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洛维夫人说她要自己去买花。
对露西来说，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活儿：门上的铰链要拆掉，好把门卸下来；朗波梅尔公司的人会过来。随即，克拉丽莎·达洛维突然感叹起来，这是怎样的一个早晨啊——这个早晨清爽得仿佛是特意为海边嬉戏的孩子们准备的。
多么新鲜！多么刺激！这样的感觉似乎总能让她回想起过去。她此刻仿佛就能听见，在铰链微弱的嘎吱声里，她猛然推开一扇落地窗，就此投入伯尔顿的大自然里。多么清爽，多么安稳，那时候的清晨，当然要比此时更为宁静，如海浪的起伏，如浪花的轻吻，寒凉、清冽，甚至有点肃穆的味道（对她这个当时才十八岁的姑娘家来说）。那时的她站在打开的窗户前，感觉好像有什么不祥之事即将发生。她看着花，看着烟雾缭绕的树，看着飞起又飞落的白嘴鸦。她站在那儿，痴痴地看着，直到彼德·沃尔什说：“在菜园子里沉思呢？”——是这么说的吗？——“与花椰菜比，我更喜欢人。”——是这么说的吗？他一定是在那天早上吃早饭时说的这些，当时她已走到外面的露台上——这个彼德·沃尔什。他很快就要从印度回来了，是六月还是七月呢，她记不清了，因为他的信写得实在是乏味。但他说的话却能够让人记住，还有他的眼睛、他的小刀、他的微笑、他的火爆脾气，还有……成千上万桩往事都已忘得干干净净——真是不可思议！——却偏偏记住了卷心菜之类的只言片语。
她在路边挺了挺胸，等着德特纳尔公司的货车驶过。一个迷人的女子，斯克罗普·帕维斯这么认为（他了解她，就像他们是同住在威斯敏斯特的隔壁邻居）。她身上有种小鸟的气质，像一只蓝绿的鲣鸟，轻盈、活跃，尽管她已五十出头，而且因疾病缠身而面色苍白。她停在那里，压根没瞧见他。她挺直身子，准备过马路。
由于一直居住在威斯敏斯特——多少年来着？有二十多年了吧——即便是在车来人往中或夜半醒来时，克拉丽莎都会确信人们会感觉到一种特别的宁静与肃穆，一种难以形容的停滞感，在大本钟敲响之前的焦虑感（不过，人们说那也许是因为她的心脏受到了流感的影响）。听哪！钟声隆隆。先是提示音，音色悦耳，再是报时声，势如破竹。沉重的钟声在空中环绕，直至消逝。我们多傻呀，她寻思着，穿过了维多利亚大街。只有天知道，为什么人们如此热爱生活，如此看待她，甚至要虚构她，不懈地美化她，然后又粉碎她，从而创造出每时每刻的新鲜感来。即使是邋遢透顶的女人，坐在门前台阶上那些最悲伤绝望的人们（酗酒使他们穷困潦倒）也一样。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就连议会制定的清规戒律也奈何不得他们：人们都热爱生活。对此，她深信不疑。在人们的眼中，在人们或轻盈或沉重或艰难的步伐中，在咆哮与喧嚣中，在马车、汽车、大巴、货车和身前背后挂着广告牌摇摇晃晃蹒跚而行的人中，在铜管乐队中，在管风琴中，在欢庆声中，在叮当声中，在头顶上一架飞机发出的奇特而尖利的呼啸声中，有着她热爱的一切：生活、伦敦，还有六月的这一刻。
已是六月中旬，战争结束了，只有像福克斯克罗夫特夫人那样的人还依然故我，她昨晚在大使馆里还是一副伤心欲绝的样子，因为她的宝贝儿子阵亡了，现在那座古老的庄园势必要落入她侄子之手了；还有贝克斯伯罗女士，人们说在她主持那场义卖开幕时，她手里还拽着那张宣告她爱子约翰战死的电报。不过战争毕竟结束了，感谢上帝——终于结束了。已经是六月了。国王与王后还好好地待在王宫里。尽管还是大清早，飞奔的赛马那欢快的嘚嘚声已是随处可闻，还有板球拍的扣击声。洛兹板球场、爱斯科特赛马场、拉内拉赫马球场，以及所有的游乐场所，都被笼罩在灰蓝的晨雾织出的一张柔网中。随着白昼的推进，晨雾将会散尽，草坪与球场上将会出现腾跃的赛马，它们的前蹄才刚着地就又迫不及待地跳起来。还有飞奔着的小伙子，欢笑着的姑娘们，她们穿着透明的薄衫，在通宵的舞会之后，此时也照样牵出怪模怪样的小毛狗出来溜达了。即使现在，在这么一个大清早，严谨刻板的老贵妇们也乘上了自己的汽车，飞驰着去完成她们那神秘的使命。店主们在忙乱地布置橱窗，将一枚枚钻石、人造宝石，还有海绿色的可爱的旧胸针放置在十八世纪式样的底座上，用来吸引美国佬（不过克拉丽莎必须节约，不能随便为伊丽莎白买这买那），可克拉丽莎自己也怀着可笑的热情，打心眼里喜欢这些珠宝，她属于这种生活，因为她的祖先曾是乔治王朝时期的大臣，而且，她要把自己打扮得光彩照人，在这个特别的晚上举行她的派对。可奇怪的是，一走进公园，她就置身于一片静谧中。薄雾迷离，远处传来低沉的嗡嗡声，快乐的鸭子在水中缓缓地游弋，大喉袋的鸟儿摇摇摆摆。那个背朝着政府大楼走过来的人会是谁呢。只见他手里提着一只印有皇家徽章的配送箱，真是再合适不过了，除了休·惠特布莱德还会是谁呢。她的老朋友休——令人赞赏的休！
“早上好呀，克拉丽莎！”休打趣地说道，因为他俩自小就认识了。“你上哪儿去呢？”
“我喜欢在伦敦逛，”达洛维夫人说，“比在乡下溜达真的有意思多了。”
他们刚到伦敦——不幸的是——他们是来看医生的。别人家是带着女儿来看电影的，看歌剧的，而惠特布莱德一家却是来“看医生”的。克拉丽莎不知道去疗养院探望过伊芙林·惠特布莱德多少次了。难道伊芙林又病了吗？伊芙林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休用一本正经的神气说，他穿着时髦，有男子汉派头，相当英俊潇洒，身体锻炼得很结实（他的衣着几乎总是过于花哨，不过实在也是理所应当，因为他是在宫廷里打杂的嘛），他的老婆身体总是有点不舒服，作为一个老朋友，克拉丽莎·达洛维非常理解，不会去要求他进一步说明病情。啊，对了，她当然理解啰，多烦人呀，一边还在想着自己的帽子，感觉很不好意思，也很尴尬。大清早戴这样的帽子不合适，对吗？因为休老是让她感觉，他那匆匆忙忙的态度，那相当夸张的举起帽子的动作，让她不由自主地感觉自己还只是个十八岁的姑娘，他今晚当然也会来她的派对，伊芙林坚决要他来的，不过可能要晚一些，他得先去宫廷宴会接杰米家的一个小子——和休在一起，克拉丽莎总感到有点小家子气，像个女学生似的，不过她依赖他，因为从小就认识他，不过她确实认为他是个行为独特的好人，尽管理查德几乎要被他逼疯了。至于彼德·沃尔什嘛，到目前为止他从来也没有原谅过她，因为她喜欢休。
她能够回想起在伯尔顿的一幕幕生活场景——暴跳如雷的彼德，当然啰，休无论如何都不是他的对手，但也不是彼德认为的那种积极的笨蛋，休不完全是一个木头人。有一次，休的老母亲让他放弃打猎什么的，陪她去趟巴思，他二话没说就一口答应了。他真的是个无私的人，至于别人说的，比如彼德说的，休是个没心没肺、没头没脑的废物，只知道一个英国绅士应有的礼仪与教养，那只是她那亲爱的彼德在心情不佳时的胡诌而已。休有时会让人无法忍受，有时简直不可理喻，不过，在这样一个清晨，要是有他陪在身边散步，那就太美了。
（六月使每一株树上都冒出了绿叶。皮姆里克区的母亲们在给婴儿喂奶。各种消息正从舰队街源源不断地传往海军部。阿灵顿街和皮卡迪里街似乎把公园里的空气都烤热了，滚烫的树叶被高高地托起，光彩夺目，克拉丽莎喜爱这热浪所代表的神圣生命力。去欢歌热舞，去策马扬鞭，她喜爱这样的热力。）
就好像他们已分开了几百年，她和彼德。她从没给他写过信，而他的信又写得枯燥乏味，但刹那间一切仿佛都回来了。如果他此时与我在一起，他会说些什么呢？——往日的时光，往日的生活，平静地将他送回到她身边，而且没有了往日的苦涩，那也许就是关心别人而得到的报酬吧。在这个美丽的清晨，在圣詹姆斯公园里，一切都回来了——真的都回来了。可是彼德——不管这是个多么美丽的一天，不管树木和花草有多么清新，不管穿着粉裙的小姑娘是多么可爱——彼德根本就不会去注意这些事情。如果她要求，他就会戴上眼镜，对周围看上一眼。但使他感兴趣的是世界的状态，瓦格纳、蒲伯的诗歌，永恒的人性，还有克拉丽莎自身的缺陷。他曾经多么严厉地叱责过她！他们曾经吵得多凶呀！她会嫁一个首相，站到人生阶梯的最高一级，而他把她称为地道的家庭主妇（她为此在闺房里哭得一塌糊涂），她身上有家庭主妇的所有气质，他说过。
于是，站在圣詹姆斯公园里的她感觉依旧在和他争论，依旧想要证明当时自己没有嫁给他是对的——是绝对正确的选择。因为婚姻就是一纸契约，对两个整天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人来说，必须要有那么一点点独立的空间。理查德给了她这个空间，她也给了理查德（比方说，他今天早上在哪儿呢？在某个委员会吧，她从来不刨根问底）。可如果换成彼德，那就会是一切都必须彼此分享，一切都必须讲得明明白白，这实在让人受不了。后来发生了小花园里喷泉旁的一幕，她只得与他分手了，要不然他俩会毁了自己，彼此都会受到伤害，她确信。尽管她为此伤心痛苦了好几年，好像有一支飞箭刺着她的心房。后来，有人在音乐会上告诉她，他娶了一个在去印度的船上遇见的女子，她又感到多么地恐怖！她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些往事！冷酷、无情、假正经，他对她如是评价。她永远都理解不了他的爱。但那些印度女人也许能理解吧——那些傻乎乎的、漂亮的、肤浅的女人。而她是在浪费自己的同情心，因为他很幸福，他向她保证——幸福无比，尽管他们谈论过的事他一件没做成，他的整个一生就是一场失败。想到这个就让她觉得来气。
她走到公园门口，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看着皮卡迪里街上往来穿梭的巴士。
如今她不会去这样那样地评论世界上的任何人。她感觉很年轻，同时又感觉有说不出的苍老。她如一把解剖一切的刀，但同时她又是个局外人，一个旁观者。她看着一辆辆出租车，有了一种永恒的疏离感，她仿佛越走越远，孤身一人地，一直走到遥远的海边。她老是有那样的感觉，哪怕只活一天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她并不觉得自己聪明，或者出类拔萃。靠丹尼斯小姐教给她的那点可怜的知识，她是怎么活下来的，她想不通。她什么也不懂，不懂语言，也不懂历史。如今，她几乎什么书都不看，除了躺在床上看回忆录。然而生活对她来说，还是有着绝对的吸引力，这一切，包括来往的出租车。她不会去评论彼德，也不会评论自己，说自己是这样那样的一个人。
她唯一的天赋是，仅凭直觉就几乎能看透一个人，她这样想着，继续往前走。如果你让她和某个人待在同一个房间里，她的背就会像猫一般拱起来，或者会喵喵地叫起来。德文郡的府邸，巴斯的府邸，瓷片上画着鹦鹉的府邸，她曾经看见过它们灯火辉煌的样子。她还记得西尔薇亚、弗莱德、萨利·西顿——她们一大帮子人，彻夜欢舞。她看着运货马车缓缓地朝着市场方向驶去，她驾车穿过公园回家。她记得她有一次把一先令扔进了公园里的蛇湖。不过大家都记得，她喜爱的是在她眼前的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比如出租车里的那位胖女士。那么，这有什么关系吗，她问自己，一边向着邦德街走去，这有什么关系呢，反正她最后注定是要离开人世的。没有了她，这一切都还会继续下去，她对此会有什么不满吗？抑或，相信死亡会了结一切烦恼，不也是一种安慰吗。不过，毕竟是在伦敦的街头，看尽了潮起潮落，跑遍了这里那里，她活了下来，彼德活了下来，活在彼此的心里。她相信，自己属于家乡的树木；属于家乡的房屋，尽管那幢房子已荒草丛生、丑陋荒芜；她也属于那些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她如一层薄雾，横陈在对她最为了解的人们中，他们将她高高托起，宛如树木将迷雾托起一般，她曾见过如此景象。可那层薄雾不断地伸展，直至那迢递之地，直至她的生活，她的自我。可在她看着哈查兹书店的橱窗时，她又在做着怎样的梦呢？她想要挽留住什么呢？在她读着那本摊开的书时，脑海里浮现出的是怎样一幅乡间晨曦的景象呢：
别再害怕烈日的烤灼
也不要怕严冬的肆虐。
这世界刚经历过的那些事情令他们每一个人，令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泪如雨下。但他们有着泪水与悲痛，勇气与坚韧，绝对的正义感，如斯多葛教徒一般的忍耐力。想一想，比如说，她最为钦佩的那个女人，那个主持义卖的贝克斯伯罗女士。
橱窗里有《乔罗克斯的远足与欢宴》，有《肥皂海绵》，有阿斯奎斯夫人的《回忆录》和《尼日利亚狩猎记》，这些书全都摊开着。那里的书永远都琳琅满目，但似乎没有一本适合带给疗养院里的伊芙林·惠特布莱德看。没有任何东西会让她感兴趣，会在克拉丽莎进去的时候，让这个干瘪得不可言状的小女人看上去有一丝兴奋，哪怕只是稍纵即逝的一刹那，在她们如往常一样坐下来没完没了地谈论妇科病之前。她多么希望如此呀——在她走进去时别人的脸上露出快乐的神情，克拉丽莎一边想着一边调头向邦德街折回去，她觉得心烦意乱，因为做什么事情都要寻找无关的理由真的很傻。她更愿意自己能成为像理查德那样的人，他们做事只为了事情本身。然而，她一边等待过马路一边想，她做事往往没那么单纯，往往不是为了事情本身，而是为了使别人产生这样那样的想法。她知道那样做纯属荒谬（此时警察举起了手臂），因为根本没有人会信。哦，如果她的生活能够从头再来的话——她想着，一边踏上了横道线——就连她的容貌也会大为改观吧！
也许，她原本会像贝克斯伯罗女士一般黝黑，有如皱皮一般的肌肤，还有双美丽的眼睛。也许，她会像贝克斯伯罗女士一样，举止庄重沉稳，一副人高马大的样子，像男人一样对政治感兴趣，在乡下有幢府邸，很尊贵，也很诚恳。然而，她有的只是一副豆芽般的细长身材，一张滑稽可笑的小脸，如小鸟般的尖嘴。诚然，她保养得很不错，手和脚都很好看，穿得也好，尽管她在衣着上的花费并不大。可如今，她寄居的这具肉身（她停下脚步，看着一幅荷兰画）常常显得无足轻重——甚至像根本不存在似的。她有种古怪异样的感觉，感觉自己成了个隐形人，没人看得见她，没人认识她。再也不会有结婚生子这种事情了，剩下的唯有随着滚滚人潮奇怪而庄严地往前迈步，迈步走入邦德街。剩下的唯有达洛维夫人自己，甚至连克拉丽莎都不存在了，只剩下理查德·达洛维夫人。
邦德街令她着迷，在这个季节，这个清晨的邦德街。街上彩旗飘扬，一家家店铺，不张扬、不炫耀。在她父亲五十年来一直在那里买西服的商店里放着一卷斜纹呢，珠宝店里有几粒珍珠，鱼摊冰块上有一条三文鱼。
“就这些，”她看着卖鱼的摊子，自语道。“就这些，”她在手套店的橱窗前停留了片刻，再次说道。战前，你可以在那里买到几近完美的手套。她的威廉大叔以前常这么说，通过鞋子和手套你就能看出一个姑娘是否是淑女。在战争中的某天早上，大叔突然去世了。他曾说过：“我已经活够了。”手套与鞋子，她尤其喜欢手套。但她的亲生女儿，她的伊丽莎白，却对这两样全无兴趣。
全无兴趣，她一边想着，一边沿邦德街向一家花店走去。她每次举办派对，他们都会为她把花留好。而伊丽莎白最关心的是她的小狗，真的。今天早上，整幢房子里都闻得到一股柏油味。不过，可怜的小狗灰灰总比基尔曼小姐要好一点。犬热症、柏油，以及所有的不适，也总比枯坐在闷热的卧室里抱着本祈祷书要好！随便什么都比那好，她想这么说。可这也许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就像理查德说过的，每个姑娘都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也许是因为坠入了爱河。可为什么恋爱的对象偏偏是基尔曼小姐呢？当然，基尔曼小姐以前曾遭受过虐待，所以我们必须对她多加体谅，而且理查德说过她是个很有能力的人，有着不折不扣的历史学家的头脑。总之，她俩已到了形影不离的程度，而伊丽莎白，她的亲生女儿，还去参加了圣餐礼呢。克拉丽莎应该如何穿着打扮，应该以何种态度来面对那些前来领圣餐的人们，这些她都满不在乎，她的阅历告诉她痴迷于宗教会使人的性情变得冷淡（痴迷于任何事业都会如此），他们的感觉会变得迟钝。就拿基尔曼小姐来说吧，她愿意为俄罗斯人奉献一切，愿意为奥地利人忍饥挨饿，可在日常生活中她又绝对是个让人受不了的角色。她迟钝乏味，总是穿着她那件防水布的绿大衣。她年复一年穿着那件大衣，她浑身冒汗，只要她在房间里待上五分钟，你就准保会感受到她的崇高、你的渺小；感受到她是多么贫穷，你是多么富有；感受到她在没有一张垫子或床铺或地毯或随便什么的贫民窟里是怎么生活的。她的整个灵魂因浸泡在悲惨世界里而遭到了腐蚀，在战争期间她被学校免职了——这个可怜巴巴的、满心委屈的、不幸的女人啊！其实，人家讨厌的不是她这个人，而是她的那些个想法，它们会聚在一起，无疑会成为一种巨大的威胁，但威胁并非来自基尔曼小姐本人，而是她的思想。她的思想如人们在黑夜里与之搏斗的鬼魂，如骑在我们头上吮吸掉我们一半鲜血的鬼魂，如蛮不讲理的统治者、暴君。不容置疑的是，如果我们重新掷一回骰子，如果黑色取代白色成为了一切的主宰，她就会爱上基尔曼小姐的！可这个世界的现实并非如此。并非如此。
可是，这个残忍的魔鬼，在她的体内肆意翻腾，激怒了她！她听见了树枝折断的声音，感觉到沉重的马蹄声踩踏在枝繁叶茂的密林深处，这座灵魂的密林。从来也不会完全满足，或者有充分的安全感，因为这个残忍的恶魔随时随地都会搅动起你的憎恨，而它，尤其是因为她的疾病，拥有巨大的力量使她感觉身陷囹圄，脊背生疼。它使她的肉体痛苦，使得在优美、友谊、健康和爱情中感受到的快乐和她那个快乐的家庭发生了动摇、颤抖、扭曲，就好像确实有个魔鬼在挖墙脚，就好像整个华丽的装饰只不过是自恋而已！这股厌恶之情！
废话，废话！她冲自己大喊，一边推开了马贝利花店的旋转门。
她走进去，轻轻松松、人高马大、身子笔挺、圆脸的皮姆小姐立马跑上前招呼她。皮姆小姐的双手总是红彤彤的，就好像和鲜花一起浸过冷水一样。
店里有这些花：飞燕草；甜豌豆；一束束的紫丁香；康乃馨；大把大把的康乃馨；还有玫瑰；还有鸢尾花。啊，是的——她在这个人间乐园里尽情地吮吸着甜美的芬芳，她站在那里和皮姆小姐说话。皮姆小姐在帮她挑花，她想到，皮姆小姐真是个好人，多年前她就一直这么和善。可今年皮姆看上去老多了，她的头在鸢尾花和玫瑰花之间转来转去，她半闭着眼对着一簇簇的紫丁香点头，用力地嗅着。尽管大街上喧嚣嘈杂，店里却弥漫着怡人的花香，还有那优雅的凉爽。接着，她睁开眼，玫瑰看上去多清爽呀，就像在洗衣店柳条筐里放着的蕾丝亚麻毛巾。红色的康乃馨又浓烈又整洁，高傲地昂着头。甜豌豆在花瓶里伸展着枝丫。淡淡的紫色，雪花般的洁白，暗雅——宛如一个炎炎夏日后的黄昏，穿着薄衣的姑娘们出来采摘甜豌豆和玫瑰花，天空几乎是靛蓝色的，飞燕草、康乃馨、水百合都在盛开着。傍晚六七点之间的时刻，每一朵鲜花——玫瑰、康乃馨、鸢尾花、紫丁香——都鲜艳夺目，雪白、淡紫、艳红、橙黄。每一朵鲜花都仿佛在燃烧自己，在薄雾般的花床里温柔地、纯洁地燃烧着。她是多么喜欢穿梭在鲜花间的灰白的蛾子呀，它飞过了香水草，飞过了晚香玉！
她跟在皮姆小姐后面从一个花罐走到另一个花罐，选着鲜花。全是废话，废话。她自言自语着，感觉越来越温柔，就好像这份美丽，这片芬芳，这样的色彩，再加上皮姆小姐喜欢她，信任她，这股温柔的暖流将她浑身裹住，它战胜了憎恨，战胜了那个魔鬼，战胜了一切！它将她轻轻托起，越托越高，直到——砰！外面的街上突然传来一声枪响！
“天哪，这些汽车，”皮姆小姐说着，忙走到窗口张望，然后又走回来，带着表示歉意的微笑，手上捧满了甘美的豌豆花，就好像那些汽车，那些爆掉的轮胎，都是她的过错。
剧烈的爆胎声，令达洛维夫人大吃一惊，令皮姆小姐奔到了窗边并对此深感歉疚，来自一辆正停在马贝利花店橱窗对面的人行道边的轿车。当然啰，路人们停下了脚步，驻足观看，刚好看见淡灰色的车厢内露出一张要人的脸。一个男人随即拉上了窗帘，于是什么也看不见了，除了车厢内的一方灰暗。
然而，各种流言蜚语即刻传播了起来。那流言从邦德街中心一路传到了牛津街，又一路传到了阿特金森香水店。无形又无声的流言在传播着，如一团云雾在快速流动，如高山上的迷雾，这突如其来的庄严而宁静的一片云确确实实地罩住了一秒钟前还在那里困惑不已的人们的脸。可现在，神秘的翅膀拂过了他们的脸颊，他们听见了权威的声音。一股宗教的情绪蔓延开来，令她瞠目结舌。可是，没有人知道他们看见的那张脸究竟是谁。是威尔士王子吗，是王后吗，是首相大人吗？是谁的脸呢？没人知道。
艾德加·杰·华特基斯，手臂上缠着一圈铅管，高声说道，当然是以幽默的口吻：“是朽相大人的叉子。”
塞普提默斯·沃伦·史密斯，被人流挡住了去路，听见了他说的这句话。
塞普提默斯·沃伦·史密斯，三十左右，脸色苍白，鹰钩鼻，穿着棕色的皮鞋，寒碜的大衣，淡褐色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忧虑的神色，陌生人要是见了他的这种眼神也会生出一份忧虑来的。世界已经举起了皮鞭，它会落向何方呢？
一切都已停滞下来。汽车引擎的扑扑声如不规则的脉搏在上下震响。阳光变得异常炽热，这时那辆汽车停在了马贝利花店橱窗的外面。坐在双层大巴顶层的老妇人们打开了遮阳伞，这里一把绿伞，那里一把红伞，啪的一声轻轻地打开了。达洛维夫人，手上抱满了甜豌豆，跑到窗口张望着，她那张粉红的小脸好奇地抬了起来。大家全都看着那辆汽车。塞普提默斯看着，骑自行车的小伙子们从车上跳了下来，车辆越积越多。那辆轿车就停在那儿，拉着窗帘，帘子上的图案很是奇特，像是一棵树，塞普提默斯这么觉得。在他眼前的所有事物渐渐地都被他本人的气场吸引了过去，就好像某种恐怖马上就要浮出水面，即将爆炸，即将燃烧，这景象把他吓坏了。世界在动摇着，在颤抖着，眼看就要变成一座燃烧的地狱。是我挡住了别人的路吗，他想到。别人不都在看着他，对他指指戳戳的吗？难道他不是像被钉在了人行道上一样，故意地僵立在那里吗？可他为什么要故意呢？
“我们走吧，塞普提默斯，”他妻子说。她是个小女人，菜色的尖脸蛋上长着一对大眼睛——一个意大利姑娘。
可卢克蕾西娅自己也忍不住看着那辆轿车，和它窗帘上隐约如树木般的图案。坐在车上的是女王吗——是女王出来买东西吗？
那个司机，刚才一直在那里打开、转动、又关上什么东西，此时坐回了驾驶室。
“走吧，”卢克蕾西娅说。
可她的丈夫，他们已经结婚四五年了，诧异地跳了起来，生气地说道：“好吧！”好像她碍了他什么事似的。
人们一定注意到了，人们一定看见了他俩。人们，她想，盯着那辆汽车瞅的人们——英国人，他们的孩子，他们的骏马，他们的服装，她还是比较欣赏的。可他们现在只是“人们”，因为塞普提默斯说过，“我会自杀的”，这句话真难听。如果被别人听见了咋办？她看着人群。救命，救命！她想向肉铺的小伙计和女人们呼救。救命！就在去年秋天，她和塞普提默斯还穿着一样的斗篷站在堤岸上，塞普提默斯只顾着看报纸，一句话也不说，她从他的手里把报纸抢了过去，当着一个路过的老头的面哈哈大笑起来！可人们通常会掩饰失败。她必须把他带走，带到某个公园里去。
“现在我们好过马路了，”她说。
她有权挽着他的胳膊，尽管已经没什么感觉了。他会把干瘦的手臂给她，而她如此单纯，如此热情，才二十四岁，在英国无亲无友，为了他，离开了意大利。
拉着窗帘的轿车，以一副隐藏着什么秘密的姿态向着皮卡迪里驶去。一路上依然受到人们的关注，依然以同样尊贵的、令人景仰的气质引得街道两旁路人脸上的表情起了变化，虽说没有人知道这景仰的对象究竟是女王、王子还是首相。刚才只有三个人看见了那张脸，不过只有那么短暂的一刹那。现在，甚至对那人的性别都起了争议。不过，坐在车上的是个伟人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伟人正经过此地，藏而不露，向着邦德街而去，离普通人只有一臂之遥。也许在人们的生命里，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英国的权威人物，与这个国家的不朽象征近在咫尺。这个人物只有在好奇的考古学家对岁月的废墟进行一一筛选之后才会浮出水面，而到那时伦敦也会变成一条芳草萋萋的道路。在这个星期三的早晨，匆匆走在这条人行道上的所有人都会变作一堆白骨，在尸骨的尘土中间或许会掺杂着几枚婚戒，在难以计数的烂牙里掺杂着几粒金牙。轿车里的那张脸只有等到那个时候才会水落石出。
也许是女王，达洛维夫人想，一边拿着她的花走出了马贝利花店，是女王在车内。她站在阳光下的花店旁，看着那辆拉着窗帘的轿车从她身边开过，脸上一时露出了颇为庄重的神色。女王是要去哪家医院，女王是要去为哪场义卖剪彩，克拉丽莎想。
才这个时辰，交通已经拥挤成这副模样了。洛兹板球场、爱斯科特赛马场、赫林根马球场，今天有什么赛事吗？她想，因为已经开始封路了。坐在巴士顶层两侧的英国中产阶级人士，手里拿着包裹和阳伞，是啊，甚至在这种天气也有人依然穿着皮草，她想，无论你能想象出什么东西，都不会比这更荒诞、更怪异的了。女王本人也被拦下来了，女王本人也无法通过。克拉丽莎被堵在布鲁克街的一侧，约翰·巴克赫斯特爵士，就是那个老法官，被堵在另一侧，中间正隔着那辆车（约翰爵士多年来参与立法，他喜欢衣着入时的女士）。那个司机，微微地斜了一下身子，对警察说着什么，抑或是在给警察看什么东西，警察对他行了个礼，抬起胳膊，甩了甩头，把大巴诱导到路边，让那辆轿车通过。它缓缓地、悄无声息地开走了。
克拉丽莎猜到了，她当然知道了。她看见了那位男司机手里的那个白色的、圆形的、具有魔力的东西，是一张上面刻有名字的圆牌——是女王的，威尔士王子的，还是首相大人的呢？——它，靠着它自身的光彩，照亮了前进的路途（克拉丽莎看着那辆车渐行渐远，终于消逝不见了）。今晚它将在白金汉宫里，在枝形大烛台中间，在闪耀的明星中间，在佩戴着橡叶勋章的硬挺的胸膛之间，在休·惠特布莱德和他的同僚之间，在英国的绅士们中间，闪闪放光。克拉丽莎也一样，也要举办派对。她微微挺了挺身，她将以这种姿势站在楼梯口迎接宾客。
车子开走了，但在邦德街两边的手套、帽子和成衣店里激起了一阵微弱的涟漪。所有的脑袋都朝向同一个方向——窗口，大约维持了三十秒。正在选手套的——长度是到肘部还是肘部以上呢，颜色是要柠檬黄还是浅灰呢？——女士们停了下来。一句话刚说完，什么事情已经发生了。这种事情要是独自发生，就会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没有一种数学仪器，哪怕是能将震动传到中国去的仪器，能够记录下它造成的颤抖。然而要是事情会聚到一起就相当可怕了，它们能够激发起情感的起伏。因为在每一家帽店里，在每一家成衣店里，彼此陌生的人们互相瞅瞅，想到了死去的人，想到了旗帜，想到了大英帝国。在一条小巷里的酒吧间，一个来自殖民地的人侮辱了温莎王室，导致了争论，打破了啤酒瓶，大闹了一场，吵闹声异样地回响在街对面的姑娘们的耳朵里，她们在那里购买婚礼用的饰有纯白蕾丝的白内衣。因为那辆远去的轿车造成的表面上的激动渐渐消逝了，但某种更深层次的东西却又被搅动了起来。
那辆车灵巧地穿过皮卡迪里，拐进了圣詹姆斯街。身材魁梧的男人，体格彪悍的男人，穿着燕尾服、白衬衣，头发往后梳的时髦男士，为了什么难以分辨的理由，都站在布鲁克斯酒店的凸窗前。他们双手摆在燕尾服的后面，望着窗外，本能地觉察到有大人物正经过这里，不朽的伟人用白色的光芒罩住了他们，如刚才罩住克拉丽莎·达洛维一样。他们立刻站得更挺直了，手也挪动了位置，仿佛准备好了要为君王效劳。如果需要，他们会像那些先烈一般，甘愿献身。酒店后面的石膏半身像，放着几本《闲谈者》杂志和几只苏打水瓶的小桌子，都似乎在表示赞许，似乎代表着英国的五谷丰登和庄园府邸，似乎在反射那车轮的细微声响，如回音廊的墙壁反射出一个声音，又通过整个教堂的力量，使之宽广洪亮。披着围巾的莫尔·普拉特拿着鲜花站在人行道上，祝福那可爱的小青年万事如意（车内一定是威尔士王子），要不是看见警察在盯着她，动摇了她这个爱尔兰老妇人的忠诚，她就会把那一束玫瑰——相当于一罐啤酒的钱——扔到圣詹姆斯街上，仅仅是出于轻松的心情和对贫穷的蔑视。圣詹姆斯宫的岗哨敬了个礼，亚历山德拉王后的警察表示赞许。
与此同时，一小群人聚集在白金汉宫的大门外。无精打采的，然而又是自信满满的人们，他们全都是穷人，他们都等在那里，看着国旗飘扬的宫殿，看着维多利亚女王的雕像，站在基座上，裙裾飞扬，赞叹着在她旁边的一波波流水，还有她的天竺葵。他们在商业街来往的车流中，时而挑出这一辆，时而挑出那一辆，向开车出游的老百姓徒劳地表达着敬意，在这辆那辆车经过时，再把它们的敬意回收起来以便保鲜。他们一想到有王室成员在看着他们，就始终听任胡思乱想在他们的血管里会聚，刺激他们的大腿神经。女王在鞠躬，王子在敬礼，他们想到了天堂般的生活神圣地降临在国王们的头上，想到了侍从武官和屈膝礼，想到了女王幼时的玩偶馆，想到了玛丽公主嫁给了一个英国人，而王子——啊！王子！他们说，他像极了老爱德华国王，不过要比老国王瘦多了。王子住在圣詹姆斯宫，不过他今天早上可能会过来问候他母亲。
手里抱着孩子的萨拉·布莱切利这样说，两只脚一上一下地晃悠着，就好像是在皮姆里科自家的火炉围栏旁，可她的眼睛始终盯着商业街方向；而艾米莉·寇茨则在望着皇宫的窗户，想着侍女，不计其数的侍女，卧室，不计其数的卧室。一个牵着条阿伯丁猎狗的老绅士也加入进来，无业游民们也加入进来，人群越发壮大。矮小的鲍利先生，他在阿尔巴尼区有几处房产，他那深邃饱满的生命之泉已被蜡封了，但也可以被突然地、不合适地、感情用事地、诸如此类地解封——穷女人等着看女王经过——穷女人，可爱的小孩子，孤儿们，寡母们，战争——啧，啧——泪水竟然涌上了他的眼睛。一阵和煦的微风穿过稀疏的树林欢欢喜喜地吹向市场街，吹过英雄们的青铜像，吹得鲍利先生心中的英国国旗飘扬了起来。在那辆轿车转向市场街时，他举起了帽子，看见车子靠近他时，他把帽子举得老高。他直挺挺地站着，皮姆里科的穷母亲们挤到了他的身旁。轿车开过来了。
寇茨太太突然抬头仰望天空。飞机的轰鸣声不祥地钻入人们的耳蜗。一架飞机正飞在树林的上空，尾巴后面吐出一条白烟，它旋转翻腾，竟然是在写着什么！飞机在空中写字！每个人都抬起了头。
飞机猛然俯冲，随即又直上云霄，接着是翻筋斗斜飞，速度超快，忽而下降，忽而上升。无论它怎么飞，无论它往哪儿飞，尾巴后面总拖着一股波浪般的白色浓烟，白烟不住地翻腾，在空中形成了一个个字母。可是那是些什么字母呢？是字母A和C吗？是一个E，接着是一个L吗？这些字母只是稍作停留，立刻就会变幻、融化，最后消逝在空中。飞机向着更远的地方疾飞，又在另一片干净的天空里，写出了一个K，一个E，还有一个也许是Y吧。
“Glaxo，”寇茨太太凝望天空，以一种紧张、敬畏的语气说道，而她那个雪白粉嫩的小宝宝，乖乖地躺在她的怀里，也在仰头望天。
“Kreemo，”布莱切利太太嘟哝道，如一个梦游人。鲍利先生镇定自若地举着帽子，抬头望着天空。商业街上的每一个人都停下了脚步，望着天空。在他们举头仰望之时，整个世界变得一片宁静。一群海鸥掠过天空，先由一只海鸥领队，接着变成另一只。在这份美妙的静谧与祥和之中，在苍茫的天空下，在纯净的氛围里，钟声敲响了十一下，渐次消逝在那群海鸥中。
飞机随心所欲地掉头、疾飞、俯冲，如此迅捷，如此洒脱，如一个溜冰高手——
“那是个E，”布莱切利太太说——或许像个舞蹈家——
“那是toffee，”鲍利先生嘟哝道——（那辆轿车开进了大门，没有一个人在看它）飞机不再释放烟雾，它匆匆地飞向远处。烟雾消散而去，融汇在一大团一大团的白云之中。
飞机不见了，消失在云团后面。万籁俱寂。依附着字母E、G或L的云朵自由地飘荡，好像是注定要从西方飘到东方，去完成一项极其重要的使命。虽然那是个不可昭告世人的机密，但它确实是一项——一项最为重大的使命。接着，突然之间，飞机再次冲破云层，如一列火车冲出隧道，轰鸣声钻入商业街上的、格林公园里的、皮卡迪里街上的、摄政街和摄政公园里的每个人的耳朵里。一团烟雾尾随其后，它忽而俯冲，忽而高飞，写下一个又一个字母——但它写的是什么字呢？
卢克蕾西娅·沃伦·史密斯，坐在摄政公园林荫大道上的一把长椅上，挨着她丈夫坐着，抬头望天。
“看，看哪，塞普提默斯！”她喊道。因为霍姆斯大夫告诉过她，要让她丈夫（他其实也没得什么重病，只不过有点郁郁寡欢）别只关心自己，要对外界事物也感兴趣。
塞普提默斯抬头看，想道，他们原来是在向我发信号呀。并不是以实际的文字，就算是，他也看不懂那种语言。不过信号非常清楚，这么美丽，这么极致的美，泪水涌入了他的眼睛。当他看着烟雾写成的文字渐次模糊，融化在空中，在无尽的善意和含笑的仁慈中，将一个接一个超乎想象的美丽形象赐予他，向他发出信号，将他们的意图告诉他，他们就是要让他无偿地、永恒地只看到这份美，这份源源不断的美！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滑落。
那个词是“太妃糖”，他们是在给太妃糖做广告，一个保姆告诉蕾西娅说，她们一起拼了起来：t-o-f-
“K-R-”，保姆说，塞普提默斯听见她在他的耳旁念叨着“凯依、阿尔”，声音低沉、柔和，如优美的风琴声；但她的声音里也有一种如蚱蜢般的粗嗄，它美妙地刺激着他的背脊，将一波波的声浪传入他的大脑，震响着，破碎了。确实是一种神奇的发现——在某种气候条件下，人的声音（做人必须讲科学，科学高于一切）可以促进树木的生长！蕾西娅开心地把手重重地压在他的膝头，因而，他被压得动弹不得。要不然他看见兴奋的榆树上下飞舞着，上下飞舞着它那每一根闪亮的枝条，颜色忽浅忽深，从蓝色到浪谷的绿色，如马头上的鬃毛，如女士们头上的羽饰，它们在那里起起落落，如此骄傲，如此壮丽，会叫他发狂的。但是他不能发狂呀，他要闭上眼睛，他不想再看了。
可它们在呼唤着他，树叶是有生命的，树木也是有生命的。通过成千上万条纤维，树叶和他坐在椅子上的身体取得了联系，上下扇动着他的身体。树枝向前伸展，他也呼应着做出同样的姿态。麻雀在参差不齐的喷泉间鼓起翅膀上下翻飞，构成了画面的一部分。白色与蓝色的构图上，夹杂着一根根黑色的枝条。声音与冥想和谐共处，它们之间的距离与声音一样意味深长。一个孩子哭了起来，远处刚巧响起一阵号角之声，这一切合在一起，意味着一种新宗教的诞生——
“塞普提默斯！”蕾西娅说。他猛然惊醒。别人一定注意到他了。
“我到喷泉那边去下就来，”她说。
因为她受不了了。霍姆斯大夫也许会说这没啥大不了的。可她倒宁愿他已经死掉了！她不能这样坐在他的身旁，而他却在专注地瞪着什么，根本不看她，他这副样子使一切都变得可怕了。天空与树木；嬉戏着的孩子，拉着推车，吹着口哨，跌着跤——一切都显得可怕。他不会自杀的，而她又无法对人倾诉。“塞普提默斯向来工作太辛苦了”——她对自己的母亲也只能说这么多。爱使人孤独，她想道。她无人倾诉，现在甚至都不能对塞普提默斯说了，回过头去，她看见他穿着那件寒碜的大衣一个人坐在位子上，弓着背，瞪着眼。一个说自己想自杀的男人是个懦夫，可塞普提默斯曾经打过仗，他曾经是个勇敢的人，可现在的他已不是过去的那个塞普提默斯了。她戴上花边衣领，她戴上崭新的帽子，可他全不在意。没有她，他照样很快乐。然而没有了他，她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千真万确！他是个自私的家伙。男人都这样。因为他根本就没病。霍姆斯大夫说了他没事的。她把手摊开在面前。看呀！她的婚戒滑下去了——她瘦得不成样子了。是她在受苦受难呀——可她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倾诉。
意大利在千里迢迢的远方，那里有乳白色的房子，她的姐妹们在那白色的房间里编帽子。每天傍晚大街上都有涌动的人潮，人们在散步，在放声大笑，不像这里的人总是死气沉沉的，蜷缩在浴椅里，看着花盆里稀稀拉拉的几朵丑陋的花！
“你们该去看看米兰的花园，”她大声说。可是对谁说呢？
一个人也没有。她的话语消逝了，如火箭升空而去。它的火花，冲入了夜空，被夜色掩埋。夜幕降临，笼罩住房屋和高塔的轮廓。苍茫的山坡渐趋朦胧，最后沉入了黑暗。可是，尽管一切都消逝了，但它们毕竟都存在于夜色之中。色彩退场了，连窗户都看不见了，但它们的存在却显得更为沉重，具有了光天化日里无法传达的意义——各种事物的忧愁与焦虑都会聚在黑暗中，在黑暗中抱作一团。晨曦带来的宽慰被一扫而尽，直到曙光再次将墙壁刷得灰白，照亮了每一扇玻璃窗，拨开了田野里的迷雾，现出在悠闲地吃草的棕红色奶牛。一切都重新上好了彩妆，呈现在人们的眼睛里，一切都重新呈现出生命的色彩。我孑然一身，我多么孤单！卢克蕾西娅在摄政公园里的喷泉旁感叹起来（同时注视着那个印度人和他的十字架），这也许就像是午夜时分，当一切的分界线全都消失不见，这个国家倒退回远古时的形象，仿佛罗马人登陆时看见的景象，天地一片混沌，山岳没有名字，河流蜿蜒着不知流向何方——她心中的黑暗就是这个模样。突然之间，就像不知从哪里漂来了一块岩石，她就站上去，诉说着自己是塞普提默斯的妻子，多年前在米兰成婚，是他的妻子，但她永远，永远也不会告诉别人他发了疯！在她转身之际，岩石倾倒了，她跌了下去，越跌越深。因为他离开了，她想——离开了，就像他所扬言的，去自杀了——去扑倒在车轮之下！可是没有，他还在那儿呢，还是一个人坐在位子上，穿着他那件寒碜的大衣，跷着二郎腿，瞪着眼，大声地自言自语。
不可以砍伐树木。上帝是存在的（他在信封的背面注意到了那样的启示）。要改变世界。不可以因憎恨而相互杀戮。让大家都了解这个（他把这句记了下来）。他等着。他听着。一只麻雀停在对面的栏杆上，唧唧喳喳地叫着“塞普提默斯，塞普提默斯”，连着叫了四五遍后，飞走了，然后又拉长了调子，用希腊语唱起清新又动人的歌，唱着人间没有罪恶。又一只麻雀参加进来，它们一起用希腊语拉长了调子唱起了动人的歌，唱到在那逝者游走的彼岸，在那生命的草原里，绿树成荫，唱到人间没有死亡。
他的手在这里，死神在这里。有什么白色的东西正在对面的栏杆后面聚拢起来。可他不敢看。埃文斯在栏杆后面！
“你在说什么呢？”蕾西娅坐回到他的旁边，突然发问。
又被打断了！她老是打断我的思路。
远离人群——他们必须远离人群，他说（跳了起来），马上去那边。那边的树下面有几把椅子，公园里的长坡道如一条浸满颜料的绵延绿布，飘在上空的蓝色和粉红的烟雾形成了一张天篷。远处不规则的房屋组成的壁垒在烟雾中一片朦胧，来往的车辆在环行道上嗡嗡作响。在右侧，暗褐色的动物把长长的脖子伸出了动物园的围栏，吼着，吠着。他们坐在那里，坐在一棵树下。
“看呀，”她恳求道，一边指着拿着板球门柱的一小队男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在拖着步子，踮起脚尖转呀转的，就好像是在音乐厅里扮演小丑。
“看呀，”她央求道，因为霍姆斯大夫说了要让他意识到客观事物的存在，去听听音乐啦，打打板球啦——这项运动很适合，霍姆斯大夫说，是很好的户外活动，非常适合她的丈夫。
“看呀，”她重复道。
幽灵在吩咐他看，此时这个声音在和他交流，他是人类中最伟大的成员。塞普提默斯，刚刚经历过出生入死，他是来拯救人间的天主，他像条被单似地躺着，像条只有太阳能够摧折的雪毯，永不磨损，永远受难。替罪羊，永恒的受害者。可他不想扮演这种角色，他呻吟着，摇了摇手，要把那永恒的苦难、永恒的孤独甩掉。
“看呀，”她重复道，因为他不该在户外对自己大声说话的。
“哦，看哪，”她恳求他。可那儿有什么可看的呢？有几头羊。那就是全部。
去摄政公园地铁站——人们能告诉她去摄政公园地铁站怎么走吗？——梅齐·约翰逊想要知道，她两天前刚从爱丁堡过来。
“不是这条路——那边的那条！”蕾西娅大声说，挥手叫她走开，生怕让她看见塞普提默斯。
这一对人显得很古怪，梅齐·约翰逊想。一切都显得很怪。她第一次来伦敦，是到利登霍尔街她叔叔那里干活的。这天早上，她走过摄政公园，坐在椅子上的这一对男女让她吓了一大跳。那个年轻女子看上去像外国人，那个男人怪怪的。因此即使到了她老态龙钟的时候，也依旧会在记忆中翻腾出这一幕，依旧会记得在五十年前一个夏日的美丽清晨，她是怎样穿过摄政公园的。因为她只有十九岁，好不容易终于来到了伦敦。那时多么奇怪呀，她问路的这一对人，那姑娘受惊一般地直摇头，而那个男的——他显得极其怪异，也许是吵架了，也许是决定分手了。她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而且，现在所有的人（因为她走回到了林荫大道），石池子，整齐的花，老头和老太太——大多是坐在轮椅上的病人——所有这一切，在她这个爱丁堡人的眼里，都显得十分怪异。而梅齐·约翰逊，当她加入到这些缓缓地走着，茫然地看着，微风吻着他们的人流时——松鼠栖在树上舔毛，麻雀在喷泉边觅食，狗儿在栏杆边欢闹，相互嬉戏追逐着。当柔柔的暖风沐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那呆板、漠然的眼神里又多了一种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就是怪异与平静——梅齐·约翰逊觉得她非得大喊一声不可：哦（因为椅子上的那个小伙子让她大吃了一惊，她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
恐怖！恐怖！她想要大喊大叫（她离开了自己的家人，他们警告过她会发生些什么的）。
为什么她不留在家乡呢？她拧着铁栏杆上的圆把手，喊道。
那姑娘，丹普斯特太太想道（她经常在摄政公园里吃午饭，还时常用面包屑喂松鼠），还什么都不懂。在她看来，真的，一个人还是强壮些，懒散些，对自己的期望别太高比较好。她女儿珀西喝酒上瘾。是啊，还是有个儿子比较好，丹普斯特太太想。她曾经有过一段艰难的生活，看见这样的一个女孩子，禁不住要笑。你会嫁人的，因为你很漂亮，丹普斯特太太想。结婚后，她想，你就会明白了。哦，那些厨师，诸如此类。每个男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可如果我事先就知道了，我是否还会那样选择呢，丹普斯特太太想，她不禁想要对梅齐·约翰逊低语几句。让自己这张沟壑纵横的、皮肉松弛的老脸上也能感受到一个怜悯的亲吻。因为人一辈子都不容易，丹普斯特太太想。她还有什么没有奉献出来呢？玫瑰，身材，还有她的腿（她把臃肿的双腿藏到裙子底下）。
玫瑰，她讽刺地想道。一派胡言，天哪。真的说来，吃喝的事，做爱的事，好日子和坏日子，生活不仅仅是玫瑰色的，更有甚者，让我告诉你，凯莉·丹普斯特并不愿意和肯特镇上的别的任何女人交换命运！不过，她乞求怜悯。怜悯，为了那失落的玫瑰。她向站在风信子花坛旁的梅齐·约翰逊呼唤着的，就是怜悯。
啊，瞧那架飞机！丹普斯特太太不是老想着要去国外见见世面吗？她有个侄儿，是个云游四方的传教士。那飞机飞快地冲向云霄。她总是由马尔盖特出海，但从来不会去看不见陆地的远方，不过她受不了怕水的女人。那飞机迅疾地俯冲过来——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又重上云霄。一定是个可爱的小伙子在驾驶飞机，丹普斯特太太断定，飞机消逝在天际。它高高地飞过了格林尼治，飞过了所有的船桅，飞过了一座座灰色的教堂，飞过了圣保罗大教堂和别的教堂，直飞到伦敦的另一头。那里有辽阔的田野，深棕色的树林，爱冒险的画眉在那里大胆地蹦来跳去，眼睛飞快地一扫，叼起了一只蜗牛，往石头上猛敲，一下，两下，三下。
飞机越飞越远了，直至除了一个亮点外什么都看不见了。一份渴望，一份关注，一个象征（班特利先生这么认为，他正在格林尼治全力以赴平整一块草皮），人类灵魂的象征。班特利先生坚定地相信，一边清扫着雪松的四周，通过思想的方法，通过爱因斯坦、推理能力、数学、孟德尔法则，人类可以超越肉体，超越自己的居所——飞机继续向远处疾飞而去。
之后，一个衣衫褴褛、相貌平平的男子拿着一只皮包站在圣保罗大教堂的台阶上，踌躇不前，因为不知道进去会得到怎样的欢迎、怎样的安慰。有多少上面飘扬着旗帜的坟墓，它们是胜利的标志，但不是战胜了军队的标志，而是战胜了想要追求真理的精神，他想道。正是这种麻烦的精神造成了我现在没有立足之地的局面，而且，教堂提供的是伙伴，他想，邀请你成为这个团体的一员。伟人们属于这个团体，烈士们为它献身。为什么不进去呢，他想，把这只里面塞满传单的皮包放到圣坛和十字架之前，它们象征的是超越了追求、探索和文字的堆积之后的升华，从而成为一种彻底的精神食粮，成为虚无缥缈的、如幽灵般的存在——为什么不进去呢，他想道。正在他犹豫不决之时，那架飞机飞过了卢德门圆形广场的上空。
多么奇怪，多么宁静。除了车流声外，四围一片岑寂。飞机仿佛无人驾驶一般，全凭它自己的意愿疾飞。眼下，它正斜斜地飞着，又笔直地冲上云霄，如处于一种陶醉的状态中。只为了纯粹的狂喜，后面喷出一条盘旋的白烟，写出了一个T、一个O和一个F。
“他们在看什么呀？”克拉丽莎·达洛维问为她开门的女佣。
这幢房子的客厅如地窖一般凉爽。达洛维夫人把手罩在眼睛上面，在女佣人露西关上房门时，她听见了露西的裙子窸窣作响，她感觉自己像个远离了尘嚣的修女，感觉到面纱亲切地裹住了自己的脸庞，感觉到往日的虔诚得到了报偿。厨娘在厨房里吹口哨。她听见打字机的咔哒声。这就是她的生活，她在客厅桌子前垂下头来，沉醉在这份感动里，感觉到获得了祝福，得到了净化。她拿起记录着电话留言的便笺纸，自言自语地说道，这样的时刻就是生命之树上发出的新芽，是在黑暗中绽放的花朵，她想（仿佛是一朵可爱的玫瑰，只为了愉悦她的眼睛而绽放）。她一刻也没有信仰过上帝，但正因如此，她拿起便笺纸，想着，她就更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对佣人们，是的，对狗儿和金丝雀，对高于一切的她的丈夫理查德心怀感恩。他就是她生活的基础——必须感恩那些快乐的声音，那些绿色的灯光，甚至要感恩那个吹口哨的厨娘，因为沃克太太是个爱尔兰人，整天都喜欢吹口哨——她想道，必须报答这些悄悄储存下来的美妙时刻。她拿起便笺纸，露西站在她旁边，想要向她解释：
“太太，达洛维先生……”
克拉丽莎读着便笺纸上的电话内容，“布鲁顿女士想知道，达洛维先生今天是否可以和她一起共进午餐。”
“太太，达洛维先生让我告诉您，他出去吃午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