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勒认为他的大腿被一颗子弹打穿了，可以幸运地回家养伤了。

我们决定当天下午去探望他。

克罗普掏出一封信来。“坎托列克要我向你们大家问好。”

我们都笑了。缪勒把纸烟扔了，说道：“我倒希望他也在这里。”

坎托列克原来是我们的老师，一个严厉的矮子，穿一件灰色的燕尾服，长得活像一只尖嘴老鼠。他的身材，跟有“克洛斯特堡的恐怖”之称的希默尔施托斯下士差不多。说也奇怪，天下的不幸往往是由身材矮小的人造成的，比起身材魁梧的人来，他们精力更加旺盛，更加不容易相处。我一向十分留神，绝不去那些矮小的连长管辖的部门。他们大多是些该死的纪律的忠实拥护者。

在体能训练课上，坎托列克向我们做了长篇报告，直到全班的人，在他的带领之下，一起去地区指挥部报名参军。他从眼镜后面瞪着我们，用令人感动的嗓音说道：“你不愿意参军吗，同志？”这一切仍然历历在目。

这些教师往往把他们的感情藏在背心口袋里备用，只按课时掏出来向人家炫耀炫耀。可是在那时，这一点我们却并没有想到。

我们中间，确实有一个人迟迟疑疑，不愿意入伍。那个人就是约瑟夫·贝姆，一个胖胖的、和气的小伙子。可是他还是被说服了，否则他会被周围人疏远的。而且和他一样想法的，在我们中间说不定还有更多的人，不过没有一个敢站出来，因为在那个时候，连自己的父母也随时会说出“懦夫”这个词。大家对我们为什么要出来参战都一无所知。其实最明智的倒是那些贫穷和单纯的人，他们都认为战争是个灾难，而那些处境较好的人，本该对战争会产生什么后果看得更加清楚一点，却反而快乐得忘乎所以了。

卡钦斯基断言，这都是由于他们受的教育使他们变蠢了。这些话，都是他经过仔细考虑的。

说也奇怪，贝姆是最先阵亡者中间的一个。在一次冲锋时，他的眼睛受了伤，我们把他留在战场上让他等死。没法将他带回来，因为我们自己也是手忙脚乱地逃回来的。那天下午，我们忽然听到他在呼唤，还看见他从前沿阵地朝“真空地带”爬了过去。原来他仅仅是昏了过去，因为他双目失明，而且又疼得发疯，找不着一个掩蔽的场所，所以还没等到有人跑过去把他拖回来，他就被打死了。

我们自然不能怪罪坎托列克。如果要每个人都承担罪责，那么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天下有成千上万的坎托列克，他们个个都相信自己做的是好事，用的也是无损于自己的方法。

而这也正是他们让我们感到无比失望的原因。

对我们这些十八岁的小伙子而言，他们理应成为我们走向成熟的世界，走向工作、职责、文化和进步的世界，走向未来的中间人和向导。我们常常嘲笑他们，稍稍作弄他们一下，但是在内心深处却是信任他们的。他们代表的权威的观念，在我们思想中是和更远大的见识、更合乎人性的智慧联系在一起的。可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死者，却把这种信念完全击碎了。我们不能不认识到我们这一代要比他们那一代更加正直，他们只是在空谈和圆滑方面超过了我们。那第一次密集的炮火就向我们揭示出了我们的错误，而他们教给我们的那种世界观也在炮火底下崩溃了。

他们仍在继续写文章，发表演说，而我们却已经看到了野战医院和死亡；他们依旧在说对国家的责任是头等大事，而我们却已经知道死亡的剧痛比以前更为强烈了。尽管这样，我们绝不做叛乱者，绝不做逃兵，也绝不做懦夫——这些词，他们原是随便使用的——我们跟他们一样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们英勇地参加每一次进攻，但我们还会辨别是非，我们一下子学会了观察问题。于是，我们看到，他们的那个世界已经荡然无存。我们突然觉得孤独得可怕，而又必须一直孤独下去。

在动身去看克默里希之前，我们先收拾好了他的东西。这些东西，他在回去的路上都要用的。

野战医院里活动非常繁忙：里面始终弥漫着一股石炭酸、脓液和汗水的气味。这种气味，我们在营房里大多是闻惯了的，可是到这里一闻，却还是感到很不舒服。我们打听克默里希在哪里，他躺在一间很大的病房里，看到我们时露出一种虚弱的表情，其中既有喜悦又有一种无助的愤怒。在他不省人事的时候，有人把他的一块表给偷走了。

缪勒摇了摇头：“我总是跟你说，不该带这样好的一块表来的。”

缪勒这个人有点粗鲁，也不太圆滑，要不他就不会吭声了，因为每个人都看得出来，克默里希是再也不会走出这个病房了。他能不能把表找回来，已经完全没有什么不同，至多也不过把这块表寄给他的家属罢了。

“情况怎么样，弗兰茨？”克罗普问。

克默里希把脑袋沉了下去。“还不坏，只是我的脚可他妈的疼得太厉害了。”

我们看看他的被子。他的腿藏在一只铁丝网篓底下，被子呈拱形盖在上面。我往缪勒的胫骨上踢了一下，因为他差一点就要把外面那些护理员告诉我们的话讲给克默里希听：克默里希的脚已经没有了。他的腿已经被截去了。

他的气色很可怕，萎黄又苍白，脸上还有一条条异样的纹路，那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因为到如今已经看见过几百次了。那其实不是纹路，而是标志。在皮肤下面，生命已经不再搏动，它被挤到身体的边缘去了，而死神正在从里面起着作用，而且早已把一双眼睛给控制住了。这里躺着我们的伙伴克默里希，前不久还跟我们在一起烤马肉，蜷缩在弹坑里；这仍然是他，然而又已经不再是他了，他的形象变得模模糊糊，仿佛一张冲洗了两次的照相底片。甚至连他的嗓子也变得如同火灰一般沙哑无声了。

我想起我们当年出来的时候。他母亲，一个胖乎乎的善良女人，陪他到了车站。她不断地流着眼泪，把脸蛋儿哭得又胀又肿。克默里希为此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她无法沉着镇定，简直瘫成一团，成了个泪人。后来她看见了我，一再拉住我的手臂，恳求我到了那边以后照顾弗兰茨。他确实有着一张儿童似的脸，而且骨头也是那么软弱，只背了四个星期的背包，一双脚已经成为平足了。可是在战场上，一个人怎么能照顾别人啊！

“现在你马上可以回家了，”克罗普说，“如果是等休假，你至少还得等上三四个月才行咧。”

克默里希点点头。我不忍看他的手，那双手简直像蜡一样。指甲里面还有战壕里的泥土，颜色蓝里透黑，如同毒药一般。我忽然转了一个念头，这些指甲在克默里希停止呼吸以后很久，还会继续生长，仿佛地窖里精灵鬼怪般的瘦细植物。我看到展现在眼前的一幅图画：它们像开瓶器的螺丝钻那样卷起来，一个劲地往上长啊长啊，而同时往上长的还有那腐烂了的脑壳上的头发，好像沃土里的青草，的确像是青草，这怎么可能呢？

缪勒弯下身去。“我们把你的东西给带来了，弗兰茨。”

克默里希做了个手势。“把它们搁在床底下。”

缪勒照他的话做了。克默里希又提起那块表来了。我们怎么才能叫他放心又不引起他疑心呢！

缪勒直起腰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双飞行员的长筒靴。这是一双漂亮的英国货，用柔软的黄色皮革制成，高到膝盖，从下往上都有带子系缚着，是件叫人艳羨的东西。缪勒一看就很高兴，便把靴底跟他自己那双笨重的皮鞋比了一比，问道：“那你也要把这双皮靴一起带回去吗，弗兰茨？”

我们三个人都有同样的想法：即使他恢复了健康，也只能穿一只皮靴，因此这一双鞋对他总是没有用处的了。可是，照眼下的情况看来，把它们留在这里很可惜——等他一死，护理员自然马上就会将它们拿走的。

缪勒重新拿起来：“你是不是愿意把这双靴子留在这里？”

克默里希表示不愿意。这是他最好的一件东西。

“那我们不妨拿东西来交换，”缪勒又建议道，“在前线这里，人们倒是用得着它。”可是克默里希却没有被说动。

我往缪勒的脚上踩了一下，他才勉强把这双漂亮皮靴放回床底下去。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随后就告辞了。“好好保重，弗兰茨。”

我答应他明天早晨再来。缪勒也这样说，他是在想着那双系带皮靴，所以要亲自在场监视。

克默里希呻吟着。他在发烧。我们到外面找来一个年纪大些的护理员，要他给克默里希打一针吗啡。

他拒绝了。“要是我们把吗啡开给每一个人，那我们得有满满的一桶才行……”

“你们只肯好好地侍候军官。”克罗普恶狠狠地说。

我急忙去打圆场，递给那个护理员一根纸烟。他接过去了。我便问道：“那也允许给普通士兵打一针吗？”

他很气恼。“你都知道这不行，何必还要问我呢？”

我又把几根纸烟塞到他手里。“请你给我们帮个忙吧——”

“好吧。”他说。克罗普跟着他一起进去，因为他不相信这个人，想要自己去看看。我们就在外面等着。

缪勒又把话题转到长筒皮靴上来了。“那双靴子，给我穿起来可合适得真是没有话说咧。穿着自己这双笨重的皮鞋，我总是起泡，一个接一个。你认为他会拖到明天早晨值勤以后吗？要是他夜里就去了，那我们眼看着那双长筒靴——”

克罗普回来了。“你们觉得——？”他问。

“没救了。”缪勒惋惜地说道。

我们朝营房走回去。我想起明天一定要给克默里希的母亲写的那封信。我全身都凉了，巴不得喝一杯朗姆酒。缪勒拔起几根草，塞在嘴里嚼着。蓦然间，矮小的克罗普把纸烟往地上一扔，用脚狂暴地乱踩，抬起一张毁损了的、心神不宁的脸向四周看着，结结巴巴地说道：“臭狗屎，真他妈的臭狗屎！”

走了好长一会儿，克罗普已经平静下来了。我们都知道，这是前线士兵精神失常的表现，在这里，每个人有时候都会这样。缪勒问他：“坎托列克写给你的信上到底说了些什么？”

他笑了：“他说我们是钢铁青年。”

我们三个人都气恼地笑了起来。克罗普在咒骂：他心里很高兴，因为他还能够开口说话。

是的，他们的思维就是如此，这成千上万个坎托列克！钢铁青年。青年！我们没有一个人超过二十岁。但还年轻吗？青年？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们现在都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