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雅尔塔的春天多云且沉闷。各种东西都泛着湿气：悬铃木斑驳的树干、杜松灌木、围栏、铺路的小石子。远处几幢淡蓝色的房屋，错落排成一行，摇摇晃晃爬上斜坡（一棵柏树指示了爬坡的方向）。就在那些高低参差的屋檐之间蒸腾着一片水汽，水汽中影影绰绰的圣乔治山显得越来越不像明信片上画的样子。画着圣乔治山的明信片自一九一○年以来一直是招徕观光旅游者的法宝。它们（如那些戴草帽的年轻出租马车车夫所言）始终在旋转售卖支撑架上，和带紫晶的岩石以及壁炉上梦幻般的贝壳装饰待在一起。空气中没有风，很温暖，隐隐有一丝烧糊了的气味。雨水冲淡了海水中的盐分，大海这时不是碧蓝而是灰色，海浪懒懒涌动，不愿碎成泡沫。
三十年代初，就在这样的一天，我不知不觉间走在了菲雅尔塔一条陡直的小街上。我所有的感觉都敞开着，各种景色马上尽收眼底：货摊上摆着品种繁多的海产品，商店橱窗里有珊瑚做的基督受难十字架；墙上贴着一家巡游马戏团垂头丧气的演出海报，被浆糊浸湿了，一角已从墙面上脱开。灰蓝色的旧人行道上扔着一小块尚未熟透的柑橘的黄皮，是它留住了即将消逝的记忆，时不时令人想起古老的马赛克图案。我喜欢菲雅尔塔。我喜欢它，是因为在流淌着紫罗兰色音节的山谷里我感受到了一朵遭受风吹雨打最厉害的小花隐隐散发出的香甜湿气，也是因为这个可爱的克里米亚小镇有一个中提琴般的名字，仿佛有浓浓情思回响在琴音中。我喜欢菲雅尔塔，还因为这里的四旬斋(1) 湿气凝重，昏昏的睡意中自有净化心灵的特殊之物。所以我故地重游，非常高兴。我沿着排水沟中的潺潺流水溯流朝山上爬去，没戴帽子，脑袋湿了。虽然衬衣外面只罩了一件轻便雨衣，皮肤上却早已暖洋洋的。
我是乘卡帕拉贝拉快车来的。这种火车具有山区火车独有的风格，跑起来不顾一切危险，一夜间风驰电掣，不知穿过了多少山洞。我预计能在那里逗留的时间只有一两天，相当于出公差途中可以喘口气，稍事休息。我把妻子和孩子们留在家里。家是一个幸福之岛，它总是出现在我生命的晴朗北方，总是漂浮在我的身旁，甚至有可能穿透我的身心。不过在多数时间里，它仍然处于我的身外。
一个没穿裤子的小男孩，紧绷着泥灰色的小肚皮，一摇一晃地下了一个门阶，又弓着腿往前走，想一次捧住三只橘子，却总是把第三只不听话的橘子弄掉，最后他自己也摔倒在地。这时过来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女孩，黑黝黝的脖子上挂着一串沉甸甸的珠子，穿着一条像吉卜赛人常穿的长裙，猛地伸出她那双更灵活的手，一把抢走了小男孩手里所有的橘子。不远处是一家咖啡店，湿漉漉的露台上，服务生在擦厚厚的餐桌桌面。一个面容忧郁的当地人在兜售当地出产的棒棒糖，那东西样子很精巧，泛着月色般的微光。他把装得不能再满了的一个篮子搁在有裂缝的栏杆上，和服务生隔着篮子说起话来。要么是毛毛细雨停了，要么是菲雅尔塔已经习惯了毛毛细雨，现在呼吸的是潮湿空气还是温暖的雨水，她自己也不清楚。一个英国男子，穿着质地结实、可以出口的那种高尔夫球灯笼裤，从一座拱门下走了过来，进了一家药店，边走边从一个橡胶小袋里掏出烟丝，用拇指压进烟斗里。药店里有一个蓝色的花瓶，里面几大块苍白的海绵眼看就要渴死在玻璃后面。这样一个灰蒙蒙的日子，浸润着春的精髓，它自己似乎感觉迟钝，没有觉察出来，我却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感受着它的悸动与气息。想到这一点，我满怀感激，觉得所有的血管里都荡漾着无比甜美的欣喜。我的神经度过一个无眠之夜，接受能力变得非同一般地强，我吸收了一切：小教堂过去有一片杏树林，里面一只画眉在啭鸣；眼看快要倒塌的房屋一片寂静；远处大海的脉搏在薄雾中跳动。与此相伴的是一堵墙，墙头插满了破碎的瓶子玻璃，闪着防贼的莹莹绿光。还有一张马戏广告，用各种牢实不褪的颜色画着一个头插羽毛的印第安人，他骑在一匹后腿直立的马上，正甩出套索套捕一匹当地特有的斑马；还画着一些呆若木鸡的大象，坐在各自金星闪闪的宝座上沉思。
不久，刚才那个英国人从后面赶上了我。我正要把他连同其他东西一并收入眼底时，碰巧注意到他的一只蓝色大眼睛突然斜瞄向一边，扯得深红色的眼角都变了形。看他匆匆舔湿嘴唇的样子，我猜是看过药店里那些干燥海绵的缘故吧。但紧接着，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见了尼娜。
在我们十五年的——唉，我找不到确切的术语来形容我们之间那种关系——之中，每一次见她，她似乎都不能一眼认出我来。这一次，她又是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呆立了片刻，然后朝我半转过身来，神情犹犹豫豫的，同情中混杂着好奇心。只有她的黄色围巾已经开始飘动，就像狗总是先于其主人认出你——接着她叫了一声，双手高举，十个指头全都跳起舞来。就在街道的正中间，她吻了我三下，都是有口无心的吻，就像老朋友见面，一激动先吻几下再说（每次分别时也是这样，她冲我急匆匆地画画十字）。然后她就走在我身边，紧紧依偎在我身上，调整步子，和我保持一致。只是她的棕色裙子太窄，凑合着开了个边缝，步子跨得不那么自如。
“对呀，费迪也在这里。”她回答道，接着马上客气地问候叶连娜。
“他肯定是和塞居尔在哪里闲逛，”她继续说她的丈夫，“我呢，要买些东西。吃过午饭我们就离开了。等一等，亲爱的维克多，你这是带我去哪儿？”
回到从前，回到从前，每次见她都是这样，重复多年积累下来的整个过程，从最开头直到最近一次新添的情节——就像俄国的童话故事，每到故事有了新的转折时，就要把已经讲过的部分再讲一遍。这一次我们见面是在温暖多雾的菲雅尔塔。即使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也不能多施手段来一番隆重庆祝，无法在命运提供的现有菜单上再添点新鲜花样。我口口声声说这是最后一次，因为我想象不出天堂里有哪一家代理公司会答应安排我与她在葬入坟墓后再见一面。
我初识尼娜的那一幕要放在多年前的俄国，从后台传来的左翼剧团吵吵闹闹的声响判断，应该在一九一七年前后。那是一场生日宴会，地点在我姨妈家的乡下庄园，离鲁加镇不远，时间正值隆冬之季（走近那地方的第一个标志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一片白色荒野中矗立着一座红色的谷仓）。我刚从皇村学校毕业，尼娜则已经订婚了。她与我同龄，也与那个世纪同龄，但看起来至少有二十岁，也许是她生得纤细匀称的缘故。到三十二岁，这身材反而让她看上去相当年轻。她的未婚夫是个青年近卫军，从前线回来休假。他长相英俊，身材结实，极有教养，为人冷淡，说话时每个词都要在最精确的常识天平上称量过，然后用丝绒般的男中音讲出来，这样的嗓音在对她说话时会变得格外悦耳。他太讲究礼数，对她太忠心，可能让她有点烦。如今他是个成功的工程师，不过在某个极其遥远的热带国家工作，稍微有点寂寞。
窗户上亮起了灯光，亮光拖长，落在了波浪一般起起伏伏的昏暗雪地上，使窗户间反映着前门上方的扇形光亮。大门两边的侧柱各有毛茸茸的白边。本来这侧柱可以作为我俩生命之书的绝妙藏书票，却让这白边破坏了藏书签完美的轮廓。我现在想不起来大家当时为何从喧哗的大厅游荡到宁静的黑暗中，那里只有银装素裹、块头比平时肿胀了一倍的冷杉树。是不是守夜人请我们去看天上阴沉的红光，因为那预示着会有大火烧起来？可能是这样的。要么我们是过去欣赏池塘边上的一座骑士冰雕，那是我姨妈家几个孩子的瑞士家庭教师雕刻的。这也很有可能。我的记忆直到返回灯火通明的庄园大宅途中才苏醒过来。当时我们排成一行，沿着两道雪堤之间的一条窄沟，踩着雪沉重地朝大宅走去，嘎吱嘎吱的踩雪声响是寂静的冬夜对人类所作的唯一评论。我走在最后，前面三步开外，噌噌走着一个弯腰弓背的小身影，冷杉树沉重地伸出积着雪的爪子。我滑了一下，出门时有人强塞给我的那个按不亮的手电筒掉在地上。要把它捡回来可真是千难万难。我咬牙切齿地骂起来，立刻引起尼娜的注意，她回头摸着黑朝我走来，发出一声低沉而又热烈的笑，期待着找点乐子。我现在叫她尼娜，可当时我并不知道她的名字；我们，我和她，也压根没时间讲什么客套。“谁啊？”她饶有兴致地问——这时我已经吻上了她的脖子，那么柔滑，在大衣的狐皮长毛领子下热得滚烫。那领子老是妨碍我的吻，后来她就抓住我的肩膀，带着她特有的坦率个性，将她慷慨而温顺的双唇贴在我的唇上。
一阵欢闹突然爆发，分开了我们。原来是一场雪球大战在黑暗中打响。有人逃跑，跌倒，踩得雪嘎吱嘎吱响，大笑，喘气，爬上风吹而成的雪堆，使劲跑，发出了一声可怕的呻吟：深深的积雪对一只套靴实行了截肢手术。过了没多久，大家都四散回家，我不曾和尼娜交谈，不曾筹划过未来，也不曾想过接下来牵扯不断的十五年。这十五年从那一刻起就已经向着黑暗的地平线启程，一路上满载着我们零零碎碎没有集合起来的会面。我记得那一晚余下的时间里全是手势和姿势的迷宫，手势和姿势的阴影（大概是在客厅里做各种游戏，尼娜总是分在游戏的另一方），我在这些迷迷乱乱的影子里注视着她，她在雪地里和我那样亲热一番后竟然再不理我。令我惊讶的倒不是她不理我，而是她的态度来得那么天真自然。我当时还不知道，只要我一句话，她的漫不经心就会立刻转变为阳光四射般的美妙热情，转变为欢欢喜喜、百依百顺，好像女人的爱是含有盐分的泉水，喝了有益于健康，只要有人稍加注意，她就会心甘情愿地让他饮用。
“让我想想，我们上回是在哪儿见的面，”我开始说道（对着菲雅尔塔版本的尼娜），为的是让她颧骨突出、嘴唇暗红的小脸上生出一种我熟知的表情。果然不出所料，她又是摇头，又是皱眉，那意思倒不像是说她忘了，而是在感叹老说这样的笑话，太没意思了。说得更确切点，那表情就好像在说，命运在所有那些城市安排了我们各种各样的约会，却从未亲自出席；那些站台、楼梯、三面是墙的房间和昏暗的屋后小巷，只不过是很久以前别人的生活结束后存留下来的陈腐的布景，它们和我们自己漫无目的的命运的表演没什么联系，提起来实在倒人胃口。
我陪着她走进拱廊下的一家商店，珠子门帘外天色已暗，她指着几款里面垫着薄绵纸的红色女式钱包，仔细看标价牌，像是要了解博物馆里的展品名称。她说她想要的正是这种式样，不过得是淡黄褐色的。经过十分钟忙忙乱乱的翻腾，那位达尔马提亚(2) 老头竟奇迹般地找出来这么一个稀奇古怪的东西，我至今都百思不得其解。尼娜正要从我手里抠出几张钱来，又突然改变了主意，什么也没买就穿过飘动的珠帘走了出来。
外面和先前一样，还是乳白色的沉闷天空，还有一股燃烧的气味，从那些灰白房屋毫无遮挡的窗户里飘出来，搅动了我对鞑靼人往事的回忆。一小群小飞虫正忙着在一株含羞草上方织补空气，含羞草无精打采地开着花，枝叶都拖到了地上。两个戴着阔边帽的工人正就着奶酪和大蒜吃午饭，他们背后靠着一块马戏广告牌，广告牌上画着一位红色的轻骑兵和一头老虎模样的橘色野兽。奇怪的是，画家竭力把这只野兽画得尽可能地凶猛，但他用力过猛，便从别的方面设法弥补，因为老虎的脸看上去分明像张人脸。
“Au fond，(3) 我刚才想买一把梳子。”尼娜说道，觉得后悔为时已晚。
她办事老是犹犹豫豫，想了再想，想到第三遍又回到头一次的想法上去，连上下火车时都要担心一会儿，这些我都多么熟悉啊。她总是要么刚刚到达，要么马上要离开，对此我一想起来就有受辱之感。约会本来是定好了的，就是游荡成瘾的混混也知道那是非去不可的，她却要把路线搞得复杂多变，叫你疯跑。假如要我在我们俗世评判人面前提供一个她平时的典型姿势，那我也许要把她放在库克旅行社(4) ，让她斜靠着一个柜台，左小腿交叉在右小腿上，左脚的脚指头轻敲地面，两只尖瘦的胳膊肘和装满硬币的手提袋放在柜台上。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则手握铅笔，和她一起谋划着给她订一个一劳永逸的永久卧铺。
大批人离开俄罗斯移居国外后，我在柏林的一些朋友家里见过她——那是第二次见面。我快要结婚了，她刚刚与她的未婚夫分手。我一进那间屋子，一眼就看见了她。我又扫了一眼别的客人，凭直觉判断在场的男人中哪一个比我更了解她。她坐在一张长沙发的一角，双脚收在沙发上，小巧的身体舒适地蜷曲成一个“Z”形，一只鞋跟前面的沙发上歪立着一个烟灰缸。她眯缝着眼睛看了看我，听我报了姓名，然后从嘴唇上取下那个花梗一般的烟嘴，这才缓缓地、乐呵呵地说道：“好吧，见过大家——”她一张嘴，大家立刻明白了，我们的亲密关系由来已久。不用问，当年那场热吻的事她早就全忘了，然而不知为何，倒是因为有过那桩微不足道的事，她好像不由自主地老是隐约想起一段热烈快乐的友情，其实那样的友情在我俩之间根本不存在。我们的关系完全是一个虚架子，建立在想象出来的感情上——这与她待人随便的好心肠无关。从我们说的话来看，这次见面被证明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但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了隔阂。那天晚餐时我的座位碰巧排在她身边，我厚着脸皮试探了一下，看她藏在心里的容忍程度到底如何。
此后她又消失了。一年后，我和妻子到火车站送我弟弟去波兹南(5) 。火车开走以后，我们沿着站台的另一边朝出口走去，突然在巴黎快车的一节车厢旁边看见了尼娜，她把头埋在她捧着的一束鲜花里，站在一伙人中间。那些人是她的朋友，我不认识。他们站成一圈，呆呆地望着她，就像无所事事的人望着大街路面，望着一个迷路的孩子，或者望着车祸的受害者一样。她爽朗地挥着花向我打招呼，我把她介绍给了叶连娜。在偌大一个火车站里，每一件事情都在其他事情的边缘上颤抖，颇有生命匆匆的气氛，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是大事，都要只争朝夕，倍加珍视。在这样的环境中，只言片语的交谈就足以让两个完全不同的女人在下一次见面时互用昵称了。那一天，在巴黎快车投下的幽幽阴影中，她第一次提到了费迪南德。我得知她要嫁给他了，竟然觉得痛苦，想来实在可笑。车厢门开始砰砰地关上，她和朋友们吻别，很急促，但很真诚，然后上车进了车厢，消失了。接下来我透过窗户玻璃看见她在自己的隔间里坐了下来，好像突然间忘了我们，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车厢像个玻璃鱼缸，里头隐隐约约有一个不容置疑的生命在移动，我们大家都手插在衣袋里，定睛观察。后来她明白过来我们在看她，便咚咚地敲窗玻璃，又抬起眼睛，在车窗的窗框上摸索，好像上面挂着一幅画一般，但没有任何结果。有个和她同车的旅客帮着她放下了窗子，她探出头来，是个有声有色的真人了，开心地笑着。火车无声无息地滑动起来，我们中的一个人赶了过去，递给她一本杂志和一本陶赫尼茨(6) 出版的书（她只有在旅行途中才会看看英文）。一切都滑走了，走得美好、平稳。我攥着一张站台票，揉得不成样子，一支上个世纪的老歌（据传这首歌与一出巴黎的爱情剧有关）在我的脑海里响个不停。它是从记忆的音乐盒里冒出来的，为什么会冒出来，只有上帝知道。那是一支感伤的歌谣，我的一位终生未嫁的姨妈过去经常唱。这位姨妈长着一张黄脸，黄得像俄国教堂里的石蜡，但天生一副好嗓子。每当她一展歌喉，唱起这两句：
On dit que tu te maries
tu sais que j'en vais mourir(7)
那圆润响亮、如痴如醉的歌声会产生神奇的力量，让她仿佛沉浸在一片火烧云发出的霞光中。旋律如泣如诉，诉说着屈辱和痛苦，节奏激发出婚礼与死亡间的联想。唱它的姨妈早已故去，现在想起来的只有她的歌声，搅得我在尼娜离开之后的几个钟头里心神不宁。甚至到后来就像一艘驶过的大船搅起的余波，小浪平缓，朝岸边扑打，梦幻般渐渐慢下来。要么就像钟楼里传出的钟声，敲钟人早已回家与家人重新欢聚，唯有铜钟仍在颤悠悠地挣扎。又是一两年过去了，我去巴黎办事。一天早晨我到一家旅馆找一位电影演员，在楼梯转弯的平台上又看见了她，穿着一套合身的女装，正在等电梯下楼，手指下方晃荡着一把钥匙。“费迪南德击剑去了。”她兴致勃勃地说道。她的眼睛盯住我的下半张脸，仿佛在读唇语一般。沉思片刻后（她对肉体欢爱的了解之深是无人可及的），她转过身，细细的脚脖子快速扭动起来，领着我走过铺着海蓝色地毯的过道。她的房门口放着一张椅子，上面摆着一只托盘，早餐吃过后还没有收拾——上面放着一把沾着蜂蜜的餐刀，托盘灰色的瓷面上撒着面包屑。不过房间已经打扫过了。因为突然开门通风，一幅绣着白色大丽花的棉布帘波浪一般扑卷进来，在落地窗的两片窗扇之间好一阵抖动撞击。房门锁上了后，窗扇才放开了扑进来的窗帘，发出一声响，好像心满意足地舒了一口气。一会儿后我走出房间，来到外面一个铸铁小阳台上，闻到一股干枫树叶和汽油混合起来的气味——原来是雾蒙蒙、灰蓝色的清晨街道上还未清理的垃圾。那时已有病态的感伤在不断增长，这将使我和尼娜之后的相逢更加痛苦。但我当时毫无察觉，所以也许表现得和她一样泰然自若，无忧无虑。我陪着她从旅馆出来，到一个什么办公室去查查她丢了的一只手提箱找着了没有，然后又去了一家咖啡店，她丈夫正在那里召集他当时的部属开会。
那个男人是个法裔匈牙利作家，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偶然有几处提到他的名字，那也是出于礼貌用了化名）。我宁愿只字不提，但我又不由自主地要说说——他像浪涛一般从我的笔下冒出来。如今人们很少听说他了，这是好事，因为这证明我当初抵制他的邪恶魔力是对的。无论何时，手一沾到他的任何一本新书，我就会感到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寒气顺脊梁而下，有这样的感觉也是对的。像他这样的人，名声传得很快，但很快就沉寂了，过时了。就历史而言，他这种人也就是生死两个日期之间的一个破折号而已。胸无实学，又傲慢自大，随时备好恶毒的双关语，毒箭一般朝你射来。他那双沉郁的棕色眼睛里深藏着一种充满期待的奇怪神情，我敢说，这个虚伪的调笑者对于弱小的啮齿动物有不可抗拒的影响力。他出口成章的功夫已练到了炉火纯青之境，尤其以词语编织匠颇为自豪，他把这个头衔看得比作家的头衔还要高。就我个人而言，我绝对不明白胡编乱造些书有什么好处，写些根本没有以任何方式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有什么好处。我记得有一次，他点头鼓励我发表高见，我不怕受他嘲笑，便对他说假如我是个作家，我就会只允许自己的心灵拥有想象，其余一切都得依赖于记忆，记忆是真实的人生在夕阳下拖长了的影子。
我在认识他之前就知道他的书。那时隐隐的反感早已代替了我看他第一本小说时曾经历过的审美愉悦。他刚刚写小说时，还有可能表现出些人间美景，古老的庄园，透过他那彩色玻璃一般的花哨文风也能看出梦里常见的排排树木……然而随着每一本新书的问世，那块文风玻璃上的色彩越来越浓厚，红色紫色越来越像不祥之兆。到如今，那块玻璃已经色彩斑斓，面目狰狞，透过它再也看不出任何东西了。就算将它打碎，里头也好像空无一物，只有完全彻底的一片黑暗对着我们发抖的灵魂。但想当初他是个多危险的人啊，可谓毒汁四溅，惹急了会挥起鞭子一顿猛抽！他的讽刺如同龙卷风，所过之处皆成荒原，那里橡树被成排击倒，尘土仍在盘旋。谁要是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就会惨遭不幸，像陀螺一般被他抽得满地乱转，在飞扬的尘埃中哇哇痛叫。
那一次我们见面时，正值他的小说<i>Passage à niveau</i> (8) 在巴黎走红。就像大家所说的，他“被包围了”。尼娜（她的适应能力奇妙地弥补了她的文化缺失）已经担当了重要角色，如果算不上缪斯，至少也是一位精神伴侣和灵犀相通的顾问，跟得上费迪南德弯弯绕绕的创作思路，忠实地分享着他的艺术趣味。要说她从头至尾参与过他哪一本书的写作，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她有一种神奇的本领：听文学界的朋友们闲聊文学，无意间冒出来的精彩段落她都能给收集回来。
我们走进咖啡店时，一支女子乐队正在演奏。我先注意到一根镜面柱里映出一架鸵鸟腿般的竖琴，然后看见一张拼凑起来的桌子（几张小桌子拉起来拼成一张长桌），费迪南德背靠贴着厚绒布的墙壁，正在主持会议。有一阵子，他神情专注，两手张开，一桌子的人脸全都转向了他，这一切让我想起了某些离奇的、梦魇般的东西，我并不确定那是什么，但后来回想了起来，他那模样和我想起的东西太神似，让我觉得他在亵渎神明，其邪恶程度一点不亚于他的艺术。他穿着一件花呢外衣，里面是一件白色高领毛衣，油光闪亮的头发从两鬓梳向脑后，头顶上悬着香烟散出的烟雾，活像神像头上的光环；清瘦的脸像个法老一般一动不动，只有眼睛四处乱转，眼神里饱含着深藏不露的满足。他放弃了两三个原先常去的显眼地方，要不然对蒙帕纳斯(9) 生活不太了解的天真无知之辈会想着去那几个地方找他。然后他转而光顾这家小资情调十足的咖啡馆。这地方有令人心酸的spécialité de la maison(10) ，他仗着自己特有的幽默感竟然从中获得乐趣，真是残忍至极。所谓spécialité de la maison就是这个乐队，由六位面带倦容、羞羞答答的女士组成，正在一个拥挤的平台上合奏柔和的乐曲。照他的说法，这些女子的乳房都是给孩子喂奶的，在音乐世界里显得多余，她们不懂得如何处置。每一曲奏毕，他都会癫痫病发作一般鼓一阵掌，引得全身抽动。几位女子早已不再对他的掌声表示谢意了，我也觉得他这么鼓掌已经在咖啡店老板和该店常客的头脑中引起了疑问，不过费迪南德的朋友们似乎对此高度赞赏。我记得他的朋友中有这样一些人：一位秃头画家，头光得无可挑剔，只是稍微带点疤痕；就是这么个头，还经常被他找出种种借口画在他那满是眼睛和吉他的画布上。一位诗人，他的拿手玩笑是用五根火柴表演“亚当的堕落”，你想看他就演。一位地位低下的商人，只要允许他在书角印上几句暗示的话，捧捧他包养的一位女演员，他就出钱资助超现实主义者的聚会，聚会的开胃酒也由他来买单。一位钢琴家，就脸来说还算过得去，但手指上的弹奏功夫实在糟糕。一位刚刚从莫斯科来的苏联作家，外表潇洒，但语言功底太差，握着一只旧烟斗，戴着一块新手表，全然不知自己在什么样的圈子里混，显得很滑稽。出席会议的还有几位先生，都是些什么人现在记不起来了，其中有两三个无疑与尼娜关系密切。她是桌边唯一的女性，弓着背，像个小孩子一般噙住吸管一阵猛吸，只见她的柠檬汽水水位迅速下降，直到最后一滴汩汩吱吱地响过之后，她才用舌头推开了吸管。我一直在毫不松懈地寻找她的目光，只到此刻，才总算见她望了望我。但我仍然搞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她哪里有工夫把早上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全忘了呢——忘得如此一干二净，以致她碰上我的目光后大惑不解地笑笑作为回应。直到定睛仔细望了一阵后，她才突然想起我期待着的是什么样的回应。与此同时，费迪南德（那些女子把她们的乐器像放家具一般放到了一边，暂且离开了演奏平台）咂巴着口水招呼他的朋友们注意店里远处角落里的一个人，那是个正在吃午餐的老头。那人和某些法国人一样，出于某种原因，在他外衣的翻领上系了一条小小的红丝带，下巴上的灰白胡须和嘴唇上的八字胡合在一起为他胡乱咀嚼的嘴巴提供了一个淡黄色的安乐窝。不知为何，关于老年的点点滴滴总是让费迪看得很开心。
我没有在巴黎久留，不过待了一个星期，结果证明这点时间足够我和他之间产生出一番虚情假意的亲密友谊来，因为他有装模作样的天赋，假意也能装成真情。到后来，我甚至变得对他些用处了：我的公司从他那些比较好懂的小说中选了一部，买下了电影改编权，从此他便一有时间就发电报骚扰我。多少年过去了，我们在某个地方见了面还经常不由自主地笑脸相对，不过有他在场，我就不自在。那天在菲雅尔塔也是这样，听说他在附近晃悠，我的心情就经历了一场熟悉的郁闷。不过有一件事情让我大为释怀：他新近一个剧本演砸了。
他正朝我们走来，穿着一件带腰带和兜盖的全防水外衣，肩上背着一架照相机，脚下是双层橡胶底的鞋。他边走边舔一根长长的月长石糖棍，那是菲雅尔塔的特产。他一本正经地舔，其实是故意要惹人发笑。走在他身边的是塞居尔，长得短小精悍，面色红润，像个洋娃娃。他爱好艺术，也是个十足的傻瓜，我怎么都看不出费迪南德出于什么目的会有求于他。我至今仍能听见尼娜低沉而多情的赞叹声：“啊，塞居尔，多么可爱的人！”这话看似深情，实则无意。他们走近了，费迪南德和我起劲地互致问候，又是握手，又是拍背，尽可能显得热情洋溢。其实两人根据以往经验，心里都明白这一套全是装出来的，只是个假模假式的开头。事情往往是如此这般发生：每一次分别后，我们在弦乐的伴奏下会面，那音乐奏得激动人心，在欢乐友好的忙乱中，在感情纷纷落座的喧闹中；不过引座员将会关上门，门一关，谁也不许再进来了。
塞居尔对我抱怨这里的天气，一开始我还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就算菲雅尔塔湿漉漉、灰蒙蒙、温室一般的基本状况可以被称为“天气”，它也和我们用来充当话题的任何事物都搭不上边。比如说，尼娜的瘦胳膊肘就是现成的话题，正好托在我的拇指和食指之间。要不可以说说谁扔下的一点锡箔纸头，正在远处的鹅卵石街道中间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