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塞比奥·洛佐拉缓缓念诵了三遍主祷文。念诵完毕，他开始倾诉内心对主的赞颂，并向祂祈求。他的思绪飘忽不定，却总能回到当下；他的话语时断时续，最终仍能连贯成句。他赞颂上帝，并向祂赞美自己的妻子。他祈求上帝保佑她和他们的孩子。他祈求上帝赐予他长久的支持与庇护。然后他反复念诵了二十多遍“基督圣体(1)”，一是因为他身为医师——具体说是病理医师——以研究人的身体为业，二是因为他身为上帝的信徒，以对主的承诺为念。他站起身，回到办公桌前。
他自认是一名严谨的医师。他开始审视刚刚写完的一段话，目光酷似一个回望新犁过的垄沟的老农，想要确认自己的活儿干得还不赖，垄沟里能长出庄稼。他想要确认自己的报告足以阐明病因，这个段落是否达到了他一贯的高水准，它是否真实、清晰、简明、确凿？
他正在处理积压的工作。今天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天，距离新年只剩下几个小时。几天前，他刚象征性地度过了一个凄凉的圣诞节——其实他也没有过节的心情。桌上铺满了报告，有些摆在显眼处，其余的按重要程度错落有致地叠放，还有一些等着结案归档。
办公室里很安静，门外的走廊也静悄悄的。布拉干萨的人口不足三万，但城中的圣弗朗西斯科医院在上杜罗地区首屈一指。他在这间医院担任主任医师。医院的其他区域灯火通明，充斥着喧哗与忙碌——人们哭喊着冲进急救病区，病房里的病人一个劲儿按铃，把护士拖入无休止的对话。病理分析区位于这些喧闹楼层之下的地下室，这里总是阒然无声，就像所有的病理分析区一样。他希望把这种气氛维持下去。
他加了三个词，又划掉一个。这个段落完成了。他最后读了一遍。他认为，病理医师是医生当中唯一懂得写作的。其他所有希波克拉底(2)的追随者都把病人的康复视作自己的胜利，但他们写下的那些文字——诊断、处方、治疗建议——在他们眼中只是转瞬即逝的必要工序。那些只求病人康复的医生，一旦看到病患重新站起来，就会转而处理下一个病患。诚然，每一天都会有病患步履轻盈地离开医院。不过是个小意外，或只是偶染风寒——他们如此安慰自己。欧塞比奥会在重病患者身上花更多心思。他会留意那些病患离开医院时蹒跚的脚步和蓬乱的头发，他们绝望的表情和眼中的恐惧。尽管百般不情愿，他们清楚地知道，总有一天他们都在劫难逃。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吹灭生命脆弱的烛火。一股冷风在我们所有人身后追赶。当一截燃尽的蜡烛头被送来，灯芯乌黑成灰，侧面凝固着成行的烛泪，如果在葡萄牙布拉干萨的圣弗朗西斯科医院，负责处理的医师要么是他，要么是他的同事何塞·奥塔维奥大夫。
每具遗体都是一本写满故事的书，每个器官都是一个章节，所有的章节由共同的叙述者来联结。欧塞比奥的专长就是阅读这些故事，用解剖刀翻开每一页纸，最后在故事结尾处写一篇读书报告。报告必须准确反映他在“书”中所见。这像是一种冷静务实的诗歌创作。和所有读者一样，他也受到好奇心的驱使。这具尸体上曾经发生过什么？如何发生？为何发生？他搜寻那个手段高超、无可阻挡、此刻却隐匿不见的影子，那个终将降临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影子。死亡是什么？尸体躺在那里，但那只是结果，而非死亡本身。当他找到一个严重肿大的淋巴结或长满异样皱纹的组织时，他知道自己正紧追死亡的足迹。但有趣的是，死亡出现时常常伪装成生命，比如一团生长旺盛的异形细胞，或者，它像杀人犯一样在逃离现场前留下一条线索：一把冒烟的枪、一条动脉外壁的硬化结块。他总是在第一时间检视死神的作品，那时它刚刚转过墙角，衣角的沙沙声没入一片静寂。
他靠在椅背上伸了个懒腰。椅子“吱呀”一声响，仿佛上了岁数的骨头。他注意到工作台上有一份报告，就在显微镜靠墙摆放的位置。它怎么会在那儿？工作台下面的地板上又是什么——另一份报告？还有他办公桌上的玻璃杯——它已经干透了，简直是在积灰。他坚信适度饮水对于人体至关重要。生命在于润泽。他应该把杯子洗净，倒上新鲜清凉的水。他摇了摇头。别再胡思乱想了。他有许多东西要记录，不仅仅是用溶液和切片，还要通过文字。对于每一个案例，他必须收集病人的临床病史、尸检发现以及组织学分析结果，并将它们融合成清晰连贯的整体。他必须专注于工作。专注，说你呢，要专注。找到恰当的词。再说，还有其他尚未完成的报告。有一篇他已经拖了很久，今晚必须完成。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已经放了好几天了，一半曝露在空气里，一半泡在水里，不久就会腐烂膨胀。
一阵响亮的敲门声吓了他一跳。他看了看表。晚上十点半。
“进来！”他喊道。声音里难掩恼怒，如同水壶嘴里喷出的蒸汽。
没人进来。但他感觉到坚硬木门的另一侧有一个沉默的存在。
“我说进来！”他再次大喊。
门把手依然没有响动。病理学不是一门经常需要处理突发状况的医科。病人，或者说他们的活检样本，基本上总是可以等到第二天早晨，至于死者就更有耐心了，所以门外不大可能是一个接到紧急病例的医护人员。况且病理医师的办公室都安排在外人不易找到的位置。有谁会在这个时辰，在新年前夜，费尽周折来医院的地下室找他？
他心烦意乱地站起身，桌上的几份报告被撞得一片散乱。他绕过桌子，握住门把手，拉开门。
他面前站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面容和蔼可亲，长着一双褐色的大眼睛，手里拎着一个袋子。见到她他很惊讶。她看着他，张口说话，嗓音温暖而低沉：“为何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唉哼的言语？我白天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心在我胸中，如蜡融化。我的嘴唇枯干，如同瓦片。啊，亲爱的，快来助我！(3)”
欧塞比奥轻不可闻地叹息一声，不过这种情绪转瞬即逝，他开心地笑了。门口的女人是他的妻子。她偶尔会来办公室看他，只是很少这么晚。她名叫玛丽亚·路易莎·莫塔尔·洛佐拉。他对她的抱怨早已烂熟于心。它们大多摘自《诗篇》第22篇，她最爱的一篇。其实她在世俗生活中没有一丝值得痛苦的理由。她的身心都很健康；她住在一幢漂亮的房子里；她从没想过要离开他或者他们居住的城市；她有一群知心好友；她从没真正感到无聊过；他们有三个成年的孩子，个个都健康幸福——简言之，她拥有幸福生活的全部要素。只是他的妻子，他亲爱的妻子，是一个业余神学家，一个半吊子神父。她格外认真地对待生命的法则和她自身的尘世烦忧，一心以约伯(4)自勉。
她喜欢引用《诗篇》第22篇，尤其是第一行：“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舍弃我？”他心想：这句悲叹是以“我的神，我的神”开头的。即使他帮不上她什么忙，有人聆听多少会有点儿好处。
在和妻子的相处中，他需要时时聆听——他确实如此，却很少能帮上忙。她的嘴唇也许真的枯干如瓦片，但她从不引用《诗篇》第22篇里的下一句——“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因为那会是一句谎言。她的舌头永远不会贴在牙床上。玛丽亚热爱从口中迸出的语言。对她来说，写作是熬鸡汤，阅读是小口喝汤，只有话语才是香喷喷的烤鸡。所以她热爱说话。她无时无刻不在说话。独自在家时，她自言自语；独自上街时，她自言自语；自从三十八年前他们相遇的那天起，她就在他耳边说个不停。他的妻子是一段滔滔不绝的话语，其间没有一处真正的结尾，只有暂停。但她从不会胡言乱语，并对他人的胡言乱语缺乏耐心。有时她对朋友的愚蠢谈话很不耐烦。她给她们端上咖啡和蛋糕，听她们说东道西，之后抱怨道：“一群豚鼠，我身边全是豚鼠。”
他猜想妻子读过关于豚鼠的书，看来它们的某种特征激起了她的厌恶：它们弱小，它们完全无害却也毫无防备，它们怯懦，它们简单地满足于啃上一两颗麦粒而对生命不寄予更多的期望。作为一名病理医师，他倒挺喜欢豚鼠。它们确实在各个方面都很弱小，特别是比起生命赤裸裸的残酷与无常。他解剖的每一具尸体都向他低语：“我是一只豚鼠。你能否用你的胸膛温暖我？”胡言乱语——妻子会这么评价。她对死亡缺乏耐心。
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喜欢情人间充满爱意的喁喁私语，玛丽亚对此也容忍过一段时间。虽然他的职业乍一看很残忍，他却有一颗柔软的心。当他第一次遇见她——那是在大学的咖啡馆里——他觉得她是自己见过的最迷人的造物。这个严肃女孩的美丽点燃了他心中的火焰。一看见她，他的耳畔就回荡起歌声，整个世界光彩夺目。他的心怦怦直跳，满怀感激。但是不久后她就投来不屑的眼神，告诉他不要那么多废话。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使命是倾听她的话语，然后适当回应，避免用轻浮的言语惹恼她。她是沃土是阳光是雨露，他只是让庄稼生长的农夫。他是个必不可少的配角。他对此欣然接受。他那时深爱着她，如今同样深爱着她。她是他的一切。她依然是沃土是阳光是雨露，他依然乐于做那个让庄稼生长的农夫。
只是今晚他希望做一些工作。显然这不可能了。“滔滔不绝”已经向他袭来。
“嗨，我的天使，”他说，“见到你太惊喜了！袋子里有什么？你应该没去买东西。这会儿所有商店都打烊了。”他凑过去吻了妻子。
玛丽亚没有搭理他。“死亡是一扇难以叩开的门。”她平静地说。她走进他的办公室。“欧塞比奥，这是怎么了？”她大声说，“你的办公室简直一团糟。实在太不像话了。你让客人坐哪儿？”
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办公室。确实凌乱不堪。病理医师工作时接待的病患一般不需要坐下，也不在乎整洁与否。他们通常平躺在走廊对面的工作台上，没有一句怨言。他把工作台前的椅子搬过来，放在办公桌前。“我没想到你今晚会来，我的天使。来，坐这儿。”他说。
“谢谢。”她在椅子上坐下，顺手把袋子放在地上。
他收拢桌上的报告，把它们塞进手边的文件夹里，和其他文件夹摞在一起，再把它们通通放到地上。他伸脚把这堆文件夹踢进桌下的暗处。然后，他一只手抓起桌上零碎的纸片，并用掌边拂拭那些让人难堪的积尘，另一只手用作簸箕，把垃圾倒进桌边的纸篓里。好了，这下好多了。他坐下来，隔着办公桌与那个端坐的女人四目相对。丈夫与妻子。
“我终于找到答案了。我必须告诉你。”她说。
答案？问题是什么？
“好，你说吧。”他说。
她点点头。“我最初尝试着从笑入手，因为你喜欢笑。”她说，脸上却没有一丝笑意，“你见过的，我读的那些书。”
他想了想。没错，这样就能解释她为什么会读那些书。过去几个月里，她从最钟爱的科英布拉书商那里订购了阿里斯托芬、莎士比亚、洛佩·德·维加、莫里哀、乔治·费多的戏剧和几本薄伽丘、拉伯雷、塞万提斯、斯威夫特、伏尔泰的大部头。读这些书时，她总是正襟危坐。他自己没读过这些高深的书，也猜不透她为什么要读。不过他对她的事从不干涉。
“幽默不适合用来解读宗教，”她继续说，“幽默或许能够指出宗教的诸多过失——比如屡见不鲜的道德沦丧的神父，或是假借耶稣之名的嗜血狂魔——但是幽默无法带来真正的宗教启迪。那只是为了幽默而幽默。更糟的是，幽默会曲解宗教，因为宗教当中容不得轻佻——我们不要误把轻佻和快乐混为一谈。宗教中充满了快乐。宗教就是快乐。所以，轻佻地嘲笑宗教，就会不得要领。倘若你只是想找乐子，倒也无伤大雅；但如果你想真心悟道，那就误入歧途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虽然明白得有点儿晚了，但我想我能懂。”他回答。
“然后我试着读童书，欧塞比奥。耶稣不是说过，我们必须像小孩子一样承受神国(5)吗？所以我重读了从前我们念给雷纳托、路易莎和安东听的那些书。”
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三个孩子小时候的样貌。那几个小家伙面对母亲的喋喋不休，仿佛热带的孩子对付多雨的天气——他们不顾大雨滂沱，跑到屋外的水洼里尽情嬉戏，放声大笑。她从不会因为这些欢声笑语而气恼。他努力把注意力拉回到妻子身上。
“这些书唤起了许多幸福的回忆，同时我也有些伤感，因为孩子们都长大了。但是它们毫无宗教上的启迪。于是我继续寻找。然后，答案赫然出现在我面前，灵感就来自你最喜欢的作家。”
“是吗？真有意思。当时我见你一头钻进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还以为你想在刻苦研究之余休息一下。”
他和她都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忠实读者。从最早的《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开始，他们读过她所有的书。多亏了葡萄牙侦探小说协会的不懈努力，她的每本小说一被翻译成葡萄牙文，他们就能收到新书。葡萄牙读者总是翘首企盼，所以翻译进行得很迅速。这对夫妻都懂得不要在对方沉浸在新书中时前去打搅。等到两人都读完了，他们会一同重温案情，讨论那些自己本该捕捉到的线索以及误导他们走入死胡同的破案思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明星侦探是赫尔克里·波洛——一个自负、长相古怪的小个子比利时男人。不过在波洛那颗鸡蛋形的脑袋里藏着最敏锐最具洞察力的大脑。他的“灰色细胞”（他这样称呼自己的大脑）永远忠于理性，总是有条不紊地运转。那些细胞总能觉察到他人视而不见的细节。
“《尼罗河上的惨案》真是一本天才之作！她的下一本书应该快出了。”他说。
“肯定快了。”
“你从阿加莎·克里斯蒂那里找到了什么答案？”
“先让我回顾一下心路历程，”她回答，“这条路蜿蜒曲折，所以你一定要专心听。我们先从耶稣的神迹讲起。”
耶稣的神迹。她最爱的话题之一。他瞥了一眼显微镜旁边的钟。今夜会很漫长。
“你的显微镜有什么问题吗？”妻子问。
“没问题。”
“在显微镜里看到的东西对你理解耶稣的神迹毫无帮助。”
“你说得对。”
“盯着钟看也不能拯救你的未来。”
“你说得很对。你渴吗？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你要不要喝口水？”
“用那个杯子？”她不屑地瞥了眼书桌上那个脏兮兮的玻璃杯。
“我会把它洗干净。”
“这还差不多。我暂时还不渴。不过你提到了水，还真是切题——我们等会儿再回来说水。现在，听仔细了。耶稣的神迹——他有那么多神迹，如果我们认真想想，会发现它们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施惠于人身体的神迹。这类神迹有很多。耶稣让盲人复明，聋子复聪，哑巴开口，瘸子走路。他缓解高烧，治愈癫痫，祛除心理疾病。他帮助麻风病人摆脱病痛。一个饱受血漏之苦十二年的女人触摸了他的斗篷，出血立刻止住了。当然，他还令死者复生：不仅有睚鲁的女儿和拿因城寡妇的独子——这两人都刚刚死去；还有拉撒路——他死了足足四天，尸体已经开始发臭。我们可以把这一类称为耶稣的医疗神迹，它们在他的神迹中占了绝大部分。”
欧塞比奥想起今天早些时候他做的尸检，想起那些散发出死亡恶臭的躯体。那具糜烂肿胀的浮尸无论对眼睛还是鼻子都是极大的考验，即便对于专业医师也不例外。
“但还有其他神迹，它们在医疗之外的方面施惠于人的身体。”妻子继续说道，“耶稣让渔夫的网装满鱼。他把鱼和面包由少变多，让数千人果腹。在迦拿，他把水变成酒。通过缓解人们的饥渴，耶稣再次施惠于人的身体。他平息风暴，使门徒的船免于倾覆，也是同样的道理。类似的神迹还有他让彼得用鱼嘴里的钱币交纳殿税——要不是这样，彼得一旦被抓住，免不了一顿鞭笞。”
欧塞比奥默默地想，玛丽亚施惠于他的身体，他对她也一样。相爱，并且乐在其中，还有比这更大的幸福吗？他们如同春天里的比翼鸟。情欲随岁月渐渐淡去，那种满足感却依然如故——那种拥有一个坚固温暖的小窝的舒适感觉。他的心中再次燃起对玛丽亚的爱。初次见面时，她没提到自己的姓氏是Legion(6)，也没说她的心里住着《圣经》里所有的先知和门徒，还有一大群教会神父。她怀孕生产之时——她说，每次生产的磨难开始前，她体内都会有某种东西像盘子般碎裂——即使在那种时候，当他坐在等候室里听着她的喘息、呻吟和尖叫之时，她仍然在布道。医生和护士走出手术室时都若有所思。他不得不提醒他们告诉他新生儿的状况。尽管她正在忍受煎熬而他们专注于工作，她仍能引发他们思考。他是怎么找到这样一位集美丽和智慧于一身的妻子的？他的运气怎么这么好？他微笑着向妻子眨了眨眼。
“欧塞比奥，别闹了。时间很宝贵。”她低声说，“那么，为什么耶稣会施惠于人的身体呢？显然，他展示神迹是为了让身边的人信服——他们确实信服了。他们惊叹不已。但耶稣为什么要通过治愈疾病、拯救饥民来证明自己是救世主降临呢？别忘了，他完全可以像鸟一样翱翔，就像魔鬼让他做的那样；或者，如他自己所说，他可以将山峰投入大海。这些神迹同样配得上救世主的身份。为什么偏偏要选择有关惠及身体的神迹呢？”
欧塞比奥仍然一言不发。他累了。更难熬的是，他饿了。他想起妻子脚边的那个袋子。也许他应该去办公室的小洗手池洗玻璃杯，然后在走回办公桌的路上偷瞄一下袋子里的东西。她来时总会给他带些吃的。
妻子自问自答道：“耶稣之所以展示这些神迹，是因为它们在我们最需要的地方带来福音。我们的身体都会遭受痛苦和死亡。那是我们的宿命——这一点你最清楚，亲爱的，你整天都在解剖腐尸。通过疗愈疾病、消除饥饿，耶稣在我们最虚弱的时刻与我们相逢。他减轻了我们血肉之躯的重负。这对我们的触动远胜过其他神力的展示，无论是在空中飞翔还是将山峰投入大海。”
“现在我们来谈谈耶稣的第二类神迹——诠释教义的神迹。这类神迹仅仅出现过一次。你知道是哪一次吗？”
“告诉我吧。”欧塞比奥柔声说。
“是耶稣在水面行走。那是独一无二的神迹。耶稣让众门徒上船先行。他们出发了，耶稣上山祈祷。夜幕降临。门徒顶着风奋力摇橹，不过并没有风暴，他们的生命不存在任何危险。漫漫长夜，他们艰难划行。破晓时分，他们看见耶稣朝他们的船走来，他的双脚踩在海面上。他们惊慌不已。耶稣让他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在马太的记述中，彼得问主他是否可以走到他那里去。‘你来吧。’耶稣说。彼得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往耶稣那里去，但他感到风势很强，就害怕起来，并开始下沉。耶稣伸手拉住他，把他带上了船。迎面吹来的风就停了。
“为什么耶稣要在水面行走？他是要挽救一个即将淹死的灵魂，还是想施惠于某人的身体？都没有。彼得在水中的遇险发生在耶稣的水上行走之后。还有其他动机吗？清晨时分，耶稣从遥远的岸边开始了他神奇的行走，最初他只身一人，后来在海上除了门徒之外再没有旁人，因为船早已远离海岸。也就是说，这次神迹没有任何服众的必要。在水面上行走没有让任何人受益，也没有唤醒任何具体的希望。无人祈求，无人期待，甚至也无人需要。为什么如此反常的神迹会出现在福音书这样言简意赅、精挑细选的文本里？而且这次特殊的神迹很难被隐藏。它出现在两部对观福音书(7)《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里，还出现在《约翰福音》里。它是极其少见的在多本福音书里均有记载的神迹。它意味着什么，欧塞比奥，它意味着什么？在一个灵光乍现的瞬间，我顿悟了。”
他这才回过神来。一向如此。她滔滔不绝，他不知不觉就上了钩，像《圣经》故事里的一条鱼。她悟到什么了？
“我领悟到，从表面上看，耶稣行走于水面的神迹似乎没有价值。然而，如果我们意识到它是借一件事比喻另一件事——换句话说，是一则寓言——那么这个神迹就令人豁然开朗了。游泳是一项现代发明，耶稣那个时代的人还不会游泳。如果他们掉进深水，他们会沉下去淹死——这是不折不扣的事实。如果我们把水比作生命的经验，那么它也是宗教意义上的真理。男人和女人都是脆弱的，他们在自身的脆弱中下沉。耶稣不会下沉。一个沉入水中的人会自然而然地向上看。他看见了什么？当他被令人窒息的黑暗包裹时，他看见头顶上方能使人得救的明亮光线和纯净空气。他看见耶稣。耶稣站在那些在脆弱中挣扎的灵魂上方，给予他们救赎。这解释了彼得在水上的不幸遭遇：他只是凡人，所以会下沉。按照寓言的解读方式，它关乎我们的脆弱、耶稣的圣洁以及祂赐予的救赎，于是这个神迹显现出全新的含义。
“此刻，我问自己，为什么唯独这个神迹需要寓言式的解读？难道我们不能用类似的方式来解读施惠于人体的神迹，以获得更深的感悟？我从没这样想过。我真是个可怜的笨女人。我总以为耶稣疗愈身体的神迹确有其事。在我的想象中，耶稣真的治好了麻风病、失明和其他疾病，他也的的确确为上千人提供了食物。但难道主只是一个赤脚大夫和兜售面饼的小贩吗？我不这么认为。那些施惠于人体的神迹一定也有更深的寓意。”
“什么寓意？”欧塞比奥顺着她的话问道。
“除了象征永远的国(8)，还能是什么？耶稣每一次神奇的疗愈都是我们最终归去之处的缩影，前提是我们守得住信仰。只要守住了信仰，你将从血肉之躯中获得解脱，你将永不受饥寒之苦。你明白这有多重要吗？”欧塞比奥大着胆子点了点头。玛丽亚的声音温暖舒缓，如黄油一般柔和。要是他能把它吃下去该多好。他瞥了一眼座钟。“耶稣行走于水面的神迹告诉我们应该如何阅读《圣经》。如果我们只是把福音书看成四名记者的报道，那么它们的内容就被简化了，寓意也削弱了。如果我们把福音书的语言视作比喻和象征，它们就能引导我们到达一定的道德深度，进而领悟真理。那就是耶稣自己使用的语言，对不对？他是如何教导世人的？”
“福音书里说：‘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9)。’”
“没错。遗失的羊的寓言、芥子的寓言、无花果树的寓言、酵母的寓言、撒种的寓言、浪子的寓言，等等。那么多的寓言。”
芥末酱羊肉，配上炖无花果和一杯葡萄酒——那么多可以吃的寓言，欧塞比奥想。
“寓言是以简单故事为依托的比喻。它是一个百宝箱，只有打开它才能参透其中的奥妙。而开启这些宝箱，使它们一览无余的唯一钥匙，就是比喻。
“最后，只有一件神迹如《圣经》中记载确有其事。它是我们信仰的支柱。那就是主的复活。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耶稣讲述的故事和关于他自己的故事。这是基督教的本质：一件独一无二的神迹为众多故事所簇拥，如同一座岛屿被大海环抱。”
欧塞比奥轻咳了一声。“你还没把这些发现告诉塞西利奥神父吧？”
塞西利奥神父是本地的神父，也是玛丽亚常常报以白眼的对象。有她在场时，那个可怜人看上去总像鸡窝里一只没有下够蛋的母鸡。
“干吗？你想被逐出教会吗？那个白痴只知道按照字面意思解读《圣经》。他的布道简直是对我的信仰的侮辱。他蠢得跟头牛一样。”
“但是他人很好。”欧塞比奥温和地说。
“牛也很好。”
“那些都非常有趣，我是说你刚才的话。”
“我还没说完。我在寻找，你还记得吗？因为有一个问题。”
“是的，你找到答案了。”
“啊，我的心跳得好快！我现在想喝一杯，你能把那个杯子洗了吗？”
玛丽亚弯腰从袋子里取出一瓶红酒放到桌上。欧塞比奥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玛丽亚，上帝保佑你！”他迫不及待地开了瓶。醒酒时，他把杯子细细刷了一遍。
“我没有别的杯子了。”他说，“你用杯子喝，我用瓶子直接喝。”
“那像什么话，我们用一个杯子喝。”
“好。”他把瓶中的琼浆倒入玻璃杯，它像萤火虫一样烁烁发光。他舔了舔嘴唇，想象红酒滑过喉咙的快感，但还是把酒杯递给妻子。“你先来，我的天使。”
玛丽亚若有所思地抿了一小口。她闭上眼睛，感受酒中精华渐渐渗入身体。她舒了一口气，睁开双眼。“酒不错。”
她把酒杯递给他。他喝了一大口，发出满足的叹息声，然后一饮而尽。“啊！真不错。再来一点儿。”他又倒了大半杯。
玛丽亚又喝了一小口。“我够了，”她说，“新年快乐。”
“什么？”
“如果你连时间都注意不到，看钟还有什么用？看看那两根指针。现在是午夜。已经是一九三九年了。”
“你说得没错。新年快乐，我的天使。希望这是一个好年头。”
他喝完酒，重新坐下。现在轮到他像萤火虫一样烁烁发光了。他有几分恍惚，这时妻子又开口了。
“为什么耶稣要讲述寓言？他为什么既要讲故事，又要在故事里现身？为什么真理要借助虚构的手法？一方面，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和其他以创作为生的手艺人像弹拨曼陀林一样玩弄语言，创作出富含隐喻的故事。另一方面，拿撒勒人耶稣(10)却鲜有史料记载，这难道不奇怪吗？里斯本一个不起眼的政府官员来到布拉干萨，他是个不值一提的谨小慎微的小个子男人，报纸却长篇累牍地报道，这些报纸甚至还会被存档。或者就说你，你的工作，欧塞比奥。一个人死了，这再正常不过；但你为他写了份报告，把一个速朽的生命化为不朽。然而，上帝之子降临城中，他四处游走，他与所有人见面，他的神迹让人惊叹不已，他被谋杀了——却没人记录这一切？当这颗伟大的神圣彗星撞击地球时，它唯一的痕迹只是一系列口述的传说？
“在基督纪元的第一个世纪，异教徒留下了上百份文稿。没有一份提到过耶稣。没有一个同时代的罗马人——官员、将军、政客、历史学家、哲学家、诗人、科学家、商人、任何类型的作家——提到过他。在任何公共场所的铭文或者存世的私人信件中都找不到有关他的蛛丝马迹。他没有出生记录，没有审判报告，也没有死亡证明。他死后一个世纪——整整一百年之后！——才出现两份关于耶稣的记述：一份来自小普林尼，一个罗马元老院议员及作家，另一份来自塔西佗，一位罗马历史学家。一封信和几页纸——这就是这个帝国狂热的官僚和骄傲的权贵的全部贡献。要知道，帝国的下一个宗教由耶稣创立，帝国的首都将成为他的信众的国都。所有异教徒都忽视了那个将把他们从罗马人变成基督徒的男人。这实在难以想象，就像法国人忽视了大革命一样。
“如果当年犹太人有更多关于耶稣的记录，那也都佚失了。谋害他的法利赛人没有留下一句话，犹太法庭没有留下一句话，审判他的宗教委员会也没有留下一句话。历史学家约瑟夫斯两次简要地提到耶稣，但距离他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在有关拿撒勒人耶稣的史料当中，所有来自非基督教渠道的记载合在一起也不过几页纸，而且全是二手的。它们的内容毫无新意，在基督教文献中均有记载。
“不对，不对，不对。史料对我们毫无帮助。我们对于耶稣的血肉之躯的了解全部来自四位寓言家。更叫人惊讶的是，这几位吟游诗人从没见过耶稣。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无论他们是谁，他们都没见过耶稣。和罗马人与犹太人一样，他们也是在耶稣殉难多年后才开始书写。他们是蒙受感召的抄写员，记录和整理了那些数十年来的口头传说。于是，耶稣通过这些口口相传的古老故事来到我们中间。一个人以这种方式在历史上留下印记，是多么随意、多么冒险啊！
“更奇怪的是，似乎耶稣自己想要这样。犹太人极度热衷读写。犹太人的每根手指都是一支笔。上帝对我们其他人只是口述，犹太人却得到了刻有文字的石板。然而，比起文字，竟有一个举足轻重的犹太人更偏爱转瞬即逝的声音。他选择飘忽不定的口头传说，而非白纸黑字的事实。为什么采取这种方式？为什么不以伟大的战神救世主的形象出现，如同犹太人所期望的那样？为什么要讲述故事，而非书写历史？”
妻子领着他穿过一条又一条富丽堂皇的走廊。现在，欧塞比奥预感到，他们就快步入正厅了。那里有宏大的舞池、辉煌的吊灯和高大的窗户。
“我想，那是因为耶稣想再一次施惠于我们。一个故事就是一场婚礼，我们这些听众就是看着新娘一步步走近圣坛的新郎。在这场幻想的结合里，故事诞生了。和每一桩婚姻一样，这种结合让我们置身其中；而且，就像没有两桩完全相同的婚姻，我们对故事的理解和感受也因人而异。故事对我们的感召如同上帝对我们的感召，它直接触及人心，而且我们欣然向往。故事有益于人的心灵。耶稣行走在世间，他的平静让我们安心。只要他还透过故事触摸着我们，只要他的指印还留在我们惊愕的脑海里，我们就与他同在。所以，他出现时并没有骑着一匹奔驰的马，而是端坐在一个故事之上。
“想象一下，欧塞比奥。想象你应邀参加一场宴会，面前是一张奢华的餐桌，上面摆着美酒佳肴。你尽情吃喝，直到酒足饭饱。这时你会转向主人，询问刚吃下肚的那些牲口的事吗？你也许真的会问，也许还能得到一些牲口的信息，但这怎么能跟你刚享用的大餐相提并论？我们必须放弃这种对历史上耶稣其人的还原主义追索。他无法被找到，因为那不是他选择留下印记的地方，也不是他选择的方式。耶稣讲述故事，也活在故事里。我们的信仰是对他的故事的信仰，在对故事的信仰之外几乎别无他物。圣言即故事，故事即圣言。”
玛丽亚深吸一口气。她的脸上洋溢着微笑。“现在，故事仍与我们同在。于是我找到了答案。那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
她弯腰从脚边的袋子里掏出一摞又一摞书。都是欧塞比奥很熟悉的：《褐衣男子》《蓝色列车之谜》《七面钟之谜》《寓所谜案》《悬崖上的谋杀》《三幕悲剧》《古墓之谜》《尼罗河上的惨案》《神秘的奎因先生》《ABC谋杀案》《埃奇威尔爵士之死》《罗杰疑案》《斯泰尔斯庄园奇案》《死亡草》《死亡之犬》《斯塔福特疑案》《东方快车谋杀案》《沉默的证人》《悬崖山庄奇案》。这么多封面鲜亮的精装本，全堆在他的桌上，其中几本砰然落地。
“最初我是在重读《东方快车谋杀案》时忽然萌发这个想法的。我注意到列车从东方开来。故事围绕着十三名乘客展开，其中一个是恶棍，是犹大。我注意到这些乘客来自各行各业，拥有各种国籍。我注意到其中一个调查人员，赫尔克里·波洛的助手，康斯坦丁医生。耶稣的故事不也是个东方故事，并且因为另一位康斯坦丁(11)而被世人传颂吗？耶稣不也有十二位门徒，其中一个不就是犹大吗？巴勒斯坦不也是一列混杂着各国籍民众的东方快车吗？赫尔克里·波洛的外国人长相常遭人指指点点，每次却总要靠他解开谜题。救世的异邦人——这不也是看待耶稣的一个角度吗？这些发现引导我用新的眼光来审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
“我注意到一系列事件。每个不经意的事件都暗藏玄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事是对于有启示性的线索的叙述，因此语言直白简明，段落和章节短小庞杂，和福音书一样。只有关键点才会被讲到。侦探小说和福音书一样，也在去芜存菁。
“我注意到，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事里几乎完全见不到孩子，因为谋杀案无疑只是成年人的娱乐；孩子在福音书里基本也没有出现，因为福音书同样只针对成年人。
“我注意到那些洞悉真相的人总是遭到怀疑和蔑视。那显然也是耶稣的遭遇。但是看看年迈的马普尔小姐，她总能洞悉真相，所有人却对此感到惊讶。赫尔克里·波洛也一样。那个怪模怪样的小个子男人怎么可能洞悉一切？但他确实洞悉一切。这是温和者的胜利——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里如此，在福音书里同样如此。
“最严重的罪行莫过于夺走一条生命，这一直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故事的核心。这也是耶稣故事的核心。在这两类故事的叙述中，不计其数的角色被简要地介绍，都出于同一个目的：将所有嫌疑人罗列在读者面前，让他们观察谁屈从于恶魔的诱惑，谁却不为所动。坚忍与懦弱并立，在福音书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事里都是如此。在这两类故事里，灵感出现的方式如出一辙：我们被告知事实，但事实本身善恶难辨；然后我们获得一种解读，这种解读为事实赋予意义。耶稣的寓言采用这种讲述方式：先是全面的阐述，然后是解释。比如耶稣的受难。他的殉难和复活正是先讲事件经过，再由保罗进行解释，并赋予其意义。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的结局也一样：赫尔克里·波洛先回顾所有的线索，再向我们揭示它们的含意。
“见证者的角色同样至关重要。无论是耶稣还是赫尔克里·波洛都无暇提笔书写。他们满足于生活在话语的世界。所以见证者变得必不可少，否则我们怎么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不过这其实是水到渠成。一个人在自己的领域里做出那么不可思议的事，人们觉得有义务作为见证。见过耶稣的人会在余生里向家人、朋友和陌生人讲起他，直到他们的话传到保罗的耳朵里，然后是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阿瑟·黑斯廷斯也是如此——他在众多的赫尔克里·波洛故事中扮演类似华生医生的叙述者角色，忠实程度堪比福音书的讲述者。
“但是，每个证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不可靠的。我们在阿瑟·黑斯廷斯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总是比赫尔克里·波洛慢半拍，要靠波洛给出合理的解释。然后我们意识到愚钝的人并不只是阿瑟·黑斯廷斯。我们同样会遗漏线索，曲解事件关键，无法领会要点。我们也需要赫尔克里·波洛为我们解惑。耶稣的情况也一样。他身边围绕着数不胜数的阿瑟·黑斯廷斯，他们永远会遗漏线索，曲解事件关键，无法领会要点。他也需要向门徒解释一切，这样他们才能跟上他的脚步。即便如此，门徒的理解也多有偏颇，他们对于耶稣的言行无法达成共识。看看福音书吧：四本书，每本都和其他几本略有不同，每本都和其他几本有逻辑冲突，就像同一案件的不同证词常常互相矛盾一样。
“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里，凶手总比我们预想的离我们更近。想想《褐衣男子》《七面钟之谜》《三幕悲剧》《ABC谋杀案》，尤其是《罗杰疑案》——我只是随便举几个例子。我们的目光对于远方的恶魔很敏锐，但是距离越近，道德的近视就越严重。边界变得模糊，焦点难以辨认。于是当凶手揭晓时，你的反应是：‘你也有份，布鲁图？’(12)当犹大——好心的加略人犹大，我们亲爱的朋友和旅伴——被证明是叛徒时，门徒们一定也是这副表情。我们总是对于身边的恶魔视而不见，总是心甘情愿地把头转开！
“说到视而不见，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时总是身不由己。我们必须读下去。我们想知道是谁干的，怎么干的，为什么要那么干。然后我们找到了答案。我们惊讶于案犯的精心设计。啊，凶手的头脑多么冷静，他下手多么狠辣。我们如饥似渴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我们放下书本——然后我们瞬间就忘记了凶手是谁！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却忘不了受害者。阿加莎·克里斯蒂可以把小说取名为《罗杰疑案》或《埃奇威尔爵士之死》，却毫不担心读者会丧失兴趣。受害者已经摆明了，我们忘不了他。但是凶手那么快就从我们的头脑里消失了。在阿加莎·克里斯蒂所写的众多小说之中，我们随手翻开一本，会下意识地想：我读过这本吗？让我看看。她死了，对，我记得，但是谁干的？哦，不记得了。我们必须重新读上一百页才能想起是谁夺走了一条人命。
“我们把同样的健忘用在福音书上。我们记住了死者。我们当然记得住。但我们记得住是谁杀了他吗？假设你在街上随便拦一个人，问：‘立刻告诉我，是谁谋杀了耶稣？’我猜那人多半张口结舌。到底是谁谋杀了拿撒勒人耶稣？谁应当对此负责？是加略人犹大吗？嘿！他不过是个工具，一个帮凶。他背叛了耶稣，他把他卖给了搜捕他的人，但他并没有杀害他。那么，是不是本丢·彼拉多——那个宣判耶稣死刑的罗马执政官？也很牵强。他知道耶稣是无罪的，想把他释放，也更愿意把巴拉巴钉在十字架上，但他最终屈服于愤怒的民众(13)。彼拉多宁可牺牲一个无辜的人，也不愿眼睁睁看着骚乱爆发。所以他是一个懦夫，另一个谋杀案的帮凶，但他也并非真正的凶手。
“那么，是谁犯下的罪行？广义上讲，是罗马人吗？耶稣的确是被罗马士兵绑起来的——命令由罗马军官下达，遵照一个罗马行省的罗马律法。不过有谁听说过这么模糊的凶犯？神之子被一个早已消失的帝国的无名奴仆杀害，只为安抚一个争吵不休的本地族群——我们在神学上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吗？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难怪没人记得凶手是谁。
“啊！但是显而易见：是犹太人谋杀了耶稣！这话听上去很熟悉，对不对？一群工于心计的犹太长老和罗马当局沆瀣一气，阴谋除掉一个带来麻烦的同胞。（我们只记得恨犹太人，却忘了恨意大利人——为什么会这样？这真是一种耻辱！）但是，如果该负责的是犹太人，那么是哪几个人？他们叫什么名字？我们知道大祭司该亚法。还有其他人吗？没有别的名字被提及。实际上，和犹大、彼拉多一样，该亚法也只是帮凶。犹太人不能公开杀死犹太人——记得十诫吗？该亚法必须找到下得了手的人。于是他和同辈的长老煽动民众，让民众决定耶稣应该被钉死。他们承担着真实的、实质性的罪名。如果民众大声疾呼，要求释放耶稣、钉死巴拉巴，彼拉多一定会照办，该亚法的阴谋就无法得逞，犹大也不必退还沾血的钱。
“看样子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拿撒勒人耶稣的死，罪在民众。严格来讲，首先是民众被寂寂无名的官员欺骗，然后被寂寂无名的长老煽动，希望耶稣被处死，最后没名没姓的士兵动手杀死了他。但一切都源自民众，还有比民众更没名没姓的吗？民众的定义，不就是无名氏吗？这样看来，整件事水落石出：有罪的犹太人，有罪的罗马人——他们只是挡箭牌，是混淆视听的熏鲱鱼(14)，这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惯用手法如出一辙。难怪那些随处可见的粗人会认为隔壁的犹太人杀死了耶稣，因为那更具体。但神学上的事实是：无名氏杀死了拿撒勒人耶稣。那么谁是无名氏呢？”
玛丽亚顿了一下。片刻的沉默后，欧塞比奥如梦初醒，意识到妻子正在等待他的回答。
“哦！我不太清楚。我从来没有——”
“无名氏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所有人。我们杀死了拿撒勒人耶稣。我们就是民众。我们就是无名氏。写进历史的不是犹太人的罪，而是我们所有人的罪。但是我们那么快就忘记了这一点。我们不喜欢罪过，对吧？我们惯于文过饰非，将罪过转嫁给他人。而且正因为我们厌恶罪过，所以我们记不住福音书里是谁杀死了受害者，就像我们记不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里是谁杀死了受害者。
“说到底，这难道不是形容耶稣生平的最简洁的方式吗——一起谋杀案？一条生命被夺走，受害者完全无辜。是谁干的？谁有作案动机和时机？尸体上有什么痕迹？它说明什么？这需要一名优秀的侦探来破案。凶案发生多年以后，这位一世纪的赫尔克里·波洛出现了，他就是塔尔苏斯的保罗。基督教始于保罗。最早的基督教文献就是保罗的信件。我们从这些信中获知耶稣的故事，这比福音书上的耶稣生平早了若干年。保罗立誓把耶稣的事件查个水落石出。他使用自己的‘灰色细胞’，四处查访，听取证词，仔细查看事件记录，搜集线索，研究每一个细节。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他眼前闪现出一个画面，顿时恍然大悟。在调查接近尾声时，他得出了唯一可能的结论。然后他开始布道，开始书写；耶稣也从一个失败的弥赛亚(15)变成了替我们背负原罪的神子。保罗使得拿撒勒人耶稣的案件真相大白。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里，悬案的破解带给我们某种快感，同时读者也被她惊人的创造力折服。与此类似，耶稣的复活及其意义同样在基督徒心中唤起一种大欢喜——这种欢喜更进一步，它是持久的快乐；基督徒感谢上帝惊人的创造力，以及祂无限的悲悯。在这里，一个问题曾困扰保罗：一位慈爱的神为何会被意外处死，然后又复活？唯一的答案是：耶稣通过复活来洗刷我们的罪过。赫尔克里·波洛会由衷地赞同保罗解谜的逻辑。
“福音书里的世界是严酷的。那里充满了苦难——身体的苦难，灵魂的苦难。那是一个善恶分明的世界，善者一心向善，恶者穷凶极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世界也同样严酷。我们中有谁跟赫尔克里·波洛和简·马普尔一样，生活在谋杀案频发的世界里？而且在那些凶案背后，有多少邪恶暗流涌动！我们的世界不是那样的，对吗？我们中大多数人既没见过那么多善，也没见过那么多恶。我们航行在一条中间航道上。然而，谋杀案仍会发生，有时规模还很大，对不对？一战结束还没多久。隔壁的西班牙人正在肆无忌惮地相互屠戮。现在不断有谣言说，另一场大战就要在我们这块大陆打响。我们这个世纪标志性的罪行就是谋杀，欧塞比奥。无名氏依然活在我们中间。那条中间航道只是一个幻觉。我们的世界同样严酷，我们只是躲在运气和紧闭的双眼构筑的避难所里。等到运气用尽，等到眼皮被撕开，你该怎么办？
“令人悲伤的现实是：无论医生怎么说，都不存在自然的死亡。每一起死亡对于某个人来说都是一次谋杀，它不公正地夺走了一个被深爱的生命。即使我们中最幸运的人在生命中也至少会遭遇一次谋杀，那就是我们自身的死亡。那是我们的宿命。我们全都活在自己扮演死者的谋杀案里。
“唯一在道德高度上堪比福音书的现代文学只有地位低下的侦探小说。如果把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放在福音书之上，用一束光透射下来，我们能看出两者遥相呼应，处处暗合。我们会发现相同的结构和类似的叙述。他们是同一座城市的两幅地图，是关于同一种存在的两个比喻。它们折射出同样清澈的道德之光。这就能解释为什么阿加莎·克里斯蒂是世界历史上最受欢迎的作家。她的感染力和《圣经》一样强烈，她像《圣经》一样家喻户晓，因为她是一位现代使徒，一位女性使徒。在男人们喋喋不休两千年之后，该轮到女人了。这位新使徒回答了耶稣曾回答过的问题：我们要如何面对死亡？因为悬案终将告破，迷雾消散无踪。我们必须以同样的方式面对死亡：破解它，赋予它意义，把它放进人生的历程当中，无论这一切有多难。
“然而，阿加莎·克里斯蒂和福音书有一点关键区别。我们不再活在预言与奇迹的时代。和福音书里的人们不同，我们不再有耶稣活在我们中间。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的福音书是关于神的存在的记述。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是关于神的缺席的福音书。她的书是写给现代人的现代版福音书。现代人更多疑，更不愿接受信仰。因此耶稣仅出现在片段之中，藏在不起眼的痕迹间；他披着斗篷，戴着面具，身影模糊，隐于暗处。但是你看——他就在她的姓氏里(16)。更重要的是，他近在咫尺，低声耳语。”
玛丽亚·洛佐拉打量着丈夫的反应，一丝微笑爬上她的脸庞。他也向她微笑，却没有说话。老实说，听到她把耶稣基督和使徒保罗拿来跟阿加莎·克里斯蒂和赫尔克里·波洛相提并论，这让他感到别扭。一个来自英格兰托基市的四十八岁中年女人，一个创作了大量引人入胜的娱乐小说的作家——如果罗马教皇听说出了这么一个劲敌，他心里一定不痛快。
玛丽亚又开口了，柔和的声音飘过来，仿佛一个拥抱。“这太棒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持久的挑战不就是信仰与理性的结合吗？要我们把生活植根于那一丝遥远的神圣，这太困难，也太不合情理。信仰是崇高的，但不切实际：人怎么可能日复一日地活在一个永恒的理念里？理性却来得容易得多。理性是现实的，它的回报立竿见影，它的作用显而易见。然而，理性也是盲目的。理性，就其自身而言，无法为我们指引方向，尤其是在逆境当中。我们如何在两者间求得平衡，如何让信仰和理性和谐共存？拿你来说，欧塞比奥，我认为问题的答案藏在这样的故事里：它们出色地展现了理性，同时又让你贴近拿撒勒人耶稣。如此一来，即使在内心动摇的时刻，你也能坚守信仰。因此，我送给你：阿加莎·克里斯蒂。”
她看上去光彩照人。这两个单词构成的礼物包裹在层层演说词当中，此刻落进他的怀里。根据自己数十年的经验，他明白现在到了他回应的时刻。他却意外地张口结舌。什么？耶稣的神迹，耶稣施惠于人的身体，耶稣行走于水上，寓言家耶稣被其他寓言家挽救，耶稣是一桩谋杀案的受害者，耶稣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故事背景中一个低语的身影——所有这些迂回曲折的论点，只是为了证明他在阅读自己最爱的作家作品时可以获得更崇高的宗教慰藉？他结结巴巴地说：“谢谢你，玛丽亚。我还没从这个角度思考过阿加莎·克里斯蒂。这是一个——”
“我爱你。”妻子打断他，“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你只读阿加莎·克里斯蒂。下次你卧病在床、情绪低落的时候，就拿一本她的书，幻想你在一条船上。涉水而来，站在船边的人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他开始为你朗读阿加莎·克里斯蒂。怜爱你的主啊，祂温暖的呼吸掠过纸页，吹拂在你脸上。彼时彼刻，你怎能不绽放笑颜？”
“啊，玛——玛——玛丽亚！”他大声喊道。这突如其来的口吃是怎么回事？他望着她，明白了自己的感激之情从何而来。他的沃土、他的阳光、他的庄稼、他的雨露。“我的天使，你真是太体贴了！我太感动了。”
他站起身，绕过桌子向她走来。她也站起身。他张开双臂拥抱她。他们接吻。她的身子很冷。他紧紧抱着她，用自己的身体温暖她。他把头倚在她肩上，说：“真是一件很棒的礼物。我真幸运，能——”
她从他怀里挣脱，轻轻拍了拍他的脸颊。“别客气，我亲爱的丈夫，别客气。你是个好人。”她叹了口气，“我该回家了。能帮我把书装进袋子吗？”
“当然！”他俯身捡起掉在地上的书。他们一起把所有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装回袋子，并肩走到几步外的门口。他拉开门。
“你把牛奶忘在外面了，”她站在门口说，“三天了。已经馊了，臭死了。我没有注意到，因为我从来不喝那东西。如果你今晚要通宵加班的话，回家时顺便买点儿新鲜牛奶。还有面包。记得别买小扁豆面包，吃了会放屁的。最后说一句，我还给你买了个小礼物。现在别看。我要走了。”
但他仍想留住她，感谢她为他准备的礼物。他和挚爱的妻子已经共度了三十八个年头，他依然想向她倾诉。
“我们一起祈祷吧？”他问。这是他打断妻子思路的惯用伎俩。
“我太累了。不过你祈祷吧。而且你还有工作要做。你在忙什么？”
他看了看书桌。工作？他完全忘了他的工作。“我有好几篇报告要写。有一个案子尤其让人不舒服——一个女人被推下了桥。一桩邪恶的谋杀。”
他叹了口气。
“只有婴儿和小孩的尸检比这更糟——那些器官全都小得像玩具。除此之外，再没有比腐烂的人体更令人作呕的了。死后两到三天，尸体开始腐烂，腹部出现标志性的绿斑，它逐渐蔓延到胸部和大腿上部。这种绿色源自肠道菌群释放的一种气体。人活着的时候这些细菌帮助消化食物，但在死后它们帮助消化肉体。这类朋友在自然界里无处不在。这种气体里含有硫黄，所以很难闻。一部分气体会从直肠逸出，所以往往你还没看见腐尸就已经闻到气味。不过很快你就会看到剧烈的变化。当这种气体让皮肤完全变色之后，它开始造成尸体鼓胀。眼球会从浮肿的眼皮间鼓出来；舌头从嘴里伸出来；子宫整个儿翻过来，被挤出体外；肠子也从肛门里挤出来；皮肤的颜色持续改变。仅仅一周时间，假如尸体经历了完整的湿性坏疽分解，那么一具苍白的尸体会从浅绿色变为紫色，再变为暗绿色，沿着静脉浮现出大理石状的黑色条纹。水疱慢慢胀大又破裂，在皮肤上留下坑坑洼洼的脓斑。尸液从鼻孔、嘴和其他身体出口渗出。在这些液体里可以找到两种化学物质，它们叫作腐胺和尸胺——这两个名称准确地传达出它们的气味。死后两周，尸体已经肿得浑身紧绷，尤其是腹部、阴囊、胸部和舌头。最苗条的人也会变得肥胖臃肿。肿胀的皮肤开裂，然后整片整片地滑落。再过一周，头发、指甲、牙齿都会脱落。大多数脏器已经破裂，并开始液化，包括大脑——它最后的固体形态是一种暗绿色的凝胶。所有器官化为一条恶臭、黏稠的小溪，从骨架上缓缓流淌下来。
“在体外，细菌之外的其他微生物也加入丑化尸体的过程。各种鸟类啄食腐肉，为成群的小型入侵者辟出入口。它们中有苍蝇——主要是食肉蝇和丽蝇，它们会产生大量的蛆——还有甲虫、蚂蚁、蜘蛛、螨虫、马陆、蜈蚣、黄蜂，等等。每种入侵者都以其独特的方式毁损尸体。还有更多的毁损者：鼩鼱、田鼠、老鼠、狐狸、猫、狗、狼、猞猁。这些家伙啃噬面部，撕下成块的肉，扯掉整条胳膊或腿。这一切都发生在这具尸体上——就在不久以前，它还是一个鲜活、完整、会站会走、会微笑会大笑的生命。”
“太可怕了。”玛丽亚说。
“没错。从现在开始我会尽量避开那座桥。”
妻子点点头。“信仰是对死亡的回答。再见。”
她抬起头，他们最后亲吻了一下。她迷人的脸如此贴近他的脸！她的身体紧紧依偎在他怀里的那种感觉啊！她从他怀抱里挣脱出来。微微一笑，一个告别的眼神。她走出办公室，沿走廊往外走。他跟着她出了门。
“再见，我的天使。感谢你所有的礼物。我爱你。”
她消失在拐角处。他对着空荡荡的走廊出了会儿神，然后回到办公室，关上门。
他的办公室变得空旷、静谧。也许他应该再祈祷一次，尽管作为一名拿撒勒人耶稣的虔诚信徒，他的祈祷很少得偿所愿。况且他上了岁数，双膝跪地也没那么容易。屈膝的动作伴着呻吟，身体各个零件缓慢地运转，颤巍巍地保持平衡，间或还会身不由己地猛然一松。最终，两只膝盖顶在坚硬冰冷的大理石地板上，硌得生疼（这样的地板却非常适合清理血渍和尸液）。他扶着桌子，缓慢地跪下。然后他想起来：玛丽亚还提到一件礼物。他看了看桌面。她一定是趁他弯腰捡地上的书时把礼物放在了桌上。没错，几份报告下面凸起一个先前没有的鼓包。他站起来，伸出手去。一本书。他把它拿在手里，翻过来。
《死亡约会》，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他在记忆中搜索。书名看上去不太眼熟，封面似乎也没见过。但她有太多的书、太多的封面。他查看版权页：一九三八年，就是今年——或者说几分钟前的今年。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新书！《尼罗河上的惨案》的续篇。它一定是昨天刚从葡萄牙侦探小说协会寄来的。祝福他们。祝福他的妻子——她让他先睹为快，这是额外的礼物。
报告可以等。他在椅子上坐下。或者，如妻子建议的那样，他在一条小船上坐下。他的耳畔响起一个声音：
“你明白的，不是吗？她必须得死！”
这句质问飘进寂静的夜，像是在那里悬浮了片刻，紧接着便越飘越远，消失在死海之中。
赫尔克里·波洛正抓着窗户把手，愣了片刻。他皱了皱眉，最后还是坚决地关上了窗户，这样就可以杜绝那些伤人的夜间凉气了！赫尔克里·波洛从小就懂得，外面的空气还是留在外面的好，尤其是夜晚的凉气更是有害健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