可怕的长筒靴和风帽,害得我们每动一下都很艰难。夏季的花坛一带积雪像凝脂一般光滑,我们忍不住想上去勘探一番,她却不许我们去。她也不许我们在屋檐下方走,因为屋檐下悬挂着巨大的冰柱,整个像架管风琴,在夕阳下燃烧一般地闪亮。散步一回来,小姐还在门厅的台阶上喘气,我们扔下她冲进家中,让她以为我们会藏在某个偏僻的小屋子里。实际上,我们是跑到了家的另一端,然后穿过一段走廊,又跑进了花园里。前面提到的那条大丹狗正在摆开架势朝附近的雪堆移动,就在它决定先抬哪条后腿时,看见了我们,便立刻欢快地跟上我们跑了。
我们三个沿着一条相对好走的小径,穿过比前面更深的积雪,来到去村庄的路上。这时太阳已经落山了,黄昏不可思议地突然降临。弟弟说他又冷又累,但是我逼着他往前走,后来让他骑上了那条狗(此刻,它是我们三个当中唯一还在自得其乐的)。我们已经走了两英里多的路了,月亮亮得出奇,弟弟也一声不吭了,时不时还会从狗背上掉下来。就在这时候,一个打着灯笼的仆人赶上了我们,把我们领了回家。“Giddy-eh? Giddy-eh?”小姐在门廊上发疯般大叫着。我红着脸从她身边走过,一句话也没说。弟弟眼泪夺眶而出,一五一十全交代了。大丹狗的名字叫图尔卡,它继续去干先前被打断的事:看房子周围的雪堆上有什么情况,好尽它的职守。
<h3>四</h3>
童年时,我们对人的手了解很多,因为人的手就垂在跟我们身材齐高的那个位置。小姐的手让人看了不大舒服,那紧巴巴的皮肤如同青蛙皮一样,上面布满了棕色的瘀斑状斑点。在她之前,还没有陌生人摸过我的脸。小姐一来就拍我的脸蛋,倒是真心疼爱的自然流露,却叫我极不自在。一想到她那双手,我就会想起她的各种特殊习惯。她削铅笔的动作像是给水果削皮,笔尖对着她紧紧裹在绿毛衣下面的胸部;那乳房又不喂孩子,却长得那么大。她还有个习惯,把小拇指塞进耳朵里,快速地抖动。每次给我一本新的习字本时,她都遵循同一种仪式。她会喘一阵粗气,嘴巴微张,连续不断地发出一系列快速的呼哧呼哧声,然后打开习字本,在里边弄出页边空白;也就是说,她会用大拇指甲划一条清晰的竖线,把页边顺着这条线折起来,压一压,再打开,用手掌抚平,然后快速地把本子掉转过来,放在我面前让我用。紧接着是一支新笔。她会用她柔软的嘴唇舔湿亮闪闪的笔尖,然后把笔尖像洗礼一般浸入墨水盒。于是每个字母的一笔一划都非常清晰,我看得高兴(尤其是因为先前的习字本写到最后都一片模糊了),就会非常认真地写下Dictée(4) 一词,这时小姐则从她的拼写测试集里搜寻一段既难又好的文字,准备听写。
<h3>五</h3>
与此同时,外面的背景也改变了。白霜和积雪被一个不言不语的道具管理员清理掉了。夏日的下午景色生动,疾云攀上蓝天,带眼状斑点的阴影在花园小径上移动。不久,课上完了,小姐在阳台上给我们读书,阳台上的垫子和藤椅在阳光下散发出浓烈的饼干香。阳光透过菱形和正方形的彩色玻璃射进来,碎成各种几何形状的宝石,落在白色的窗沿上,落在窗下盖着褪了色的白色印花布的长椅上。这是小姐状态最佳的时刻。
就在那阳台上,她给我们读了不知道多少卷书!她那尖细的声音不停地读,一刻也不减弱,一点不打磕巴,不带一点犹疑,就是一台令人称羡的阅读机器,丝毫不受她有毛病的支气管的影响。以下作品我们全听了:<i>Les Malheurs de Sophie, 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Vingts Jours, La Petite Chose, Les Misérables, Le Comte de Monte Cristo</i> ,(5) 还有好多其他的。她坐在那里,就像一座静静的监狱,读书声从里面被提取出来。她的上半身宛如佛像般一动不动,除了嘴唇之外,唯一动的部分就是她的一层下巴,是最小的却也是真正的那一层。黑边夹鼻眼镜闪着恒定的光。偶尔有一只苍蝇落到她严厉的前额上,额头上的三道皱纹便立刻全部跳将起来,就像三个赛跑者跨越三个跳栏。不过她脸上的表情不会有任何变化——那张脸我经常试图在我的速写簿上画下来,原因是它毫无表情,到处简单对称,这给我鬼鬼祟祟的铅笔带来的诱惑要远远大于我本该描画的物体——一盆花,或者眼前桌子上的鸭子摆设。
不久我的注意力就游荡得更远了,也许就是在这种时候,她那节奏分明的声音中罕见的纯净实现了其真正的目的。我看着一片云彩,几年后依然能想起它的具体形状。园丁在牡丹花丛里从容干活。一只鹡鸰走了几步,突然停了下来,仿佛想起了什么事情,接着又往前走,表演着自己的名字。(6)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只黄钩蛱蝶停落到门槛上,沐浴在阳光中,尖尖的黄褐色翅膀伸展开来,又突然收拢,正好露出翅膀内侧像粉笔写上去的小小字母,接着又突然飞走了。不过这个朗读过程中最为常见的迷人源泉还是阳台上的彩色玻璃,镶嵌在阳台两侧的白色窗框里,像小丑的脸一样被画得五颜六色。透过这些神奇的玻璃,花园看上去出奇地安静,远离尘世。如果透过蓝色的玻璃看,沙子就变成了煤渣,而墨黑色的树似乎在热带的天空中游泳。黄色的玻璃创造了一个琥珀色的世界,仿佛额外注入了阳光酿造的浓酒。红色的玻璃把枝叶变成深红色的宝石,滴落在珊瑚色的园中小径上。绿色的玻璃把草木浸泡在了更绿的绿水之中。看过了如此丰富多彩的玻璃后,再看一块毫无情趣的普通方玻璃,上面爬着孤独的蚊子,或者跛腿的长脚蜘蛛,那感觉就像一个并不渴的人喝了一口水一般。透过这块普通玻璃,还会看到熟悉的树下有一条实用的白色长凳。不过在所有的窗口中,只有这一扇才是多年以后炽热的思乡之情盼望透过而一窥往事的。
小姐从未意识到她那平缓的声音是多么有力。但她说下面这些话的语气却截然不同。“啊!”她一声叹息,“comme on s'aimait(难道我们不爱彼此么)!”“在城堡里度过的那些好日子!死去的蜡制娃娃,被我们埋在了橡树下!”[不对——那是一个用羊毛填充的丑布偶。]“那一次,你和塞尔日逃跑了,让我在树林深处跌跌撞撞地寻找,扯着嗓子喊叫!”[太夸张了。]“Ah, la fessée que je vous ai flanquée(天啊,那次我打你的屁股,打得好狠啊)!”[她试图打我,真有其事,但以后再没有动过手。]“Votre tante, la Princesse,(7) 你拿小拳头揍过她,因为她对我不好!”[不记得有此事。]“还有你悄悄给我讲你儿时烦心事的样子!”[从来没讲过!]“我屋里那个舒服的角落,你就喜欢窝在那儿,因为你在那里觉得又温暖,又安全!”
小姐的房间,不管是在乡下的还是在城里的,对我来说都是个怪异的地方——就像一个温室,庇护着一株枝繁叶茂的植物,散发着一股怪味,浓烈刺鼻。我们当时还小,她的房间就在我们隔壁,但她的房间好像不属于我们那个空气清新、环境舒适的家。在令人恶心的雾气中,散发着各种各样的臭气,其中有一种苹果皮氧化后的沉闷气味。油灯昏暗,书桌上各种古怪的东西闪着微光:一个放着甘草棒的漆盒子,她总是用削笔刀从甘草棒上切下一些黑色的碎片,放在舌头下慢慢含化;一张绘有湖泊和城堡的明信片,城堡的窗子上装饰着亮晶晶的贝壳;几个紧紧揉起来的锡箔纸团,都是她晚上吃巧克力剥下来的包装纸;几张她死去的外甥的照片,外甥的妈妈的照片,上面还有她的题字——悲伤的母亲;还有一个叫马兰特的先生的照片,他在家人的逼迫之下娶了一个富有的寡妇。
有一张照片放在所有的照片之上,镶有高贵的石榴石相框。照片上拍摄了一个黑发年轻女子的侧脸肖像,身材细长,穿着紧身连衣裙,长着一双勇敢的眼睛,头发浓密。“一条辫子跟我的胳膊一样粗,垂到我的脚踝那么长!”这是小姐戏剧化的评论。这就是曾经的她——然而我的眼睛看遍她现在这熟悉的身躯,无论如何也难找出相框里装的那个优雅形象。我和充满敬畏的弟弟发现了一些情况,使得要找出她当年优雅形象的任务更为艰巨。大人们看到的小姐是白天穿得严严实实的小姐,他们从来没见过我们小孩子在晚上看到的她的样子。晚上我们中的某一个做噩梦,尖叫起来,把她从睡梦里惊醒,她就头发凌乱,手里端着蜡烛,跺着一双光脚进了我们的卧室;血红色的睡衣包不住她那摇摇晃晃的大块头身材,睡衣的蕾丝金边在灯下闪烁,那模样活像拉辛荒诞剧里可怕的耶洗别(8) 。
我一生中睡眠一直很差。不管有多累,与意识分离的痛苦会引起我无法言说的反感。我诅咒睡眠之神,那个把我捆在木桩上的黑脸刽子手。这么多年之后,我已经习惯了夜里不能入睡的折磨,就算那把熟悉的行刑之斧眼看就要从天鹅绒大箱里拿出来,我几乎能昂首阔步地面对。不过我当初可没有这般从容,也没有如此的防卫之术: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扇通向小姐房间的半开半掩的门。门上一道垂直的微弱亮光正是我能依赖的东西,因为在彻底的黑暗中我会头晕,正如灵魂会在昏暗的睡眠中消解一样。
星期六晚上通常会有快乐的期盼,因为那是小姐每周纵情享受的洗澡时间,这样门缝上的那道微弱亮光也就让我受用得更久一些。不过接着又有更加微妙的折磨来临。在我家位于圣彼得堡的房子里,育儿室的浴室在一道之字形走廊的尽头,离我的床大约有二十次心跳的距离。我一面害怕小姐从浴室回到她开着灯的卧室,一面羡慕弟弟木讷的鼾声,除此之外,我无法真正利用这段时间让自己迅速入睡,因为黑暗中的一个小亮缝说明我怎么努力都是徒劳。终于它们来了,那些不可阻挡的脚步,沿着走廊重重地走过来,震得某个悄悄陪我守夜的玻璃制品在架子上发出惊慌的叮当声。
现在她进了她的房间。灯光的明暗度轻轻变了变,让我明白她床头柜上的蜡烛取代了书桌上的灯。属于我的那一线亮光依然在,不过变得苍老暗淡了,而且小姐一动,床咯吱一响,光影就会摇曳。我仍然听得到她的动静。一会儿是一阵清脆的沙沙写字声,好像在拼写“Suchard”(9) ,一会儿是水果刀嚓嚓地裁开<i>La Revue des Deux Mondes</i> (10) 杂志书页。我听到她在微微喘息。整个这期间,我都极其痛苦,拼死拼活地想哄着自己入睡,过几秒钟就睁开眼睛看看那微弱的亮光,想象着天堂就是一个不眠的邻居借着永不熄灭的烛光读着一本永无止境的书。
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夹鼻眼镜盒“啪”的一声合上了,杂志搁在了床头柜的大理石桌面上。小姐噘起双唇猛吹了一下,第一次尝试失败了,灯苗喝醉了一般摇摇晃晃地躲开。然后第二次冲锋,灯光彻底灭了。一团漆黑中我失去了方位感,我的床似乎在缓缓漂移,惊恐之下我坐起来,瞪眼观瞧。终于我的眼睛慢慢适应了黑暗,从眼内出现的诸多漂浮物当中搜寻到了几个更为珍贵的模糊亮点,它们漫游在没有方向的遗忘世界里。直到后来,半忘半记,那几个模糊亮点固定下来,原来是窗帘昏暗的褶皱,窗帘后面远远亮着街灯。
相对于那些痛苦的夜晚,圣彼得堡令人振奋的清晨是多么不同啊!北极之春凛冽而又温柔,潮湿而又闪亮,碎冰归拢起来,沿着海蓝色的涅瓦河顺流而下。春光映得屋顶闪闪发亮,春光给街上的雪泥涂上一层厚厚的藏蓝色阴影,这景象我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见过。小姐穿着仿海豹皮的大衣,胸部一块高高地鼓起来。她和我弟弟并排坐在四轮马车的后座,我坐在他们对面,中间一块护膝毯连接着我们。我抬起头,能看见沿街的房屋之间高高地拉起一道道绳子,上面挂着半透明的好看旗子,绷得展展的,在高空飞扬。旗子上有三色宽条——浅红色的、淡蓝色的和纯白色的——在阳光和流云的遮挡下显不出与国庆节有直接联系,不过此刻,在记忆中的城市里,它们毫无疑问是在庆祝这春日的精华,庆祝四溅的泥浆,庆祝那只毛茸茸的异域小鸟——它落在小姐的帽子上,一只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h3>六</h3>
她跟我们一起生活了七年,课教得越来越少,脾气变得越来越坏。出入我们这个大家庭的英国女家教和俄国男家教如潮水般,不知换了多少,跟他们相比,她就像一块摇撼不动的岩石。她和所有的家教关系都不好。家里吃饭平时很少少于十二人,遇上给谁过生日,吃饭的人数就上升为三十或者更多,这时在餐桌上坐在什么地方就是小姐格外敏感的问题。叔叔舅舅姑姑婶婶以及表兄妹等人都会从邻近的田庄赶来,村里的医生会驾着他的双轮马车来,能听见村里小学的校长在冷飕飕的门厅里擤鼻涕,然后走过门厅里的一面面镜子,手里紧握着一束从山谷里采来的鲜百合,嫩绿潮湿,刷刷作响,要么紧握着一把脆弱的天蓝色矢车菊。
如果小姐发现自己远远地坐在桌子末端,尤其是如果她的位置排在和她一样胖的某个穷亲戚之后时(她就会轻蔑地耸耸肩说:“Je suis une sylphide à côté d'elle。”(11) ),她觉得深受伤害,嘴唇禁不住抽动,似乎要露出讥讽的微笑——这时某个不知就里的邻座也冲她微笑的话,她就会连连摇头,好像刚才是陷入了沉思,现在才清醒过来,还要说上一句:“Excusez-moi, je souriais à mes tristes pensées。”(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