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次跟山姆谈话之后，西莉亚很快就看出，山姆已经悲惨地垮掉了，他之前的精神已经消散，对公司的领导工作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了。西莉亚虽然感到不安，但也只能接受现实。

山姆每天还是会来上班，开着他的那辆银灰色的劳斯–宾利轿车，把车停放在车库的相应位置。偶尔他会与西莉亚同时到。西莉亚坐的是公司配的那辆有司机开的专车，对这种安排她心里很感激，因为这样一来，上下班的路上她就可以工作、可以看文件了。如果同时到达，她就和山姆一起去公司总部大楼，穿过玻璃隔成的走廊，再乘坐电梯，去领导人办公的第11层。他们有时会聊几句，但是如果说话的话，总是西莉亚先开口。

山姆一进办公室，基本上就不再出来。没有人打听他到底在干什么，反正送到他那里的都是一些内容不痛不痒的备忘录，不会有什么重要的文件。虽然管理层会议都会在事前通知，但是山姆总是无所顾忌的缺席。

所以，从回来的第二天起，西莉亚无疑就坐上了头把交椅。

凡是需要领导层决策的最重要问题都交给她来办，其他一些搁置的问题也请她解决。她处理这些事情时机敏果断、合乎情理、目标明确，这已经成了她的标签。

和律师们一起开会占用了她很多时间。

蒙太尼和药品撤回事件公之于众之后，公司马上就迎来了第一批指控。有些案子看上去证据确凿。美国已经有一些畸形儿出生了，其中也有早产儿，其体态与其他国家服用蒙太尼的孕妇生下的畸形儿类似。

这样的案子势必会越来越多。公司内部估计，在美国由于蒙太尼而致残的畸形儿总数超过400例。这是按照法国、澳大利亚、西班牙、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统计估算出来的，还考虑了蒙太尼在这些国家销售的时间、数量以及美国相应的情况。

在其他的诉讼中，有的是那些用过蒙太尼但还怀着孩子的母亲提出的；这些起诉者大多是担心以后产下畸形儿，因而指控菲尔丁–罗斯失职。有少数指控估计是由于一些人无聊或者试图欺诈，但是所有这些起诉都得认真对待——这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钱财。

至于开支，这是西莉亚完全陌生的课题——她必须尽快了解，她发现，菲尔丁–罗斯有数额达1.35亿美元的产品责任保险。另外，出于同样的目的，公司还在内部储备了2 000万美元。

奇尔德斯·昆廷律师对西莉亚说：“1.35亿美元，听起来不少，也许够我们支付所有的赔偿要求。但是，我可不会全指望它，你可能还要从别处筹点儿钱。”

昆廷年逾古稀，白发苍苍，彬彬有礼，一派长者风范。他是华盛顿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专门从事医药方面的法律事务，特别善于为被追讨赔偿损害的被控方辩护。这家事务所受聘常年为菲尔丁–罗斯提供法律建议。

西莉亚了解到，昆廷在同事中以“庭外解决家”闻名。“庭外”指“法庭以外”。这是因为他谈判有术，知道如何可以不经过法庭程序，通过谈判就解决原告的诉求。按公司的一位律师对他的评价来说：“他像一个玩扑克的高手，有敢于下大赌注的胆量。”

西莉亚很快就认定奇尔德斯·昆廷值得信赖，她喜欢他的为人，这也是她信赖他的原因之一。

“亲爱的，你和我必须做的事就是，”昆廷像在对心爱的侄女讲话，“尽快解决索赔要求，既要合情合理，又要慷慨大方。这两点对于控制这种灾难性的局面至关紧要。说到大方，要切记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一件与蒙太尼相关的案子到了民事法庭，如果被判决赔偿几百万美元的话，那会给接下来的案子设一个先例，这样赔下去，你们公司就得破产了。”

西莉亚问：“不经过法院，真的可能解决一切问题吗？”

“可能性比你想的要大。”他继续解释。

“当孩子受到悲惨而无法挽回的伤害后——像蒙太尼造成的这种伤害，做父母的第一反应就是绝望，然后是愤怒。在愤怒中，那些父母就要惩治给他们造成痛苦的人，所以就会求助于律师。做父母的最想要对方——像俗话说的那样——吃官司。”

“可是，我们当律师的很实际。我们知道，我们在法院打官司有时候会输，有时候输也并不是因为正当的原因。我们还知道，审判前有各种手续，法庭要处理的案子太多，忙不过来，还有当事人策划的拖延战术等，能让案子拖几年才开审。这样一来，即使我们打赢了官司，要是原告再上诉，还可以再拖几年。”

“律师们也清楚，等他们的当事人度过最开始的愤怒阶段，接着就会变得厌倦，失望。审理前的准备工作开始主导他们的生活，消耗他们精力，总是勾起他们的伤心事。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巴不得快点儿解决问题，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是，”西莉亚说，“这些我能理解。”

“还没说完呢。那些办理人身伤害案件的律师，也就是我们要对付的那些律师，不仅要照顾当事人的利益，也要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很多承办这种案子的律师把赔偿金的分成当作佣金；如果官司打赢了，他们能得到1/3的赔偿金，有时候会更多。但是，律师有他们自己的账单要付，比如事务所的房租，孩子们上大学的学费，到期的抵押贷款，上个月的信用卡账单等……”昆廷耸耸肩。“他们跟你和我都一样，都希望快点儿把钱弄到手，不喜欢不确定的、遥远的未来，这正是问题得以解决的一个因素。”

“我觉得，”西莉亚刚才有点儿走神，这时她说，“回到公司以后，我觉得自己变得冷漠无情，斤斤计较，对蒙太尼以及所发生的一切，光从钱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了。”

昆廷说：“我对你很了解，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而且，亲爱的，怕你有别的想法，我需要跟你明说，我对这场可怕的悲剧并没有无动于衷。是，我是得工作，我还要做好它，可是我也是一个父亲、是一个祖父，对那些一出生就被毁了的孩子们，我也感到心痛。”

经过这次和其他几次谈话，他们决定再追加5 000万美元，以备赔偿之需。

另外，还有一笔迫在眉睫的开支，估计要支付800万美元，才能将蒙太尼全部收回销毁。

当西莉亚把这些开支转告塞思·范戈尔德时，他只是严肃地点点头，似乎不像西莉亚估计的那样吃惊。

“年初以来，我们有两件事还算走运，”审计员解释说，“一件是非处方药的销售情况很好，销售量大大超过预期；还有，由于汇率波动我们意外地获得了一大笔‘一次性’的收益。当然，通常说来，有这两笔进账，股东们就能得到分红，但是按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两笔意外之财都得作为准备金归到额外追加的5 000万美元中去。”

“好吧，咱们先感谢这两笔钱吧。”西莉亚说。她记得，她一度瞧不起的非处方药部门，已经不止一次帮助菲尔丁–罗斯渡过难关。

塞思接着说：“另外一件走运的事是，从英国传来了好消息。我想你已经知道了。”

“嗯。我读过报告了。”

“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就凭那些报告，银行也会贷款给我们的。”

西莉亚对哈洛研究中心取得进展感到高兴。那里研制出的新药令人振奋，看样子，肽7号不久就能问世。而所谓的“不久”，在药物研发的概念里，意味着还要等两年才能将药物送交药品管理部门批准。

西莉亚想把山姆重新拉回到公司的决策工作中，她还找他谈过英国传来的这个最新消息。

由于哈洛研究中心是按山姆的意见设立的，又是靠他的奔走努力，才得以一直获得经费，她估计如果山姆听到这个消息，会因为他的信念得到证实而感到高兴；而西莉亚也希望以此来安抚他低落的情绪。结果并不如意。山姆的反应很冷淡。西莉亚建议他和马丁·皮特–史密斯谈谈，以便对那个成果做出估计，但是这也被山姆拒绝了。

“谢谢，我不去，”他对西莉亚说，“我相信通过别的方法，你也可以了解到你想知道的情况。”

即使山姆态度冷淡，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哈洛研究中心对公司的未来至关重要。

还有别的好事。

文森特·洛德多年来一直在做一种研究，化学术语叫作“淬灭自由基”，这项研究如果成功，能把一些不良药物的危险副作用消除掉，使它们成为良药。这项研究终于有了积极成果，充分表明它有希望成为洛德多年梦寐以求的科学上的重大突破。所以，现在菲尔丁–罗斯在美国的研究中心把大规模的科研力量都投入其中，做最后的冲刺。

英国那里的肽7号显然会率先上市，而文森特·洛德的发明——暂时命名为“己菌素W” ——很可能只用再等一两年就可以上市。

第二项研究进展还起到了另外的作用。它使洛德在菲尔丁–罗斯的前途更有保障了。考虑到洛德曾强烈鼓吹过蒙太尼等原因，西莉亚开始还想过等有机会就把他换掉，但是他现在似乎对公司太重要了，不能失去他。

这样，出人意料地，尽管仍然笼罩在蒙太尼的阴影中，公司的处境却忽然变得光明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