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连这一点都不知道，你又怎么能指望在一生中获得成功？”我恼火地问克罗普。

“内聚力[13]是什么意思？”他对我回应道。

这些没用的东西，我们已经记不住多少了。不管怎么说，那对我们是丝毫用处都没有的。可是在学校里，没有人教过我们怎么样在暴风雨中点燃纸烟，怎么样用潮湿的木柴来生火——或者教过我们刺刀应当戳在肚子上，因为那里不像戳在肋骨里时刺刀会被卡住。

缪勒若有所思地说道：“那又有什么用处啊？我们总得要回去，重新坐在课椅上。”

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说不定会进行一次特别的考试。”

“那也是需要准备的。再说，如果你考试及格了，那又怎么样呢？学生的生活未必就好多少。假如你没有钱，你还得埋头苦读呢。”

“那多少要好一些。不过，那都是些陈词滥调，他们教给你的每一样东西。”

克罗普完全赞成我们的看法：“一个人到过前线这里以后，对待种种事情他怎么会严肃认真啊。”

“可是，你总得有一个职业。”缪勒反驳道，好像他就是坎托列克本人似的。

克罗普用一把小刀在剔着指甲。对他这种讲究修饰，我们都很惊奇。可是，这也不过是在沉思默想罢了。他把小刀放好，继续说道：“正是那样嘛。卡钦斯基、德特林、海伊，都要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去，因为他们本来都是有职业的。希默尔施托斯也一样。我们可从来也不曾有过。经历了这里的种种以后，”他朝前线做了一个手势，“我们怎么还过得惯那种生活呢？”

“我们必须是有额外收入的人，才可以在树林子里过独立的生活——”我说，可是马上由于这种狂妄自大的想法而感到羞愧起来。

“我们回去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缪勒说道，连他也有点茫然了。

克罗普耸了耸肩膀。“我不知道。让我们先回去，到那时就会明白的。”

我们大家其实都不知所措了。“咱们能干些什么呢？”我问。

“我什么也不想干，”克罗普有气没力地答道，“你总有一天要死的，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绝不相信，我们会活着回去的。”

“当我这样想时，克罗普，”过了一会儿，我翻了个身朝天躺着，“当我听到‘和平’这个词的时候，这个念头随即钻到我的头脑里了：万一和平真的出现了，我想我应当至少做出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为了那样一件事情，你知道，在这里受苦受难也值得。可我就是什么也想象不出来。我知道的只是，这种关于职业啊、学习啊、工资啊等等的谈论，它会使我作呕，因为它过去一直是，现在也还是令人厌恶的。我什么也没有找到。”

一时我似乎觉得一切都令我困惑，也没有希望。克罗普也有同样的想法。“我们所有的人今后将会相当艰苦。可是在国内，究竟又有什么人会为此而担心呢？两年在炮弹和手榴弹爆炸声中留下来的印象是不会像脱掉一只袜子那样容易忘掉的。”

我们一致认为，这对于每个人都一样。不光是我们这里的几个人，而且是每处地方，每个跟我们年纪相仿的人，有的人多一些，有的人少一些。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命运。

克罗普把这个意思表达了出来。“战争把我们的一切都毁了。”

他说得对。我们都已经不再是青年了。我们不愿用突击的方式去攻取这个世界。我们却在逃跑。我们在自己的面前逃跑，在我们的生活面前逃跑。我们刚满十八岁，刚刚开始热爱世界，热爱生活，而我们却不得不把它打个粉碎。那第一颗炮弹，那第一次爆炸，在我们的心头炸开了。我们被切断了跟行动，跟渴求，跟进步的联系。我们再也不相信这些东西了。我们相信战争。

办公室里显得很有生气。看来是希默尔施托斯鼓动起来的。走在纵队前面的是一个胖胖的上士。说也奇怪，差不多所有在编的上士，个个都长得肥头胖耳的。

希默尔施托斯跟在他后头，一心想报仇。他的长筒皮靴在阳光中闪着亮光。

我们都站起来了。那上士气呼呼地说：“加登在哪儿？”

当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希默尔施托斯恼火地瞪视着我们。“你们都知道得很清楚。你们就是不肯说。赶快说出来吧。”

那上士搜索似的望了望四周，可是哪里都没看到加登。他就试了下另一个方法。“加登必须在十分钟之内去办公室报到。”然后，他一溜烟地走了，希默尔施托斯跟在他后面。

“我有这样一种心情，下回我们去构筑工事的时候，我倒要让一卷铁丝网掉在希默尔施托斯的大腿上。”克罗普想出这样一个主意。

“我们还要跟他开很多玩笑呢。”缪勒笑了起来。我们唯一的雄心：要敲掉邮递员的这种狂妄自大的伪装。

我走进营房，把情况告诉了加登，让他溜走了。然后，我们换了个地方，重新躺下来玩牌。这些事我们都在行：玩牌、骂人和打仗。对一个二十岁的人来说，这不能算太多，可是对一个二十岁的人来说，这又毕竟是太多了。

过了半小时，希默尔施托斯又来了。没有一个人理会他。他问起加登。我们只是耸了耸肩膀。

“那么你们快去把他找来。”他坚持着。

“‘你们’是什么意思？”克罗普追问道。

“怎么，你们这些人……”

“我请求您，不要称呼我们‘你’或‘你们’。”克罗普俨然以上校似的口气说道。

希默尔施托斯好像一下子从云端跌落了下来。“谁这样称呼你们来着？”

“是您！”

“我？”

“是的。”

他费劲地寻思着。他朝克罗普怀疑地斜睨了一眼，他自己也不明白那到底指的是什么。在这一点上他简直不相信自己，于是他决定迁就我们。“那你们没有去找他？”

克罗普重新躺到了草地上，说道：“您到这里后上过前线吗？”

“那跟你们完全不相干，”希默尔施托斯断然说道，“我希望得到一个答复。”

“很好，”克罗普说着，便站了起来，“您看一看上空停留着一小团一小团白云的那个地方。那是高射炮区。我们昨天就是待在那边的。五个人死了，八个人受伤。不过那也只是一桩区区小事罢了。下一回啊，您跟我们一起上前线去的时候，士兵在未死之前，会走到您那里，脚跟并拢，脚尖分开，机灵地问：‘请问可以允许我走吗？可以允许我去死吗？’我们在这里等着像您这样一个人，已经等了很久了。”

他又坐了下来，而希默尔施托斯却像彗星一般消失不见了。

“三天的禁闭。”卡钦斯基猜测道。

“下一次，我来干。”我跟克罗普说。

可是，这就是结局了。当天晚上，案件开始审讯。办公室里坐着我们的伯廷克中尉，他把我们一个一个叫进去盘问。

我也不得不作为一个证人出席，说明加登为什么抗命的理由。那件遗尿的事有很大的影响。希默尔施托斯被传唤进来，我又把我的证词讲了一遍。

“那都是事实吗？”伯廷克问希默尔施托斯。

他试图闪烁其词，但是最后不得不承认，因为克罗普做了相同的陈述。

“那么当时为什么没有人报告这件事呢？”伯廷克问。

我们都不吱声了。他自己一定也很清楚，在军队里对这样一件小事提出申诉会有什么用。而且，一般来说，在军队里能提出申诉吗？这些事他大概都知道，便对希默尔施托斯训诫了一通，用有力的解说再一次使他明白，前线可绝不是营房里的练兵场。接着就轮到了加登，他被狠狠地训了一顿，还罚了三天的禁闭。伯廷克朝克罗普递了个眼色，给了他一天的禁闭。

“实在没有办法。”他表示遗憾地对克罗普说。他是一个正派的人。

普通禁闭倒是挺舒适的。关禁闭的地方从前是个鸡棚，我们可以去探望被禁闭的人，我们知道用什么办法溜进去。严重禁闭就得坐牢房了。从前，他们往往把我们捆在树上，可是现在却禁止那么做了。有时候，我们也算是得到了多少像一个人一样的待遇。

加登和克罗普被关进铁丝网以后的一小时，我们就溜到他们那里去了。加登欢迎我们，嗓音像是鸡啼。于是我们便一起玩牌，一直玩到深夜。当然是加登赢的，那个糊涂蛋。

散局的时候，卡钦斯基问我：“烤点鹅肉来吃，你说怎么样？”

“不坏啊。”我说。

我们爬上弹药运输车队的一辆车。花的代价是两根纸烟。那个地点，卡钦斯基记得很确切。那棚房属于一个团司令部。我答应由我去偷鹅，他便给了我许多指点。那棚子就在一垛墙的后面，门只是用一根木桩顶住关起来的。

卡钦斯基把我高高举起，让我的脚踩在他的手上，爬过墙去。卡钦斯基就在下面望风。

等了几分钟，让眼睛在黑暗中习惯一下，我辨认出了那个棚房，便蹑手蹑脚地溜过去，摸到那根木桩，把它拔掉，门就开了。

我看得出来两团白乎乎的东西。两只鹅，那可糟了：要是我抓住了一只，那另一只准会嘎嘎叫起来。那么，就两只一起抓吧——如果我动作敏捷，那是办得到的。

我纵身一跳，先是抓住了一只，下一个刹那就抓住了第二只。我像个疯子似的，扭住它们的头往墙上猛撞，想把它们撞昏。可是我还没有足够的力气。那两只鹅嘎嘎叫着，用脚和翅膀乱踢乱扑。我激烈地搏斗着，可是，上帝啊，一只鹅的力气可真大啊！它们挣扎着，我就踉踉跄跄地来回跑着。在黑暗中，那两团白乎乎的东西才吓人咧，我的胳膊仿佛长起了翅膀，我几乎很害怕，怕我会飞到天上去，好像我的拳头里抓着两个被拴住的气球似的。

于是，声响更大了。有一只鹅换了口气，竟像闹钟一般大叫起来。我还没来得及采取措施，却从外面进来了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自己被撞了一下，随即倒在地上，还听到一阵狂吠。原来是一只狗。

我朝旁边觑了一眼。它扑过来要咬我的喉咙。我马上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把下巴颏缩到了衣领里。

那是一头猛犬。过了很久，它才把脑袋缩了回去，蹲在我旁边。可是，只要我试着稍一动弹，它就狂吠起来。我在考虑着。唯一的办法只有摸出我那支小小的手枪。而我无论如何也得在有人来到以前做到这点。我一厘米一厘米地将手朝那东西伸过去。

我有一种感觉，这件事仿佛延续了一小时。每一个轻微的动作，都会引起一阵带威胁的吠叫。我一动不动地躺着，随后再一次尝试。等到最后我终于把手枪抓住的时候，我的一双手开始发抖了。我把手枪按在地上，心里盘算着：要猛一下把手枪举起来，趁它没扑过来时就发射，随后赶快跑掉。

我慢慢地喘息了一下，心里平静了一些。然后我屏住气，把手枪举起来，它砰的一响，那只狗汪汪吠着跳到了一边，我便朝着棚房的门冲过去，却被一只飞奔着的鹅绊了一下栽倒了。

我急忙冲过去将它重新捉住，挥动着胳膊将它扔过墙头，自己也爬了过去。我刚爬到墙顶，那只狗也跟着来了，还是那么矫健活跃，它向我扑来。我赶快翻身下去。十步开外，卡钦斯基站在那里，胳肢窝底下夹着那只鹅。等他一看见我，我们便撒腿奔跑。

最后，我们总算可以喘一口气了。那只鹅已经死了。卡钦斯基很快就把它处理好了。我们打算马上就将它烤好，免得有人察觉。我从营房里找来了一只铁锅和一点木柴，我们爬到一间孤零零的装东西的小屋里去，我看准了在这间小屋里干这种事再合适不过。只有一个窗口，给遮蔽得很严。有一只炉灶之类的东西，是一块铁板搁在几块砖头上。我们把火生起来了。

卡钦斯基把鹅毛拔掉，把鹅洗干净。那鹅毛，我们很小心地放在一边。我们打算拿来做两个小枕头，上面写上这样几个字：“在炮火底下软和和地安睡吧！”

前线的大炮声直穿到我们的掩蔽所。火光照亮了我们的脸，映在墙上的黑影在不停地跳动。有时传来一下低沉的爆炸声，棚房也震颤了起来。这是从飞机上扔下来的炸弹。有一次，我们听到一声郁闷的叫喊。一定有一所营房中了弹了。

飞机嗡嗡地响着；机关枪声嗒嗒地传过来。可是，从我们这里没有透出一点可以被人看得见的亮光。

我们面对面坐着，卡钦斯基和我，两个衣衫破烂的士兵，深更半夜在烤鹅。我们说话不多，可是在我们两人之间，彼此的那种体贴照顾，我相信甚至比恋人更为完美充分。我们是两个人，两朵微小的生命火花，外面是黑夜和死亡的圈套。我们正坐在它的边缘，既危险又安全，鹅油从我们的手上滴下来，在我们心里，两个人彼此是贴近的，而眼下这个时辰，也跟这间屋子一样：在一种柔和的火光映照下，我们感情的亮光和阴影也在闪烁摇曳。他知道我些什么？我又知道他些什么呢？从前，我们在思想上是没有一点共同之处的——可现在，我们隔着一只鹅坐着，感觉到彼此的存在，而且两个人那么亲密，连话也不想说了。

烤一只鹅要花很多的时间，即使这只鹅又嫩又肥。因此，我们两个人轮流着烤。一个人往那上面涂油的时候，另一个人就躺下来睡觉。一股美妙的香味逐渐腾满了整间屋子。

外面的喧闹声越来越大，它进入我的梦境，可是我的记忆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半睡状态中，我，看见卡钦斯基把一柄汤匙拿出来又放进去。我爱他，爱他的肩膀，爱他那有棱角又略有点伛偻的形体，同时，我还看见他后面的树林和星星，一个清晰的嗓音说着一些使我感到宁静的话，我，一个士兵，穿着很大的长筒靴，束着腰带，挎着背包，顺着铺展在面前的、被高高的天空笼罩着的道路走着，很快就把一切忘得一干二净，而且也很少有什么悲愁，只顾在寥廓的夜空下继续走下去。

一个小小的士兵和一个清晰的嗓音，如果有人去抚摸他，他也许是不会理解的，这个士兵穿着很大的长筒靴，怀着一颗麻木的心，向前行进着，就因为他穿着长筒靴，而且除了向前行进，他什么都忘记了。在那天边，不是有个地方盛开着鲜花，而且那么宁静，叫这个士兵直想流泪吗？那里不是有些迷人的景象，他并没有忘记，可也从来没有享受过，却已经消逝了吗？他的二十个夏天，不是还留在那里吗？

我的脸是不是湿了，我到底是在哪儿？卡钦斯基站在我面前，他那魁伟而伛偻的身影像在故乡一般亲切地覆盖在我的身上。他轻轻地说着话，他微微一笑，走回炉火那里。

这时他说：“烤好了。”

“好的，卡钦斯基。”

我振作了一下。小屋中央，那只褐色的鹅在闪闪发光。我们掏出自己那可以折叠起来的叉子和小刀，各人割下了一条鹅腿。我们还有部队里发的面包，便拿来浸在汤汁里。我们慢慢地吃着，津津有味的。

“味道怎么样，卡钦斯基？”

“好！你说呢？”

“好，卡钦斯基。”

我们是弟兄，各人挑那最肥美的部分递给对方吃。后来，我抽了根纸烟，卡钦斯基抽了支雪茄。鹅肉还剩下不少呢。

“你说怎么样，卡钦斯基，我们带点回去给克罗普和加登？”

“行啊。”他说。我们切下了一块，用报纸包好。其余的，我们想拿到营房里去。卡钦斯基笑了起来，只说了一声：“加登。”

我同意他的话，我们应当把所有的东西随身带走。因此我们就朝鸡棚走去，唤醒他们。不过，我们首先得把鹅毛收拾好。

克罗普和加登把我们当成魔术师。随后，他们的牙齿就忙起来了。加登双手捧着一只翅膀咬在嘴里，如同吹奏口琴一般地啃着。他还从锅子里喝着汤汁，咂着嘴唇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的好处！”

我们走回自己的营房。头顶上还是那片高远的天空，星光点点，拂晓将临，而我就在那下面走过去，一个士兵穿着很大的长筒靴，腆着吃饱的肚子，一个小小的士兵，在清晨——可是，就在我旁边，却走着那个有点伛偻的、不太灵活的卡钦斯基，我的战友。

拂晓时分，营房的轮廓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仿佛是做了一个黑沉沉的甜蜜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