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处阴暗市郊的迷雾中亮着歹毒灯光的可疑小酒馆里，常去那里的酒客会看见一个身材矮壮的男人，蓬乱的头发丛中一块秃头顶，一双惺忪的眼睛红得宛如两块疮肿。他总是挑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不过只要有人凑巧坐到他桌边，他也慷慨解囊，为来人买上一杯。一个穷困潦倒多年的小老头，是个钢琴调音师，过来和他喝过几次后得出结论，此人和他是同行。因为巴赫曼喝醉后总是手指击桌，扬起又高又细的嗓子准准地唱一个A调音。有时候会来一个高颧骨的妓女，硬缠着要带他到她那里去。还有一回他从酒馆小提琴师的手里夺过琴来，踩在脚下，为此遭了一顿痛打。他还结交赌徒、水手、患了疝气上不了赛场的运动员，也常和一伙文质彬彬的小偷混在一起。

萨克和佩罗夫太太经常一连几个晚上到处找他。其实萨克找他只在紧要关头，就是说要他做好演出准备。有时候是他们找到他，有时候是他自己找到佩罗夫太太家里，醉眼蒙眬，衣衫肮脏，硬领也不见了。这位好心的女士一言不发，扶他上床，过两三天后才给萨克打电话，说巴赫曼找到了。

他既腼腆得出奇，又像个被惯坏的孩子一样调皮捣蛋。他根本不和佩罗夫太太说话。佩罗夫太太想拉住他的手好言相劝时，他就会一把甩开，尖叫着打她的手指，好像碰他一下会给他带来难以忍受的疼痛似的。一会儿后他又会爬到被子下面，抽抽搭搭地哭上好一阵。这时萨克总会来说到去伦敦或罗马的时候了，把巴赫曼领走。

他们间的这种奇特关系维持了三年。每一次巴赫曼精神焕发登台演出时，佩罗夫太太毫无例外地准坐在台下第一排。如果去远处演出，他俩就租两个相邻的房间。在此期间，佩罗夫太太去看了她丈夫三四次。她丈夫和所有的人一样，自然知道她对巴赫曼痴迷倾心，但不加干涉，各过各的生活。

“巴赫曼对她简直就是折磨，”萨克常这么说，“就这样她还能爱着他，真是不可理解。女人的心，神秘啊！有一次，他们住在某个人的家里，我亲眼看见大师冲着她龇牙咧嘴，简直像个猴子。你知道为什么？就因为她想帮他拉端正领带。不过在那段时间里，他演奏得出神入化。他的D小调交响曲和几首复杂的赋格曲都出在这一时期。谁也没见过他是怎么写成的。最有意思的是那首《金色赋格曲》，你听过它吗？它的主题完全是独创的。不过，我刚才在给你讲他的怪毛病，他的疯病也越来越厉害。现在，我再说说他的疯病是怎么回事。三年过去了，后来有一天晚上，在慕尼黑，那里有他的演出……”

萨克的故事讲到尾声时，他悲伤地闭上双眼，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深。

好像是在慕尼黑，巴赫曼和往常一样，和佩罗夫太太住在同一家旅馆里。就是在刚到的当天晚上，巴赫曼突然不告而别。离音乐会只有三天了，萨克急得发疯。巴赫曼就是找不着。时值晚秋，雨一个劲地下。佩罗夫太太感冒了，卧床不起。萨克带上两名侦探，到一家家酒吧搜寻。

演出那天警察打来电话，说巴赫曼找到了。是半夜从街上捡回来的，已经在警察局美美地睡了一觉。萨克没说一句话，直接从警察局把巴赫曼拉到了剧院，交货般地交给了助手，然后到旅馆取巴赫曼的燕尾服。萨克隔着门向佩罗夫太太讲了事情的经过，然后就返回了剧院。

巴赫曼坐在他的化妆室里，黑毡帽低低地拉下来压在眉头上，一根指头伤心地敲着桌子。他周围的人忙忙乱乱，窃窃私语。一小时后观众开始步入大厅，各就各位。舞台上灯光照得亮如白昼，两侧墙上装饰着风琴管雕塑，闪闪发亮的黑色钢琴已经竖起了琴盖，琴凳就像一朵低矮的蘑菇——一切就绪，恭候一个人赶快挥动潮湿、柔软的手，让钢琴响起暴风雨般的音乐，响彻舞台，响彻巨大的音乐厅。厅里女人的裸肩和男人的秃头在一闪一闪地动，活像蠕动的小白虫。

这时巴赫曼小跑着上了舞台。台下欢声雷动，像一个密实的圆锥体升了起来，又降下来，散成意犹未尽的掌声。对此他却毫不理会，而是热情地自言自语，边说边开始调钢琴凳上的圆盘，然后拍拍凳子，在钢琴边坐了下来。他掏出手帕擦了擦手，带着怯生生的笑容扫了一眼台下第一排。刹那间笑容消失了，脸痛苦得变了形。手帕掉在了地板上。他专心致志地把台下第一排就座的脸又挨个儿扫了一遍——看到中间那个空座位时，停顿了一下。只见巴赫曼砰的一声按下琴盖，站起身来，走到舞台边上，转着眼珠子，像个芭蕾舞女演员那样举起弯弯的双臂，非常可笑地跳了三四下芭蕾舞步。观众愕然，后排座位那里发出一阵笑声。巴赫曼停住步子，说了点什么，但谁也听不见。接着他如同拉弓扫荡全场一般，朝所有观众打了个轻蔑的“无花果”手势。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萨克述说着，“我来不及赶过去阻止。做完那骂人的手势，他正准备下台，我才匆匆赶过去。我问他：‘巴赫曼，你上哪儿去？’他说了句很难听的话，就消失在演员休息室里了。”

这时萨克亲自上台，去平息愤怒和笑闹汇成的风暴。他抬起一只手，总算让大家安静下来，接着他郑重承诺，音乐会照开不误。一进演员休息室，他发现巴赫曼居然若无其事地坐在那边，嘴唇一动一动地念节目单。

萨克瞥一眼在场的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立刻给佩罗夫太太打电话。打了好久没人接听，最后终于听见咔嗒一响，电话里传来佩罗夫太太虚弱的声音。

“赶快过来，”萨克急急地说，立起手掌敲打电话簿，“你不在，巴赫曼就罢演。这传出去哪得了！观众正在闹——什么？——你说什么？——对，对，我一直在给你讲，他罢演。喂？唉，该死！——电话挂断了……”

原来佩罗夫太太病势更重了。医生这天来了两次，见玻璃管里的水银柱沿着红色的刻度爬了那么高，不由得面露惊慌。佩罗夫太太挂上电话之后——电话就在她的床头——兴许幸福地笑了笑。她哆哆嗦嗦地站不稳当，但还是穿起衣服来。胸口一阵剧痛，刀扎一般，可是幸福感召唤她穿越高烧的迷雾和耳鸣。不知为何我是这么想象的：她开始穿长筒丝袜了，双脚冰冷，脚指甲老是挂住丝袜。她尽可能把头发收拾到最好的程度，裹上一件褐色的皮大衣，提着手杖出门了。她吩咐看门人叫来一辆出租车。昏暗的人行道闪着微光。出租车的车门把手又潮湿，又冰冷。一路上她嘴上肯定带着轻轻的幸福微笑，出租车马达的声音，车轮胎咝咝响的声音，和她发烧的耳鸣声，一起汇聚在她的耳侧。赶到剧院后，只见一群一群的人乱哄哄地拥出剧院，撑开愤怒的雨伞，拥入街道。她险些被撞倒，但总算挤了过去。萨克在大踏步地走来走去，一会儿抓抓左腮，一会儿又抓抓右腮。

“我简直气疯了！”萨克对我说，“就在我打电话那会儿，大师逃走了。他对我讲，说是上厕所，结果悄悄溜了。佩罗夫太太一进来，我就冲她嚷开了——她为什么没有坐在剧院里？你要明白，当时我根本没考虑她生病的事。她问我：‘这么说他现在回旅馆了？我俩走岔了，没碰上？’我在气头上，叫道：‘旅馆见鬼去吧——一定是去酒吧了！酒吧！酒吧！’我嚷不动了，转身冲了出去。我还得去解救售票员。”

佩罗夫太太去找巴赫曼了，一面颤抖，一面微笑。她大致知道到哪里去找他。大为惊讶的出租车司机把她送到一个昏暗可怕的街区。听萨克说，前一天就是在那里找到巴赫曼的。她到了后，打发了司机，拄着手杖走上高低不平的人行道，头顶潇潇夜雨。她挨个儿访遍了所有的酒吧。沙哑的音乐阵阵传来，震耳欲聋，男人们不怀好意地打量她。每到一个酒吧，她进去看看，只见里头乌烟瘴气，五光十色，叫人发晕，然后出来又走进如鞭抽打的夜雨中。过不多久，她开始怀疑她进去的是同一个酒吧，身子虚得好像肩上压了千斤重担。她一瘸一拐地走着，嘴里发着几乎听不出来的呻吟声，一只冰冷的手紧紧握着镶着碧玉的手杖头。一个警察已经注意她一些时候了，这时迈着训练有素的步子缓缓走来，问她家住何处，然后稳稳地、轻轻地把她扶上一辆夜间值班的四轮马车。马车吱吱作响，里面一片黑暗，气味难闻，她昏了过去。她醒过来后，车门已经打开了，车夫披着一件闪光的油布雨衣，正用鞭杆头轻轻地捣她的肩膀。一进温暖的旅馆门道中，她突然觉得万念俱灰，一切都无所谓了。她推开她房间的门，走了进去。只见巴赫曼坐在她的床上，光着脚，穿件睡衣，像个驼背一般肩上披着一条花格呢毯子。他用两根手指在床头柜的大理石桌面上弹着鼓点，另一只手握着一支碳素铅笔在一张乐谱纸上画圆点。画得如此专心致志，以至于门开了都没发现。她轻轻地、呻吟一般地“啊”了一声，巴赫曼吓了一跳，毯子从他肩头滑了下来。

我想这是佩罗夫太太一生中唯一一个幸福的夜晚。我想，他俩，一个疯疯癫癫的音乐家，一个快要死了的女人，在那天晚上找到了多少大诗人做梦都想不到的语言。第二天早晨，怒气未平的萨克来到旅馆，发现巴赫曼坐在床边，默默地带着欣喜的微笑，凝视着佩罗夫太太。佩罗夫太太横躺在一张宽大的床上，盖着花格呢毯子，已经失去知觉。巴赫曼瞧着情人火烫的脸，听着她吃力的呼吸，心里作何想法，那就无人知晓了。他头脑里根本没有一场病会夺人性命的概念，现在看着她病得又烧又抖，身体不得安然，也许对此有他自己的解释。萨克叫来了医生。巴赫曼起初不信已经没治了，还带着怯生生的微笑看他们。后来他扑过去揪住医生的肩膀，又跑回来猛击自己的前额，开始咬牙切齿地来回乱窜。她再也没有醒过来，当天就死了。幸福的表情到死一直挂在脸上。萨克在床头柜上发现了一张揉皱的乐谱纸，但没人能够看懂散落在上面的紫色音符。

“我立刻带走了巴赫曼，”萨克说，“怕她丈夫回来不定闹出什么事，你明白吧。可怜的巴赫曼瘫软得就像个布娃娃，一个劲地伸出手指头捅耳朵。他高声喊叫，好像有人在挠他痒痒一般：‘把这些声音停下来！音乐听够了，听够了！’我实在不明白，这事怎么对他打击如此之大：他从来没爱过那个不幸的女人——此话你知我知，切勿外传。不管怎么说，她是他的克星。她落葬后巴赫曼就失踪了，不知去向。如今你还能在自动钢琴厂家的广告中见到他的名字，但一般而言，他已经被遗忘了。倒是六年后，命运又把我们带到了一起。只相逢片刻。我在瑞士的一个小站上等火车。我记得那是个美丽的傍晚。我不是一个人。对，还有一个女人——但这事是另一出戏了。你猜怎么着，我看见一小伙人围观一个小个子男人，那人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黑外衣，戴着一顶黑帽子。他往一个音乐盒里扔硬币，一边扔一边失声痛哭。他总是放进一枚硬币，听听硬币滚动的声音，然后痛哭。后来，硬币投进去听不见滚动声了，盒子投满了，塞住了。他拿起盒子摇摇，哭得更厉害了，再不投了，转身走了。我立刻认出了他。不过你要明白，我不是一个人，我陪着一位女士，再说周围还有好多人，一个个瞪着眼看稀奇。所以不好走上前去，对他说一声：Wie geht's dir(1) ，巴赫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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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语，你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