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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尔·华纳德把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除了金属环对肌肤的重压外，他没有其他感觉。他应该只是举起了一根铅管或者一块宝石；仅仅是毫无意义的一个圆环。“我要去死。”他大声叫道——接着打了个哈欠。
他感觉不到解脱、绝望或者恐惧，即便驾鹤西归之际也没有得到庄严。这是一个稀松平常的时刻，几分钟之前，他的那只手里还拿着牙刷，现在又用同样的感觉举着枪。
他想，人不应该这样死，必须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快乐或者一种健康的恐惧。人必须为自己生命的终结礼赞。“让我感觉到恐怖的战栗吧，然后我就会扣动扳机。”他什么也没感觉到。
他耸耸肩，放下了枪，站着，用枪轻拍着左手手掌。他想人们总是谈论黑色死亡或红色死亡，你，盖尔·华纳德，你的死亡将是灰色的。人们为什么没有说过这才是最后的恐怖？不要尖叫、祈求、惊厥。没有万事皆空的漠然，没有天灾之火的纷扰，有的只是自始至终的、微不足道的、苍白无力的恐惧。他冷笑着告诫自己，你不能那样做，那是一种糟糕透顶的体验。
他走向卧室。他的寓所位于曼哈顿中心，是一幢摩天酒店式公寓五十七层上的一套顶楼公寓，这栋楼的所有权是他的。卧室位于公寓的顶部，站在卧室里，他能鸟瞰全城。墙和屋顶由玻璃板建造，整个卧室像一个玻璃笼子。墙面覆盖着天蓝色的软羊皮防尘窗帘，将整个房间遮得严严实实，只要他愿意，可以随时打开。天花板上毫无遮挡，躺在床上，他能观赏头顶上的星星、注视闪电划过，或者观看雨滴猛烈地穿过云层缝隙中乍现的阳光。他和女人躺在床上时，喜欢熄灯拉开窗帘，告诉她：“我们正当着六百万人的面通奸。”
现在，他独自一人。窗帘拉开着。他站在那儿，俯视这座城市。夜已深，脚下斑驳的灯火一片阑珊。他想，无论自己是继续俯瞰这座城市多年，还是再也无法看到它，他都不会在乎。
他倚墙而立，透过薄薄的黑色丝绸睡衣感受着玻璃的凉意。胸部的口袋上绣着白色的花纹：GW，这是他姓名的首字母，依照他本人的手迹绣制，跟他那一挥而就的高傲签名完全一致。
人们说，在盖尔·华纳德诸多蛊惑人心的东西中，最欺骗人的就是他的长相了。看上去，他宛然是个追求过度完美的颓废主义者，是一脉高雅血统的终极产物。但众所周知，他出生于贫民区。他长得又高又瘦——从美学上看，是过于高瘦了——好像全身肌肉都消融了似的，他无须站得笔直来向人们显示自己的严厉。他弓着身，懒散地踱着步，就像一根高贵的钢柱，这让人们意识到的不是他的姿势，而是他体内那根能让他在忽然之间弹得笔直的强力弹簧。他很少笔直地站着，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无论怎样的穿着，都会赋予他优雅之极的气质。
他的面孔不属于现代文明，而应该属于古罗马：那是一张永恒的贵族面孔。他的头发夹杂了一绺绺灰色，从高高的前额向后梳去，光可鉴人。棱角分明的脸上裹着紧绷绷的皮肤，嘴很大，双唇很薄，弯眉下一双浅蓝的眼睛，形象点儿说，就像是满含讥讽的两个椭圆。一次，一位画家要画一张墨菲斯托菲里斯(1)的肖像，请他坐下来当模特，华纳德大笑着拒绝了。画家悲哀地看着他——他的笑使这张脸更接近他画作的主题。
他倚着卧室的窗玻璃情不自禁地垂下了头，手中仍然感受着枪的重量。他想，今天是什么日子？会发生什么事情来帮助我，让这个时刻变得有点意义吗？
今天，就像他身后的无数岁月一样，很难有与众不同的特殊意义。现在他五十一岁，时间是一九三二年十月中旬。他可以肯定的只有这些，其他的一切只有通过回忆才能知晓。
早晨六点，他起床更衣。成年以后的岁月里，他每晚至多睡四个小时。他朝餐厅走去，那儿已经准备好了早餐。餐厅面积不大，矗立在这幅美丽画卷的一角，仿佛一座花园。所有房间都是精美的艺术作品。如果这座房子属于另外某些人的话，它们的简洁和优美会激荡起人们无尽的赞叹。但是当人们得知这是《纽约旗帜报》出版商的家时，都惊呆了；《纽约旗帜报》可是纽约最恶俗的报纸。
早饭之后，他去了书房，他的桌子上堆满了那天早晨从全国各地寄来的各种各样的重要报纸、书刊、杂志。他独自一人坐在桌前阅读并用大号蓝铅笔在印满了字的纸上作着简短的批注。这些批注看上去就像间谍的速记，除了他不在时才到书房来的那个呆板的中年秘书之外，没人能识别它们。当他晚上再次回到书房的时候，秘书和那堆纸都不见了，桌子上整齐地摆放着几页纸，上面打印着密密麻麻的字，字里行间隐藏着他所需要的东西，诸如对他早晨工作的记录。
十点钟他到了旗帜大楼，这是坐落在曼哈顿下城的一幢满是污垢的不起眼建筑。穿过狭窄的走廊时，遇到的员工都向他道早安，问候恰当得体，他回答得也客气礼貌。但是，在他周围有一种死亡辐射效应，能使生命有机体停止活动。
华纳德所辖的每一个部门都受着诸多清规戒律的束缚，其中最严厉的一条是，当他进入房间或者意识到他出现的时候，绝对禁止中断工作。没有谁能够预测到他会在何时造访哪个部门。因为他会随时随地出现，弄得人像怕遭电击一样地谨慎。员工们尽己所能地遵守这项规则，但是他们宁肯加班三个小时，也不愿在他的默视下工作十分钟。
今天早晨，在办公室里，他浏览了一遍《纽约旗帜报》周日版的社论校样，在希望删除的地方划了蓝线。他没有签名，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只有盖尔·华纳德才使用这种蓝色删除标记，似乎要把原作者从纸面上弄出去。
改完校样后，他要求与堪萨斯州史普林威尔市的《华纳德先驱报》取得联系。跟他的州属部门通话时，他从不预先通知。他希望他帝国里的每一个关键市民都熟悉他的声音。
“早上好，康明兹。”编辑接起电话时他说道。
“天呐！”编辑嚷道，“这不是……”
“是的，”华纳德说，“听着，康明兹，再弄出一篇像昨天《夏季里的最后一朵玫瑰》那样的垃圾，你就回高中的《号角》待着吧。”
“是，华纳德先生。”
华纳德挂断了电话，又和华盛顿一个著名参议员联系。“早上好，参议员。”当那个绅士用了两分钟才走到电话跟前时，华纳德说道，“您能接我的电话真是太好了。非常感激，我不愿占用您的时间，但是我觉得我欠您一个最诚挚的感谢。感谢您为‘海耶-朗森议案’的通过所作的努力。”
“但是……华纳德先生！”参议员的声音似乎有些局促不安，“你真客气，但是……议案还没有通过。”
“噢，不好意思，我弄错了。它将在明天通过。”
华纳德报业集团董事会会议在那天上午十一点半召开，该报业集团由二十二家报纸、七家杂志、三家新闻服务机构、两家新闻影片厂组成，华纳德拥有百分之七十五的股份。其他董事们都不太肯定他们的存在有什么作用或目的。华纳德要求董事会议一直按时开，不管他出席与否。今天，十二点二十五分，他走进了会议室，一个声名卓著的老绅士正在讲话。董事们不许停下或去注意华纳德的到来。他走到红木长桌的桌首，在一把空椅子上坐了下来。没有人转头看他；似乎这把椅子上坐着一个他们不敢注目的幽灵。他静静地听了十五分钟，在一句话正讲到一半时起身离开了，就像他进来时那样。
他在办公室的大桌子上摊开了“石脊”的地图，和他的两个代理商讨论了半个小时，这是他新的房地产生意。他在长岛购买了大片土地，准备在此建造“石脊”开发区，一个新的小户型社区。每一块石头，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子都由盖尔·华纳德建造。了解他房地产活动的几个人告诉他：他疯了。那是无人问津建筑的年头。但是，盖尔·华纳德却在一系列被人们称为发疯的决定上发了财。
设计“石脊”的建筑师还没敲定，有关工程的新闻已经传遍建筑界。几个星期以来，华纳德将全国最好的那些建筑师和他们朋友的信件、电话拒之门外。会议结束之际，他的秘书告知他，罗斯通·霍尔科姆来电话了，迫切要求占用他两分钟时间。他再次拒绝了。
代理商离开之后，华纳德按下桌上的一个按钮，叫来了爱尔瓦·斯卡瑞特。斯卡瑞特走进办公室，开心地笑着。每次应答这种铃声时，他总是带着办公室小弟一样的谄媚的急切。
“爱尔瓦，‘有胆识的胆结石’到底是什么？”
斯卡瑞特笑了。“噢，那个？那是一部小说的名字，洛伊丝·库克写的。”
“什么类型的小说？”
“噢，只是一些傻话。它应该属于散文诗，是关于一颗胆结石的故事，它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是一种由胆汁构成的健壮的利己主义者，你明白我的意思，然后，一个人服用了大剂量食用油——从医学角度来讲，我不能肯定这种作法是否符合逻辑，但不管怎样，这就是《有胆识的胆结石》的结局。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一点：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自由。”
“卖了多少本了？”
“不知道，我想不太多，只有知识分子买。但是，我听说后来好转了一些。”
“确切点，最近这里发生了什么？爱尔瓦？”
“什么？噢，您是说您注意它被提到了几次……”
“我是说我注意到了过去几个星期中《纽约旗帜报》上全是它。干得不错，如果它让我花了那么长时间才发现那并非偶然的话。”
“您是什么意思？”
“你认为我是什么意思？那个特殊的称号为什么总是在最不恰当的地方连续出现？有一天它出现在关于杀人犯被行刑的刑侦故事里，那个杀人犯‘就像有胆识的胆结石一样死去’；两天以后，它又在十六页上描写的奥伯尼州出现，‘参议员哈兹莱顿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但却只不过是一个有胆识的胆结石’；紧接着它又出现在讣告里；昨天它在妇女的版面上；今天，它又在漫画页上——斯努西称他富有的房东为有胆识的胆结石。”
斯卡瑞特矜持地放声大笑。“是的，这不是很荒谬可笑吗？”
“起初我也这么认为，现在不了。”
“盖尔，别疑神疑鬼了！这不是什么重要问题，我们的有关人员已经作了处理。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没有什么经济价值。”
“这是其中的一点，还有一点，这本书不是一本畅销书。如果是的话，我还能理解书名是在他们脑海中自动蹦出来的。但它不是畅销书。所以有人在做手脚帮着它‘蹦’。为什么？”
“噢，算了吧，盖尔！为什么有人想捣乱呢？我们关注了什么？如果它是个政治问题……但是见鬼，谁能从支持或反对自由意识中捞到什么油水？”
“有人咨询过你这件事吗？”
“没有，跟您说，这事背后没有人。都是自发的。许多人认为这只是一出闹剧。”
“你最先是从谁那儿听到这种说法的？”
“我忘了……让我想想……他是……是的，我想起来了，是埃斯沃斯·托黑。”
“一定要制止这种现象，一定要通知托黑先生一声。”
“好的，遵命。但这的确没什么。只是人们自娱而已。”
“我不喜欢有人拿我的报纸取乐。”
“是，盖尔。”
两点钟，华纳德作为嘉宾出席了一场由全国妇女俱乐部协会举办的午宴。他坐在女主席的右侧，宴会厅金碧辉煌，弥漫着栀子花、香豌豆、炸鸡的香味。午宴之后，华纳德发表了演讲。这个协会支持已婚妇女工作；而华纳德报业多年来一直反对雇佣已婚妇女。华纳德讲了二十分钟，完全空洞无物；但他向人们传递了一个信息：他完全支持会上所说的一切。没有人能说清盖尔·华纳德对听众，尤其是妇女听众的影响。他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举动，声音低沉，富有磁性，有一种独断专行的味道。他正确得无可挑剔，好像本身又在讽刺着所谓正确性。但他还是征服了所有听众。人们说他敏锐，极富阳刚之气。他用谦恭的语调谈论学校、家庭，好像正与在场的每一个老女人做着爱。
回到办公室，华纳德站在财经编辑室的高桌子旁，手里拿着一支大号蓝铅笔，在一张特大的空白印刷纸上写了一篇文采飞扬的社论，毫不留情地谴责所有提倡妇女去工作的人，字足有一寸高，结尾的GW像一束蓝色火焰。他没有通读全文，他从来不必这么做；他随手把它抛掷到视野可及的执行编辑桌上，然后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傍晚时分，华纳德正准备离开办公室的时候，秘书通知，埃斯沃斯·托黑要求见他。华纳德说：“让他进来。”
托黑进来了，脸上的笑容谨慎而微弱。那种笑是对他自己和老板的嘲弄，但却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平衡——百分之六十的嘲笑是针对他自己的。他知道华纳德不想见他，而他自己也不愿意被接见。
华纳德坐在桌子后面，礼貌而面无表情。两道对角的皱纹微微地浮现在他的额头上，和他倾斜的眉毛平行。那是他脸上偶尔露出的一种令人不安的特质；有二次曝光的功效，一种不祥的强调。
“请坐，托黑先生。我能为你效什么劳？”
“哦，我比那放肆多了，华纳德先生。”托黑高兴地说，“我不是来要你为我效劳的，我是来为你效劳的。”
“什么事？”
“石脊。”
两条对角线在华纳德的额头上明显了一些。
“一个报纸的专栏作家能对石脊效哪门子劳呢？”
“报纸专栏作家——不能，华纳德先生。但是一名建筑专家……”托黑把声音拖成一个嘲讽的问号。
托黑看着华纳德的眼睛——如果他没有那几分自傲，也许早就被撵出办公室了。这种眼神像是在告诉华纳德：他知道他被那些举荐建筑师的人折磨到了什么程度，他知道他为了避开他们已经筋疲力尽。通过这次出乎华纳德意料的约见，托黑已经胜了他一筹。同时，正像托黑已经知道的，这样的自负正对华纳德的胃口。
“好吧，托黑先生，你要推荐谁？”
“彼得·吉丁。”
“噢？”
“怎么？”
“哦，说来听听，你怎么个推荐法。”
托黑停了一下，轻松地耸耸肩，又匆匆说：“当然，您明白，我和吉丁没有什么往来，我只是他的朋友，当然也是您的朋友。”声音听起来愉悦轻松，但却少了几分肯定，“坦率地说，我知道有点儿老生常谈，但我还能说什么呢？这都是事实啊。”华纳德没有任何表示。“我冒昧来这里是因为，我觉得有责任告诉您我的意见。不，不是道义上的责任。就叫它美学意义上的责任吧。我知道，您做事要求尽善尽美，对于这么大规模的工程，任何一位建筑师都不能和彼得·吉丁媲美，无论是在能力、品位，还是想象力、创造性上。华纳德先生，这就是我真诚的意见。”
“我很相信你。”
“真的？”
“当然。但是，托黑先生，我为什么一定要考虑你的意见呢？”
“噢，毕竟，我是你的建筑顾问啊！”他的声音已经流露出一丝愤怒。
“亲爱的托黑先生，不要把我和我的读者混为一谈。”
过了一会儿，托黑向后靠去，无奈地笑着摊开双手。
“坦诚地说，华纳德先生，我觉得我的话不会对您产生什么影响，所以我没打算费力向您推荐彼得·吉丁。”
“没有？那你打算做什么？”
“只是想让您腾出半个小时给一个比我更能让您信服彼得·吉丁能力的人。”
“谁？”
“彼得·吉丁太太。”
“我为什么要和彼得·吉丁太太讨论这件事？”
“因为她是个很漂亮又很难对付的女人。”
华纳德向后仰头，大声笑了起来。
“上帝，托黑，我真表现得这么明显吗？”
托黑眨了眨眼，猝不及防。
“真的，托黑先生，你让我的美德妇孺皆知，我却让你显得浅薄粗鲁，我向你道歉。我没有想到，在你诸多的人道主义行为中，你竟然还是一个拉皮条的。”
托黑站了起来。
“对不起，我让您失望了，托黑先生。无论如何，我不想会见彼得·吉丁太太。”
“我也认为您不会，华纳德先生。这也不是我赞成的。几个小时之前我就料到了您会这么做。事实上，早在今天早上就料到了。所以我就行使自由权利，为自己准备了和您就此讨论的另一个机会。我行使自由权利，送了您一件礼物。当您今天晚上到家的时候，您会发现我的礼物在那儿等您。如果您认为我让您这样做是对的，就打电话给我，我会马上赶过去。然后，您就能够告诉我，您愿意还是不愿意会见彼得·吉丁太太。”
“托黑，这真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我相信你是在向我行贿。”
“我是在贿赂您。”
“你知道，这是一种阴谋诡计，你完全有成功的可能，当然你也可以为此失业。”
“那要取决于今晚您对我礼物的态度。”
“好吧，托黑先生，我会看你的礼物的。”
托黑鞠了一躬，转身走了。他走到门口时，华纳德补充说：“你知道，托黑，早晚有一天你会让我感到厌烦的。”
“时机没到的时候，我会努力不烦您的。”托黑答道，又鞠了一躬，出去了。
华纳德回家的时候，已把埃斯沃斯·托黑忘得一干二净。
那天晚上，在他的顶楼公寓里，华纳德和一个长着白皙面孔、一头柔顺的棕色头发的女人共进晚餐。华纳德和那个女人在一起所经历的一切，哪怕只是一丁点，也会让三代男人不惜杀人的。
在她将水晶高脚杯举到唇边的瞬间，华纳德意味深长地欣赏着：她手臂的曲线像无与伦比的天才雕刻的银质枝状烛台一样妙不可言。粉面上摇曳的烛光扑朔迷离、美轮美奂。他多么希望她是一座大理石雕像啊！那样的话，他就可以默不作声地看着，让自己快乐地去肆意幻想。
“盖尔，一两个月以后，”她懒懒地笑着，柔声说道：“等天气阴霾，朔风凛冽的时候，让我们乘坐‘I Do’游艇四处遨游，去一个能被阳光直射的地方，就像我们去年冬天那样，好吗？”
“I Do”是华纳德游艇的名字，他从没向人解释过如此命名的原因。此前许多女人曾就此向他质疑过，这个女人也不例外。现在，他静默无语的时候，她又问起了这个问题。
“顺便问一下，亲爱的，那是什么意思——你那艘漂亮游艇的名字？”
“那是我不作回答的问题，”他说，“之一。”
“哦，我要为这次旅行准备衣服吗？”
“绿色是最适合你的颜色。在海洋的衬托下它看起来很美。我喜欢看你用绿色装点你的头发和手臂。我会怀念你那用绿色丝绸掩映的赤裸双臂，因为今晚将是最后一次。”
她的手指静静地抚在高脚杯上。没有任何征兆能让她预知今晚将是最后一次。但是她知道，他只需要说这么多。所有华纳德的女人都知道，她们会得到这样的结局，无需讨论。过了一会儿，她音调低沉地问道：
“原因是什么？盖尔？”
“显而易见。”
他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了一只钻石手镯，手镯在烛光里闪耀着冰冷、耀眼的光芒，繁琐的连缀物松散地垂落在他的手指间。没有盒子，没有包装纸。他将它在桌上转了一个圈。
“一个纪念品，亲爱的。”他说，“这个纪念品比它所纪念的东西更有价值。”
镯子撞到高脚杯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好像是在为这个女人嘶叫，她默不作声。他知道这种情况很糟糕——因为，就像他曾经历过的那些女人一样，她不是在这种情形下，以这样的方式接受礼物的人；还因为，就像他曾经历过的那些女人一样，她也不会拒绝。
“谢谢你，盖尔。”她说着，把镯子戴在手腕上，没有透过烛光看他一眼。过了一会儿，他们走进了客厅，她停住了，长长睫毛间的眸子移向了黑暗，那儿是通向卧室的楼梯口。
“让我为这个纪念品付出代价，是吗，盖尔？”她问道，声音低缓。
他摇摇头。
“刚才我的确这么想，”他说，“但现在我累了。”
她离开之后，他站在客厅里。他想到了她的痛苦，实实在在的痛苦——但她过不了多久就会全部忘记，除了那个镯子。曾经，这样的想法让他备生苦涩。但现在他已经回想不起那个时候了。想到今晚发生的一切，他只觉得早就该这么做。
他走进图书室，坐下来静静地阅读了几个小时，然后毫无理由地突然停在了一个重要句子中间。他不想再读下去了，不想再费那个劲了。
一切对他来说不需发生——这一切是实实在在的现实，而任何现实都不能给他帮助；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令人震撼的无助——似乎所有一切都被清空了，只留下一件小事，毫无意义，空洞乏味。因为它似乎是如此平常，如此波澜不惊，就像是带着友好微笑的杀手。
没有什么随风而逝——除了期望；不，不止于此——根源，是去期望的期望。他想，失去双眼的人仍会留有光明的概念。但是他听说过彻底失明——就是说，如果控制视力的大脑中枢被破坏了，一个人就会失去视觉记忆。
他放下书，站了起来，不想站在这儿，也不想离开这儿。他想，应该去睡觉了。虽然对他来说有些早，但明天可以早些起。他走到卧室，冲了个澡，穿上睡衣。然后他打开梳妆台的一个抽屉，看见他一直放在那里的枪。一种一见钟情般的、突如其来的兴趣使他拿起了枪。
想到自己将要自杀，他一点也不震惊，这让他更相信自己会那么做。这个想法似乎非常简单，根本用不着争论。它就像早已被认可的一种陈词滥调。
现在，他倚着玻璃墙站着，被那个十分简单的想法阻止了。一个人可以活得平庸，他想，但是不能死得平庸。
他走向床，坐了下来，手里仍然握着枪。他想，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火花里，应该能看到自己全部的生活。我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无论如何我要让自己看见它，我要迫使自己重温一遍。让我从中找到活下去的愿望，或者现在结束它的理由。
十二岁的盖尔·华纳德在黑暗中伫立在哈得逊河岸的一段残垣之下，一只手臂挥向后面，拳头紧握，时刻准备着迎接战斗。
他脚下的石头高高堆到了一个废弃的墙角顶端，让他安全地隐蔽起来。墙角的外侧很陡峭，一直通向河里；河岸没有光照，没有铺砌，在他面前延展；地面低洼，天空开阔，仓库弯曲的檐瓦悬在窗子上，灯不怀好意地闪烁着。
战斗的时刻即将来临——他知道，为了生活他必须这样做。他直挺挺地站着，拳头在后下方紧握，似乎想抓紧几条无形的绳索。这些绳索牵引着他那破烂衣衫下没有一丝肌肉的每一处关节，牵引着裸臂上暴露的长筋腱，牵引着颈部绷紧的声带。无形的绳索似乎在颤抖，但他的身体却稳如泰山。他像是一种新型的致命武器，只要手指触摸到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会扣响扳机。
他知道男孩帮的头儿在寻找他，他知道那个头儿不会一个人来。两个男孩用刀和他厮杀，其中一个还从他那发了笔小财。他的口袋空了，他正等着他们。他是男孩帮中最小的，又是最后一个加入的。头儿曾经说过，要给他上一课。
矛盾始于男孩帮策划的打劫船只的行动。头儿说那个活儿得晚上动手，下属全部赞同，只有盖尔·华纳德用傲慢的低沉语调解释说：“选在这条河下游打劫的‘城市流氓帮’已经试过那个勾当了，六个成员被条子抓了进去，两个进了坟墓；所以还是在黎明动手为好，这时候没有人注意。”男孩帮转而打劫了他。他还是不服。盖尔·华纳德不善于说服别人。除了相信自己的判断外，他目空一切，所以头儿想要一劳永逸地除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
三个男孩悄无声息地沿着薄墙走着，即使隔墙有耳，也听不到他们的脚步声。可盖尔·华纳德在离他们一个街区远的时候就听到了。他站在角落里悄然不动，手腕因为用力更僵硬了。
时机成熟时，他纵身一跃。这一跃直入长空，似离弦之箭，根本没有想到该如何着陆。他的胸部撞在了一个对手的头上，胃部顶在了另一个对手的头上，双脚踩在了第三个对手的胸部。他们四个人都倒下了。当三个对手仰起脸的时候，盖尔·华纳德的身影已经依稀难辨，他们只看见一个飞轮悬在自己头上的半空中，随着灼热的刺痛，轮子里飞出的东西刺向了他们。
除了两只拳头外，他一无所有，而敌方有五只拳头和一把刀子。但没必要计算数目，他们只听见雨点儿般的拳击声，“咚咚咚”，就像落到硬橡胶上。刀子插过来，不动了，说明已经砍到了人。但是他们的对手刀枪不入，无懈可击。他没有时间去感受；他行动迅速；疼痛已不可知；他似乎把疼痛留在了半空中，自己则在下一秒到达了地面。
在他的肩胛处，似乎有一个马达在推动他的两只胳膊不停飞转，只看得见旋转出的圆圈；两只胳膊如旋轮中的辐条，已经看不清了。旋轮每次下落，不管停在哪里，都急速飞转没有间歇，令人目不暇接。一个对手的刀子刺向华纳德的肩膀，肩膀迅速一闪，刀子沿着华纳德身体的一侧滑下，从腰带处掷了出来。这就是这个对手看到的最后一件事。什么东西打到了他的下巴上，还没等他感觉出来就倒下了，后脑勺撞到一堆烂砖头上。
双方激战了很长时间，滴滴鲜血喷溅在他们周围的墙上，但这毫无用处，他们不是在和一个人搏斗，而是在和一个无形的人类意志搏斗。
他们终于罢手了，倒卧在砖堆里呻吟。盖尔·华纳德平静地说，“黎明时分动手”，然后悄然离去，从那时起，他成了男孩帮的头儿。
两天后的黎明时分，驳船里的货物全部搞定，战绩显赫，大获成功。
盖尔·华纳德和他父亲一起住在“地狱厨房”中心区一座老房子的地下室里。他父亲是一名码头工人，身材高瘦，不善言辞，是个文盲。他的祖父和父亲是同一类人，除了家里的贫穷，他们一无所知。如果追根溯源的话，他们家族的血管里还真流淌着贵族的成分。一些贵族先辈的荣耀，接着是一些悲剧，尽管已经记不起来了，却使他们的子孙沦为贫民。所有华纳德家族的人——廉租房、酒吧、监狱——看起来都与周围格格不入。盖尔的父亲在码头这一带，被人称作“公爵”。
盖尔两岁的时候，母亲死于肺病，他是她唯一的儿子。他模模糊糊地知道，父亲的婚姻富有极大的戏剧性。他见过母亲的一张照片，面无表情，衣着和他们的邻居截然不同；但她非常漂亮。母亲死了以后，父亲的生活变得一团糟。父亲爱盖尔，虽然一个星期父亲跟他说不上两句话，但他能感觉到父亲对他的爱，对他的奉献。
盖尔长得既不像父亲也不像母亲。有一种别人无法确切描述的返祖现象，不能推测出返祖的具体间隔，不知返到了哪一代，可能得用几个世纪来衡量。他总是比同龄人显得高瘦，伙伴们都叫他电线杆华纳德。没有人知道他把肌肉用在了哪里，他们只知道他的肌肉用掉了。
从孩提时起，他就一件工作接着一件工作地干。他在街道的拐角处卖了很长时间的报纸，几乎每个街角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一天，他去找报社的老板，向他建议，报社应该开展一项新业务——早晨把报纸送到读者家门口，他解释说这样做会扩大报纸的发行量。“是吗？”老板问。“我认为这将行之有效。”华纳德肯定地说。“哼，这儿的事你管不着。你根本就不了解这里的一切。”老板说道。“你是个傻瓜。”华纳德对他说，然后他失业了。
接下来，他又在一家杂货店工作。他跑腿、清扫洒满污水的木地板、分选大量的烂蔬菜、帮忙招待顾客、耐着性子称量一磅面粉或者将大罐牛奶分装在小壶里。那活儿就像使用压路机来压手帕一样，但他咬牙坚持。一天，他对杂货店老板说，像威士忌那样把牛奶装到小瓶子里将是一个好主意。“你别出馊主意了，去招待那边的苏利文太太吧。”杂货店老板说道，“我知道我的生意该怎么做，不用你多嘴。这儿的事你管不着。”华纳德去招待苏利文太太了，什么也没说。
他到一家俱乐部工作，清洗被人吐得一片狼藉的痰盂，他听着看着那些令他在余生对震惊免疫的事情。他尽他的最大努力学会了保持沉默，不越雷池一步，把无能的人当作主子，耐着性子等待。没有人听他说过自己的感受，他对工友们有着丰富的感情，唯独没有尊重。
他到渡船上做了一名擦鞋工。船上任何一个耀武扬威的马贩子、酩酊大醉的船夫都会对他推推搡搡，呼来唤去。如果他一开口，一个沙哑的嗓音就会传来：“这儿的事你管不着。”但是他喜欢这份工作。没有顾客的时候，他就站在栏杆旁眺望曼哈顿。他看着新房子上的黄色布告牌、空荡荡的街区、起重机、油井的钻架和远处挺立的几座塔楼。他想象着什么应该被毁，什么应该被建，他想象着太空，想象着该如何实现希望。一声粗鲁的叫喊“嘿，擦鞋的！”打断了他的思绪，他回到鞋摊旁，谦卑地把腰弯向一只溅满泥浆的鞋。那个顾客只看到一个长满浅棕色头发的小脑袋和两只骨瘦如柴、麻利能干的小手。
浓雾弥漫的晚上，在街角的汽灯下，没人注意到倚着灯柱的细长身影——这个中世纪贵族，这个不合时宜的绅士。他的每一个本能都显示出他应该发号施令，他的大脑不停告诉他：他有这个权利，他是一位封建制度下的男爵，却被赋予了这样的命运——扫地和听人使唤。
五岁的时候，他通过提问的方式自学读写，阅读了他能找到的一切书籍。他有一股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倔强劲儿，别人知道的，他必须也得懂。孩提时代的徽章——他为自己设计的纹章，用来取代几百年前丢失的那个——是一个问号。同一件事情人们没有必要向他解释两次，他学习数学是从铺设排水管道的技师那儿开始的，他向住在他家附近的水手学会了地理，还在当地俱乐部的政客们那儿知道了一些市政管理，那个俱乐部是一个帮派的匪巢。他过去从没去过教堂或学校。十二岁那年，他走进一个教堂，听了一次关于耐心和谦卑的布道，之后就再没去过。十三岁时，他决定去看看教育到底是什么东西，便注册进入了一所公立学校。就像盖尔和帮派搏斗被打伤后回到家时一样——对于他上学的决定，父亲也没说什么。
在学校的第一周，老师不停地提问盖尔·华纳德——这对她来说非常快乐，因为盖尔总是知道答案。当他信任比他强的学生以及他们的目的时，他就像斯巴达人一样听命，就像在帮派里那样严格要求自己。但是他的努力付诸了东流。仅仅一周他就发现，无须努力他就稳坐班级第一的宝座。一个月之后，老师不再注意他的表现了。原因很简单，他总是明白他的功课，而她必须注意那些反应慢、迟钝愚笨的孩子。他毫不松懈地坐几个小时，就像绷紧的链条，而老师却得重复、咀嚼、再次咀嚼，满头大汗地迫使那些空洞无神的眼睛和嘀嘀咕咕的声音闪现出智慧的火花。两个月之后，老师领着学生复习费尽力气所教的初级历史知识时，问道：“我国最早有多少个州？”没人举手。华纳德伸出了胳膊。老师向他点头示意。他站了起来。“怎么回事？”他问道，“我应该把每一样东西都吞咽十次吗？我知道答案。”“班里不止你一个学生。”老师说道。他说出了让老师脸色发白的话，十五分钟后，她明白了这句话的全部含义，脸又红了。他走向门口，到门口时，又扭头补充道：“噢，对了，最早有十三个州。”
那是他的最后一次正规教育。
地狱厨房的一些人从未冒险跨出过这里，甚至有一些人很少走出他们出生的房屋。但是盖尔·华纳德经常到这座城市最好的街道去散步。对于这个富有的世界，他没有痛苦、嫉妒或恐惧。在第五街就像在许多其他地方一样，他只有好奇和宾至如归的感觉。他穿过安静肃穆的公寓大厦，双手插在口袋里，脚趾从平底鞋里露出来。人们瞪眼看着他，但没有用处。他大步穿过街道，将人们不会拥有的那份只属于他的感情抛在身后。此时，除了去理解世界，他什么都不想要。
他想知道是什么使这些人有别于他的邻居。结果，吸引他注意的不是衣服、马车和银行，而是书。他的邻居们有衣服、马车和钱，但是他们不读书。他决定学会第五街上人们阅读的一切。一天，他看见一位女士在马路边的车里等人，他知道那是位有教养的女士——他对此类事情的判断比《社会名人录》还要准确。她正在读书。他跳到马车的台阶上，抓起那本书跑了。要抓住他可得身手快一些、身材瘦一些的条子。
这本书的作者是赫伯特·斯宾塞。他非常激动地读完了它，但只读懂了全书的四分之一。这使他攥紧拳头、咬紧牙关、下定决心、有计划地开始了一个旅程。没有别人的建议、帮助，自己也没制订计划，他开始阅读各种各样彼此毫不相干的图书。有些段落，他在这本书里不能理解，就到另一本书里寻找答案。他涉猎各个方向，最初是初级书籍，之后是高中初级读本。虽然他的阅读活动没有计划，但是汲取到他头脑中的知识却被安排得井井有条。
他发现了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然后去那里待了一会儿——研究它的布局。后来有一天，男孩帮的各色人物不时光顾这家阅览室。他们一个个打扮得煞费苦心，勉强让人相信他们是读书人。他们进来时苗条纤弱，而出去时却臃肿肥胖；也就是从那个晚上开始，盖尔·华纳德家地下室的角落里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阅览室。他的同伙们毫无怨言地执行了他的命令，这是一个极不光彩的任务，自尊尚存的他们从未偷窃过像书这样毫无意义的东西。但是电线杆华纳德下了命令——没人敢和他争辩。
十五岁时的一个早晨，人们在排水沟里发现了他，身下一摊紫黑的血浆，两腿断了，已经没了知觉。可是前一天晚上他是有知觉的。他被一个喝醉的码头工人打得只剩下了一口气。他在黑暗的街道上，看着街角处的灯光，没人知道他是如何走到那个街角的，但他走到了。人们只看到他身后的人行道上留下了长长的血渍。他爬着，唯一的动力就是他的两条胳膊。他敲着门的下方，这是一家还没有关门的小酒店，那是华纳德有生以来第一次请人帮助。店主出来了，冷漠地、凶狠地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满是恼怒和鄙夷，一点儿同情都没有，然后又进了屋，随手砰的一声关上了门。他不想和帮派之间的争斗搅和在一起。
几年之后，盖尔·华纳德，《纽约旗帜报》的出版商，仍然记着那个店主和那个码头工人的名字，他知道如何找到他们。他从没去找过那个码头工人的麻烦，但是他让那个店主破了产，弄得他妻离子散，积蓄全无，最后被迫自杀。
盖尔·华纳德十六岁时，他的父亲死了。当时，他孑然一身失业在家，口袋里只有六十五美分、一张未付的房租账单，还有一肚子乱七八糟的学识。他觉得自由打造生活的时候到了。那天晚上，他来到屋顶，眺望着城市的灯火，那个他管不着的城市。他的视线从周围破烂小屋的窗子移到了远处公寓大厦的窗户。在那儿，有几个火树银花般的明亮广场，但他不知道它们该归属于哪座建筑物。他旁边的灯光看上去模模糊糊，无精打采，而远处的那些灯光清晰明亮，精神抖擞。他问了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那些房子里都是什么样呢？也和这些或明或暗的光线一样吗？每个房间、每个人都有些什么呢？他们全都有面包。那么可以用他们所买的面包驾驭他们吗？他们有鞋子、咖啡……他的生活轨迹明晰了。
第二天早晨，他走进了《新闻公报》编辑部，想在此找份工作。《新闻公报》在这个地区占有四分之一的业务量。一个编辑看着他的衣服询问道：“你会写‘猫（cat）’这个字吗？”华纳德反问：“你会写‘拟人形态（anthropomorphology）’这个词吗？”编辑回答：“我们这儿没有工作。”华纳德说：“我再转转，你们想用我的时候说一声。我不要工钱，你们认为我还行，想留住我时再付给我工钱。”
他待在这幢楼里，坐在编辑部外面的楼梯上。一周里，他每天都坐在那儿。没有人注意他。晚上，他睡在门廊里。钱快花完的时候，他从柜台或垃圾堆里偷来食物，再回到自己在楼梯上的位置。
一天，一名记者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下楼时，朝华纳德扔了一枚五分硬币，说道：“孩子，去买一碗炖菜吃吧。”华纳德口袋里只剩一角钱了。他拿出这个一角硬币扔给记者说：“去买个螺丝钉吧。”那个记者骂了一句，下楼了。两枚硬币依然躺在楼梯口。华纳德不会去动它们。这个故事在编辑部里被重复了一次。一个长着一脸疙瘩的职员耸了耸肩，拿走了那两枚硬币。
到了这周的周末，在繁忙的工作时间里，编辑部里的一个人叫华纳德去跑个腿。其他鸡毛蒜皮的琐事接踵而来。他像军人一样准确地服从命令。十天以后有人付了他工钱。六个月以后，他成了一名记者。两年以后，他成了副主编。
盖尔·华纳德二十岁时恋爱了。从十三岁开始，他就知道性是怎么回事。他有过许多女孩。他从不言爱，从不创造浪漫的视觉感受，他对恋爱就像对付一次动物交媾那么简单。但在那方面，他可是个专家——女人只要看他一眼就能判断出来。和他恋爱的那个女孩长得出奇地美，让人想去顶礼膜拜而不敢亵玩。她柔弱、安静。她的脸透露出她正在神秘地恋爱，只是没有声张而已。
她成了盖尔·华纳德的情人。他完全被幸福击昏了。只要她提，他马上就可以和她结婚。但他们彼此交谈得很少——他认为他们之间的一切都尽在不言中。
一天晚上，他坐在她的脚边，仰着脸，用发自灵魂深处的声音对她说：“亲爱的，你想要什么，我就会给你什么，只要我能。我愿为你赴汤蹈火。我愿为了你放弃一个男人不能放弃的一切，只要你高兴，你喜欢，只要能为你效劳——仅仅为了你。”女孩笑了，问道：“你认为我比玛吉·凯利更漂亮吗？”
他站起来，什么也没说，走出了房间。他再也没有去见过那个女孩。盖尔·华纳德以从不需要两次接受同一个教训为荣，以后的岁月里他再也没恋爱过。
二十一岁时，他在《新闻公报》的工作受到了威胁，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政治和腐败从没让他烦恼过，他对此也了如指掌；他的那些手下们收取了好处，在选举投票时帮着煽风点火。但是，当派特·马利甘，他辖区的警察局局长被陷害时，华纳德坐不住了，因为派特·马利甘是他有生以来遇到的唯一正直的人。
《新闻公报》已经被诬陷马利甘的势力所控制。华纳德什么也没说，只是将他所了解的信息在大脑里排排队。这些信息能把《新闻公报》打入地狱。他的事业也会随之付诸东流，但那不重要。他不去想他的决定和他为自己事业定下的每条规定都背道而驰。这个罕见的冲动将他袭倒了，使他抛弃谨慎，成了一只动物，只剩下一种势在必得的欲望，因为他所要申明的正义是那样盲目。但是，他知道《新闻公报》的毁灭只是第一步棋，不足以拯救马利甘。
三年来，华纳德一直保留着一小块剪报。那是一篇有关腐败的社论，是由一家大报的著名编辑撰写的。他一直保留着，因为这是他读过的对正直最为壮丽的礼赞。他拿着那块剪报去见那位著名编辑，他要告诉他有关马利甘的事情，他们将联手打碎这台政治机器。
他步行穿过市区，来到那家著名报纸的办公楼前。他必须步行，这有助于控制他内心的愤怒。他被允许进入编辑室——他总有办法违反各种规则进入他想去的地方。他看见办公桌旁坐着一个胖子，眼睛眯成了两条细缝。他没做自我介绍，而是把那块剪报放到了桌上，然后问道：“您还记得这个吗？”编辑扫了一眼剪报，又扫了一眼华纳德。这正是华纳德以前曾看见过的一瞥：砰的一声关上门的那个酒店主眼里的一瞥。“你怎么能指望我记住我写过的每一篇垃圾？”编辑问。
过了一会儿，华纳德说道：“谢谢。”这是他生命中唯一一次向别人致谢。这种感激是真挚的——他永远不必再买一次教训。但是编辑隐隐感觉到，他那短短的一声“谢谢”里有点儿什么不对劲儿的东西，而且极富震慑力。他不知道那是一则讣告，宣布了盖尔·华纳德的死亡。
华纳德又走回《新闻公报》，对那位编辑或那台政治机器，他毫无气恼可言。他只是为自己、为派特·马利甘、为所有的正直感到耻辱。他想到那些人，那些自己和马利甘心甘情愿成为其牺牲品的人，他感到无地自容。他想的不是“牺牲品”——他想的是“蠢货”。回到办公室，他写了一篇文采飞扬的社论，猛烈攻击马利甘队长。“哦，我还以为你同情那个可怜的杂种呢？”他的编辑高兴地说道。“我不会同情任何人的。”华纳德答道。
杂货商和船工们从没欣赏过盖尔·华纳德，但政治家们却恰恰相反。在和报纸打交道的几年中，他学会了如何与人相处。他的面部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表情——在他的余生都不会抹掉的表情，不能算是微笑，仿佛是对整个世界露出的一个静止的嘲笑。人们能够猜测到，他只是想嘲笑那些他们也想嘲笑的特殊事情。而且，对于一个对激情或神圣都平静如水的人，这是一桩乐事。
他二十三岁时，一伙政客打算赢得市政选举，需要一家报纸帮忙做宣传，于是买下了《新闻公报》。他们是以华纳德的名义买下的，华纳德将为这台政治机器赢来一个体面的门面，盖尔·华纳德成了主编。他不遗余力做政治宣传，为他的雇主们赢得了竞选。两年以后，他搞垮了那伙人，把它的领袖们都送进了监狱，自己摇身一变，成了《新闻公报》的唯一主人。
他的第一个举措就是扯下这幢建筑物门上的标志，扔掉报纸的老报头。《新闻公报》变成了《纽约旗帜报》。他的朋友们提出异议：“出版商不能改变报纸的名字。”华纳德答道：“我就要改变。”《纽约旗帜报》的第一场战役是为慈善事业筹款。《纽约旗帜报》用同样的版面同时刊出两篇报道：一则是一直努力奋斗的年轻科学家，在顶楼里忍饥挨饿，从事伟大的发明；另一则是一个女仆，一个被执行了死刑的杀人犯的心上人，正等待着私生子的出生。一篇报道引用了科学图表；另一篇报道——采用了一幅衣冠不整、表情悲戚、耷拉着嘴角的女孩照片。《纽约旗帜报》呼吁读者帮助这两个不幸的人。它为那个年轻的科学家筹到九美元四十五美分；为那个未婚母亲筹到一千零七十七美元。盖尔·华纳德召集员工会议，把登载两篇报道的报纸和所筹集到的钱放到桌子上，问道：“咱们这儿还有人不明白吗？”没人回答，于是他又接着说道：“现在，你们全都知道了《纽约旗帜报》是一份什么性质的报纸。”
盖尔·华纳德时代的出版商以在自己的报纸上张扬自我品质而自豪，盖尔·华纳德则把报纸和他的身心都交给一群乌合之众。《纽约旗帜报》在躯体上是一张马戏表演的海报，在灵魂上则是一场马戏表演。它要达到同样的目的——令人震惊、使人愉悦、获得认可；它要树立新形象，不是为一个人，而是为千百万人。盖尔·华纳德这样解释他的政策：“似乎可以这么认为，人类具有各种各样的美德，但恶习却是相似的。”他直视着提问者的眼睛，补充道，“我正在为世界上最大多数的人服务，我是这一主体的代表——确切点说，是为美德而行动，不是吗？”公众渴望违法犯罪、丑闻诽谤、情感伤痛，盖尔·华纳德满足他们的需求。他给予公众渴望得到的一切，同时还对他们那沉浸其中、不能自拔却又感到羞耻的品位给予公正的评说。《纽约旗帜报》刊载杀人、放火、强奸、贿赂——用恰到好处的道义感冲击着每一个人，三个专栏面面俱到地支撑着同一个道义。“如果你让每一个人都坚守贵族操守，你将使他们感到厌恶。”华纳德说，“如果让他们放纵自我，会使他们恼羞成怒。但是将二者结合起来使用——你就会征服他们。”他刊登沦落风尘的女子、离婚、孤儿院、红灯区、慈善医院。“性第一，”华纳德说，“眼泪第二，撩起他们的欲火，让他们哭天喊地——你将会征服他们。”
《纽约旗帜报》倡导了一场伟大而勇敢的圣战——针对那些无可争议的事情。它使政客们曝光——比大陪审团抢先了一步；它攻击垄断——以受压迫人的名义；它从不富有也没成功的人的角度嘲弄富有和成功；它以巨细靡遗的讥讽来极力强调社会的巨大力量。这些，都给予读者两方面的满足：就像路人进入奢华的休息室时不用在门槛上擦拭鞋子一样。
大家一致公认，《纽约旗帜报》不遗余力地宣传真理、品位、信誉，但却不允许它的读者动脑思考。硕大的标题、流光溢彩的画面、简洁明了的文字冲击着人们的感官，捕捉着人们的意识。根本用不着读者去进行推理，就像食物直达直肠用不着消化一样。
“新闻，”盖尔·华纳德告诉他的员工，“可以在最大多数人中间创造最高的兴奋，将他们冲击得失去理智。如果人数众多，越糊涂越好。”
一天，他从大街上随手拽了一个人领进办公室，那是一个极普通的人，既不衣冠楚楚，也不衣衫褴褛，既不高也不矮，既不太黑也不太白，长着一张第二次看见时绝对想不起曾与他有过一面之交的脸。如此没有显著特征的长相令人难以置信，实在缺少个性。华纳德领着他在办公楼里蹿来蹿去，介绍给每一位员工，然后让他走了。接下来华纳德把员工们叫到一起说：“当对你们的工作心存疑虑的时候，记住那个人的脸，你们就是为这样的人写东西的。”“但是，华纳德先生，”一个年轻编辑说道，“谁也不会记住他的脸啊。”华纳德答道：“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当盖尔·华纳德的名字在出版界造成一种威胁的时候，一批报界同仁开始排挤他——他们在一次所有人都必须出席的市政慈善会议中公开指责他降低了公众品位。华纳德说道：“帮助人们维护他们还没有的自尊，这不是我个人能力所能及的。你们给予了他们在公众面前声称的他们喜欢的一切，而我给予他们真正喜欢的一切。诚实是最好的策略，先生们，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你们还没有完全相信这一点。”
对华纳德来说，不尽善尽美地做好每一种工作是不可能的。不管他想做什么，手段都是最高超的，所有阻止他报业工作的动力、强制力、意愿都会化为乌有。一个罕见的天才在无限量地燃烧，以此获得出其不意的完美。一个新的信仰和价值观也许会在某种精神理念里被发现，而这种精神理念就蕴含在他所搜集的平平常常的故事里，蕴含在他所涂抹过的纸张里。
《纽约旗帜报》总是冲在新闻报道的最前线。当南美发生地震，灾区信息中断的时候，华纳德租了一架飞机，运送工作人员到了现场，比他的竞争者抢先了几天，他使纽约各条街道上有了这则特殊的新闻报道，同时配有代表着火苗、断裂、压碎的尸体的画面；当远离大西洋海岸受困于风暴中的航船发出求救信号时，华纳德亲自和员工奔赴现场，抢在《海岸导航》之前，指挥救援并带回了配有自己照片的独家新闻，照片中的他在惊涛中爬着梯子，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当加拿大的一个村庄由于雪崩跟外界隔绝的时候，正是《纽约旗帜报》让热气球升空，给居民们送去了食物和《圣经》；当煤矿由于爆炸而瘫痪时，《纽约旗帜报》开设赈济处，刊出贫困压力下矿工们的漂亮女儿遭遇危险的悲剧故事；一只小猫被困在一根柱子顶上，是《纽约旗帜报》的摄影师把它解救了下来。
华纳德下令：“没有新闻的时候，我们要制造新闻。”一个精神病患者逃出了一家州立疯人院。在方圆几英里的人们恐慌了几天后——被《纽约旗帜报》的可怕预测以及它对当地警方效率低下的愤慨所助长的恐慌——精神病患者被《纽约旗帜报》的一名记者抓住了。两个星期以后，这个精神病患者竟然奇迹般地康复，随后释放，并将自己在疯人院遭受虐待的图片卖给了《纽约旗帜报》。这导致了一场改革风暴。随后，有人说，那个精神病患者在精神失常之前曾在《纽约旗帜报》工作，当然，这永远得不到证实。
一家雇用了三十个年轻女孩的糖果店发生了大火，两个女孩被烧死了。玛丽·瓦森，一个幸存者，将她们所遭受的剥削作为独家新闻告诉《纽约旗帜报》，从而导致了一场反对糖果店的运动，而且还是由这座城市的妇女精英倡导的。大火的起因从未被发现过。有消息称，玛丽·瓦森就是从前为《纽约旗帜报》撰稿的伊·达克，这也没有得到证实。
在《纽约旗帜报》创刊的最初几年，盖尔·华纳德在他办公室的长沙发椅上度过了大多数的夜晚。他对员工提出的要求很难得到实现，他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则很难让人相信。他像使用军队一样使用员工，像使用奴隶一样使用自己。他给员工丰厚的报酬，只给自己房租和伙食费。在他住廉价公寓时，他那些最好的记者已经住在昂贵豪华的宾馆套间里了。他花钱比进钱快——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纽约旗帜报》上。这份报纸就像一位珠光宝气的贵妇人——不管花多大价钱，每个要求都会被满足。
《纽约旗帜报》是一份最先得到最新排版设备，却最后一个获得最佳的新闻报纸——最后，是因为此后它一直保有这个殊荣。华纳德吞并了他的竞争对手的编辑部；没有人能够给得起他支付给他们的报酬。他的程序应用了一个简单的公式。一名新闻记者收到华纳德的邀请函，总会把它看作对其新闻道德的一种凌辱，但还是得赴约。他来了，带着一大堆过分的条件，声称如果能够满足这些，他将接受这份工作。华纳德开始面试，通常是先声明他将会付多少薪水，然后补充道：“当然，你也许希望讨论一下其他条件——”然后看着那个人咽口水的动作，下结论说：“没有条件？好吧，周一来报到。”
华纳德在费城创办了他的第二份报纸，当时，当地的出版商就像欧洲酋长联合抵御匈奴王阿提拉入侵一样对待他。随后的战争同样野蛮。华纳德对此甚是嘲笑了一番。没有人能教他如何雇用暴徒劫持报纸运输专车、如何击打卖报小贩。他的两个竞争对手在这场搏斗中被摧毁，华纳德的《费城之星》存活了。
其他的事情就像传染病流行一样迅速而简单。他三十五岁时，美国的主要城市都有华纳德报纸，四十岁的时候，有了华纳德杂志、华纳德新闻影片和多家华纳德有限公司。
大量没有公布的活动帮助他建立了自己的事业。他没有忘记儿时的一切，没有忘记当年做擦鞋工时站在游船栏杆边所想到的一切——日益发展的城市给他提供了机会。他在没人奢望能增值的地段购买了房产，他违背众议——投入了几百美元却赚回几千美元。他用自己的方式购进了各种各样的企业。有时候，这些企业破产了，毁掉了与之相关的每一个人，除了盖尔·华纳德。他发动一场运动反对一家名声不好的电车公司的垄断行为，使得它丧失了专营权；而这个专营权却授给了华纳德控制下的一家更为声名狼藉的集团。他曝光了一个又一个准备垄断中西部牛肉市场的企图，给按他命令行事的一个团伙清理出了空地。
许多人发现年轻的华纳德是一个聪明的小伙子，值得利用，都曾帮助过他。在被人利用这方面，他展现出令人迷惑的殷勤。然而在每一件事情上，人们最后都发现，被利用的是他们自己——就像当初替盖尔·华纳德购买《新闻公报》的人一样。
有时候，他会冷酷无情、老谋深算地花钱投资。用一系列无踪无迹的行动，他毁掉了许多重权在握的人：银行行长、保险公司总经理、船队队长等等。没有人知道他的动机。那些人不是他的竞争对手，他从他们的毁灭中也没捞到一点儿好处。“华纳德那个杂种到底想要什么？”人们说，“反正他不想要钱。”
坚持抨击他的那些人都陆续被赶出了自己的行业。一些人是几星期之后，另一些人是几年之后。有时候，对于一些凌辱，他会不加注意地宽恕；有时候，他会因为一句没有任何恶意的话语而让一个人垮掉。人们从来也搞不明白他将会报复什么，又将会原谅什么。
一天，他注意到，另一家报纸一名年轻记者的工作成绩斐然，于是派人去找他。那个记者来了，但华纳德谈到的工资待遇对他没产生任何作用。“我不会为你工作，华纳德先生。”他不顾一切地、认真热切地说，“你没有任何理想。”华纳德咧开薄薄的嘴唇笑了。“你不能逃避人类丑恶的一面，亲爱的。”他温和地说道，“你为之工作的老板有许多理想，但是他必须为钱而乞讨，听命于许多卑贱之人。我的确没有理想——但是我不用乞求。只有这两种选择，你要哪一个？”那个记者回了从前的那家报纸。一年以后，他来找华纳德，问一年前他的邀请是否还有效，华纳德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个记者从那时起就一直为《纽约旗帜报》效劳，他是华纳德的下属中唯一一个真心爱他的人。
爱尔瓦·斯卡瑞特，原《新闻公报》的唯一幸存者，和华纳德一起飙升。但是他不能说自己爱华纳德——他只是像华纳德脚下的地毯一样紧紧地依附于他，机械地为他效忠。爱尔瓦·斯卡瑞特从不讨厌任何东西，因此他有爱的能力。他精明机灵，工作能力强，有时天真得肆无忌惮，弄不懂什么是不道德。他相信自己所写的一切，相信《纽约旗帜报》上所写的一切。他可以连续两个星期坚守一个信念。对华纳德来说，他价值连城，他是公众反应的晴雨表。
没有人能说盖尔·华纳德是否有自己的私生活。他的业余时间与《纽约旗帜报》第一版的风格相似——只是这种风格被搬到一个大广场上，好像他仍旧在耍马戏，只不过是面对一群国王。为了某部伟大戏剧的上演，他不惜重金买下整个剧院——然后和他当时的情妇独自坐在空旷的礼堂里。他发现了一个不知名剧作家所创作的精彩剧目，就付给他一大笔钱，让这部剧目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上演。在这仅有的一次演出中，华纳德是唯一的观众，脚本第二天早晨就烧了。当一位社交名媛请他为高贵的慈善事业出点儿力的时候，华纳德递给她一张签了名的空白支票，朗声大笑，坦诚地说道，她填进去的数额一定比他会填进去的要少。他替在酒吧里认识的一个身无分文的王位觊觎者买了巴尔干半岛的某种王位，不必操心以后会再见到他；他经常提到“我的侍者、我的司机、我的国王”。
晚上，华纳德经常穿着花九美元买来的一套蹩脚衣服乘坐地铁，到贫民窟的下流酒馆或赌场游荡，倾听公众的心声。一次，在贫民窟的一家廉价啤酒馆里，他听见一名卡车司机正在当众指责盖尔·华纳德是邪恶资本主义最坏的代表，唾液飞溅，语言下流。盖尔·华纳德同意他的说法，用那取自“地狱厨房”词汇表里的、只有他用过的词语帮腔。最后，华纳德拾起不知何人留在桌上的一份《纽约旗帜报》，从第三页上撕下自己的照片，粘上一张面值一百美元的钞票，递给了卡车司机，在谁都没来得及说话的时候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