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法相信你说的这句话是认真的,”西莉亚说,“你竟然想让药物研究由那帮破坏社会保障法的政客来操纵把持吗?他们总是捞取政治油水,无力平衡预算,为了拉选票连最亲近的人都出卖。唉,要按那样安排,青霉素到今天也上不了市!好吧,就算我们承认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并不完善,但比起你那主张不知要好出多少,而且还更合乎道德一些。”
斯塔弗利好像压根儿就没听见,只顾往下讲。“你们那宝贝行业要等到挨规章条令当头一棒以后,才会把药品的禁忌标出来。甚至到了今天,你们拼命想使标出的信息越少越好,而且往往能得逞。不仅如此,一种新药上市之后,你们就对它的副作用闭口不谈,狠心地一抬手就把那些资料打发进公司的档案里。”
西莉亚争辩说:“这是胡言乱语!我们根据法律要求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报告药品的副作用,哦,或许会发生少量这种事,但那是由于有人疏忽了……”
“就我们组织所了解的情况,这种事可实在不少。至于没了解到的,我敢说还有更多。这是非法隐瞒真相!不过会不会由司法部提出起诉呢?不会的,因为你们的人收买了大批在国会山活动的说客……”
好吧,西莉亚想,她是到这里来征求意见的,这不是有了吗?她索性听下去,偶尔插上一两句。就这样,原定的10分钟就成了1个小时。斯塔弗利曾提起西莉亚也知道的一场新近发生的纠纷。有家制药公司(不是菲尔丁–罗斯)生产的供医院使用的静脉注射液出了问题。该注射液应该是无菌的,但实际却发现有些注射液瓶的瓶盖有毛病,因此注射液里钻进了细菌,由此引起了败血症,造成几个病人死亡。
难办的局面是这样的:一方面,已知有污染的瓶子数量不多,把全部的坏瓶子清查出来也能办到,由于制造方面的问题既已发现又得到纠正,将不会再出现类似情况;但另一方面,如果禁用医院药库里的这种静脉注射液,则会造成注射液严重短缺的局面,势必使更多的病人死亡。这个问题在医院、制药公司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之间争执不下已有好几个星期了。斯塔弗利博士批评她目睹的这桩事,说这是一个“不光彩的例子,证明制药公司故意拖延时日,不肯收回它的危险产品”。
“这件事我碰巧也知道一点儿,”西莉亚说,“对于这个问题,有关各方都在设法解决。就在今天上午,我听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决定禁用现有的这种静脉注射液,准备在周末前写好通知,星期一上午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
斯塔弗利目光犀利地盯了来访者一眼。“你有把握?”
“绝对有。”这消息是那个制药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讲的,西莉亚认为此人说话可靠。斯塔弗利把这事记在桌上的本子里。她们又继续交谈,最后话题转到了蒙太尼上。
斯塔弗利说:“我们这个组织即使到现在也要尽一切力量,阻止那种试验得很不充分的药上市。”
西莉亚听腻了这种单方面的指责,回了两句。“说蒙太尼试验不充分,简直是笑话!而且,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批准了。”
“为了公众的利益,必须撤销批准。”
“为什么?”
“澳大利亚有一个案件——”
西莉亚不耐烦地说:“澳大利亚的那个案子,我们知道。”接着,她阐述了医药专家们是如何驳斥了原告在法庭上的指控,讲了当地法庭以及澳大利亚政府为此举行的听证会所得出的结论,证明蒙太尼是无害的。
“那些专家的见解,我不同意。你看过审理此案的正式记录吗?”斯塔弗利说。
“我看过有关此案的详细报告。”
“我没问那个。我是问,你可曾看过审理此案的正式记录?”
西莉亚只得承认说:“没看过。”
“那就把它看看吧!等你看过了再来谈蒙太尼。”
西莉亚叹了口气。“我看我们再谈也谈不出什么结果。”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这正是一开始我就给你讲过的。”
她那咄咄逼人的眼睛中,总算第二次露出一丝笑意。西莉亚点点头,“而且你说对了,但不是在其他问题上,只是在这一点上。”
斯塔弗利博士已低下头,继续阅读西莉亚来之前她正在读的东西,最后只抬头瞟了西莉亚一眼。“再见,乔丹。”
“再见。”西莉亚说完就往外走,她穿过那沉闷的办公室,再走到外面同样阴沉沉的大街上。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西莉亚由曼哈顿驱车返回莫里斯敦的途中,又开始思考斯塔弗利博士的性格。斯塔弗利当然很有献身精神,但也有点儿着了魔。同样清楚的是,她缺少幽默感,非让自己显得不可冒犯。西莉亚从前也碰到过这种人,要跟他们做认真而客观的交谈总是很难。
他们惯于绝对地、对立地看问题,什么事不是白的就是黑的,没法让他们收起对立的看法,转而用生活中常见的那种略带灰色的中间观点来看待问题。
另一方面,这位协会主席显然消息灵通,口齿伶俐,处事条理清楚,她机灵的脑子可能已达到出类拔萃的程度。她在医学上的资质使她具有一种身份,自然而然地有权要求人家听取她对处方药的意见。与西莉亚自己的见解相比,她的有些见解并无太大差异。西莉亚想起:自己14年前说到me-too那种药和“改掉一些分子结构”时,口气也跟斯塔弗利相近。今天下午,她用来对付斯塔弗利的论点,就是当年山姆·霍桑回答她时提出来的。虽说自己用了那些论点,但对它们的正确性仍不十分信服。
但是,斯塔弗利在强调制药业的缺点时,未免失之偏颇,无视这个行业在推动科学发展和增进健康方面做出的人道主义的积极贡献。西莉亚曾听到有人把美国医药工业说成是“国宝”,她认为这个讲法总的来说是对的。但斯塔弗利竟有那种幼稚而荒谬的主张,要让政府来操纵医药界的科研工作;而且她对蒙太尼既有极大的误解,又有极深的偏见。
总之,斯塔弗利及其协会是强劲的对手,不能忽视或小看。
西莉亚的一处疏忽给斯塔弗利抓住了,使她想起来颇为懊恼:她没有看过澳大利亚审理蒙太尼案件的正式记录。这个疏忽她准备在下星期弥补一下。
后来,在当天吃晚饭的时候,西莉亚向安德鲁谈起她走访争取公民安全用药协会的经过,也谈起自己的一些看法。安德鲁和往常一样,提供了颇为明智的意见。他说:“像莫德·斯塔弗利、西德尼·沃尔夫、拉尔夫·纳德之类的社会活动家,你可能会觉得他们很难相处,有时可能会对他们非常反感。但这类人真的少不了,你们的行业需要这类人,就像通用汽车公司和其他汽车公司在纳德出场之前就需要他这种人一样。因为纳德总在挑刺儿,这才使得汽车——供咱们大家用的——质量更好,更安全可靠。拿我来说吧,就对纳德感激不尽。现在,斯塔弗利和沃尔夫也正在使你们这一行的人头脑清醒。”
“这点我承认,”西莉亚叹了口气,“但要是他们更客气一些、讲理一些,该有多好!”
安德鲁摇摇头。“人家要是像你说的那样,就当不了有成就的社会活动家了!还有一点,如果他们不顾情面,不讲道德,像他们有时表现的那样,这时你就该问问自己:他们那一套是从哪儿学来的?亲爱的,答案是:从你们这样的大公司学来的。因为在没有人盯牢这些公司时,他们就不顾情面,不讲道德。”
西莉亚如果能目睹那天下午她离开以后,争取公民安全用药协会办公室里所发生的事情,她对安德鲁讲的最后那段话或许会理解得更深刻一些。
斯塔弗利博士把助手叫来问道:“刚才同我谈话的女人走了吗?”
听到“走了”的答复之后,她就吩咐助手,“明天上午我要举行记者招待会,能安排多早就多早。你通知他们,事情紧急,关系着医院和病人的生死存亡,务必请电视台和通讯社的人到场。会上要同时发布新闻,我现在就来起草。今晚必须有人来干活……”
简洁明快的指示不断地在发出,第二天上午10点记者招待会开始了。
面对着记者和摄像机镜头,斯塔弗利博士侃侃而谈,讲她头天和西莉亚谈过的静脉注射液的问题——瓶子被细菌污染,导致败血症,据信有几例病人因此死亡。但这位协会领导人既没有提到西莉亚,也没有提到西莉亚向她透露的消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决定禁用有关公司已生产的此种注射液,这一决定将在星期一宣布。相反,斯塔弗利声明:“鉴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生产出这种足可致命的东西的公司未对此事采取任何行动,本协会对之深表遗憾。而且,我们要求——对,是要求——停止使用这种静脉注射液的全部存货,并将其收回……”
效果立即显示出来。各大电视台在当天晚间的国内新闻节目里播出此事,第二天的星期日报纸以显著位置进行了报道,有不少报道还附有美联社拍摄的斯塔弗利讲话时的照片。因此,当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星期一公布它的决定时,大多数记者——懒得去核实——就写出了这样的报道:“今天,对莫德·斯塔弗利博士及其协会所提出的要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迅速做出反应,宣布各医院停止使用……”
对争取公民安全用药协会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突然袭击。此后不久,在吁请人们捐款的邮寄小册子上,非常突出地用上了这次胜利。西莉亚密切注意这件事的变化发展,心里很不是滋味。她没有向任何人吐露她和此事的牵连。她受到了一次教育,她意识到那天她太不小心,太愚蠢,结果被一个谋略大师利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