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临近一九二〇年末的时候，达林顿勋爵踏上了他数度柏林之行的首次旅程，我还记得那次初访对他造成的深刻影响。他回来以后一连好几天都心事重重，我还记得我有一次问他柏林之行是否愉快时，他的回答是：“令人不安，史蒂文斯。令人甚为不安。如此对待战败的敌人对我们而言实在是名誉扫地。这完全背离了我们国家的传统。”
不过，还有与此有关的另一件事一直生动地留在我的记忆当中。如今，原来的宴会厅已经不再摆放餐桌，那个宽敞的大厅由于其天花极高且非常华美，法拉戴先生就将其派作了类似画廊的用场。但是在爵爷的时代，宴会厅还是经常使用的，常设的长餐桌可供三十位或更多的客人就座用餐；实际上，那个宴会厅是如此宽敞，只要在常设的长餐桌一头再加设几张小餐桌，就能供差不多五十位客人就座用餐。当然，在寻常的日子里，达林顿勋爵就跟如今的法拉戴先生一样，是在气氛更加亲切的餐厅里用餐的，那是招待十二位客人用餐的理想场所。不过我记得在那个特别的冬夜里，餐厅因为某种原因无法使用，达林顿勋爵只得跟唯一的一位客人——我想应该是爵爷任职外交部时期的同僚理查德·福克斯爵士——在那空旷的宴会厅里共进晚餐。您无疑也会同意，在侍餐的时候，最困难的情况就莫过于只有两个人用餐了。我本人是宁肯只伺候一位用餐者用餐的，哪怕他是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在有两个人一起用餐的情况下，就算其中一位是自己的主人，你也会发现最大的难题就在于很难做到既要全意殷勤又须完全不引起注意这一优质侍餐服务的核心要义；在这种情况下，你难免会有这样的怀疑，即你的在场是否妨碍了两位用餐者的谈话。
那天晚上，宴会厅里的大部分空间都处在黑暗中，两位绅士肩并肩坐在长餐桌的中间位置——因为餐桌过于宽大，不宜于对坐——照明只有餐桌上的烛台以及对面噼啪作响的炉火。为了将我的存在感减到最低，我决定站在比平常距离餐桌远得多的暗处。当然了，这一策略也有其明显的不利之处，每次我走向光亮处侍餐的时候，还没等我走到餐桌前，我前进的脚步就会产生又长又响的回声，以最招摇的方式让用餐者注意到我的到来；不过也确有一大优点，可以使我站在一旁待命时几乎不会被人注意到。正是在我这样侍立于离开两位绅士有一段距离的暗处的时候，我听到坐在两排空椅子中间的达林顿勋爵谈起了布雷曼先生，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静而又温文，然而却在高大的四壁间产生了强烈的回响。
“他曾是我的敌人，”爵爷说道，“可是一直都表现得像个绅士。在我们两国相互炮击的六个月期间，我们彼此都能以礼相待。他是位绅士，必须恪尽职守，我对他本人并无丝毫怨恨。我曾对他说：‘听我说，我们现在是敌人，我会不惜一切跟你战斗到底。但是在这一可悲的事务结束之后，等我们之间不必再相互为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一起喝一杯。’但可悲的是，这一君子协定却让我成了一个骗子。我的意思是，我跟他说过一旦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就不再相互为敌了。如今我有何面目再去见他，跟他说我所言不虚呢？”
就在那同一个夜晚的稍后时段，爵爷一边摇着头，一边语气沉重地说：“我是为了维护世界的正义才打那场战争的。据我的理解，我并没有参加到针对日耳曼种族的仇杀当中。”
时至今日，每当听到针对爵爷的各种说法，每当听到这些日子里甚嚣尘上的有关他的行事动机的那些愚蠢的诛心之论，我就会高兴地回忆起他在那间空荡荡的宴会厅里说出的那番肺腑之言。在以后的这些岁月当中，针对爵爷的所作所为无论曾有过如何纷纭复杂的说法，至少我个人从未怀疑过，他所有的言行无不源自他内心深处渴望伸张“世界的正义”的终极愿望。
那个夜晚过后没多久，就传来了布雷曼先生在汉堡至柏林的一列火车上开枪自杀的噩耗。爵爷自然是非常难过，并马上制订计划，对布雷曼夫人致以哀悼之情并予以经济援助。然而，在经过好几天的努力之后——其间我本人亦曾竭尽所能给以协助——爵爷都寻觅不到布雷曼先生家人的任何行踪。看来，他已经有挺长一段时间无家可归、妻离子散了。
我相信，即使没有这个不幸的消息，达林顿勋爵也会开始他日后的那些作为的；他那唯愿终结不义与苦难的渴望就深深地根植于他的本性中，他是不可能改弦更张的。事实上，布雷曼先生死后不过几个礼拜，爵爷就开始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致力于解决德国的危机。众多政府的权贵与社会上的名流都成为府里的常客——我记得，这其中就包括了丹尼尔斯勋爵、约翰·梅纳德·凯恩斯<small>[2]</small>先生和H·G·威尔斯<small>[3]</small>先生，那位著名的作家，以及其他很多“不宜公开”的人士，在此我也就姑隐其名了——这些来宾经常和爵爷一连好几个钟头闭门密商。
有些来宾事实上是绝对“不宜公开”的，我得到指示要确保不能让仆佣们得悉他们的身份，有时甚至都不能让人看到他们。不过——我可以自豪而又感激地说一句——达林顿勋爵从来都未曾试图避过我的耳目；我还记得有好几次，某位大人物一句话说到一半就停下来，警惕地瞥上我一眼，而爵爷无一例外地都会保证说：“哦，但说无妨。在史蒂文斯面前您什么话都可以讲，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
于是，在布雷曼先生去世后的大约两年间，在爵爷与那段时间已成为其最亲密盟友的大卫·卡迪纳尔爵士的不懈努力下，已成功地聚集起一个由重要人士组成的广泛联盟，其共同的信念是德国的现状已经不能再这样持续下去了。这其中不但有英国人和德国人，还有比利时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瑞士人；他们的身份则是高级外交官和政要、杰出的神职人员、退役的军方士绅、作家与思想家。其中的有些绅士是因为跟爵爷的见解一致，深切地感觉到在凡尔赛签订的和约远非光明磊落，为了一场已经结束了的战争而继续惩罚一个战败国是不道德的行径<small>[4]</small>。其他人显然对于德国或是她的子民并不这么关心，但他们认为该国的经济乱象若不得到遏止，则极有可能以惊人之势蔓延至全世界。
等到一九二二年初的时候，爵爷已经开始为心中一个明确的目标而努力了。这就是将这群同道中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齐集达林顿府，举办一场“非官方的”国际会议——会议将集中讨论《凡尔赛和约》中最为苛刻的几个条款的修订办法。为了使他们的努力不至于付诸东流，任何此类的会议都必须具有足够的分量，如此方能对于“官方的”国际会议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专为重新检讨和约的内容这一目的已经正式召开过几次会议，但其结果却只是徒增混乱和怨愤。我们当时的首相劳合·乔治先生已经呼吁于一九二二年春在意大利再次召开一次大型会议，爵爷最初的打算就是在达林顿府组织一次聚会以便确保意大利的会议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虽然爵爷和大卫爵士不遗余力地辛苦工作，但这一时限确实还是过于紧迫了；但随着乔治先生倡议举行的会议再度无疾而终，爵爷于是着眼于计划来年将于瑞士举行的下一次大型会议。
我还记得那段时期里的一天早上，我在早餐室里为达林顿勋爵端上咖啡的时候，他有点愤愤地把手里的《泰晤士报》折起来，说道：“这些法国人。我真是，说实话，史蒂文斯，有点受不了这些法国人。”
“是的，先生。”
“而且想想看我们还必须得在全世界面前跟他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一旦被人提醒到这一点，你就巴不得好好去洗个澡。”
“是的，先生。”
“上次我在柏林的时候，史蒂文斯，奥费拉特男爵，家父的老朋友，走上前来跟我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难道你们看不出来再这样下去我们就承受不了了吗？’我真是很想直接告诉他，这全是那些可鄙的法国人干的。这么胡闹可绝非英国人的行事风格，我想跟他说。可我转念一想还是不能这么做：绝对不应该诋毁我们亲爱的盟国。”
可是事实上，正是由于法国人在解除德国人免受《凡尔赛和约》苛酷条款的限制方面最不肯通融，也就更为迫切地需要在达林顿府举行的聚会上至少请到一位对于本国的外交政策拥有明确影响力的法国绅士与会。的确，我就听到爵爷数度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位人士出席，则任何关于德国问题的讨论都不过是自娱自乐。于是，爵爷就和大卫爵士开始着手解决筹备工作的这一至关重要的环节，在此期间，我亲眼目睹他们迭遭挫败仍不屈不挠的精神境界，真是令我感佩不已，五体投地。他们发出了无数信函和电报，而且在短短两个月内爵爷就三度亲赴巴黎斡旋。最后终于征得一位声名显赫的法国人的承诺——我将只称呼他为“杜邦先生”——同意在严格地“不宜公开”的基础上参加此次聚会，会议的日期也由此得以确定。也就是一九二三年那个令人难忘的三月。
随着会期越来越近，我所承受的压力在性质上虽远不如爵爷肩负的那么巨大，但也绝非是微不足道的。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有任何一位客人在达林顿府逗留期间稍感些微地不够舒适，就有可能造成无法想象的严重后果。不仅如此，由于与会人数的不确定性，我事先的准备工作也就格外复杂化了。这次会议的级别极高，正式的与会者仅限于十八位位高权重的绅士和两位女士——一位德国的伯爵夫人以及那令人敬畏的埃莉诺·奥斯汀太太，她当时还住在柏林；不过由于每位与会者都有充分的理由携秘书、贴身男仆和翻译一同前来，要想确知这些随同人员的人数几乎是不可能的。再者说来，有一部分与会者肯定会在三天的会期之前提早到来，以便为自己留出充足的时间做好准备工作并估定其他客人的具体心态；然而他们提前抵达的准确日期仍属未定之数。我能够确定的只有府里所有的仆役员工不仅需要不遗余力地努力工作，需要随时保持最为警觉的待命状态，而且还得具有非同寻常的灵活和变通性。事实上，我一度曾经认为如果不从府外引进更多人手帮忙的话，我们面临的这一巨大的挑战恐怕难以顺利完成。但如此一来，不但是爵爷肯定担心会引起外界的谣诼蜂起，也会使得我在承担不起任何失误的情势下，出现不得不仰赖完全不知底细的外人的窘境。于是，我开始着手以一种，在我想象中，一位将军为一场战役做准备的态度来为即将到来的重大日子做好准备：我以无以复加的谨慎态度拟定了一份特别的员工配置规划，预先考虑到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和不测；我仔细分析了我们最薄弱的环节所在，为此专门制订了若干应急计划，以便在果然出现问题时即可施行补救措施；我甚至对全体员工做了一次军队里惯用的“鼓气讲话”，让大家认识到，尽管他们必须拼力工作到精疲力竭的程度，但能在未来的那几天里克尽厥职，他们必将感到莫大的自豪。“历史极有可能就在我们这个屋檐下创造出来，”我这样告诉他们。而他们因为深知我绝非那种夸大其词之辈，也就都能清楚地认识到某件意义重大的事件即将在我们府里上演了。
这样您或许就能理解，家父不巧在凉亭前摔倒时整个达林顿府里所笼罩的紧张气氛——那一意外就发生在第一批与会客人可能会到达的两周前——而且也该明白我为什么要说我们已经没有什么“转弯抹角”的余地了吧？可不管怎么说，家父居然很快就找到了办法，巧妙地规避了由不许他再端托盘的禁令对他的工作效能所造成的限制。一时间，大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手推车在府里到处走动的身影，车上满载着清洁用具、拖把、刷子，虽总是摆放得整整齐齐，旁边却又极不协调出现了茶壶、茶杯和茶碟，有时候看起来活像是街头小贩的卖货车。显然，他仍旧无可避免地只得放弃他在餐厅里侍餐的职责，但除此以外，拜那辆手推车之赐，他却完成了惊人的工作量。事实上，随着国际会议的巨大挑战日益迫近，家父身上似乎也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变化。给人感觉简直就像是他被某种超自然的力量附了体，让他一下子年轻了二十岁；前些日子他脸上那种意气消沉的神色几乎一扫而光，他在府里各处工作起来简直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在外人看来几乎要以为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好几个这样的身影推着手推车在达林顿府里的各个走廊上奔忙呢。
至于肯顿小姐呢，我记得那些日子里日益增加的压力似乎也对她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举例说来，我记得那段时间里我有一次在后廊上跟她偶遇时的情形。对于达林顿府来说，后廊在整个仆役区域起到了主干的作用，由于进深过长，阳光无法照射进来，走廊里总是一副阴沉沉的场景。就算是在大晴天，后廊上也是一片昏暗，从那儿走过就像是穿过一条隧道一样。在我说起的那一次，如果我未曾从她朝我走来时鞋子踩在地板上的脚步声中认出她来，那就只能通过她的轮廓来辨认了。我在木地板上少数几处有道光线透进来的地方选了一处停下脚步，待她走近以后叫了一声：“啊，肯顿小姐。”
“有事吗，史蒂文斯先生？”
“肯顿小姐，不知道可否提醒您留意一下，楼上的床单需要在后天之前准备妥当。”
“床单已经全都准备好了，史蒂文斯先生。”
“啊，很高兴听您这么说。我不过是突然想到了而已，没什么别的意思。”
我正要起步往前走的时候，肯顿小姐却站在了原地。然后她朝我走近一步，一道光纹刚好落在她的脸上，我这才看清楚她那愤怒的表情。
“非常不幸，史蒂文斯先生，我真是忙得不可开交，我发现我几乎连一刻都不得闲。而您却明显地闲得很，我要是有您那么多闲工夫的话，我也会很高兴在府里四处溜达溜达，然后再同样地提醒您去特别注意一下那些你早就已经做好的工作的。”
“喔，肯顿小姐，根本没必要发那么大的火。我只是觉得有必要提醒您一声，您并没有因为太忙而疏忽了……”
“史蒂文斯先生，这已经是在过去的两天当中您第四或第五次感觉有此必要了。您居然有这么多时间在府里上上下下地闲逛，并且以您那毫无必要的指责无端地去打搅别人，这实在是让人感觉匪夷所思。”
“肯顿小姐，如果您居然有那么一时一刻认为我还有空闲时间的话，那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显示出您是多么地缺乏经验了。我相信假以时日，再过几年，您对于在这样一幢府第里到底有多少大事小情需要操心，是会获得一些更为清楚的概念的。”
“您总是没完没了地提到我有‘多么缺乏经验’，史蒂文斯先生，然而您却显然无法指出我的工作中有任何疏失。否则，我确信您老早就不厌其烦地不吝赐教了。行了，我手头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果您不再这样跟在我屁股后面指手画脚，妨碍我做事，我将会感激不尽的。如果您实在是有太多的闲暇需要消磨，那我建议您不如到外面去呼吸点新鲜空气，倒是更为有益一些。”
她咚咚地踩着地板从我身边走过，朝走廊那头走去。我决定最好还是到此为止，不要再深究下去，于是也就继续走我的路了。我就要来到厨房门口的时候，忽听得她怒冲冲的脚步声再次尾随而至。
“事实上，史蒂文斯先生，”她大声叫道，“我想请您从今往后不要再直接跟我说话了。”
“肯顿小姐，您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如果有必要传递什么信息的话，那就请您通过一位信使来传达。或者您也可以写一张字条，派人给我送来。这样的话，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我肯定，将会融洽很多。”
“肯顿小姐……”
“我实在是太忙了，史蒂文斯先生。如果信息太复杂怕说不清楚的话，就请写张字条。或者您愿意的话，也可以跟玛莎或多萝西讲，要不然就跟您认为值得信赖的某位男性员工讲。我现在必须得回去忙我的工作，只能留您一个人继续闲逛下去了。”
肯顿小姐的行径固然令人恼怒，可我也实在无暇多想，因为那时第一批客人已经到了。国外的代表预计还要两三天后才会陆续到达，不过被爵爷称作“主场团队”的三位绅士——外交部两位绝对“不宜公开”身份的公使和大卫·卡迪纳尔爵士——为了尽可能把准备工作做到位已经提早来到。一如既往，我在出入几位绅士正坐而论道，进行深入讨论的不同房间时，他们几乎不会对我有任何避讳，于是我不免对于进展到这一阶段的整体氛围多多少少也有了一定的印象。当然，爵爷和他的同僚们着重对于每一位即将与会的代表的基本情况相互间都尽可能精准地做了简要介绍；不过，他们关注的焦点都不可避免地集中在了一个人身上——也就是杜邦先生，那位法国绅士——同样重要的还有他个人可能的好恶倾向。实际上，有一次我走进吸烟室的时候，确信我听到其中一位绅士正在说：“欧洲的命运事实上可能全系于我们是否能在这一点上劝说杜邦先生改变他既有的观点。”
也正是在这一初步讨论的阶段当中，爵爷曾信托给我一项极不寻常的任务，而正因为它的不同寻常，它才同那意义重大的一周当中发生的其他明显更加令人难忘的事件一起，至今仍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当中。达林顿勋爵特意把我叫进他的书房，我马上就看出他有点心烦意乱。他端坐在书桌后面，像通常一样，手里捧着一本打开的大书作为遮掩——这次是本《名人录》——来来回回地翻着其中的一页。
“哦，史蒂文斯，”他假作漠不关心地开口道，可是下面似乎就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了。我站在原地，准备一有机会就为他排忧解难。爵爷继续翻弄了一会儿书页，俯下身去细看其中的一个条目，然后才说：“史蒂文斯，我也知道我想请你去做的这件事有些不合常规。”
“先生？”
“只是因为现在我有太多重要的事情需要操心，实在分身乏术。”
“我很乐于为您效劳，先生。”
“我很抱歉向你提出这样的要求，史蒂文斯。我知道你自己也肯定忙得不可开交。可是我又不知道究竟该如何才能妥善地解决此事。”
我静等吩咐，而爵爷的注意力又重新回到了《名人录》上。然后他才又开了口，说话的时候头都没抬：“你应该，我想，熟谙人生的事实吧？”
“先生？”
“人生的事实，史蒂文斯。男女之事。你应该清楚的，是不是？”
“恐怕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先生。”
“就让我们摆明了说吧，史蒂文斯。大卫爵士是我多年的老友。而且他在目前这次会议组织工作上的贡献是无可估量的。要是没有他，我敢说，我们就无法确保杜邦先生会同意出席此次会议。”
“的确如此，先生。”
“不过呢，史蒂文斯，大卫爵士也自有他的古怪之处。你自己或许也已经注意到了。他是带他的公子，雷金纳德，一起来的。充当他的秘书。问题是，他已经订婚了。小雷金纳德，我指的是。”
“是的，先生。”
“最近五年以来，大卫爵士一直试图告诉他的公子一些人生的基本事实。这位年轻人已经二十三岁了。”
“的确如此，先生。”
“我就有话直说了，史蒂文斯。我碰巧是这位年轻人的教父。所以呢，大卫爵士就请求我来负责向小雷金纳德传达有关的人生事实。”
“的确如此，先生。”
“大卫爵士本人发现这是个颇为艰巨的任务，他怀疑自己在雷金纳德的大婚之日前恐怕是完不成这个任务了。”
“的确如此，先生。”
“问题是，史蒂文斯，我也忙得分身乏术啊。对此大卫爵士应该是知道的，但他仍旧来求我帮忙。”爵爷停顿了一下，又继续去研究面前的书页了。
“您的意思是不是，先生，”我接过话头，“希望我来向这位年轻的绅士传达这方面的信息？”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史蒂文斯。这会让我如释重负的。大卫爵士每隔一两个钟头就会问我是不是已经跟他的公子讲解过了。”
“我明白，先生。这在目前的压力之下肯定是很令人心烦的。”
“当然，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你的职责范围，史蒂文斯。”
“我会尽力而为的，先生。可是要找到合适的时机来传达这样的信息，恐怕会有一定的困难。”
“你只要愿意一试，我已经是感激不尽了，史蒂文斯。你真是太乐于助人了。听我说，没必要小题大做。只需传递基本的事实就够了。简单明了就是最好的方式，这是我的建议，史蒂文斯。”
“是的，先生。我将尽力而为。”
“真是感激不尽，史蒂文斯。请把进展的情况告诉我。”
您或许也能想象得到，我对于这一要求还是感到有点错愕的，而且放在平时，碰上这种事我一定会花上一点时间好好琢磨一下的。然后，这次却是在如此繁忙的节骨眼上突然降临到我头上来的，我可没那么多时间腾出来专门让它来占用，于是我决定一找到机会就速战速决。我记得就在我接受这个任务不过一个钟头左右，就注意到小卡迪纳尔先生独自一人待在藏书室里，他正端坐在一张写字台后面，埋头于几份文件当中。只要近距离地仔细观察一下这位年轻绅士，也就能体会爵爷——当然还有这位年轻绅士的尊亲为什么会知难而退了。我主人的这位教子一看就是一位态度诚恳、学究气十足的年轻人，五官清秀正派；可是碰上这样一个话题，你倒是宁肯对方更加轻松快活一点才好，甚而至于宁肯他是那种有些轻浮之气的年轻绅士。不管怎么说，既然已经决定了要快刀斩乱麻，我也就硬着头皮走进藏书室，在离卡迪纳尔先生的写字台不远处停下脚步，轻轻咳嗽了一声。
“打搅了，先生，我有个口信要转达给您。”
“哦，是吗？”卡迪纳尔先生急切地道，把目光从那些文件上抬了起来。“是家父的口信吗？”
“是的，先生。也可以这么认为吧。”
“请稍等。”
这位年轻绅士伸手从脚边的公文包里取出笔记本和铅笔。“请讲吧，史蒂文斯。”
我又轻咳了一声，尽可能保持一种就事论事的语气。
“大卫爵士希望您能知晓，先生，女士和绅士们在几个关键的地方是大为不同的。”
我在构思下句话的措辞时想必是停顿了片刻，因为卡迪纳尔先生这时叹了一口气，说：“对此我真是再清楚不过了，史蒂文斯。就请你有话直说好吗？”
“您已经很清楚了，先生？”
“家父总是低估了我的能力。对这整个领域我已经进行过广泛的阅读和扎实的基础研究工作。”
“真的吗，先生？”
“在过去这整整一个月里，除此以外我实际上就没考虑过其他的事情。”
“是吗，先生。既然如此，我要传达的这个口信或许就是多余的了。”
“你可以向家父保证，对于基本的情况我已经做到了充分的了解。这个公文包，”——他用脚碰了一下那个公文包——“就塞满了我对于但凡能够想到的每个可能的角度所做的笔记。”
“真的吗，先生？”
“我真的认为我已经充分考虑到了人类的大脑所能想到的每一种排列组合方式。希望你转告家父，请他但放宽心。”
“我会的，先生。”
卡迪纳尔先生显得轻松了一些。他又碰了碰那个公文包——我很想把眼睛别开，不去看它——然后说道：“我猜你也一直都纳闷为什么这个公文包我从不离手。好了，现在你知道了。想想要是给不该打开的人打开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吧。”
“那可就不能再尴尬了，先生。”
“可不是嘛，”他说，突然又把身子坐直了，“除非家父又想出了什么全新的因素，希望我进一步斟酌考虑。”
“我想不大可能会有了，先生。”
“没有吗？关于这位杜邦伙计就再也没有更多的资讯了吗？”
“恐怕是没有了，先生。”
我竭尽所能不流露出丝毫恼怒的情绪：原本以为已经圆满解决了的难题，这才发现实际上根本就还是原封未动地摆在我面前。我相信我正集中思想，准备重整旗鼓的时候，那位年轻的绅士突然间站起身来，一把抓起他的公文包，说：“好了，我想我该去呼吸点新鲜空气了。多谢你的帮忙，史蒂文斯。”
我本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另找机会再跟他谈一次的，可是实际证明已经是不可能了，主要是因为当天下午——比预定的时间早了足足有两天——美国的参议员刘易斯先生就到了。当时我正在楼下的餐具室里核对供货的清单，突然听到上头传来无可置疑的好几辆汽车驶进庭院停下来的声音。我赶忙上楼去的时候，在后廊里碰巧遇到了肯顿小姐——当然也就是我们上次不欢而散的同一场景——而或许正是这一令人不快的巧合促使她继续采用了跟上次一样的幼稚举动。因为在我问她是谁到了的时候，肯顿小姐径直地继续走她的路，只丢下一句话：“如果事态紧急就请人传个口信，史蒂文斯先生。”这实在太令人恼火了，不过当然了，我别无选择，只能赶紧往楼上跑去。
在我的印象中刘易斯先生是位人高马大的绅士，脸上总是挂着亲切的笑容。他的早到显然给爵爷和他的同僚们带来了不便，因为他们原指望还有一两天的独处时间可以比较充分地做好准备的。不过，刘易斯先生那不拘小节、令人愉快的举止态度，以及他在餐桌上的一番表态——美国“将永远站在正义的一方，为此而不惜承认凡尔赛已经铸成的错误”——却大大赢得了爵爷那“主场团队”的信任；随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席间的交谈已经慢慢地从诸如刘易斯先生的家乡宾州的诸多优点这样的话题，明确地转回到即将召开的会议上，而等到饭毕绅士们悠然点起雪茄的时候，他们提出来的某些深思熟虑的意见已经跟刘易斯先生到来前只在他们之间私下交流的看法同样私密了。其间，刘易斯先生曾对在座的诸公说道：
“先生们，我同意你们的看法，我们这位杜邦先生可能是位非常难以逆料的人物。不过容我告诉诸位，关于他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可以说有十足的把握。”他俯身向前，挥动着雪茄以示强调。“杜邦憎恨德国人。在战前他就憎恨他们，而如今更是变本加厉，他仇视德国人的程度之深恐怕是在座的诸位先生所难以理解的。”说完这句话后，刘易斯先生再次靠回到椅背上，脸上重又堆满亲切的笑容。“不过请告诉我，诸位先生，”他继续道，“你很难因为一个法国人憎恨德国人而责怪于他，是也不是？毕竟，法国人这么做也是有其正当理由的，是也不是？”
说完，刘易斯先生环顾了一下餐桌边就座的几位绅士，一时间气氛略有些尴尬。这时达林顿勋爵说道：
“有些怨恨当然是在所难免的。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英国人也曾跟德国人进行过长期的苦战。”
“不过你们英国人又自不同了，”刘易斯先生道，“貌似你们已经不再真心憎恨德国人了。但法国人是这样看的：德国人毁灭了欧洲的整个文明，再怎么惩罚他们都不为过。当然了，这在我们美国人看来未免不切实际，不过我们一直感到困惑的倒是你们英国人为什么没有跟法国人持相同的观点。毕竟，诚如您刚才所说，不列颠在那场战争中也损失惨重。”
餐桌上又是一段尴尬的沉默，大卫爵士这才相当不确定地说：
“我们英国人在看待事物的方式上经常跟法国人有所不同，刘易斯先生。”
“啊，一种性情上的不同，您也许可以这么说。”刘易斯先生在说这句话时脸上的笑意似乎又加深了一点。他顾自点了点头，仿佛很多问题对他而言已经迎刃而解了，然后就抽起了雪茄。也可能是后见之明影响了我的记忆，不过我有一种明确的感觉：就是在那一刻我第一次在这位表面看来非常迷人的美国绅士身上觉察到某种古怪的，或许是某种两面三刀的东西。不过，就算我当真是在那一刻起了疑心，达林顿勋爵却显然是居之不疑。因为在又一次一两秒钟的尴尬沉默之后，爵爷似乎下定了决心。
“刘易斯先生，”他道，“让我开诚布公地说吧。我们大部分英国人都认为法国人目前的态度是有些可鄙的。您当然也许会称其为一种性情上的不同，不过容我冒昧地说一句，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却远非这一点东西而已。在冲突已经结束以后，再继续这样地仇视敌人是一种很不得体的行为。一旦你已经把一个人打倒在地上，就应该到此为止。你就不能再继续对他拳打脚踢了。在我们看来，法国人的行为已经变得越来越像野蛮人了。”
这番言辞似乎让刘易斯先生感到了某种程度的满意。他咕哝了一句什么话表示赞同，并透过餐桌上面已经相当浓厚的雪茄烟云冲着几位共同用餐的绅士满意地微微一笑。
第二天早上，又有更多的客人提前到达；就是来自德国的那两位女士——尽管大家都会觉得她们出身背景悬殊，两人居然是结伴同行的——随行的有一大群男女仆从，以及数不胜数的行李箱。下午的时候，一位意大利绅士也先期抵达，有一位贴身男仆、一位秘书、一位“专家”以及两位保镖随侍左右。我无法想象这位绅士究竟以为来到的是什么地方，竟然特意带来了保镖，不过我必须得说，在达林顿府看到有这么两位身材魁伟、一声不吭的壮汉，无论那位意大利绅士出现在哪里他们都如影随形，时刻以怀疑的目光警觉地窥伺着周围数码内的动静，这实在算得上是诡异的一景。顺带说一句，在这之后的几天当中我们才得知，这两位保镖的工作模式是两人轮流休息，以确保整个夜里至少有一位在主人身旁当值。我在刚听说这一安排以后就想马上知会肯顿小姐，以便她能相机做出安排，可是她再次拒绝跟我交谈，为了尽快落实此事，我也只得勉为其难地写了张字条，把它塞进了她起坐间的门下。
第二天，又有几位客人到达，距离正式的会期足足还有两天的时间，而达林顿府已经挤满了各个国家的客人，要么聚在房间里闲谈，要么无所事事地闲逛，在门厅里、走廊上和楼梯平台上，细看墙上的画作和各种饰品。客人们相互间当然都以礼相待，尽管如此，这一阶段却似乎弥漫着一种相当紧张的气氛，主要的原因是缺乏互信。这种焦躁不安的气氛也表现在随行的贴身男仆和仆佣相互之间那明显的冷淡态度上，我自己的员工则很高兴由于过于忙碌而无暇跟他们过多地打交道。
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面对各路要求应接不暇之际，我偶然往窗外一瞥，发现了小卡迪纳尔先生的身影，他应该正在庭院里呼吸新鲜空气。他一如既往地紧紧夹着自己的公文包，正沿着环绕草坪的小径缓步闲行，深深地陷在思绪当中。我当然会想起对于这位年轻绅士，我还有任务没有完成，而且我灵机一动，感觉户外的环境因为可以亲近大自然，尤其是旁边还有鹅群可以拿来当作实例，倒不失为是传递我肩负的那类信息的理想场合。而且我还看出，如果我现在就快步走出去，藏身于小径旁边那高大的杜鹃花丛背后守株待兔，很快就能等到卡迪纳尔先生从我身边路过。到了那时，我就可以现身出来，向他传达我的信息。这诚然算不上什么无比精妙的谋略，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也得承认这个任务固然有其自身的重要性，可是在那个节骨眼上却怎么也算不上最该优先考虑的要事。
地面和多数植物的叶子上都笼罩着一层薄霜，不过对于一年当中的这个时节来说，那算得上是温煦的一天。我快步穿过草坪，藏身于灌木花丛之后，不久就听到卡迪纳尔先生的脚步声近了。不幸的是我稍稍估错了现身的时机。我原打算在卡迪纳尔先生距我的藏身之处尚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就从树丛后出来的，那样他就会提早看到我，以为我正要前往凉亭，或者也许是园丁的小屋。这样的话我就能假装是意外撞见了他，如此，便能赋予我们的谈话以一种临时起意的意味。结果却是我出来得稍晚了一点，恐怕真是吓了那位年轻绅士一跳，他马上把那宝贝公文包拿得离我远远的，用两条胳膊紧紧地抱在胸前。
“我非常抱歉，先生。”
“我的天哪，史蒂文斯。你吓了我一大跳。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不测呢。”
“非常抱歉，先生。不过我碰巧有件事要向您转达。”
“我的天哪，好吧，你可真是把我吓了一跳。”
“那就容我有话直说了，先生。您会注意到在我们的不远处有几只鹅。”
“鹅？”他有些困惑地四顾一望。“哦，是的。还确实有几只鹅。”
“同样的，还有鲜花和灌木。事实上，现在并非它们一年当中的鼎盛时节，不过您自然明白，先生，随着春天的到来，我们将会看到周围的环境发生一种改变——一种非常特别的改变。”
“是的，我确信现在的庭院并非它们最美的时节。可是跟你实话实说吧，史蒂文斯，我其实并不太留意大自然的美好。眼下的事态实在令人忧心忡忡。杜邦先生是满怀能够想象得到的最恶劣的心绪来到这里的。这也是我们最不想见到的情形。”
“杜邦先生已经来到了这里，先生？”
“大约半小时前。情绪简直坏透了。”
“那抱歉了，先生。我必须马上去招待他了。”
“那是自然，史蒂文斯。呃，感谢你特意出来跟我聊天。”
“请您原谅，先生。关于这个方面——也就是您所谓的大自然的美好，我碰巧还有一两句话要跟您说。如果您肯屈尊听我唠叨几句的话，我将不胜感激之至。不过恐怕这得等下次找机会再说了。”
“好的，我愿闻其详，史蒂文斯。虽然我个人更偏爱鱼类。对于鱼类我可以说是无所不知，不管是淡水的还是咸水的。”
“所有的生命都跟我们预期中的讨论息息相关，先生。不过，我必须向您告退了。我都不知道杜邦先生已经到了。”
我匆忙返回室内，迎头撞到的第一男仆忙不迭地跟我说：“我们正四处找您呢，先生。那位法国绅士已经到了。”
杜邦先生是位个头高挑、举止优雅的绅士，蓄着灰白的胡须，戴着单片眼镜。抵达时他穿的是一身人们经常看到欧陆士绅们度假时穿的那种服饰，确实，他在整个逗留期间，都始终刻意地保持着一副他完全是出于游赏和交情才会来到达林顿府的架势。正如卡迪纳尔先生指出的，杜邦先生抵达的时候情绪不佳；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在他来到英国的这几天里到底都有什么事情惹得他不开心了，不过最让他难过的应该是他在伦敦观光时脚上就磨起来的几个痛疮，而且他很担心它们会化脓感染。我知会他的贴身男仆有事可以找肯顿小姐帮忙，可是这并没有妨碍杜邦先生每隔几个钟头就冲着我打一下响指，跟我说：“管家！我还需要一些绷带。”
见到刘易斯先生以后，他的情绪明显地大为改观。他跟这位美国参议员相互就像老同事那样亲热地打招呼，而且在那天剩余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俩都待在一起开心地谈笑忆旧。事实上，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刘易斯先生跟杜邦先生这么几乎寸步不离其实对于达林顿勋爵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因为爵爷自然是切望能够在讨论正式开始前，先跟这位著名的人物进行一番密切的个人接触的。在几个场合，我都亲眼见到爵爷试图把杜邦先生拉到一边好私下里说几句话的，可是刘易斯先生却每次都故意插进来作梗，笑嘻嘻地说一句类似这样的话：“请原谅，先生们，但是有件事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如此一来，爵爷很快就发现自己不得不去听刘易斯先生讲他更多的趣闻轶事了。不过除了刘易斯先生之外，其他的客人或许是出于敬畏，或许是因为敌意，都刻意地跟杜邦先生保持距离；这一点即便是在当时普遍都心怀戒备的气氛下都显而易见，而这也似乎更加凸显了这样一种感觉，即杜邦先生果然是能够左右未来数日会议的最终成果的关键人物。
会议在一九二三年三月最后一周的一个下雨的早上正式召开，为了顾及很多与会者“不宜公开”的性质，会场特意设在会客厅这样一个有些超乎想象的地方。事实上，在我看来，这种“非正式”的做派已经达到了稍显滑稽的程度。这样一个相当女性化的房间里挤满了这么多表情严峻、一身深色正装的绅士，有的沙发上一下子并肩坐了三四个人，这一场景本身就够古怪的了；而且有的与会者又是如此坚决地一定要维持一种“这不过是次社交活动”的表象，居然到了不惜为此而将一份打开的报章杂志故意摊放在膝头上的程度。
在第一个上午的会议进程中我因为不得不频繁出入于会客厅，所以无法完全跟进会议的整个过程。不过我记得达林顿勋爵的开场白是首先正式欢迎各位嘉宾的莅临，然后就概述了一下需要放宽《凡尔赛和约》诸多条款的苛酷规定这一强烈的道德诉求的基本内涵，强调指出了他亲眼目睹的德国人民正在承受的巨大苦难。当然，这同样的感想我之前已经在很多场合听爵爷表达过了，可是他在这个庄严的场景中的发言句句出自肺腑，是如此令人信服，我不禁再次为之而动容。大卫·卡迪纳尔爵士接下来发言，虽然我错过了他发言的大部分内容，不过感觉基本上更偏重技术性的层面，而且坦白说我觉得是有些高深莫测。不过其基本的要旨似乎与爵爷的意思非常接近，他的讲话以呼吁不要让德国再继续赔款以及法国军队撤出鲁尔区做结。那位德国伯爵夫人紧接着发言，不过这个时候我不得不离开会客厅相当长一段时间，具体原因已经不记得了。等我再次进去的时候，来宾们已经开始进行开放式的讨论，而这些讨论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商业贸易和金融利率的——就不是我能理解得了的了。
至少据我的观察而言，杜邦先生并没有参与到讨论当中，从他那闷闷不乐的行为举止上也很难看出他到底是在认真倾听别人的发言呢，还是全神贯注在别的思绪当中。在某个阶段，我碰巧在一位德国绅士的发言中间有事要离开，杜邦先生也突然站起身来，跟我一起走了出来。
“管家，”我们一走进门厅他就说道，“不知道能不能叫人帮我换换脚上的纱布。它们现在搞得我不舒服极了，根本就听不进那些绅士们在说些什么了。”
我记得，我在请求肯顿小姐给予协助以后——自然是派人送去的口信——就把杜邦先生安置在弹子房里坐等护士的到来，正在这时第一男仆急匆匆地从楼梯上奔下来，面带痛苦的神情告诉我家父在楼上病倒了。
我匆忙朝二楼跑去，刚转过楼梯口，就看到了一幅奇怪的景象。在走廊的尽头，几乎就正在那扇大窗户前面，映着灰蒙蒙的光线和窗外的雨景，家父定格在一个姿势当中，就好像正在参加某种庄严的仪式一般。他单膝跪地，脑袋低垂，好像正在奋力推着面前那辆手推车，而那辆小车不知何故竟顽固地纹丝不动。两位卧房的女仆表示尊敬地离开一段距离，面带敬畏的神情注视着他所做出的努力。我走到家父面前，把他紧抓在手推车边缘的手松开，扶着他在地毯上躺下来。他双目紧闭，面如死灰，前额上满是汗珠。我叫人前来帮忙，及时搬来了一辆带篷的轮椅，家父就被转移到了他自己的房间。
将家父安置在床上以后，我一时间颇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是好；因为家父正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这么一走了之实在不合情理，但我又真是一点空余时间都匀不出来。正当我站在门口踌躇不决之际，肯顿小姐出现在了我身旁，并且说道：“史蒂文斯先生，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比您还稍微多那么点空余时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代您照顾一下令尊。我会带梅雷迪思大夫上这儿来进行诊治，要是有什么要紧的情况我会通知您的。”
“谢谢您，肯顿小姐，”我说，然后我就离开了。
当我返回会客厅的时候，一位神职人员正在讲述柏林的儿童所遭受的苦难。我立刻忙着为客人们添茶倒咖啡。有几位绅士，我注意到，正在饮用烈酒；尽管有两位女士在场，有一两位绅士已经开始抽起烟来。我记得当我手持空茶壶离开会客室的时候，肯顿小姐叫住了我，说：“史蒂文斯先生，梅雷迪思大夫正准备离开了。”
她说这番话的时候，我看到那位大夫正在门厅里穿戴雨衣和帽子，于是我就走上前去，那把茶壶还在我手里拿着。大夫面带不悦地望着我。“令尊的状况不太乐观，”他说。“如果情况恶化，马上通知我。”
“是，先生。谢谢您，先生。”
“令尊高寿了，史蒂文斯？”
“七十有二了，先生。”
梅雷迪思大夫想了一会儿，然后又说：“如果情况恶化，务必马上通知我。”
我再度向大夫致谢，然后送他出去。
也正是在那天傍晚，晚餐即将开始前，我无意中听到了刘易斯先生和杜邦先生的谈话。当时我出于某个原因上楼来到杜邦先生的房间，在敲门前我习惯性地稍停了片刻，听一下门内的动静。您或许没有养成这种习惯，为了避免在某些极不适宜的时候敲门打搅了别人而采取这种小小的预防措施，我却一直都有这种习惯，而且我敢担保这在我们许多同行当中也是非常普遍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这样做的背后并无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就拿这次来说，我根本不是有意要去偷听他们讲话的。然而，也是事出偶然，当我把耳朵贴到杜邦先生的房门上时，正巧听到了刘易斯先生的说话声，虽然我不记得当时听到的确切字句了，可他讲话的语气引起了我的怀疑。这位美国绅士的声音听来仍旧一如既往地亲切而又和缓——自打他来到这里以后，这声音已经为他赢得了很多人的好感——可是这会子却又带上了某种绝不会弄错的鬼鬼祟祟的成分。正是因为这一点，再加上他正在杜邦先生的房内、应该正在跟这位至关重要的人物侃侃而谈的事实，使得我没有去敲门，反而继续听了下去。
达林顿府各间卧室的房门都是很厚实的，我是无论如何也听不清楚完整的谈话内容的；因此上，我现在也很难回忆得起当时听到的确切的语句，其实当天的稍晚时候我向爵爷汇报此事时，情况就已经是如此了。话虽如此，这并不等于我对当时房内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个相当清楚的概念。事实上，那位美国绅士正在表明这样的一个观点，即杜邦先生受到了爵爷以及其他与会者的操纵；他们故意将邀请杜邦先生与会的时间推后，以便于其他人等在他不在场时先行讨论重大的议题；即便在他来到之后，也有人看到爵爷与几位最重要的代表举行了好几次私下的讨论，而没有邀请杜邦先生参加。然后刘易斯先生就开始打小报告，把他来到这里第一天的晚宴上爵爷和其他人说过的那些话讲给杜邦先生听。
“坦白说吧，先生，”我听到刘易斯先生这么说，“我因为他们对于贵国人民的态度而惊骇万分。他们实实在在地使用了‘野蛮’和‘可鄙’这样的词汇。事实上，几个小时之后我就把它们原原本本地记在了我的日记里。”
杜邦先生简短地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然后刘易斯先生又说道：“我就跟您说吧，先生，我真是惊骇万分。这样的词汇能用来形容仅仅几年前还肩并肩站在一起的盟友吗？”
现在我已经不能确定当时自己有没有去敲门了；考虑到我听到的内容那令人警醒的性质，我当时的判断应该还是撤退为宜。反正是并没有在门外逗留太久——正如事后不久我责无旁贷必须跟爵爷解释清楚的那样——没有听到更多的内容，以便可以据以判断杜邦先生听了刘易斯先生的这番话以后到底会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第二天，会客室里的讨论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激烈水平，到午餐时间的时候，唇枪舌剑的往还已经趋于白热化了。我的印象是发言的内容已经带有责难的意味，发言的态度也愈发无所顾忌，矛头直指杜邦先生，而他则手捻胡须，端坐在扶手椅中，几乎不言不语。每次暂时休会，我注意到——爵爷无疑也会有些担忧地注意到——刘易斯先生都会马上就把杜邦先生拉到某个角落或是别的他们能够不受打扰地密商的所在。我清楚地记得，用过午餐后不久，我无意中撞见这两位绅士就在藏书室刚刚进门的位置颇为鬼鬼祟祟地交谈，让我印象格外深刻的是，他们一见到我走上前来，就马上闭口不谈了。
与此同时，家父的状况既没有好转，也没有恶化。据我的理解，他多数的时间都在昏睡，有几次我有点空余时间爬到那个小阁楼上去探望他的时候，他确实是沉睡不醒。我实际上一直都没有机会再跟他说说话，直到他病情再次发作后的第二天傍晚。
那次我进去的时候，家父也在睡梦中。可是肯顿小姐留下来照看家父的那个卧房的女仆一看到我就马上站起来，开始摇晃家父的肩膀。
“蠢丫头！”我叫道。“你这是在干什么？”
“史蒂文斯先生交代过，如果您再来的话就叫醒他。”
“让他睡吧。他这个病就是累的。”
“他说过一定要把他叫醒，先生，”那姑娘道，又开始摇晃家父的肩膀。
家父睁开眼睛，在枕头上微微侧了一下头，看着我。
“希望父亲现在感觉好些了，”我说。
他继续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问我：“楼下一切尽在掌控中吧？”
“情况一直都瞬息万变。这才刚过六点钟，所以父亲也很可以想象此刻厨房里的气氛了。”
家父的脸上掠过一丝不耐烦。“但一切都尽在掌控之中吧？”他又问了一遍。
“是的，我敢说您对此可以尽管放心。我很高兴父亲感觉好些了。”
他有些慎重地慢慢把胳膊从被单底下抽出来，疲惫地盯着自己的手背。看了好长一段时间。
“我很高兴父亲现在感觉已经大好了，”我最后又说了一遍。“现在我真的最好还是回去了。就像我说的，现在的情况真是瞬息万变。”
他又继续看了自己的手背一阵子。然后才缓缓地道：“真希望我对你来说是个好父亲。”
我轻轻一笑道：“真高兴您现在感觉好些了。”
“我为你感到骄傲。一个好儿子。希望我对你来说也是个好父亲。但我想我并不是。”
“恐怕我们现在真是忙得不可开交，不过我们可以明天早上找时间再聊。”
家父仍旧望着自己的双手，仿佛对它们略有些恼怒似的。
“真高兴您现在感觉好些了，”我又说了一遍，然后就告退了。
*
来到楼下，我发现厨房里几乎是一片混乱，而且总体来说，各级员工无不笼罩在一种极端紧张的气氛当中。不过，我很高兴地记得，到大约一个钟头以后的晚宴时间，就我的团队而言，展现出来的就唯有高效以及专业性的镇定自若了。
看到那座富丽堂皇的宴会厅高朋满座的场景，总是让人过目难忘，那天傍晚就是如此。当然了，略显美中不足的是那一排排鱼贯入场、清一色身着晚宴礼服的绅士们在数量上超过女性的代表太多，整体的氛围未免显得有些过于严峻；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当年餐桌上方悬挂的那两盏巨型的枝形吊灯还是以煤气为燃料的——整个大厅因此都笼罩在一片清浅而又柔和的光晕之中——不像电气化时代以后的灯光那样亮得刺眼。在会议期间那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晚宴上——大部分来宾预计第二天用过午餐后就将动身离开——在座的来宾已经卸去了那在前几天里显而易见的大部分矜持和拘谨。不仅是闲谈更加随心和大声，我们发现斟酒的频率也显著提升。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晚宴进行得可说是相当顺畅，并无任何明显的差池；宴会临近结束之时，爵爷起身向众位宾客致辞。
他首先向在座的所有来宾表示感谢，因为在前两天的讨论当中“虽不时有令人振奋的坦率陈词”，却也始终秉持友好的精神以及乐见“善”最终获胜的意愿。他在前两天中亲眼目睹的团结一致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之预期，他确信，在次日上午举行的“总结”会上，与会者必将达成充分共识，承诺各自都将在瑞士即将举行的重要国际会议之前采取有效的行动。大约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知道他是否事先就已计划好要这么做——爵爷开始缅怀起了他的故友卡尔-海因茨·布雷曼先生。这实在是个小小的不幸，这一直都是爵爷心念系之的一个话题，而且他一提起来就会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或许有一点也该说明，即爵爷从来就不是那种可以被称为天生演说家的人，所以没过多久，整个宴会厅就响起了坐立不安的嘁嘁喳喳声，这表明听众们已经渐渐失去了耐心。说实话，到了爵爷终于把话讲完，敦请诸位来宾全体起立为“欧洲的和平与正义”而干杯之时，那种嘈杂的程度——或许也是大家尽兴畅饮的结果——在我看来已经迹近于失礼了。
众人纷纷再次落座，闲谈重又开始启动之际，突然响起一阵颇有权威性的指节敲击桌面的声音，杜邦先生已经站了起来。立刻，室内全都安静了下来。这位显赫的绅士以近乎严厉的目光环视了餐桌周围的众人一眼。然后他说：“我希望我并没有僭越在座的某位绅士所肩负的职责，不过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听到任何人提议大家共同举杯感谢我们的主人，最可敬、最仁厚的达林顿勋爵。”现场响起一阵喃喃的赞许声。杜邦先生继续道：“在过去这几天的时间里，大家在这幢府第里讲过了很多令人感兴趣的事。很多非常重要的事。”他稍作沉吟，此刻的宴会厅里一片肃静。
“有很多言论，”他继续道，“非常含蓄甚或坦率地批评——这个措辞还不算是言过其实——批评了敝国的外交政策。”他再次稍作沉吟，神色相当严峻。你也许都会以为他动怒了。“在这两天当中，我已经几次听到对于欧洲当前异常复杂的情势所做的详尽而又睿智的分析。不过恕我直言，还没有一种分析对于法国为什么会对其邻国秉持这样的态度表现出真正的理解。然而，”——他伸出一根手指——“现在不是进行此类辩论的时候。事实上，在过去的这几天当中我一直都刻意地避免参与这类辩论，因为我来到这里主要是为了倾听的。现在请容许我告诉诸位，我在这里听到的不少意见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诸位也许要问了，这印象到底有多么深刻呢？”杜邦先生再度稍作沉吟，以一种近乎悠闲的态度挨个儿扫视了一圈所有注视着他的面孔。最后他才继续道：“先生们——还有女士们，请原谅——对此我已进行过反复的思考，我希望借此机会推心置腹地跟诸位交个底：尽管对于如何解读欧洲目前的真实现状，我本人与在座的诸位之间仍然存在着分歧，尽管如此，对于大家在这次会议中所提出的要旨，我深为信服，先生们，既为其正义性又为其务实性而深深信服。”一阵既宽慰而又欢欣的喃喃低语传遍了餐桌周围，可是这时杜邦先生却稍稍提高了嗓音，压过这阵窃窃私语继续道：“我很高兴向在座的诸位做出保证，我保证竭尽个人的绵薄之力，努力促成法国政策的重心之改变，以期符合本次会议的多数意见。而且我将赶在瑞士会议之前及早地采取行动。”
宴会厅里响起了阵阵掌声，我看到爵爷跟大卫爵士交换了一个眼色。杜邦先生举起手来，不知道是表示接受还是阻止大家的掌声。
“不过在我接下来向我们的主人达林顿勋爵表示感谢之前，我还有件小事不吐不快，希望能在此一抒胸臆。诸位也许有人会说，在餐桌上把自己胸臆中的东西吐出来可是有些失礼之举。”这句话引来了热情的欢笑。“不过我在这类事情上一直都是直言不讳的。这就像一定要正式地、公开地向达林顿勋爵表示感激之情一样，是他将我们召集到这里，并使得目前这种团结一致、友好善意的精神成为可能的；同样，我也相信一定要公开地谴责任何跑到这儿来滥用主人的殷勤好客，一门心思只想着散布不满和猜疑的宵小之辈。这种人不但在社交场合令人厌恶，在我们现今的社会气候之下更是极端危险的。”他再次稍作沉吟，整个宴会厅里再次鸦雀无声。杜邦先生继续语气平静、从容不迫地道：“对于刘易斯先生我只有一事不明：他那令人憎恶的行径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国当局的态度？女士们、先生们，那就请容我斗胆一猜吧，因为对于这样一位几天来已经充分地展现出其欺诈水准之高的绅士，我们是没办法指望他能给我们提供一个诚实的答案的。所以，我也就只能姑且一猜了。当然了，如果德国不再继续赔款，美国自然会很关心我们对其债务的偿付能力。不过在过去这半年当中，我也曾有机会跟不少位高权重的美国人士直接讨论过这个问题，依我看来，该国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要远比他们这位在座的同胞所代表的观点高瞻远瞩得多。我们所有这些关心欧洲未来福祉的人尽可以但放宽心，因为事实上刘易斯先生现在的影响力——我们该怎么表述呢？——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您也许会觉得我这么丝毫不肯假以辞色未免过于不近人情，但事实上，女士们、先生们，我已经算得上是仁至义尽了。您瞧，我并没有把这位绅士一直以来对我说的那些话原样搬出来——关于在座的每一位。他所说的那些话，其技巧是如此拙劣低能，其态度是如此厚颜无耻，其内容是如此粗鄙下流，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不过谴责的话已经说够了，该是我们表示感谢的时候了。那就请跟我一起，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一起举杯敬达林顿勋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