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喜欢受人指挥，”塞特姆布里尼回答，“不喜欢按日历行事。不喜欢它带着药房的气味儿，不喜欢它出于卫生的考虑由上头指派给我们。我对自己的自由还相当重视，或者讲还相当重视那给我们留下的一点点自由，一点点人的尊严的残余。这样的活动我只来当当旁观者，就跟您在咱们疗养院整个儿也只是个旁观者一样——我来呆上一刻钟，然后便走自己的路。这样做，可以让我产生独立不羁的幻觉……我不想说这比一个幻觉强，可只要它能给我某种满足感，你还好讲什么呢？您的表哥嘛，又是另一回事。对于他这就是执行任务。不是吗，少尉？您把它也看成任务的一部分。噢，我知道，您了解那种在做奴隶时保持自己骄傲的伎俩，一种令人头昏眼花的伎俩。在欧洲并非人人掌握了它。音乐呢？您不问我是否承认自己为音乐爱好者吗？喏，如果您说‘爱好者’，”——汉斯·卡斯托普记不起自己说过，“那么这个词儿倒选得不错，有些个随随便便的味道。好吧，我同意。是的，我是个音乐爱好者——可这并不等于说，我特别重视它。——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我看重和喜欢这个词儿，喜欢这个精神的载体，这个工具，这个时代进步的闪光的犁头……音乐……它含糊不清，暧昧可疑，不受约束，难以界定区别。想必您会反驳说，它可是清清楚楚的呀。可自然界也可以是清楚的，小溪也可以是清楚的，但对我们又有什么用？这不是真正的清楚，这只是一种梦幻般的清楚，不说明任何问题的清楚，不负任何责任的清楚，不作出任何结论的清楚，所以也是危险的，因为它诱使我们去它那儿寻找安宁……您可以说音乐会使心灵变得崇高。很好！它能使我们的感情燃烧起来。然而，现在的问题却是要激发我们的理性！音乐看样子像是行动——我却怀疑它会助长无所作为。让我把话说透吧：我对音乐怀有一种政治上的反感。”
听到这儿，汉斯·卡斯托普禁不住一拍大腿，高声喊道，如此高论他这一辈子真叫闻所未闻。
“就算这样，也请您思考思考！”塞特姆布里尼微笑着说，“音乐作为最后一种激励情感的手段，作为一种向上向前的推力，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如果听者的精神已预先受过训练的话。但文学必须走在前面。音乐单独不能使世界前进。单有音乐是危险的。对于您这个人来说，工程师，更绝对危险。在我进来的时候，我一眼就从您脸上的神色看出来了。”
汉斯·卡斯托普笑开了：
“哈哈，我的脸色您不能瞧，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你们这上边的空气，我受不了，您不相信吗？我想到该适应它，就越发感觉难受。”
“我怕这是您的错觉。”
“不，怎么会！鬼才知道我怎么总这样疲倦，并且发烧。”
“我仍旧认为，我们必须感谢院方举办音乐会，”约阿希姆谨慎地说，“您嘛是从更高的出发点观察问题，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所谓从作家的立场，所以我不想反驳您。不过我认为，能在这儿听听音乐，仍然值得感谢。我本人并不具有多少音乐修养，再说演奏的那些曲子也不见得怎么样——既非古典，也非现代，仅仅是铜管乐而已。但不论怎么讲，还是不失为一种可喜的调剂。它使几个钟头变得充实而有益，我是说：它把时间分成一段一段，分别将它们填满，使里边总算有了点什么；而往常，我们却得一小时一小时、一天一天甚至一周一周地消磨，真叫可怕极了……您瞧见了，眼下这只不起眼的普通曲子大约要奏七分钟，不是吗？这七分钟可就自成一体，有开端，有结束；它们将自己显露出来，避免了不知不觉就消失在永远一个样子地流逝的时间里。而且，它们本身又反反复复地被曲子的各种音符分得更小，然后变成一个个节拍，以致每一瞬间都有点什么发生？都获得了一定的意义——我们可以把握住的意义。而往常……我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太好啦！”塞特姆布里尼叫起来，“太好啦，少尉！您很好地阐明了音乐本质中无疑是合乎道德的因素，即它能用一种十分特别而生动有趣的度量方式，赋予时间的流逝以清醒以精神和价值。音乐能唤醒时间，唤醒我们对时间的细腻感受，唤醒……在这个意义上，音乐是合乎道德的。艺术合乎道德，只要它使人清醒。可是，如果它起着相反的作用，那又怎样呢？如果它麻痹人，使人昏昏欲眠，阻碍行动和进步呢？音乐也能起这样的作用，从本质上讲，也可像鸦片起的作用一样。这是一种罪恶的作用啊，先生们！鸦片是魔鬼创造的，因为它使人迟钝、麻木、怠惰，使人安于奴隶式的静止无为……音乐这东西很值得考虑，先生们。我坚持认为，它具有两重性。不把话扯远了，我干脆称它在政治上是可疑的。”
他还继续这么讲了一阵，汉斯·卡斯托普也仍然听他讲，只是已不很了然他讲的究竟是些什么意思，一则因为疲倦，再则那边石阶上一伙小青年们的嘻哈打闹也分了他的心。他看清楚了吗？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个长着一张貘一般面孔的女孩子，正忙着为戴单眼镜的青年缝他运动裤膝头衩上的扣子！由于患有哮喘，她呼吸困难，脸颊发烧；他呢，也咳咳呛呛，同时把小指头那盐勺一样的长指甲伸进嘴里！他们病着呢，两人全一样。可这正好证明山上的年轻人中间，男女关系很是特别。
乐队正演奏波尔卡……
<h2>
希培</h2>
就这样，星期天显然有别于其他日子。除此而外，下午主要的活动是疗养客们乘车结伴出游。喝过茶以后，一辆辆双套马车盘山而上，停在了疗养院的大门前，等着接订车的主儿；主要是那些俄国佬，特别是俄国妇女。
“俄国人老爱乘车出去兜风，”约阿希姆对汉斯·卡斯托普说，——他们俩站在大门口看着人家出发，以此消磨时光，“他们要么去克拉瓦德尔，要么去湖滨，要么去弗吕拉谷，要么去修道院；能去的就是这些地方。你要有兴致，趁你在的时候我们也可去一次。不过我想为适应环境，你暂时还有的是事情，用不着往外跑。”
汉斯·卡斯托普表示赞成。他嘴里咬着根雪茄，两手插在裤兜里。他看见那位矮小而快活的老太太由自己瘦削的侄女陪着，同另外两位妇女一块儿坐上了一辆马车，她们是玛露霞和舒舍夫人。后者穿着件背后有带子的薄风衣，但仍未戴帽子。她和老太太坐的是后边脸朝前的位子，两个年轻姑娘则坐在对面。四个人都异常兴奋，不停地活动嘴皮子，说她们那柔软得几乎像没有骨头的语言。她们说说笑笑，笑车里那条毯子，她们好不容易才将它扯开来，把大家的腿全盖好；笑老太太带在路上塞嘴的俄国甜食，用一只有棉花和纸屑作衬垫的木匣子装着，现在已被她拿出来请大家享用……舒舍夫人沙哑的嗓音，卡斯托普听得特别留心。每当这个不拘小节的妇女出现在他眼前一次，他便更加觉得她和什么非常相像。他曾努力回忆到底像什么，后来在梦中才明白了过来……然而玛露霞的笑声，她那圆圆的褐色的眼睛在蒙着嘴的手绢上面稚气地张望的神情，她那高耸的据说里面病得不轻的胸脯，都让他想起别的什么，他最近才看见过的、令人震惊的什么。这当儿，他不由得瞟了身边的约阿希姆一眼，但只是小心翼翼地，连头也不曾动一动。没有，赞美上帝，约阿希姆没有像上次那样脸上红一块青一块，嘴角也不曾凄苦地咧着。不过他仍死盯着玛露霞，而且那姿态，那眼神儿，怎么也不能说够军人气派，相反倒如此忧郁，如此忘情，只能讲是个地地道道的老百姓。只是他很快警觉起来，转过脸来看着汉斯·卡斯托普；这位呢，刚好来得及收回目光，把它送到空中的什么地方去。与此同时，他却感到心脏怦怦地狂跳起来——无缘无故地，自动地狂跳起来。
礼拜日剩下的时间再没有任何特殊内容，也许除了吃饭以外。饮食虽然不大可能比平时搞得更丰富，至少菜肴却更精美。中餐已吃过用虾米和剖开的樱桃作花饰的果汁烧鸡，用糖丝编成的小篮子装着的冻糕和鲜菠萝。晚上在喝过啤酒以后，汉斯·卡斯托普就感到比前几天更疲倦、更冷，手脚更沉重，因此不到九点钟，他便向表哥道晚安，然后一头钻到鸭绒被子底下，像死人一般睡去。
可是第二天，也就是他上山后度过的第一个星期一，在疗养院的日程安排上仍有一点定期出现的新鲜事。那就是每隔十四天，在餐厅里，面对“山庄”所有成年的、听得懂德语的、尚不曾病入膏肓的疗养客，克洛可夫斯基博士要作报告。汉斯·卡斯托普听表兄讲，那是一系列内容连贯的科学普及性报告中的一次，总题目叫做：《爱情作为致病的力量》。这有教益的谈话在第二次早餐后进行；逃避听讲，约阿希姆又说，是不允许的，至少会使主持者极不高兴。——正因为如此，塞特姆布里尼尽管德语比不少人都棒，却不仅从来不听，而且还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自然就被认为是放肆无礼之极了。至于汉斯·卡斯托普，他立刻决定去听主要是出于礼貌，但同时也不掩饰自己的好奇。然而，在此之前，他干了一件极不合宜的事。他突然心血来潮，独自一人出去散了很久的步，效果之坏大大出乎他的预料。
“你听我说！”约阿希姆清早走进他的房间，汉斯·卡斯托普头一句话就说，“我看我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我已经厌烦所谓‘水平的生活方式’——老那么躺着血都快凝住了。你的情况自然不同，你是个病人，我完全不愿影响你。可我今天想吃完早餐马上去好好走一走，要是你不见怪的话。就那么随心所欲地去外边走那么几小时。我留了一个面包在袋里当第二次早餐，因此不受约束。咱们倒要瞧瞧，看我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已成为另外一个人。”
“好吧，”约阿希姆回答，因为他看见表弟说得挺认真，显然主意已定，“不过别搞过分了，我劝你。山上与家里不同，再说还得准时回来听报告！”
其实，年轻的卡斯托普决心这么做，除去单纯的身体原因，还有其他一些缘故。他觉得，造成他头脑发烧、口里常常没有味道、心脏无故乱跳的罪魁祸首，似乎主要并非适应气候水土的困难，而是另一些事情，诸如隔壁那对俄国夫妇的行径，席间有病却愚蠢的施托尔太太的唠叨，每天他在走廊上听见的马术师搅烂糨糊似的咳嗽，阿尔宾先生的高谈阔论，以及养病的青年男女之间的暧昧关系对他的刺激，再加上约阿希姆在看见玛露霞时的神奇表情，诸如此类，等等等等。他想，哪怕是暂时跳出“山庄”这个魔圈，到野外去好好喘口气，使劲儿活动活动筋骨，就算晚上累倒了也知道为什么，想必不会坏吧。于是，早饭后，当约阿希姆例行公事地溜达到山上水槽边的那条长凳去时，他便与表兄分道扬镳，手里摇着手杖，大踏步地沿着马路往山下走去。
这是个清冷的云雾蔽天的早晨——八点半光景。如他所期望的，他深深地呼吸着清晨的纯净空气。这空气是那样新鲜，那样轻柔，没有潮腻的香味，没有任何内容，引不起任何回忆，顺顺当当地就流进了汉斯·卡斯托普的身体里……他跨过水渠和窄轨铁道，上了敷设得不怎么规则的大路，离开大路立刻转进草地上的小径，在平地上走了一小段，随即斜着向右边相当陡的山坡爬去。爬山令汉斯·卡斯托普高兴；他的胸部舒展开了，他用手杖将盖住额头的帽子顶到了后脑上。爬到了相当高的地方，他回首眺望，只见他初来时经过的那片湖泊美丽如镜子一般，禁不住唱起歌来。
他想起什么就唱什么，总之是各式各样民歌风的多情善感的歌子，像大学生酒歌集和体育协会歌曲集里搜集的那种，其中一首有两行是：
浴场应该有美酒和爱情，更值得夸耀的却是德行。
他开始还是轻轻哼着，很快就放开喉咙拼命地唱。他那男中音原本沙哑，今天听在自己耳里却异常优美，因此便越唱越带劲儿。要是音起高了，他就改用假声；这在他听来同样挺美。要是忘记了词儿，他就用一些无意义的音节和字将曲调填起来，以歌唱家似的圆圆的口型，用浓重的大舌颤音r，把曲词送入空中。最后，不论是词句还是曲调，他都干脆随心所欲地幻想出来，而且还一边唱一边像歌剧演员似的挥动手臂。由于边爬山边唱歌很累，他不久就感到呼吸困难，越来越困难。可为了理想，为了歌唱艺术的美，他克服困难，一边不断喘气，一边坚持唱完了最后一支歌，直到呼吸急促，眼冒金星，脉搏跳得飞快，终于身子一沉，坐在了一棵粗壮的松树底下。——刚才还是那么得意扬扬，这时突然就心烦意乱，头昏脑胀，到了绝望的边缘。
当他勉勉强强重新稳定神经，站起来继续行进时，脖子却很厉害地抖动起来，脑壳直摇晃，虽然他还如此年轻，就跟当初他爷爷汉斯·洛伦茨·卡斯托普一个样了。这种现象使他禁不住想起自己的先祖父，可他却不觉得讨厌，反倒乐于摹仿老人将下巴顶在胸脯上的庄重模样；这种老祖父用来控制摆头风的办法，一直就让小孙儿他喜欢。
他沿着蜿蜒的小路继续往上爬。叮当的牛铃吸引着他，他也找到了牛群。牛们正在一所小木屋附近吃草，木屋顶上压着石板。迎面走来两个蓄着胡子的男人，肩膀上扛着斧子，走近他跟前就分了手。“喏，回见，谢谢！”一个对另一个说，嗓门低沉，上腭音很重，说时将斧子换了换肩，也不择路，钻进枞树林就嘁嘁喳喳地向山下走去。在四周一片岑寂中，那一声“回见，谢谢”听起来煞是奇怪，使因为爬山和唱歌感到疲乏了的汉斯·卡斯托普恍然如在梦中。他轻声重复着，极力模仿山民那喉音很重的显得朴实敦厚的土话。他越过小木屋继续往前走了一段，想要一直走到树林边上；可他瞅了瞅表，便放弃了这个打算。
他向左走上一条回达沃斯坪的小径，先走一段平路，然后便下山。他进了一片树干很高的针叶林，在穿过林子时甚至又轻轻唱了几句歌，虽然脚步小心翼翼，虽然膝头在往下走时比先前颤抖得更加厉害。可是一走出林子，他就停住脚步，让突然展现在面前的一派美景给怔住了。好一个幽静、和平而又肃穆的小天地啊！
在平缓的石头溪涧里，一道山水从右边的山坡泻下，泡沫翻涌地漫过阶梯状的层层石岩，静静地向着谷底流去；溪上画一般地架着一座栏杆古朴的小木桥。一种灌木铃铛模样儿的小花四处蔓生着，使整个谷地变得蓝莹莹的。从谷地里一直到山脚下，这儿那儿耸立着一棵棵或一丛丛枞树，高大、匀称、端庄，有一棵扎根在山溪旁边的峭壁里，斜着伸展进图画中，看上去更是别有一番情趣。溪水潺潺，使这与世隔绝的所在显得格外美好、幽寂。在小溪的另一边，汉斯·卡斯托普发现了一条凳子。
他跨过木桥，在凳子上坐下来，观赏那瀑布似的溪水，那翻滚的泡沫，聆听那絮语般的、看似单调却富于内在变化的潺潺水声。须知汉斯·卡斯托普他如爱音乐一般爱这水的絮语，是的，也许尤有过之。谁知刚刚坐稳当，他却突然流起鼻血来，连衣服也弄脏了一点儿。血流得很急，止都止不住，足足折腾了他半个钟头，使他不得不在板凳与小溪间奔来跑去，用手帕去浸水，将湿手帕一次次搭在鼻子上，身子仰卧在板凳上面。他一直躺到血终于止住了。——他就那么静静地躺着，手抱在脑袋后面，蜷着膝头，闭紧两眼，耳中充满潺潺的水声，倒也没什么不舒服，相反浑身血液循环大大减缓，身体活动量骤然降低了，反倒令他感到心平气和。要知道，他在呼出一口气之后，竟然久久不感觉有吸进新鲜空气的必要，而是让心脏在他平静的体内慢慢跳上几下，才懒懒地马马虎虎吸口气了事。
仿佛突然之间，他又回复到了早年的那种生命状态，那种再现了他最新印象的梦里的典型情景，一场几天之前的那个晚上做过的梦中的情景……他是那么坚决、那么彻底地摒弃了空间与时间的距离，回到了彼时彼地；你完全可以说，躺在这山间溪水旁的板凳上的只是一具无生命的躯壳，真正的汉斯·卡斯托普已经离得远远的了，已经处于往昔的环境中，已经处于一种尽管极为平常但却富于冒险情趣的令人陶醉的状态。
当时他十三岁，念九年制中学的四年级，还是个穿短裤的小男孩。他站在学校的院子里，和别的班跟他年龄相仿的另一个男孩谈话。——谈话是汉斯·卡斯托普随便引起的。虽然谈的事情简单明了，不会持续多久，却也使他十分快活。时间是最后两节课当中的课间休息，汉斯·卡斯托普班上刚上完历史课，正要上图画课。院子的地面是用精制的砖块铺设起来的，一道木板盖顶的开有两扇门的围墙将它与校外的马路隔开来。学童们有的三五成群地站着，有的并排着走来走去，有的半坐半倚在教学楼涂了釉子的墙壁的凸棱上。院内一片嘈杂。一位戴宽边软帽的教员一边注视着学生们的活动，一边咬火腿面包。
跟汉斯·卡斯托普谈话的男孩姓希培，名字叫普里毕斯拉夫。奇怪的是，这名字中的“里”得念成“希”，因此他就叫“普希毕斯拉夫”。再者，这个稀罕的名字和他的模样还挺般配；他的长相也非同一般，可以讲很有些特别。希培是人文中学的历史教授的儿子，全校出名的模范学生，年龄几乎跟汉斯·卡斯托普一般大，却已比他高一个年级。他出生在梅克伦堡，瞧他的模样显然在血管中混合着不同民族的血液，要么日耳曼人的血液混进了文德斯拉夫人[5]的血液中——要么倒过来。他的头发虽说是黄的，却在头顶上剪得很短很短。他的眼睛呈蓝灰色，或者灰蓝色——一种不怎么好确定的有多种含义的颜色，一种近乎远山似的颜色——眼睛的形状只是窄窄的一条缝，仔细看去甚至还有些斜，眼睛底下马上就是大而突出的颧骨——一张以其类型而言绝不丑陋的面孔，甚至还有些讨人喜欢，但是却足以令同学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吉尔吉斯人。此外，希培已经穿长裤；在他那件背后开衩、扣子一直扣到脖子根儿的蓝上衣的衣领上，总是掉着好些头皮屑。
眼下的情况是，汉斯·卡斯托普长久以来就在注意这位普希毕斯拉夫。——从校园里熙熙攘攘的众多认识与不认识的同学里，他偏偏挑中了他，对他发生了兴趣，老用眼盯着他，也许应该讲钦佩他吧？无论如何，卡斯托普对他是格外关心，在上学的路上一想到能观看他与同学交谈、说笑，能远远地听见他那微带沙哑但却悦耳的嗓音，心中便暗暗高兴。可以承认，汉斯·卡斯托普这种感情并无充分的理由，除非我们把他奇怪的名字，把他是个模范学生——这一点不可能起多大作用——或者连他那吉尔吉斯人的眼睛什么的，统统都给算上。这双眼睛有时茫然无所视地瞟着旁边，就像蒙上了夜幕似的变得幽暗起来。汉斯·卡斯托普也不大理会自己特别留意希培的理由，更没想在必要时如何将它表述出来。要知道还谈不上什么友谊，他压根儿就不“认识”人家嘛。首先，没考虑到可能会谈这件事，就丝毫不存在给它定一个名称的必要——汉斯·卡斯托普不善于也不乐意做这种事。其次，名称如果不意味着评价，那也意味着定性，即在已知和习惯的事物中为其明确一个位置。汉斯·卡斯托普呢，却无意识地怀着一种信念，认为像他眼下这样隐藏在内心中的热情，还是永远避免明确定性为好。
理由充分也罢，不充分也罢，他这种无以名之、难于述说的感情却充满生命力，以致汉斯·卡斯托普暗暗怀着它已经有一年了——大约一年吧，因为也说不确切它究竟开始于什么时候。这至少表明他性格的忠诚与坚定，如果我们考虑到在那个年纪，一年时间是何等的漫长的话。遗憾的是一说起性格，通常就包含着某种道德评判，不管是褒还是贬，虽然常常两者俱有。汉斯·卡斯托普并不以自己的“忠诚”自豪；他这种性格——我们并非要给予评价——实际上是他心灵迟钝、缓慢和固执的表现，是他的一种持久的基本情绪的表现，即觉得生活中的某些状态和情况越稳定，越长期存在，就越有价值。他还倾向于相信，他正好生活于其中的状态和环境是无限绵长的，因此便珍惜它们，不希望发生变化。所以，他也习惯了内心中对希培那种隐秘的不声不响的感情，从根本上视它为自己生活里一个稳定的组成部分。他喜欢由它造成的心灵的激动，诸如希培今天是否会碰见他、会从他身旁走过、也许还会看他一眼之类想法引起的激动，喜欢他这个秘密赐予他的无声而温柔的充实感，甚至喜欢种种同时也会由此产生的失望等等。对于汉斯·卡斯托普来说，最大的失望莫过于希培“不存在了”；这一来校园会一片荒凉，日子会索然无味，然而却依然存在着希望。
过了一年，事情出现了富于冒险情趣的高潮，然后靠着汉斯·卡斯托普的忠诚又维持了一年，再往后终于结束了——而且是在他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将他与普希毕斯拉夫·希培联系起来的感情纽带终于慢慢松了，散了，正如当初他也未曾察觉到这纽带是怎么结起来的一样。后来，普希毕斯拉夫随着父亲工作调动而离开了学校和本城。这些，汉斯·卡斯托普几乎没再注意。在眼下之前，他已将希培遗忘。可以讲，“吉尔吉斯人”的形象好似从雾里走出来，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汉斯·卡斯托普的生活，慢慢地变得越来越清晰具体，直到终于出现那么亲近、实在的一刻，他站在校园中，一时间比其他一切都更加重要，随后又慢慢地退去，也没有分别的痛苦，便重新消失在了雾里，直至无踪无影。
眼下，汉斯·卡斯托普又回到了那富于冒险意味的情境，回到了那亲近、实在的一刻。当时的谈话，真正与普希毕斯拉夫·希培的谈话，是这么开始的：轮到上图画课了，汉斯·卡斯托普发现自己没带铅笔。他班上的同学谁都自己需要用笔；不过在其他班他也有这个那个熟人，他可以去向人家借呀。可他却觉得最熟的是普希毕斯拉夫；他感到与他最亲近，与他在心里边已经打过无数次交道。他心里一高兴就决定利用这个机会——他称之为机会，于是真的找普希毕斯拉夫借铅笔去了。他没有想到这个行径颇有些奇怪，因为他实际上并不认识希培；要么就是他有意不考虑这个，不顾一切地想亲近希培已经到昏了头。于是，在那砖块铺垫的闹闹嚷嚷的院子里，他便真的站在普希毕斯拉夫面前，对他说：
“对不起，可以借我一支铅笔吗？”
普希毕斯拉夫用他高颧骨上那对吉尔吉斯人眼睛瞅着他，嗓音低沉悦耳地和他讲话，一点也不大惊小怪，或者他也感到惊奇，只是没有表现出来。
“好的，”他回答，“可你上完课一定得还我。”说着便从袋里拔出自己的笔来，一支带箍的银色铅笔。必须把箍往上推，红色的笔尖才会从金属套里伸出来，希培解释着简单的原理。两个人都低着脑袋。
“可别掰断了！”他还讲。
瞧他想到哪儿去了？好像汉斯·卡斯托普存心借了不还，或者会粗心大意地将笔弄坏似的。
接下来两人相视笑了笑；因为再没什么话好说，便犹犹豫豫地背转身，各自走了。
这就是全部经过。但汉斯·卡斯托普在一生中，从没有像他紧接着上图画课时那么心情愉快过；因为他是用普希毕斯拉夫的铅笔在画画儿，而且还可望在下课后再将笔交还给它的主人。作为纯粹的归还必将自自然然，无拘无束。他感到那么自在，还将笔尖削了削。从削下来的红碎屑中，他拣了三四片保存在书桌里面的抽屉里，差不多保存了整整一年之久——大概谁见了也不会猜到它们包含着多么巨大的意义。结果归还的手续极为简单，却完全符合汉斯·卡斯托普的心愿，是的，他甚至还特别引以为自豪。——与希培的私下接触令他受宠若惊，陶然欲醉。
“这儿，”他说，“谢谢。”
普希毕斯拉夫一言不发，只是很快地检查一下弹簧，就把笔插进了衣袋里……
从此以后两人再没有讲过话。但这一次，多亏汉斯·卡斯托普的敢作敢为，事实到底成了事实……
他睁开眼，心中为自己走神走得这么厉害感到迷惘。“我相信，我做梦了！”他想，“是的，那是普希毕斯拉夫。我已很久没再想到他了。那些铅笔屑跑到哪儿去了呢？书桌在迪纳倍尔家的阁楼上。它们想必还在左边靠里那个小小的暗屉里吧。我没把它们拣出来，甚至也没心思去扔掉它们……完全是普希毕斯拉夫，活生生的普希毕斯拉夫。没想到什么时候还能如此清清楚楚地再看见他。他跟她是多么出奇的相像啊——他跟山上那个女人！因此我才对她很感兴趣？或者反过来：因此我才想起了他？胡思乱想！胡思乱想，但却美好。再说我得走了，而且赶快。”可是他仍旧躺着，想来想去，回忆着往事。终于，他站起来。“喏，再见，谢谢！”他自言自语，泪水涌进了眼眶，脸上却带着微笑。他本已打算往回走，却又很快坐了下去，手里拿着帽子和手杖。他没法不注意到，他的两个膝头已支撑不住身体。“哎哟，”他想，“这可不成，我说！而且还要我十一点准时去餐厅听报告！到这儿来散步美倒挺美，看来又确实有它的难处。是的，是的，可我也不能这么呆下去。我只是把腿躺麻木了，走起来就会好一些的。”于是他又试着站起来；由于鼓足了劲儿，他成功了。
无论怎么讲，在兴冲冲地爬了那么高之后，要回去是艰难的。沿途，他一再停下来休息，只觉得脸突然变白了，冷汗冒上了额头，心乱蹦乱跳得呼吸都感到了困难。他咬着牙，顺着蜿蜒的山道往下走，可走到邻近疗养院的山谷，就清楚地看出再也没有力气自己走完上“山庄”去的长长的路了。然而没有电车，出租马车也见不着，他只好求一位驾着空车去达沃斯村的驿车夫带上自己。他与车夫背靠背坐着，双脚从车上垂下来，身子像快睡着了似的摇来晃去，脑袋一点一点的，让路人看了既同情又惊讶。他就这么让车子颠簸着往回赶，在过小铁道的地方下了车，付了钱，也没看一看给的是少是多，就没头没脑地往上山的环形公路走去。
“快点儿，先生！”法国门房说，“克洛可夫斯基的讲座刚刚开始。”汉斯·卡斯托普把帽子和手杖扔在存衣处，牙齿轻轻咬着舌头，既匆匆忙忙又蹑手蹑足地挤进差不多是关着的玻璃门，只见疗养客们已经一排一排地坐在椅子上。在餐厅窄的一头，摆着一张铺了台布、蹲着只漂亮的磨光玻璃大肚瓶的桌子，桌子后站着穿礼服的克洛可夫斯基博士，正在作他的报告……
<h2>
心理分析</h2>
幸好靠近门的角落上有把椅子空着。他悄悄坐到上面，装出一副始终就坐在那儿的神气。由于刚刚开始，听众们的注意力全系在了克洛可夫斯基的两片嘴唇上，几乎没谁留心到迟来的他。这样很好，因为他样子看上去挺可怕。他的脸色白得像麻布，衣襟上带着血迹，活像个刚刚逃离作案现场的凶手。坐在前面的女士在他落座时自然转头过来，用一双细眯眯的眼睛打量着他。汉斯·卡斯托普认出她正是舒舍夫人，心中十分不悦。真见鬼！难道就不肯让他安静安静吗？他原想赶回来后可以坐下休息休息，没想坐在自己紧跟前的却偏偏是她。——真是巧合，一个在其他情况下有可能令他感到高兴的巧合。可眼下他这副疲倦而又狼狈的样子，谁知会有什么结果？这给他心脏增加了新的负担，使他在听报告的整个过程中呼吸困难。她用那完完全全是普希毕斯拉夫的眼睛瞅着他，瞅着他的脸，瞅着他身上的血迹。——她那么死死地瞅着他，颇有些唐突、放肆和无所顾忌，和这女人将玻璃门顺手一摔的作风很相称。瞧瞧她那姿势！才不像卡斯托普在家里交往的那些妇女哩！她们总是身子直直地将头转向同桌的男子，讲起话来嘴收得很小。舒舍夫人却缩着身子坐在那儿，软瘫无力，背弓成圆形，肩膀吊在前边，还远远地探着头，使得脊椎骨都从白衬衫在颈后开的衩子中突露了出来。当初普希毕斯拉夫也差不多这么探着脑袋；可人家是个模范学生，一直享有荣誉，虽然这并非汉斯·卡斯托普乐于向他借铅笔的原因。——事情清清楚楚，舒舍夫人懒散的姿态、随手摔门的作风以及唐突无忌的目光，都与她生病有关。是的，它们表现了那种放纵恣肆，那种不光彩、但却不受限制的特权；年轻的阿尔宾先生就以享有这种特权而自豪……
汉斯·卡斯托普盯着舒舍夫人弯曲的脊背，思想纷乱如麻；它们不再是思想，而是变成了梦幻。克洛可夫斯基博士拖长的上中音和发得软软的r，都像从老远老远的什么地方传来的一样。然而大厅里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寂静，不但似乎使周围的一切都着了魔，也对汉斯·卡斯托普产生了影响，仿佛将他从梦中唤醒转来了。他环顾四周……他身旁坐着那位头发稀疏的“钢琴家”；这老兄仰着脑袋，抱着双臂，张大嘴巴在倾听。再过去一点是女教师恩格哈特小姐，她目光流露出贪婪，双颊呈现出红斑。——汉斯·卡斯托普在他所见到的全体女士的脸上，都发现了同样的发烧的颜色，坐在阿尔宾先生旁边的萨洛蒙太太是如此，啤酒酿造商的老婆即那个流口涎的马格努斯太太也是如此。稍微靠后一点的施托尔太太脸孔带着痴呆入迷的神气，看着叫人难受；面部呈象牙色的莱薇姑娘半闭着眼，两手垂在怀中，身子倚着靠背，只有胸脯还在剧烈地一起一伏，不然就完全像具死尸。汉斯·卡斯托普看见莱薇，便想起曾经在蜡人馆中参观过的一尊女蜡像，它在胸脯里也装着驱动器。不少疗养客还把手凹着挡在耳朵背后，或者至少是做出个样子，让手似举非举的，与耳朵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仿佛由于听得太专心而僵在了半空中。帕拉范特检察官，一位棕色皮肤的显然很有力气的汉子，甚至用食指将耳朵弹了弹，以便使它听得更清晰，更全神贯注于克洛可夫斯基博士那滔滔不绝的讲演。
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到底讲些什么？他是循着怎样的思路在活动？汉斯·卡斯托普集中心思，想要跟着一起听，可是一开始不成功；因为没赶上开头，后来又只顾考虑舒舍夫人弓着的脊背又听漏了一些。讲的是一种力量……那种力量……简而言之，爱情的力量。当然当然！这正是系列报告的总题目；除此而外克洛可夫斯基博士还能讲什么呢？这可是他在行的领域呀！突然之间来听别人作关于爱情的报告，汉斯·卡斯托普颇觉着有几分奇怪；因为他平时听的只是关于船舶的传动装置一类题目。怎么好启齿哟，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这么多女士先生的面来讨论那桩敏感而人人讳莫如深的事情？克洛可夫斯基博士使用的是一种混合语言，诗意美与学术性兼而有之，作为学术探讨可谓肆无忌惮，同时音调却抑扬顿挫，像唱歌一般动听，使年轻的卡斯托普觉得不成体统，虽然这可能恰恰是叫女士们脸颊发烧，令先生们洗耳恭听的原因。特别是报告人在使用“爱情”一词时，总那么含含糊糊，叫你永远弄不清楚他确指什么，是那神圣的激情呢或者肉欲的冲动。——这就使人产生了近似晕船的感觉。在他一生中，汉斯·卡斯托普从未听人像今天这儿似的反反复复地、接二连三地讲这个词儿；是的，他仔细想了想，觉得自己还压根儿一次也没听说过，或者从别人口中听见过它。这可能只是个错觉——但他无论如何也认为，这么一再地重复对这个词儿本身是不相宜的。再者，软绵绵的复合元音加上轻飘飘的上腭音再拼以单薄的元音i，听多了叫人腻味，令卡斯托普联想到掺了水的牛奶——某种白中泛青的寡淡乏味的东西，尤其在克洛可夫斯基博士那严格讲来是极力渲染的表演的衬托下，更加如此。因为有一点很清楚，就是他在那么开了头以后，便可以放开大讲，不必再担心听众会从厅里逃走。他压根儿不满足于只对那些人人知晓但却避而不谈的东西津津乐道；他摧毁幻想，无情地还事实以本来面目，不给敏感的心灵留下任何余地去相信白发老者的尊严，稚嫩孩童的纯洁。还有他穿的黑礼服配上了柔软的绉领，灰色的短袜与凉皮鞋相互映衬，也给人一个坚持原则、富于理想的印象，虽然汉斯·卡斯托普对他这身打扮大感愕然。在克洛可夫斯基博士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堆书和零散纸张；他就凭借它们，为支撑自己的论点而引用了各式各样的实例和轶闻，有不少次甚至朗诵了诗歌。他大谈爱情的种种可怕形式，大谈它的表现和威力的种种变态，诸如怪诞的、痛苦的和阴郁的等等。在所有自然生成的欲望中，他说，爱欲是最摇摆不定和最易受到危害的一种，从根本上看倾向于迷惘和不可救药的非理性；这不值得大惊小怪。须知这一强烈的冲动并非任何单纯的情感，就其本质而言乃是情感的多重组合，并且不管它作为整体看上去多么合理，都纯粹是由种种非理性所构成。可是由于人们，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继续讲，由于人们有理由拒绝从组成部分的非理性得出整体的非理性这个结论，那就将不可避免地、迫不得已地用整体的部分合理性——设若不是用整体的合理性的话，去掩盖它个别的非理性。此乃逻辑的要求，克洛可夫斯基博士请他的听众牢牢记住。心灵的反抗和校正，正当地起调整作用的本能——博士差点儿没说守法公民的，在它们的平衡与限制下，各种非理性的组成部分融合成了合法的有益的整体。这是一个经常性的、值得欢迎的过程，可其最后结果如何，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像扔掉什么似的将手一甩，补充说，已跟医生和思想家没有任何关系啦。反之，在另一种情况下——这个过程不会出现，不愿也不该出现；谁能够说，克洛可夫斯基博士问，这是否可能意味着更高尚的、对心灵来讲更可贵的状态呢？就是说在这种状态下，两组力量即爱欲的冲动和与之敌对的情感，其中特别应该提到羞耻与厌恶，它们都表现出一种非常的、超乎公民通常标准的紧张和激动，都在内心深处相互斗争；这种斗争将使迷乱的欲望受到限制、防范和驯化，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通常和谐的、符合规范的爱情生活。这节制与爱欲之间的力量较量——问题确实与此有关，它的结局如何呢？结局显然是节制取胜。恐惧、礼法、厌恶、战战兢兢的对于贞节的要求，它们都压抑爱欲，把它锁闭在黑暗的潜意识之中，使它充其量只是部分，而远远不是以其全部的丰富和强度，为人所意识到并且化为行动。然而节制的胜利只是一种虚假的、得不偿失的胜利，因为爱情的冲动不可能被钳制、被征服；压抑着的爱情并未死亡，而是活着，而是在黑暗和隐秘的内心深处继续渴求着满足。它将突破节制的羁绊重新表现出来，哪怕是以无从辨认的、变异的形态……既然如此，被节制和压抑的爱情的再现形态与面具，又有哪一些呢？克洛可夫斯基博士提出这么个问题，目光同时一排一排地扫视过去，像是真的期待着他的听众作出回答似的。是啊，话还是得由他自己往下讲，在他已经讲了这么许多以后。除他之外谁也不知道答案；而他那样子已告诉人们，他本人肯定是知道的。再说，他那双火辣辣的眼睛，那张白腻腻的面孔，那两撇黑油油的胡子，还有与灰色的羊毛短袜搭配在一起的修士般的凉鞋，这一切加起来岂不是使他本人成了他所讲的节制与情欲之争的活脱脱的化身吗？至少汉斯·卡斯托普跟所有人一样，在极其紧张地期待着他回答被抑制的情欲以何种形态再现的问题时，对博士的印象是如此。女士们屏息凝神；帕拉范特检察官赶快弹了弹耳朵，使它在关键时刻到来时畅通无阻。这当口，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突然说：以疾病的形态！病症就是伪装起来了的性欲冲动，一切疾病都无非是变态的情欲而已。
这下总算知道了，虽然还不是所有人都完全理解其中的奥义。大厅里响起一片叹息声；帕拉范特检察官意味深长地点着脑袋，表示赞许。这时候，博士已接着继续阐发他的论点。汉斯·卡斯托普却低下头考虑听到的内容，检查一下自己是否真的懂了。然而，他原本并未经受过这样的思考训练，加之那不适当的外出搞得他精神不佳，很容易分心，实际上也立刻分了心，注意力让前面的脊背和相联系的胳臂吸引去了，只看见这胳臂抬起来弯到脑后，伸开手掌在托发结，而且正好就在汉斯·卡斯托普眼睛跟前。
眼睛离那手这么近，令他心里怪别扭——不管愿不愿意，他都得瞅着它，观察它的一切缺点和毛病，就像在显微镜下一样分外清晰。不，它没有一点高贵气息，这只粗短的、指甲剪得马马虎虎的手，女学生似的手——甚至说不准它指关节背后是否完全清洁，而且毫无疑问，它指甲边上的皮肤还用嘴咬过。汉斯·卡斯托普撇了撇嘴，可眼睛仍然停在舒舍夫人手上。这当口，他意识中闪过一点模糊不清的回忆，回忆起克洛可夫斯基博士适才讲的市民心理对爱情的抗拒……那条胳膊倒是要美一些，它柔软地弯向脑后，几乎完全裸露着，因为袖管的料子比上衣更薄——那是一种极轻极薄的纱，覆在胳臂上只像一抹轻烟，一片柔光，显然反倒给胳臂增添了许多魅力。同时，这胳臂确也生得细嫩、丰满——而且估计极有可能是凉凉的。面对着它，简直不存在什么市民心理对爱情的抗拒可言。
汉斯·卡斯托普目光直射着舒舍夫人的胳臂，做起了白日梦。瞧这些女人们在怎么穿衣服！她们将自己脖子和胸脯的这点儿那点儿裸露出来，还用透明的轻纱给自己的手膀儿增添韵味儿……全世界的女人都这么做，为了激起我们的欲望。我的上帝，生活真美！美就美在这样一些自然而然的事，比如像女士们诱人的穿着打扮。——是的，这是理所当然，人人都这么做，也得到了公认，以致几乎谁都不再去考虑它对不对，都无意识地欣然接受，听之任之。可人们应该考虑到，汉斯·卡斯托普心里想，这样才能真正享受生活，应该意识到，这么做能增进人的幸福，就其本质而言是件近乎童话般美妙的事。显然，为了达到某种既定的目的，女人们才可以穿得如童话里一般美妙，令你赏心悦目，却又不与社会风尚抵触；那目的就是下一代，就是人类的繁衍生殖，没错。可是，如果一个女人身体里已经有病，已经不宜生育，那又怎样呢？还有任何意义吗，她穿着薄纱衣袖的上衣，使男人们对她的身体产生好奇——对她内部有病的身体好奇？显然没有意义，不会不违背社会风尚，应该予以制止。因为要是男人对一个有病的女人发生兴趣，那肯定是丧失了理性，跟……喏，跟当初他汉斯·卡斯托普暗自对普希毕斯拉夫·希培发生过兴趣没什么两样。一个愚蠢的比喻，想起来有几分令人难堪。可它不招自来，未受他本人的影响。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中断了非分之想，主要是因为克洛可夫斯基博士蓦地提高嗓门，又将他的注意力吸引去了。只见博士摊开双臂，歪着脑袋，站在他的小讲桌后边；尽管穿着礼服，那模样看上去就像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
原来是报告即将结束，克洛可夫斯基博士正在大肆宣传他的心灵分析术，正摊开双臂要求人们都上他那儿去。你们都上我这儿来吧，他改换成另一种腔调，疲惫而身负重担的人们！他毫不怀疑地坚信，人无一例外都是疲惫而身负重担的。他大谈隐蔽的痛苦、耻辱和怨恨，大谈心灵分析术的解脱作用。他称赞对无意识的揭示，教导人们将疾病重新变作可意识到的热情，要大家信赖他，他保证使他们痊愈。说完，他放下双臂，摆正脑袋，收拾起他作报告使用过的印刷品，随后，完全跟个教师似的左手将小文书夹抱在胸口上，昂着头，穿过阳台门走了。
听众全部站起来，移开坐椅，开始慢慢地朝着博士出去的那道门挪动脚步。他们像是被吸引着，从四面八方跟着他拥去，虽说迟迟疑疑，却身不由己和没有例外，就像尾随在吹笛子的捕鼠人身后的那一大群孩子似的[6]。汉斯·卡斯托普站在人流中，手扶着椅子背。我只是来做客的，他想；我身体健康，不在考虑之列，下一次报告说不定根本不会再听。他看见舒舍夫人探着脑袋，轻手轻脚地走出去了。她是否也会接受分析呢，他暗忖，心脏开始狂跳起来……这当儿，他发现约阿希姆正从椅子间走向他；当表兄对他讲话时，他的身子猛地一震。
“你可是都快完了才来啊，”约阿希姆说，“走得太远了吧？怎么搞的？”
“呵，别生气，”汉斯·卡斯托普回答，“是的，走了相当远。可我得承认，这对我并不像预料的那么有好处。大概是操之过急，或者根本就不相宜。我短时期内不会再去走了。”
约阿希姆没问他是否喜欢刚刚听的报告，汉斯·卡斯托普也同样没发表任何意见。就像达成了默契似的，后来他们也只字未提听报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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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与思考</h2>
礼拜二，我们的主人公上山已经整整一个星期。早上散步回来，他发现房里摆着一份账单，他第一周费用的账单，像商号文书似的制作得清清爽爽，装在一只淡绿色信封里，天头上印着图画——那是“山庄”疗养大楼的外观，很是使人产生向往之情，左边则以窄窄的直行摘印着宣传小册子中的一段话作装饰，并且用斜体字着重强调“按最现代的原则施行心理疗法”。账目本身系手书，不多不少，总共正好一百八十法郎，分别是伙食加治疗每天十二法郎，住宿每天八法郎，此外还有“入院费”一项为二十法郎，房间消毒费十法郎，再加上洗衣服、供应啤酒以及头天晚上喝的葡萄酒等等零星费用，刚刚凑足那个整数。
汉斯·卡斯托普与表哥一块儿逐项加了一遍，提不出什么异议。
“是的，我没有接受治疗，”他说，“可那是我自己的问题；它反正包括在膳食费中，我不能要求退还，再说又如何退法呢？至于消毒嘛他们确实捞了一把，因为要将那美国女人熏出去，不可能喷掉十法郎的H2CO。不过整个说来，我得讲，我认为考虑到所提供服务的情况也并不昂贵，倒算是便宜。”于是，还在用第二次早点之前，他们就上“管理处”结账去了。
“管理处”在楼下。在餐厅另一边，沿着走廊经过存衣室、厨房和餐具间走去，就肯定会看见一道门，更何况门上还挂着块醒目的瓷牌。进门以后，汉斯·卡斯托普饶有兴味地将院里这个经营管理中枢窥视了一番。确实是间真正的小账房：女打字员正在工作，三位男职员也伏案写着什么；在里边一进房间中，一位有着主任或科长尊严的先生坐在一张不靠四壁的椭圆形办公桌前，对进门来的主顾只是从眼镜片上冷冷地、公事公办地瞅了一眼。人家在窗口前接待他们俩，换了单子，收了款，给了收据。在此过程中，哥儿俩始终保持认真谨慎、一声不响乃至于顺从谦卑的态度，就像年轻的德国人把对当局和官厅的尊重扩大到了对任何写字、办公的场所一样。然后出了房间，在去进早餐的路上，以及随后一整天，他们俩谈了一些“山庄”的机构设置情况；约阿希姆作为常住客和知情人，回答了表弟提出的一个又一个问题。
宫廷顾问贝伦斯怎么也不是疗养院的所有者和主人——尽管人们很可能产生这样的印象。在他的头顶和身后存在着一些看不见的力量；这些力量以机构的形式出现，只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自身的面目：一个董事会，一个股东会，当它们的成员也许是不错的，约阿希姆以名誉担保；尽管付给医生们的工资很高，经济管理的原则也再自由不过，股东们每年仍可以分得丰厚的红利。也就是说，宫廷顾问并非一位独立不倚的汉子，只不过是个代理人，是个职员，是一些更强大的力量的亲信。诚然，他是这类人中的头号人物和最高代表，是全院的灵魂，对于整个组织都有着一定的影响，管理处也不例外，虽说他作为主任医师，对院里经营管理的具体事务自然是超脱的。他出生在德国西北部，据说多年前来任这个职位既违背他的心愿，也与他志趣不合：他是让他妻子硬拖上山来的，可她的遗骨早已安息在达沃斯村的公墓里——公墓风景如画，在右面山坡上紧靠谷口的地方。她是个很可爱的女人，尽管根据贝伦斯住宅中到处摆着的照片以及墙上挂的他这位业余画家亲手绘制的油画判断，她是高傲的，而且弱不禁风。她在为他生下一男一女两个小孩以后，柔弱的身子发起烧来，便来到山上，可是不出几个月便体力耗尽，一命呜呼。人们说，贝伦斯原本把她当作上帝，所受的打击就太沉重了，有一段时期不只郁郁寡欢，简直成了个怪人，常在路上哧哧哧地傻笑，一边手舞足蹈一边自言自语，引起了过往行人的注意。后来，他没回自己的老家，而是留在了此地：显然是因为不想与妻子的坟墓分开，但起决定作用的较为实际的原因却是他自己也染了点儿病，按照他的科学的观点，他干脆就属于这里。于是他便定居下来，作为一位医生，作为与那些他要照料的疗养客同病相怜的人；像他这样的医生并非置身事外，从健康人自由的立场与疾病作斗争，而是本身就带着它的症候——这是一种奇特的情况，但绝非个别，本身无疑既有它的许多优点，也有它的可虑之处。医生与病人亲密无间的伙伴关系显然值得欢迎，常言道只有受苦人才能成为受苦人的领袖和救主。可另一方面，一个本身就受到暴力奴役的人，他是否还可能具备战胜暴力所必须的真正精神力量呢？自己就不自由，还能解放他人吗？一位生病的医生以简单的直觉来判断已属悖论，已是一个矛盾现象。他关于疾病的专业知识，会通过切身的经验而得到丰富和提高呢，或者更多地是被搅浑和扰乱了呢？他无法与疾病划清界线，受着它的牵制，不能坚决与它作斗争。即便再小心慎重，也不能问一个本身就属于病人的人，是否还真能专心为他人治愈疾病，或者至少是不让他们病情加重，就跟一个健康人那样……
在与约阿希姆东拉西扯地谈论“山庄”疗养院及其医务主管时，汉斯·卡斯托普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了上述疑虑和部分思考。可约阿希姆却指出，压根儿没谁清楚贝伦斯自己今天是不是还有病——多半他早已经痊愈啦。他在此地开业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他自行开过一段时间诊所，并且很快就以敏锐的听诊师和可靠的气胸师出了名。后来，“山庄”将他弄到了手，从此他便很快与疗养院化为一体，难分彼此……那儿，在大楼西北翼的后边，是他的住宅——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的家离得也不远；那位老派贵妇人似的护士长，塞特姆布里尼狠狠挖苦过而汉斯·卡斯托普才只匆匆见过她一面的那位，就是她在操持老鳏夫小小的家务。此外宫廷顾问身边便没有任何人了。他的儿子在德意志帝国的大学里念书；女儿已经出嫁，嫁给了瑞士法语区的一位律师。小贝伦斯有时假期回来探望父亲，约阿希姆住院期间已见过一次。这下子可好，约阿希姆讲，院里的女士们大为激动，体温升高了不说，还因争风吃醋在静卧厅中酿成了许多的吵嚷和争斗，与此同时，克洛可夫斯基的心理分析室门前便特别拥挤……
为了便于助理大夫从事个人的治疗活动，专门为他安排有一个房间；这个房间跟大检查室、实验室、手术室以及透视室一起，都设在照明良好的大楼地下室中。说是地下室，因为从底楼通下去的石台阶确实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但是这个印象的产生却几乎完全基于错觉。首先，底楼本身相当高；其次，大楼整个都是依山建在倾斜的地基上，“地下室”中的那些大房间朝着前面，可以看见花园和山谷，只是由于石台阶的作用和影响，这些情况才被人忽略了。因为人总以为下了台阶就到了低于地面的地方，不知道在下边仍处于地面上，或者准确地讲充其量也只低于地面一二英尺。——一天下午，汉斯·卡斯托普陪表哥到“那下边”去量体重，上述情况就使他产生了一个滑稽可笑的印象。地下室中像所有医院似的明亮而洁净；一切都包裹在白色之中，门全闪着白色的漆光。克洛可夫斯基博士诊室的房门也如此。门上面用图钉钉着这位学者的名片，要进去还得下两级台阶，因此使人觉得里边是间贮藏室什么的。门开在从上边下来的右侧的走廊尽头，汉斯·卡斯托普在过道上走来走去地等候约阿希姆时，对这扇门特别地注意。他也真看见谁走了出来，是一位他最近碰见过但还不知道名字的女士，一个额前覆着一片发鬈、带着副金耳环的玲珑娇小的女人。只见她低低地弯着腰爬那两级台阶，一只手拽着裙子，另一只戴着戒指的小手拿手绢捂着嘴，同时却抬起一双大而苍白的眼睛茫然凝视空中。她那么迈着急促的碎步，衣裙窸窣地奔向楼梯，可到了跟前又像想起什么似的突然停住，调过头重新奔跑起来，一直弯着腰，捂着嘴，消失在了“贮藏室”里。
在她进去的一瞬间门敞开了，看得见里边比外面白色的走廊上暗得多，显然，这地下室内像医院一般的洁白明亮到不了里边去。汉斯·卡斯托普发现，在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的心灵分析室中，笼罩着一派半明不暗的神秘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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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间对话</h2>
在那色彩鲜明的餐厅中用膳时，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颇感觉到几分狼狈：他那次独自外出散步时闹上了脑袋打颤的毛病，现在还没有好，活像一个老态龙钟的人。这毛病偏偏一吃饭就差不多总要发作，一发作起来就不可收拾，无法掩饰。除去那不能总是保持硬挺的高贵的竖领之外，他还想出各式各样的办法来遮盖自己的弱点，例如适当地多活动脑袋，不断地转来转去与左右两边的人交谈，或者在送汤勺进嘴里时用左小臂顶着桌子，使身体坐得更稳，或者在休息时支起胳膊肘，用手掌托着下巴，虽然这在他自己眼中显得粗鲁无礼，只在不拘小节的病人中间才可以为之。不过，一切的一切都很讨厌，常常完全倒了他吃饭的胃口，而他本来却是挺重视这一日数餐的，特别为了席间紧张热烈的气氛，以及许多值得一观的场面。
这种他努力想克服的令他丢脸的现象——汉斯·卡斯托普也清楚——不只有其身体的原因，也不单单怪山上的空气特别和他适应气候水土的艰难，而且也表现出他内心的某种不安，也跟席间的紧张气氛以及那些值得一观的场面本身有着密切的关系。
舒舍夫人几乎每次吃饭总是迟到；在她来到之前，汉斯·卡斯托普会一直不停地挪动双脚，怎么也坐不安稳，因为他在等待那伴随着她进来而响起的那一下子玻璃门的咣啷声，并且预料到自己将因而浑身一震，脸孔冰凉——这已经成为规律。刚开始时，他每次都扭过头去，以愤怒的目光伴随那不拘小节的迟到者走向她在“好样儿的俄国人席”上的座位，甚而至于还会冲着她的脊梁骨，从牙齿缝中挤出一声低低的咒骂，一声愤怒与不满的呼喊。现在他不这么做了，而是脑袋更低地垂到汤盆上，甚至咬着嘴唇，或者有意识地、故作姿态地把头转到一边；好像他再也生不起气来，再也没有去进行指责的自由，而是自己对那讨厌的事情同样负有责任，因此也同样对不起其他人似的。——一句话，他感到羞耻；说他为舒舍夫人感到羞耻纵然不完全准确，但他在人前确实感到了自身的耻辱。——本来他可以免去这种感觉，因为全餐厅没谁注意舒舍夫人的劣迹，关心她汉斯·卡斯托普由此而感到羞愧。大概只有一个人例外，她就是坐在年轻人右手边的女教师恩格哈特小姐。
这可怜巴巴的女人看出来，由于汉斯·卡斯托普对那摔门的声音格外敏感，与她挨着坐的这位年轻人对那俄国女子久而久之便产生了某种特殊的感情。可是，如果仅此而已，也谈不上他们之间有了那种关系。归根到底，倒是他那假装的——而且由于缺乏演员天才和训练而装得很蹩脚的无所谓的样子，才不但不能表明他跟人家没有多少关系，相反倒说明关系很大，说明他与她的关系已经进展到了相当高级的阶段。恩格哈特小姐常常不为自身抱任何的奢望，而是无私地对舒舍夫人一赞再赞。——可怪就怪在汉斯·卡斯托普虽然不是马上，但不久就完全看清和识透了她这火上加油的伎俩。是的，他对此甚为反感，但是却又并不因此就少受些影响，保持住自己头脑的清醒。
“咣啷！”老姑娘道，“就是她，您不用抬头便可断定谁进来啦。当然，她正在往里走——瞧她那姿态多么动人——简直就像只溜到牛奶盆子跟前去的小猫咪！我愿意和您调一调位子，使您能无拘无束地、舒舒坦坦地观察她，跟我现在一样。我才明白，您不乐意老是把头转向她——上帝知道，她要是看见您这样，会怎样得意哩……现在她在向她的那伙人问好……您真该往那边瞧瞧，看着她实在叫人高兴。当她像眼下似的说说笑笑，脸上便会出现一个酒窝儿，但并非每次都有，只是在她愿意的时候。是啊，真是个小宝贝儿，真是个娇生惯养的千金，所以才那么随随便便是不是？这样的人儿你就得爱，愿也罢不愿也罢；须知她们的随随便便令人恼恨，而这恼恨却只会更加激起你对她们的爱慕，如此禁不住地既是恨又是爱，那才叫幸福啊……”
女教师捂着嘴窃窃私语，不让其他人听见，同时她那老处女的脸颊上一片绯红，使人想到她的体温一定已大大地超出正常。她那一通富于挑逗性的说道，却硬是钻进了汉斯·卡斯托普这可怜虫的骨髓和血液里。有某种身不由己的感觉使他需要由第三者来为他证实，舒舍夫人端的是个迷人的女性。此外，年轻人还希望从外界得到勇气，去委身于那些使他的理性与良知都激烈反抗的感情。
至于这些谈话的实际效用，是微乎其微的；恩格哈特小姐不管多么卖力气，她却并不知道舒舍夫人的任何详细情况，她对疗养院中每个人都不了解。她不认识人家，不便夸口她们彼此是熟人；唯一使她在汉斯·卡斯托普眼前面子上增光的，是她的家在柯尼斯堡[7]，也就是说离俄国边境不远；再就是她能支离破碎地讲几句俄语——一点儿可怜巴巴的资本罢啦；可汉斯·卡斯托普却准备把它们当作是她与舒舍夫人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她没戴戒指，”汉斯·卡斯托普说，“我看见她没戴结婚戒指。这是怎么回事？她可是一位已婚妇女，您告诉我？”
女教师陷入了窘境，好像不讲清楚就不行似的；面对着汉斯·卡斯托普，她仿佛成了舒舍夫人的发言人。
“这个请您别问得太仔细，”她说，“婚她肯定是结过了。对此不可能有任何怀疑。她自称夫人，并不像一些年纪稍大点儿的外国小姐似的只为提高身价，而是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确确实实在俄国的什么地方已有个丈夫；这是此地尽人皆知的事实。她在娘家用的是另一个姓，一个俄国姓而不是法国姓，结尾叫什么阿诺夫或乌可夫来着，我已经听见过，只是又忘记了。您想知道，我再去打听就是；此地知道她娘家姓啥的人肯定不少。戒指？不，她是没戴戒指，这我也注意到了。我的天，也许它不适合她，也许它使她的手显得肥。或者她认为戴结婚戒指，戴那么个扁平的箍箍，是小市民习气……她才不会那么婆婆妈妈喽……不，她生性太豪爽……我清楚，俄国女人全都有那么点儿自由豪放的脾气。再说了，戴上戒指总显得有些个一本正经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味道。它乃是身不由己的象征，我想说；它将女人变得像个修女，成为一朵摸不得、碰不得的贞洁的蒲公英。我毫不奇怪舒舍夫人不喜欢这样……一位如此妩媚的女性，正值青春年华……显然她没有理由和兴趣，让每个去向她表示爱慕的先生都立刻感到她已受着婚姻的约束……”
伟大的主啊，瞧女教师已经扯得多远！汉斯·卡斯托普盯着她的脸，吃惊非小；她呢，也不怕他看，只是显出来几分尴尬。随后，两人都沉默了一会儿，以便喘口气。汉斯·卡斯托普一边吃东西，一边克制脑袋的颤动。他终于又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