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听到不少传言，”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忐忑不安地说道，“不过我原以为那是竞争对手散布流言，要么纯属无稽之谈。难道真有这种可能，第二期永远不出了？这也太可怕了！”

“他们没有资金。刊物讲究理想，不偏不倚。这样办刊物，唉，只有死路一条。”

“可是怎么……怎么会这样呢！”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叫道，打了个俄国人泼水的手势，表示沮丧无奈。“他们难道没有接受我的作品吗？他们难道不想刊登它吗？”

“是呀，太糟糕了，”尤夫拉茨基平静地说，“顺便告诉我……”他转移了话题。

那天晚上伊利亚·鲍里谢维奇苦苦思索，暗自忖度。第二天早上给他的朋友打了电话，向他提出财政性质的问题。尤夫拉茨基的回答听音调无精打采，意思却说得极其到位。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又深思了许久，第二天让尤夫拉茨基向《阿里昂》出了个价。他提出的金额被接受了，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往巴黎转了一笔款。他收到了回复，并附信一封，说是深表谢意，还透露消息，大意是下一期《阿里昂》一个月后出版。附言中还提出了一个很有礼貌的请求：

请允许我们印上“该小说由伊利亚·安年斯基创作”的字样，不印您原来建议的“伊·安年斯基”字样。不然的话，会引起误解，以为是被古米廖夫 (5) 称为“皇村最后一只天鹅”的那个作家。

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回复道：

对，理所应当。我只是不知道已经有作家用过这个名字。我非常高兴我的作品能刊登。烦请杂志出版后尽快寄给我五本。

（他想到了一位老表姐，还有两三个生意上的熟人。他的儿子不懂俄语。）从此他的生命开始了一个新纪元，这个新纪元成了他的一句口头禅“顺便说说”。从此要么在俄文书店里，要么在侨民艺术朋友的聚会上，要么就在西柏林一条大街的人行道上，总会有个你不怎么认识的人和气可亲地跟你搭话。他文质彬彬，和善友好，戴着角质架眼镜，握着手杖，挡住你和你闲聊，说说这个，又说说那个，不知不觉间从这个话题或者那个话题绕到文学上来，然后会突然说：“顺便说说，这是加拉托夫写给我的信。对——加拉托夫。俄国的乔伊斯加拉托夫。”

你拿起信来溜了一眼：

……编辑部……惊喜若狂……我国经典作家笔下……我刊的一个真正亮点。

“他把我取自教父的名字搞错了，”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呵呵一笑说，“你看作家都是这样的：心不在焉！期刊将在九月出版，那时你就可以读到我的小作品了。”说罢将信放回钱包，匆匆离去，神色不无忧虑。

失意文人，受雇记者，已被人遗忘的报纸特约评论员，纷纷嘲笑他，言语粗野。这种乱叫声只有虐猫的小混混才会发出，这样的火花只会闪现在情场失意的小老头眼睛里，也只有这种人才讲特别肮脏的故事。当然了，这都是在他背后戳戳点点，但戳点得极为放肆，不管场合，极尽高声大嗓之能事。不过他犹如发情期的松鸡一般，世上有何动静一概不知，所以这些戳戳点点他很可能一句也没听见。他我行我素，握着手杖，俨然一位小说新秀的姿态，还开始给他儿子用俄语写信，信里的绝大多数词语翻译成德语，夹在字里行间。办公室里的人都知道伊·鲍·塔尔不但是个优秀人才，也是一位Schriftsteller(6) 。他的一些生意伙伴向他吐露恋爱秘密，作为他可能用到的主题。对他来说，只要感到一阵热风吹来，那就是马上要从前厅或后门拥入大批移民乞丐了。公众人物满怀敬意向他打招呼。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真的是受到了尊敬和名誉的包围，这个事实不容否认。凡是俄语背景的文化人聚会，没有一次不提他的名字的。至于他的名字是怎样 被提到的，又遭到什么样 的讥笑，那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事情本身，方式方法无所谓，这才是智者本色。

到了月底，伊利亚·鲍里谢维奇不得不离开柏林去出一趟枯燥的公差，因此他错过了几家俄语报纸上刊登的关于《阿里昂》第二期即将出版的广告。当他回到柏林时，一个方方正正的大包裹已经在门厅的桌子上等着他。他没有脱外套，立马打开了包裹。粉色的、厚厚的、很酷的一大摞。封面上印着“阿里昂”几个紫红色的大字。一共六本。

伊利亚·鲍里谢维奇伸手打开一本。书啪啪作响，听来悦耳，但就是打不开。没长眼，这是新书！他又试了一遍，瞥见一些极为陌生的外文短诗。他把那些没切齐的书页从右往左翻——碰巧翻到目录栏。他的目光迅速掠过篇目和作者名，却没见自己，他不在目录栏里！书又翻不利索了，他加了点劲，翻到目录的末尾。照样没有他！仁慈的上帝，这怎么可能啊？不可能啊！肯定是出了意外，从目录栏里略去了。这样的事常发生，常发生啊！他这时正好在书房，便抓起他的白色小刀，将它插入书的肥厚肉中。目录上先是加拉托夫，这是自然之事，然后是诗歌，再后是两则故事，接着又是诗，再接着是散文，再往下便是无关紧要的小东西了——述评、评论等。突然间一阵万事皆空的感觉袭来，伊利亚·鲍里谢维奇浑身瘫软。事已至此，无法可想。也许他们要登的东西太多了。他们会在下一期把他的小说印出来。啊，那是肯定的！可是那又是新的一段等待——罢了，我就等吧。柔软的书页在他的拇指和食指间一页一页地翻过。好漂亮的纸张。唉，这也至少有我的绵薄之力。总不能坚持要求印自己的，不印加拉托夫或别人的吧——还有这里，突然间冒出这样的句子，温暖人心的亲切句子，犹如手按在臀部的俄罗斯舞蹈，舞步轻盈，旋转着远去，远去：“……她那稚嫩的、还没有成型的胸脯……小提琴仍在呜咽着演奏……两张小票……春天的夜晚开着一辆小轿车来迎接他们——”翻到反面一页，果然不出所料，就像铁轨过了隧道继续前行一般：“风的呼吸宜人而又多情……”

“怎么回事，我竟然没有早早料到！”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失声叫道。

这一篇题目是“一部长篇小说的序言”。作者署名是“安·伊利因”，括号里写着“待续”。短短一点东西，占三页半纸，然而是多么美好的一点点啊！是序曲，好高雅。“伊利因”这个名字也比“安年斯基”好听。要是署成了“伊利亚·安年斯基”，那才叫乱呢。不过为什么题目是“序言”而不是“《嘴对嘴》第一章”呢？唉，算了，这都不重要。

他又把那点东西读了三遍。然后他把杂志放到一边，在书房里踱步，随心地吹了一阵口哨，好像任何事情都没发生过一般。对了，那本书躺在那里——不就是一本书吗——谁在乎呢？于是他冲了过去，一口气又把那点小东西读了八遍。然后他到目录里去找“安·伊利因，二百○五页”，找到了二百○五页，又把他的“序言”再读一遍，尽情享受一词一句。他就这么反复玩味了好长时间。

从此以后，拉住个人让看的不再是那封信，而是这本杂志了。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经常腋下夹着一本《阿里昂》，只要碰到一个熟人，便打开那卷杂志，翻到已经习惯自动演示的那一页。一些报纸对《阿里昂》进行了评论。第一条评论根本就没有提伊利因这个名字。第二条提到了：“伊利因先生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序言》肯定是开了个玩笑。”第三条只说了伊利因和另一个作者是该杂志的文学新人。最后，第四位评论者（登在一家好像是波兰什么地方的小刊上，印制精美，注重学术品位）这样写道：“伊利因的作品以真诚取胜。作者以音乐为背景，描绘了爱情的萌生。该作品有众多不容置疑的好品质，其中一条应该提及，那就是高妙的叙事风格。”一个新纪元开始了（在“顺便说说”的纪元和展示杂志的纪元之后）：伊利亚·鲍里谢维奇总是从钱包里掏出这些评论来。

他很开心，又买了六本《阿里昂》。他很开心，沉默很容易诠释为惰性，诋毁很容易诠释为敌意。他很开心。“待续。”后来一个星期天，尤夫拉茨基打来了电话：“猜猜”，他说，“知道谁想和你讲话么？加拉托夫！对，他在柏林已经待了两天了。我把话筒给他了。”

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接话了。是一个有磁性的、悦耳的、柔和的、富有魅力的声音。定好了见面时间。

“明天下午五点在我这儿见，”伊利亚说，“你今晚不能来真是遗憾。”

“真是遗憾，”那个有磁性的声音又说道，“你看，朋友们硬拖着我去看一部可恶的戏剧——《黑豹》，不过我也有好久没有见到亲爱的叶连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了。”

叶连娜·德米特里耶芙娜·加里纳是个风韵犹存的老演员，从里加来，在柏林的一家俄语剧院里担任全部剧目的女主角。演出八点半开始。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独自用过孤寂的晚餐后，突然看了一下手表，会心地笑笑，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剧院。

那个所谓的“剧院”其实就是一个大厅，用来讲演可以，不适合演戏。表演还没有开始，一张不正规的海报上，叶连娜斜倚在豹皮上，豹子是她的爱人为她猎杀的，这个爱人后来把她也杀了。俄语交谈声在寒冷的大厅里响起。伊利亚·鲍里谢维奇把他的手杖、圆顶高帽和大衣交给了一位穿一身黑衣的老太太，老太太给了他一个标着号码的衣帽牌，他接过来顺手滑进马甲口袋里，然后悠闲地搓着手环顾大厅。附近站着三个人：一个有点眼熟的年轻记者；另一个是年轻记者的夫人（棱角分明的瘦女人，戴副眼镜）；还有一个陌生人，穿着华丽的西服，脸色灰白，留着一撮黑色的小胡子，长着一对绵羊般的漂亮眼睛，目光柔和，多毛的手腕上戴着一条金手链。

“可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啊？”那个女士轻快地对他说，“你为什么把它发表出来呢？因为你知道……”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攻击那个不幸的人了，”说话人中的一位说道，声音是富有磁性的男中音，“是啊，他才能平庸，没什么希望，这我承认，不过我们也显然有理由……”

他放低声音又说了些什么，那位女士把眼镜咔哒一合，厉声反驳道：“不好意思，但是在我看来，如果你们只是因为他在经济上资助了你们就登他的作品的话……”

“Doucement, doucement。(7) 不要泄露我们编辑部的秘密。”

这时伊利亚·鲍里谢维奇遇上了那个年轻记者——也就是那个瘦女人的丈夫，记者愣了片刻，接着猛地哼了一声，晃着整个身子推着他妻子走开了。那瘦女人还在高声说着：“我并不在乎倒霉的伊利亚，我在乎的是做事的原则……”

“有时候做事只好牺牲原则。”衣着华丽、声音好听的公子哥冷冷说道。

不过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已经不再听了。他眼前飘起一团迷雾，东西隐约可见。他极度沮丧，还没有完全弄清这桩事情的可恶性质，但他又本能地试图逃避，尽可能远离那些可耻的、可恶的、令人无法容忍的事情。他先朝朦胧昏暗的地方移动，那边卖的座位也是朦胧昏暗的。但紧接着他突然转身，差点撞上了急匆匆朝他走来的尤夫拉茨基，然后往衣帽间走去。

他看见了那个黑衣老太太。七十九号衣帽间。就在下边。他急不可耐，行色匆匆，大衣的一只袖子刚穿上，另一只胳膊便挥向后面准备伸进衣袖。这时尤夫拉茨基赶上了他，身边还有另一个人，另一个——

“见见我们的主编吧。”尤夫拉茨基说。这时加拉托夫一转眼珠，不想让伊利亚·鲍里谢维奇清醒过来，便装着帮他穿衣的样子，不停地拨弄他的衣袖，嘴里飞快地说：“因诺肯季叶·鲍里谢维奇，你好吗？很高兴认识你。开心一刻啊。让我帮帮你吧。”

“看在上帝的分上，都到一边去吧，”伊利亚·鲍里谢维奇低声咕哝，扯着衣服，推开加拉托夫。“让开。恶心。我受不了。真恶心。”

“显然闹了误会。”加拉托夫飞快插话道。

“都到一边去！”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叫道，使劲挣脱身子，从柜台上一把抓起礼帽，冲了出去，边走边穿大衣。

他沿人行道大踏步走去，边走边前言不搭后语地嘀咕。后来他双手一摊：他忘了他的手杖！

他机械地继续往前走，不一会儿，脚下无声无息地绊了一下，他停住了脚步，好似钟表的发条停了一般。

等演出一开始，他就回去取手杖。现在必须等几分钟。

小汽车飞驰而过，有轨电车摇响铃铛，夜色清澈、干爽，灯火闪闪，多好看的装点。他缓缓朝剧院走去，心下思忖，人老了，孑然一身，没什么好光景了，人老了就得掏钱买快乐。他还心想，也许就在今晚或明天，加拉托夫无论如何会来解释，劝说，讲道理。他明白凡事都得宽容对待，否则“待续”就无从谈起。他也告诉自己，他要得到完全认可，只有等到死后了。于是他打起精神，把他最近得到的所有零碎赞誉收拾成小小一堆，然后缓缓来回踱步，踱了一会儿后，返回剧院去取他的手杖。

<hr/>

(1) 　Artsybashev（1878—1927），俄国小说家，作品主要描写精神颓废者的生活，有些也反映了沙皇统治的黑暗。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死于华沙。

(2) 　Arion，古希腊半传奇性诗人和乐师，据说他创作了庆祝酒神节时唱的赞美歌。

(3) 　Yevgeny Baratynsky（1800—1844），俄国诗人，生于贵族家庭。一八一九年初进入军队服役，驻守芬兰，写下了咏颂芬兰的著名诗歌《芬兰》。

(4) 　Tiergarten，柏林市中心的绿地公园，昔日为皇家猎场。

(5) 　Nikolay Gumilyov（1886—1921），俄罗斯杰出诗人，现代主义阿克梅派宗师。出身贵族，才华卓越，酷爱冒险和猎奇，曾游学欧洲，并三次深入非洲探险。著有《珍珠》、《征服者之路》等诗集和一系列诗评。一九二一年被秘密警察逮捕并杀害。

(6) 　德语，作家 。

(7) 　法语，轻点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