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费舍尔高速公路北面的汽车装配厂，副厂长马特·扎列斯基很高兴今天是星期三，满头灰发的他是汽车行业的老员工了。

并非这一天不会有紧急事件，或者未了之事——这是哪一天都不能幸免的。今晚，像其他任何一个夜晚一样，他都会疲乏地回到家，虽然感觉比自己53岁的实际年纪还要老，但却依然要说服自己第二天再回到高压熔炉里度过一天。有时候，马特真希望自己能够找回年轻时曾有的体能，不论是刚接触汽车生产的时候，还是在“二战”中做空军投弹手的时候。还有的时候，他自己也会这样想，徐徐回望战争岁月，自己曾留下了令人钦佩的战斗记录，可即便当初硝烟四起的欧洲战场，也远不及如今这一职业危机四伏。

才几分钟的时间，他就已经走到了位于装配厂夹层用玻璃板围成的办公室里，甚至一边脱着外套，一边已经用眼睛扫视了一遍书桌上带有红色标签的备忘录——工会表达了不满，他也意识到，这件事如果得不到及时妥当的处理，可能会引发全厂范围的罢工。毫无疑问，旁边的一堆文件里还有更多的烦恼——都是伤脑筋的事，包括关键物资短缺（每天都会有一些）、质量控制需求、机器故障，或者以前没有人想到过的新难题，这些问题或者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阻断流水线的正常运转。

扎列斯基拖着矮胖的身子径直坐在灰色金属书桌前的椅子上，像他往常一样短促地抽动着。他听到了椅子在抗议——提醒着他如今超重的身材和挺着的“啤酒肚”。他想想就难为情，他用手挤了挤肚子上的赘肉，连B–17轰炸机那窄小的前舱都进不去了。他盼着这种担忧能帮忙减掉几磅[1]肉；然而，事与愿违，他好像反而又涨了几磅，尤其是在弗雷达过世以后，夜晚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形单影只的他只有去冰箱拿吃的东西一点儿一点儿地打发时光。

但是，至少今天是星期三啊。

首先要做的是，他拨打内线电话接到总机。此时，秘书还没来，记录员接听了电话。

“给我把帕克兰和工会委员找来，”副厂长下令道，“赶快让他们到我这里来一趟。”

帕克兰是一个领班。而工会委员，外面的人都很清楚他指的是谁，因为他们都知道他书桌上红色标签的备忘录。在工厂里，坏消息好似熊熊燃烧的汽油一般，总是能够迅速蔓延。

那堆文件还没有动过，尽管他很快就必须得做出处理。这会儿他正郁闷地思量着导致流水线停工的多种原因。

不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流水线的停工和停产，对马特·扎列斯基来说，都像是一把深深刺入身体的利剑。他工作的职责，他个人存在的目的，就是维持流水线的正常运转，保证成品汽车以每分钟一辆的速度开出流水车间。就如同变戏法一样，有些时候，马特自己也感觉，生产汽车的流水线就像是一次性往空中抛接15个球的杂耍一样。高管对杂耍行为并不感兴趣，对理由和借口也是一样。结果才最重要，比如配额、日生产量、生产成本。但是，如果流水线停了，他很快就会收到消息。时间每流失一分钟，就意味着一辆汽车不能完工，而造成的损失将永远无法弥补。这样一来，即便是两三分钟的生产中断，也会损失掉几千美元，因为即使流水线停了，但是工人工资和其他费用的支出不会停。

但是，至少今天是星期三啊。

内线电话响了，“他们来了，扎列斯基先生。”

马特·扎列斯基喜欢星期三的原因很简单。星期三相比星期一，已经过了两天，而离星期五也只剩两天。

在汽车厂，星期一和星期五都是管理层最痛苦的日子——因为缺勤问题。每个星期一，不来报到上班的小时工比任何一个工作日都多；而星期五仅次于星期一。这是因为通常是星期四发薪水，很多工人拿到钱后就会开始一个酩酊大醉或者逍遥吸毒的悠长周末，而这之后的那个星期一，就是他们补觉醒酒的日子。

这样一来，要在星期一和星期五，这样人手紧缺的情况下维持正常生产，就成了一个大问题，相比之下，其他问题也就都变得无足轻重了。工人们就像中国跳棋里的弹珠棋子一样，被不停地移来移去。有的人会从自己熟悉的岗位上调走，去做自己从来没做过的工作。在正常情况下给轮胎上螺母的工人可能被调去安装前护盖——他们往往只是了解最基本的操作指示，有时候甚至完全不了解。还有的工人，是从机动工储备或者是像装载卡车、打扫卫生这样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工种，匆忙调集补位到急缺人手的岗位上去的。有时候，他们很快就能领悟并适应临时替身的角色；但也有时候，他们可能一整班的时间都在安装加热器管夹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结果，却装反了。

问题不可避免。星期一和星期五出产的汽车，很多都是粗制滥造拼凑而成的，给车主留下了“内置隐患”，因此那些了解内情的人都会像躲污染物一样避开这些车。有几个了解内幕的大城市经销商，由于销售量大而在工厂掌握权势，就会坚持要求给重要客户的车必须是在星期二至星期四生产的；而了解潜规则的客户，有时候也是抱着这个目的才去找大经销商的。给公司领导和他们朋友的车，无一例外，全都安排在一周工作日中间的几天生产。

副厂长办公室的门猛然打开。他找的领班帕克兰懒得敲门，大步流星地直接跨了进来。帕克兰肩膀宽厚，骨架宽大，年近40岁，看起来比马特·扎列斯基大概年轻15岁。要是在大学里，他很可能会是橄榄球队的后卫。不同于工厂里许多其他的领班，他看上去好像很有权威的样子。同时，他好像已经准备好去面对麻烦的到来了，甚至是有一点儿期待。这个领班怒目而视。扎列斯基注意到，他脸上右颧骨的下方有一块深色的瘀青。

扎列斯基并没有在意他进门的方式，示意他坐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休息一下，先消消火气。”

他们隔着书桌，面对面地坐着。

“关于之前发生的事，我想听听你的说法，”副厂长说道，“不过，别耽误时间，因为照这个上面说——”他用手指了指贴有红色标签的申诉报告，“你可是扔了一块烫手的山芋给大家。”“凭什么把责任都推给我？”帕克兰瞪着他的上级领导，瘀青上方的脸涨得通红。“我是开除了一名员工，因为他跟我动手。而且，我心意已决，你要是有点儿能耐、讲公道，就最好支持我！”

马特·扎列斯基提高嗓音，用从工厂车间学来的“公牛吼”扯着嗓子嚷道：“别在这儿胡说八道，马上住嘴！”他没打算让局面失控，更理智了一些，他吼了一声，“我说了，先消消火气，我是认真的。等时候到了，我自然会决定该支持谁。还有，别再让我从你嘴里听到什么能耐、公道的鬼话。懂了吗？”

他们四目相对，紧紧注视对方。帕克兰先把目光移开了。

“好吧，弗兰克，”马特说。“咱们重新来过，但这次，你必须得对我说实话，从头开始。”

他和弗兰克·帕克兰认识很长时间了。这个领班记录良好，通常对手下的工人也算公正。能把他激怒成这副样子，可见，这次的事情不同寻常。

“有个活儿弄错了，”帕克兰说，“有个孩子，我猜他是新来的。在拧螺栓柱时，他挤到下一个人的工位上去了。我想把他的活儿复位。”

扎列斯基点点头，这倒是常事。一个工人只负责一步，每走一遍操作流程都多花几秒钟。随着流水线上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地经过，他跟着汽车一点点地移动，位置也就逐渐改变了，所以他很快就侵入了下一个操作员的地盘。领班看到之后就会完成自己的职责，帮工人复位到他原本正确的位置上。

扎列斯基不耐烦地说：“接着说下去。”

还没等到领班开口，办公室的门就再次被打开，工会委员进来了。他是一个小个子，面色粉嫩，戴着厚片眼睛，感觉为人挑剔很难取悦。他名叫伊利亚斯，之前一直是流水线上的工人，直到几个月前的工会选举（才当选工会委员）。

“早上好，”工会委员对扎列斯基说，他向帕克兰略微点点头，没有讲话。

马特·扎列斯基招手让他到椅子上坐下。“我们刚要说到正事儿。”

“您可以省去很多时间的，”伊利亚斯说，“如果您看了申诉报告的话。”

“我已经看过了。但是，有时候我也不想只听一面之词。”扎列斯基示意帕克兰继续。

“我所做的一切，”领班说，“就是叫了另一个人过来，然后对他说，‘给我帮这伙计复位到他的工位上’。”

“你说谎！”工会委员向前耸耸肩，用责难的语气说道；然后，他转向扎列斯基，“他当时的原话是‘把这小子复位’。而刚好被他叫作‘小子’的那个人，是我们的一位黑人兄弟，‘小子’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无礼冒犯的称呼。”

“噢！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帕克兰的声音中带着愤怒和厌恶，“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觉得我在这里待了这么长的时间，还不知道这个词应该怎么用吗？”

“但是，你还是说了这个词，不是吗？”

“可能吧，但只是可能。我并不能肯定我说了，因为我记不清了，这是真的。但是即使真的说了，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只是说漏嘴了，仅此而已。”

工会委员耸耸肩，“现在随你怎么编故事了。”

“不是编故事，你这个不要脸的！”

伊利亚斯站起来，“扎列斯基先生，我在这里，正式代表汽车工人联合会告诉您，如果就是这种语言……”

“这种语言不会再有了，”副厂长说，“请坐吧，既然我们现在说到正题了，我建议你还是别老用‘说谎’这个词。”

帕克兰大失所望，砰的一声往桌面捶了结实的一拳。“我说不是编故事，就不是编故事。而且，那个孩子当时根本没留意我的话，至少在所有这些大惊小怪、小题大做之前没有。”

“他可不是这么说的，”伊利亚斯说。

“现在可能不是了，”帕克兰向扎列斯基诉说，“听着，马特，那个站错位的小伙子只是一个孩子。一个黑人孩子，可能也就17岁。我对他没有什么意见。他动作慢，但是他在干自己的活儿。我有一个弟弟跟他差不多的年纪。我回家见到他时也会说，‘那小子呢？’没人会多想一点儿。这次的事情本来也是这样，直到另外那个人——纽柯克插手进来。”

伊利亚斯反复坚持说：“不过，你现在不是承认你说了‘小子’这个词了吗？”

马特·扎列斯基不耐烦地说，“好吧，好吧，他说了。咱们就在这一点上统一妥协吧。”

扎列斯基克制住自己，如同以往厂里爆发种族问题的时候一样。他本身偏见很深，对待黑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存在抵触情绪的。这是自幼在他出生的那个波兰裔居多的怀恩多特市郊耳濡目染形成的。在那里，波兰裔家庭都带着轻蔑的目光看待黑人，视他们为游手好闲、无事生非的不逞之徒。而反过来，黑人也讨厌波兰人，即便在今天的底特律，这种根深蒂固的仇恨依旧没有化解。扎列斯基出于工作需要，已经学会了掩饰自己的本心；要管理一个有着这么多黑人工人的工厂，你可不能流露出半点儿偏见，至少不能经常显露出来。就在刚刚，伊利亚斯讲完最后一段话之后，马特·扎列斯基不禁想要插嘴：就算他喊了“小子”，又能怎么样？这有什么区别？领班叫他去，就让这小子复工不就行了。但是，扎列斯基知道，如果这么说，麻烦就又要重演了，而且可能会比之前更严重。他没有把这些话说出来，而是吼道：“重要的是，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呵呵，”帕克兰说，“我还以为我们说不到这段呢。我们当时已经基本上都把工位调整恢复了，但就在这个时候，纽柯克那个大家伙出现了。”

“他也是一个黑人兄弟。”伊利亚斯说。

“纽柯克之前一直在流水线下面干活儿。他开始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听别人跟他说了一嘴。他就冲上来叫我‘种族歧视猪’，还下狠手打了我。”领班用手指着自己脸上的瘀青，从他进办公室以后，脸肿得更加厉害了。

扎列斯基毫不客气地问：“你还手了吗？”

“没有。”

“幸亏你还有点儿头脑。”

“我有头脑，好吧，”帕克兰说，“我开除了纽柯克。当场就叫他走人。在这儿，没有人在揍了领班之后还能逍遥法外的。”

“这事我们得再看看，”伊利亚斯说，“很多事情都要看情况，尤其是当时挑衅的情况。”

马特·扎列斯基用手捋了捋头发，他自己怎么就只有这么点儿头发。本来，所有这些令人不快的局面都应该交给厂长麦肯农处理的，但是他人不在这儿。他在10英里开外的员工总部开会，主要讨论的是“猎户星”这款即将投产的超级神秘新车。有时候，马特·扎列斯基感觉麦肯农好像已经退休了，不过离他正式退休其实还有6个月呢。

现在，这个“烫手山芋”就落到了马特·扎列斯基的手里，和以前一样，这也是一桩棘手的纠纷。扎列斯基根本不可能继任厂长，而且他也知道这一点。他已经被召去看过了自己的官方评估，那个夹着评估记录的皮革活页本永远都摆在生产副总裁的办公桌上。这样就方便副总裁在每次需要任命或者提拔新人的时候，翻开来做参考。马特·扎列斯基那一页，除了照片和其他细节信息，还写着：“此人安排在目前的管理岗位最恰当。”

全公司的要员都知道，这种装腔作势、虚情假意的官方辞令其实就是在说，“没你什么事了”。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这个人升到这个位置已经够高了，这个职位估计一直会是他的，但是不会再升职了。

按照公司规定，不论什么人的档案里被写下那样一条致命的结论，都必须告知本人。这也是为什么马特·扎列斯基一个月前就知道，自己再怎么升也不会超过现在副厂长的位置了。虽然在最初得知消息的时候感觉苦涩失望，不过现在他已经逐渐接受这个事实了。他也知道其中的原因，他的观念太陈旧了，属于穷途末路的那群人——管理层和董事会不想再把更高层的关键岗位交给他了。如今，厂里的高层很少有像扎列斯基这样一步步升上来的——从车间工人、检查员、领班、主管一直到副厂长。他起步的时候，没有工程专业的学位，高中没毕业就去参加“二战”了。但是战后，他用自己的士兵补贴，通过夜校拿了一个学位，之后就开始一路往上爬，他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欧洲堡垒等艰难险阻，活下来的人大多和他一样，充满雄心壮志。然而，扎列斯基后来才意识到，他浪费了太多时间，他开始的太晚了。那些强者，位于汽车公司梯队最顶端的——不论那时，还是现在——都是大学一毕业就直接进办公室的年轻人，初生牛犊，满腔热忱。

但是，这并不能成为麦肯农回避这个问题的理由，他现在还是厂里的“老大”，即便他不是有意为之。副厂长犹豫不决。他完全可以去请麦肯农做主，而且只要在这里打一个电话就可以找到他。

不这么做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他自己也承认，是骄傲；扎列斯基知道，他能处理得和麦肯农一样好，甚至比他还要好。第二，他的直觉告诉他，还不是求救的时候。

扎列斯基突然问伊利亚斯：“工会有什么要求？”

“这个嘛，我和我们的地方主席谈……”

“咱们就把这些省了吧，”扎列斯基说，“我们都知道，早晚得开始谈，就直接说你们想要什么吧。”

“那很好，”这位工会委员说，“我们坚持三点。第一，纽柯克即刻复职，而且要补偿他在这段时间的损失。第二，向涉及的两位兄弟道歉。第三，开除领班帕克兰。”

帕克兰原本懒洋洋地向后倚着，突然猛地往前坐起来。“上天啊！你们的要求倒是不多呀。”他用讽刺的语气发问：“只是出于好奇，我是应该在被开除之前道歉？还是开除了之后再道歉？”

“公司要有一个正式的道歉，”伊利亚斯答道，“至于你是不是懂得礼貌去道歉，全由你自己决定。”

“本来就是由我决定。就别让他们屏气凝神地等着了。”

马特·扎列斯基厉声说：“要是你自己能多屏一会儿气，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乱成一团了。”

“你不会是要告诉我，他说的这些你都同意了吧？”领班生气地朝伊利亚斯打了个手势。

“我还没有找谁商量呢。我现在需要先想一想，而且你们俩各执一词，我还要去听听别人的说法。”扎列斯基拿起他身后的电话。背对着那两个人，拨打了一个号码，等待着。

等他想找的那个人接了电话，扎列斯基只是问了一句：“下面的情况怎么样？”

电话那一头传来一个柔和的声音：“马特？”

“对。”

除了电话那边谨小慎微的回应，扎列斯基还能听到对方车间里刺耳的噪声。他总是惊叹，居然有人能够在那般嘈杂的工作环境中生存下去。即便是他自己，在流水线上干活的那些年，直到搬进隔绝了大多数喧闹的办公室之前，他也从来没有真正适应过这一切。

他的眼线说，“情况很糟糕，马特。”

“有多糟？”

“那群吸毒佬现在得势了。但你可别说这话是我说的啊。”

“我从来不会，”副厂长说，“你知道的。”

他知道办公室里还有两个人在看他的脸色，便提前转过身来。他们可能会猜测，但是不会知道他是在和一个黑人领班斯坦·莱斯罗普——他是马特·扎列斯基在厂里最为敬重的6个人之一——打电话。

这是一种奇怪的关系，甚至是矛盾的。因为在厂外，莱斯罗普是一个活跃的激进分子，一度曾是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马尔科姆·艾克斯的追随者。但在这里，他却能够恪尽职守，他相信在汽车制造行业，相比于混乱无序的无政府状态，理智能为他这样的黑人争取更多利益。也正是这种态度，使得扎列斯基对他由最初的敌对转为如今的敬重。

现在的这种种族关系局面，是公司的不幸。这里的黑人领班和经理只有很少的几位，但其实应该要比现在多得多，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然而，当下很多黑人工人不想负责任，或者因为他们之中的年轻激进分子而感到害怕，或者只是单纯的没有准备好。事实上，马特·扎列斯基也有不那么种族歧视的时候，如果这个行业的领导者能高瞻远瞩，多往前展望几年，从20世纪40~50年代起就开展意义非凡的黑人工人培训项目，那么现在就会有更多的斯坦·莱斯罗普了。

扎列斯基问道：“他们现在是怎么计划的？”

“罢工吧，我觉得。”

“什么时候？”

“可能是休息的时候吧。也可能会提前，但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这个黑人领班把声音压得很低，以至于扎列斯基不得不竖着耳朵才能听见。他明白对方的难处，再加上他用的电话就挨着装配流水线，旁边就是正在干活的其他工人。有些憎恨权威的黑人同胞即便是同种族的黑人当权，也已经给他贴上了“白鬼”的标签，就算指责的不对也无济于事。除了问几个问题，扎列斯基也不想让斯坦·莱斯罗普的日子更不好过。

他问道：“是有什么事被耽搁了吗？”

“是，这帮瘾君子想要让整个厂子停工。”

“消息都传开了吗？”

“快得你会以为我们还在用丛林鼓呢。”

“有人指出来这整件事是违法的吗？”

“你还有多少这样的玩笑？”莱斯罗普说。

“没了，”扎列斯基叹口气，“不过，谢谢。”说完便挂了电话。

所以，他的第一直觉一直是正确的。没有多余的时间了，从一开始就没有，因为事关种族问题的劳工纠纷总是发展势头很猛，恰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样。现在，一旦发生罢工，得花好几天才能平复下来，让所有人复工；即便只有黑人工人罢工，或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影响也足以导致流水线停产。而马特·扎列斯基的任务就是维持生产，让工厂持续运转。

好像已经看穿他的心思似的，帕克兰催促起来：“马特，别让他们逼你做决定！就算有几个人罢工不干了，我们会遇到一点儿麻烦，但有的时候，原则还是值得我们坚守的，不是吗？”

“有时候的确如此，”马特说，“而技巧在于，要知道是什么原则和在什么时候遵守。”

“做到公正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帕克兰说，“公正实现双向通行，亦上亦下。”他身子向前倾，倚着桌子说，语气诚挚恳切，时不时瞥一眼工会委员伊利亚斯。“好吧，我承认，我在流水线上对伙计们的态度确实比较强硬，那是因为我不得不这样做。领班夹在中间，各类人都要应付。马特，你们这些人，高高在上，成天骑在我们的脖子上抓产量，要产量，要更多产量；不仅要造得快，还得造得好，所有人都会对质量管控提出要求。然后，还有那些干活的——包括像纽柯克这样的，还有其他的领班，要是不小心迈错了一步还得应付工会，而且有时候，还根本不是我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强硬的活儿，我必须强硬起来；这就是生存之道。同时，我也做到了公正。我从来不会因为哪个工人是黑人就区别对待，我可不是挥着鞭子的农场监工。至于咱们现在说的这件事，我所做的——你们说的——叫一个黑人‘小子’。我既没让他去摘棉花，又没让他骑在黑人身上，没让他擦鞋，没让他做任何跟这个词有关的事情。我所做的，只是帮他做好工作。而且，我还要说一点，要是我真的叫了他‘小子’——帮我一把，我也只是说漏嘴了！我会为此说对不起，是因为我感到抱歉。但不是对纽柯克，纽柯克还是得开除。因为如果不开除他，他无缘无故打了领班，还没受罚，今后这个地方就没有什么纪律性可言了，这就是我所说的，要讲公平的意思。”

“你说的有那么一两点我是认可的，”扎列斯基说。讽刺的是，他竟然觉得，弗兰克·帕克兰对黑人工人非常公平，可能比这世界上其他很多人都更公平。他问伊利亚斯：“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