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灯光。”他说。

“我忘了关灯。”维罗克夫人在黑纱后面无力地说。他停下脚步，想让她先进家门，但她大声叫道：“你去把灯关上，要不然我要疯了。”

他没有立即提出反对，不过他觉得她的动机很奇怪。“钱在哪里？”他问道。

“在我身上！汤姆，快！把灯熄灭……快进去！”她大叫道，并从背后抓住他的肩膀。

奥西彭同志没有想到她有这么大的力量，她还没有推他，他便跌入店铺里很远的地方。这个女人的力气之大让他吃惊，他对她的做法感到厌恶。但他没有退出店铺去斥责她，她的狂妄举动开始给他留下负面印象。

此外，现在也不是逗女人的时候。奥西彭同志在柜台的尽头一闪而过，镇定地走进会客室的玻璃门。窗户上的窗帘拉开了一些，他在旋转门把柄时，很自然地向屋里看了看。他向屋里看，没有任何意图，也没有任何好奇心。他向屋里看，就是因为他能向屋里看。他看到维罗克正在安静地躺着沙发上休息。

他的胸腔深处发出一声呐喊，还没出声就被压回去了，但在他的嘴唇上留下一种像猪油一样令人恶心的味道。与此同时，奥西彭同志的精神状态疯狂地向后跳了一大步。但这使得他的身体没有了精神指引，在缺乏思想的本能力的作用下依旧紧抓着门的把柄。这位粗壮的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没有踉跄一下。他脸挨近玻璃，死死地盯着屋里，眼睛都凸出来了。他本想不顾一切地逃跑，但理智又回归了，理智告诉他不能松手门把柄。眼前的这一幕是什么呢？是疯狂？是噩梦？是被人施诡计欺骗了？为什么？为了什么？他不知道答案。他知道自己没有犯罪，与周围的人也无冤无仇，那种维罗克夫妇为一些神秘原因要谋杀他的想法只是在脑海里一闪而过，但这个想法在消失前却在他的内心深处留下一丝淡淡的恶心感——就是那种厌恶的感觉。此时奥西彭同志又感到一种特殊的不舒服——这次是长时间的不舒服。他瞪大眼睛看着什么。维罗克先生仍然很安静，蓄意在装睡，而他的野蛮女人正守着门——在黑暗的荒凉街道上静静地躲着。这样的恐怖安排是警察想出来对付他的吗？这种解释使他更加心虚。

但奥西彭看到了那顶礼帽，通过思考，他这才理解了眼前的这一幕。那顶礼帽是个不寻常事物，一个不吉利的东西，一个符号。黑色的礼帽，帽缘朝上，躺在沙发前的地板上，好像是随时准备着接受那些来看正在沙发上酣睡的维罗克先生的人所捐助的小钱似的。这位身材健壮的无政府主义者，把视线从礼帽转移到了被推到一旁的桌子上，他盯着被打破的碟子看了一会儿，这时他的眼睛接受到一种白色微光的惊吓，那白色微光来自躺在沙发上的那个男人的半睁半闭的眼睛。维罗克似乎没有在睡觉，他的头微偏地看着自己的左胸。当奥西彭同志看清那把刀的手柄，他立即转身背对着玻璃门猛烈地呕吐起来。

邻街的大门猛地撞上了，吓了他一大跳。虽然这栋房子的主人已经无法害他，但这栋房子却仍然可以被用作一个可怕的陷阱。此时此刻，奥西彭同志还没有对眼前的情况形成固定的概念。他一转身，大腿撞到了柜台，他痛得大叫起来。这时，门铃令人不安地喧哗起来，他感到手臂被紧紧地抱住了，一个女人冰冷的嘴唇令人毛骨悚然地靠近他的耳朵，接着吐出几个字：

“警察！他看见我了。”

他不再企图挣脱，不过，她也绝对不会放手。她抱住了他，双手在他健壮的背后紧紧绞在一起无法分离。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他俩的呼吸都急促起来，胸贴着胸，艰难地呼吸着，仿佛他俩陷入一场殊死的搏斗中，但实际上他俩陷入的是极度的恐惧中。时间过得很慢。

正在巡逻的巡官看到了维罗克夫人的身影，当她正从布雷特街的另一头那条灯火通明的大街走进来，黑暗中她就是个黑影。那巡官甚至不能肯定看到的就是身影，他觉得没有必要大惊小怪。他走到店铺的对面，看到店铺的大门已经关上了，没有什么异常情况。执勤的巡官按照特殊指令处理这间店铺的情况，除非出现绝对的秩序混乱，否则不要干预，但要上报情况。目前还没有情况可上报，但出于责任心和良心，又看到了黑影，这位巡官走过街道，试图进入这间店铺的大门。弹簧门闩像往常一样锁上了，钥匙放在正在沙发上躺着的维罗克先生的马甲兜里。当负责任的巡官开始摇晃门的把柄的时候，奥西彭感觉到那女人冰冷的嘴唇再次爬到了他的耳朵边上：

“如果他进来，杀了我，汤姆。”

巡官走了，离开前用他的昏暗提灯照了一下橱窗，仅仅是走走形式。巡官走了好一会儿了，店铺里的那对男女仍然静静地站着喘气，胸贴着胸。过了一会儿，她松开了手指，手臂下垂到身体旁边。奥西彭斜靠着柜台，这位健壮的无政府主义者非常需要有个扶的地方。这太可怕了。他几乎厌烦得说不出话了，最后，他痛苦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说明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

“就那么几分钟的时间，你差点没有让我撞见那个手提该死的夜灯到这里探听情况的家伙。”

维罗克先生的遗孀静静地站在店铺的中央，态度坚决地说：

“去把灯熄灭，汤姆。那灯快让我发疯了。”

她隐约看到他拼命地表示反对。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诱使奥西彭进入会客室。他不迷信，但地板上有太多的血，礼帽周围残忍地有一大摊血。他觉得不能让自己安宁的灵魂再靠近那具死尸了——或许是为了自己脖子的安全。

“那就关闭煤气表！看，就在角落里。”

奥西彭同志健壮的身影，粗暴地走过了店铺，顺从地在房间的一个角落处蹲了下来；虽说是顺从，但他仍然保持着风度。他紧张地摸索着——突然，在一声低沉的诅咒中，玻璃门内的灯熄灭了，接着又传来那女人喘息着发出的一声兴奋的叹息。夜晚，是男人诚实劳作的必然回报，如今终于降临到了维罗克先生身上。他是一名可靠的革命分子，被尊称为“老革命分子之一”；他是一名谦虚的社会卫士；他还是对斯托特—瓦腾海姆男爵极有价值的间谍，在斯托特—瓦腾海姆男爵发出的外交信函中，他的代号是“Δ”。他是法律和秩序的奴仆，为人诚实、值得信赖、做事准确、令人钦佩，但只有一个可爱的弱点：他幻想着自己正被人爱着。

周围的空气很闷热，漆黑得就如同墨水一样，奥西彭摸索着到了柜台。这时传来站在店铺中央的维罗克夫人的声音，她在做着绝望的抗争，声音在他的背后回荡。

“我不想被绞死，汤姆。我不想……”

她刚说完，奥西彭便从柜台那边警告说：“别像这样大声叫喊。”说完就陷入沉思之中。“这事是你独自干的吗？”他用沉闷的声音询问，但透露出一种熟练的镇定，这种镇定使得维罗克夫人相信他有能力保护自己，因而内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

“是。”她低声说道，黑暗中只能听到声音却看不见她的身影。

“不可能，”他咕哝道，“没人信。”她听到他在屋里走来走去。突然，他猛地把会客室的门给锁上了。奥西彭同志把已经处于长眠状态的维罗克先生锁在了屋里，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内心的敬意或是其他的什么感情因素，而是怀疑这栋房子里可能躲着其他人。他不相信这个女人，或者说他无法判断这个惊人的世界里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可做的。这件怪事，起始于巡官和大使馆，谁也不知道结局会如何，也许可能有人要上绞架。这个想法把他吓坏了，既不敢信，也不敢不信。他感到害怕，因为想到自己在7点钟之后这段时间里一直在布雷特街附近藏匿着，根本无法证明都干了什么。他对这个残忍的女人感到害怕，她把他拽入这件事中，一不小心，还有可能变成她的同谋。他对这件事发展速度之快感到害怕，这件事使他陷入了危险——他是被诱骗进来的。从他遇到她至现在，最多只有20分钟的时间。

又传来维罗克夫人那温顺、祈求可怜的声音：“汤姆，别让他们绞死我！把我带出这个国家。我要给你干活，我要做你的奴隶。我爱你。我在这个世界上孤身一人……除了你，谁都不会为我考虑了！”她停顿了一下，接着她又陷入更深的孤寂之中。这时从那把刀的手柄处又滴答出少量的血，这给了她一种可怕的灵感——这个曾经住在贝尔格莱维亚区的大房子里的受人尊敬的女孩、受人尊敬的维罗克先生的妻子说：“我不要求你跟我结婚。”她喘息着说出这句令人羞愧的话。

黑暗中她向前走了一步，这吓坏了他。如果她再次举刀刺向他的胸口，他不会感到奇怪的。他是肯定不会抵抗的，他已经没有勇气让她后退了。但他用一种低沉的奇怪腔调说：“他睡着了吗？”

“没有，”她哭了，不过很快又继续说下去，“他没有睡着，他没有睡。他曾经告诉我什么都杀害不了他。他从我的眼皮底下把那个男孩子带走杀害了——那个可爱的、无辜的、从来不害人的孩子。听我说，他是我的。他非常轻松地躺在沙发上——在杀害了那个男孩子之后——我的男孩子。我本应该跑到街上去，不再见到他。他对我说我协助杀死了那男孩子，说完这话又对我这样说：‘过来。’汤姆，你听见了吗。在把那男孩子在脏土里炸成碎片，又伤害了我的感情之后，他竟然说：‘过来。’”

她停顿了一下，然后精神恍惚地重复两次说：“泥和血，泥和血。”奥西彭突然茅塞顿开。原来是那个智力有缺陷的青少年死在公园里了。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愚弄了周围所有的人。在极度的惊异之余，他用科学的语言惊呼道：“我的天啊，他真是个精神变态者。”

“过来。”维罗克夫人的声音再次响起了。“他以为我是谁？汤姆，告诉我。过来！我！这样说！我早就看到那把刀了，我想，如果他真是这么想我，我就过去。对，我就过去——但这次会是最后一次……带着那把刀过去。”

他极为害怕她——她是精神变态者的姐姐——她本人是谋杀犯型的精神变态者……或者是撒谎型的精神变态者。除了其他各种恐惧之外，奥西彭同志又多了一种对科学的恐惧。科学给他的恐惧是巨大的、复杂的，这种过度的恐惧让他在黑暗中显得很镇定和足智多谋，但这是假象。因为他不仅行动困难，说话也有困难，仿佛他的意志和思维有一半已经被冻僵了——没有人能看见他那张可怕的脸。他觉得自己已经半死不活了。

就在这个时候，维罗克夫人尖叫起来，尖叫声把她家一直保留的幽静给打破了。他吓得蹦起来足有一英尺高。

“汤姆，救一救我。我不想被绞死！”

他赶紧跑上前去，摸索着用手捂住了她的嘴，这才制止了她的尖叫，但他用力过猛把她撞倒了。他觉得她紧紧地抱住了自己的腿，内心的恐惧达到了，甚至变成了一种类似于陶醉的感觉，他的脑海里涌现出许多让他感到愉快的幻觉，同时也让他患上了颤抖性谵妄症。他觉得自己看到了许多蛇，他看到那个女人像蛇一样缠着他，甩也甩不掉。她虽然不能咬死人，却代表了死亡——生命现象的忠实伴侣。

维罗克夫人已经不再那么吵吵闹闹了，就好像是火山爆发后的平静。她变得令人同情了。

“汤姆，你现在不能抛弃我。”她躺在地板上低声说道，“除非你用脚踢碎我的脑袋，我绝不离开你。”

“起来。”奥西彭说。

黑暗中，那朵小白花升高了。她已经从地板上站了起来，奥西彭很后悔自己没能早点跑到街上去。但他立即就感到这个办法不行，成功不了。她会追上的，她会大喊大叫，最后把警察引来，到时候天晓得她会说他什么。他非常害怕，害怕到了忽然产生了要在黑暗中勒死她的想法。这就使得他更加害怕！他上了她的当。他看到自己待在西班牙或意大利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里，过着恐惧的生活；最后，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他被发现死了，胸前有一把刀——就如同维罗克先生一样。他长叹了一口气，他不敢移动。维罗克夫人此时正在安静地等着自己的救命恩人，她以为他正在高兴地进行沉思默想。

突然，他用近乎自然的声音说话了。他的沉思默想结束了。

“我们走，否则会耽误火车的。”

“汤姆，我们去哪里？”她胆怯地问。维罗克夫人已经不是一个自由的女人了。

“先去巴黎，这是我们最好的出路……你先出去看看外面有没有人。”

她服从了。大门被小心地打开了，传来了她压低嗓门儿发出的声音。

“街上没有人。”

奥西彭也走了出来。尽管他尽量小心翼翼，但那个破门铃在大门关上后在空荡荡的店铺里响了起来，仿佛是在无奈地告诉正在睡觉的维罗克先生，他的妻子就要永远地离开了——在他朋友的陪伴下。

不久，他俩坐上了一辆双轮双座小马车，这位健壮的无政府主义者开始解释这次行程。他的脸色仍然苍白，眼窝深陷足有半英寸。但他似乎极有系统地考虑到了所有可能的情况。

“当我们到达火车站后，”他用令人极不舒服的单调腔调讲解道，“你必须走在我的前头，仿佛我们不认识一样。我拿到车票后，在走过你身边时塞给你。然后，你去一等舱女士候车室等待，等待离开车还有10分钟时再起身，走出候车室，我在外面等着。你先上站台，假装不认识我。或许站台有人监视情况。你单独走，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女人要做火车。我能被他们认出来，与我一起走，他们会猜维罗克夫人想逃跑。亲爱的，你能理解吗？”他最后加重语气说道。

“好，”维罗克夫人说，她紧挨着他僵硬地坐在马车上，对绞架和死亡的恐惧仍然折磨着她。“汤姆，好。”她又对自己说了一遍，就好像是为赶跑那句折磨她的“绞架落差是14英尺高”一样。

奥西彭没有看着她，脸上像是一场大病之后抹了一层石膏，说：“再见，我应该有钱买今天的车票。”

维罗克夫人解开了女士内衣的吊钩，凝视着眼前的马车挡泥板，并把一个崭新的猪皮钱包交给了奥西彭。他一言不发，接过钱包，似乎将之放入胸前很深的某处。然后，他隔着大衣轻轻地拍了拍那钱包。

在完成所有这一切的过程中，他俩连一次眼色都没有交换过，就像他俩都希望抢先发现第一个目标一样。马车转过一个拐角，向大桥驶去，奥西彭这才再次开口。

“你知道钱包里有多少钱吗？”他问道，仿佛他在与坐在马耳朵之间的小精灵聊天。

“不知道。”维罗克夫人说，“他给了我，我没有数。当时我以为里面没有东西。后来……”

她动了动右手。她的这只手在一个小时之前给予了那个男人的心脏致命的一击，动一动这只手的意义重大，难怪奥西彭禁不住打了个寒战。他故意夸张地低声说：

“我感到冷，透心冷。”

维罗克夫人凝视着她要逃跑的方向。就像蒸汽机车喷出的蒸汽一样，“绞架落差是14英尺”这几个字有节奏地挡住她的视线。透过黑面纱，她大眼睛的眼白闪着明亮的光芒，就好像是假面具女人的眼睛。

奥西彭僵硬的样子有点像个商人，或是一种奇怪的官员的表情。突然，他的说话声又能听见了，仿佛是为了说话而故意吸引人似的。

“喂！你知道不知道，你或者说他在银行开账号是用真名还是假名？”

维罗克夫人把她那张假面具转向他，大白眼珠子闪着光芒。

“用假名？”她若有所思地说。

“你务必说话要准确，”奥西彭在急速奔驰的马车上讲起了课程，“这极为重要。我要解释给你听。银行的纸币上有号码，如果银行用他的名字支付的纸币，那么当他的死讯广为人知的时候，那些纸币就能用来跟踪我们的行踪，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纸币。你有其他钱吗？”

她摇头否定。

“真的什么钱都没有了？”他顽固地问道。

“几个铜钱。”

“这种情况很危险。钱的问题需要加以特别的对待，非常特别的对待。我们可能会损失一半的钱，因为我们必须把钱拿到巴黎我知道的几个安全地点去兑换。如果是假名的情况，比如他的银行账号用了假名‘史密斯’，我们就能安全地使用这些钱了。你听懂了吗？银行不知道维罗克先生和史密斯是否是同一个人。你有没有看出准确地回答我的问题的重要性？你能回答我的问题吗？”

她镇定地说：

“我记起来了！他没有用真名在银行存款。他告诉我存款用的名字是普罗佐尔。”

“你肯定？”

“肯定。”

“你觉得银行不知道他的真名字？或银行里有人……”

她耸了耸肩。

“我怎么能知道？可能吗？汤姆？”

“不，我觉得不大可能。知道多一点情况总是好事。我们到了，你先走，走直线进入。行动要机灵。”

他留在后面，用自己的零钱付了马车费。他的详细计划开始按部就班地执行起来。维罗克夫人拿着去圣马洛的车票，进入了女士候车室。奥西彭同志走入酒吧，在7分钟里喝下了三杯热的掺水白兰地。

“喝酒驱寒。”他向酒保解释道，并友好地点头、咧着嘴微笑。然后，他走出酒吧，脸上一副酒后的喜气洋洋。他抬眼看了看钟表。时间到了，他等着她。

维罗克夫人准时出来了，戴着面纱，从头到脚都是黑色的——黑得就跟死亡一样，帽子上有几朵便宜的白花。她走过几个正在大笑的男人，但他们的大笑只需有人说一个单词就能被停止。她的步履很懒散，她的背挺得很直。奥西彭心怀恐惧地看着她，过了一会儿才起步跟着走。

列车进站了，排队上火车的人很少。每年这个时候是淡季，再加上恶劣的天气，列车上只有很少的旅客。维罗克夫人缓慢地在一串空旷的车厢前走着，直到奥西彭从她的背后碰了一下她的胳膊肘。

“到了。”

她上了车，而他留在站台上观望。她向前弯腰低声说：

“汤姆，出了什么事？有危险吗？”

“等一等，列车员来了。”

她看见他与一个穿制服的人在打招呼。他们谈了一会儿话。她听见列车员说“先生，很好”，并看到那人摸了一下帽子。过了一会儿，奥西彭回来了，说：“我告诉他别让其他人进入我们的车厢。”

她坐在座位上，身体向前倾。“你想得很周全……汤姆，你能救我吧？”她突然摘掉面纱看着自己的救命恩人，在一股痛苦的感情的催促下问道。

摘掉面纱，她的脸像岩石一样冷酷，眼睛看着前方，大大的、干涸的、无光泽的眼珠就好像是在闪光的白球上烧出了两个黑洞。

“没危险了。”他说，并用渴望得近乎全神贯注的眼神盯着她。对维罗克夫人来说，此时已经逃离了绞架，他的目光充满了力量和温柔。她被感动了——脸变得不那么僵硬恐怖。奥西彭同志像初恋情人那样凝视着情人的脸。亚历山大·奥西彭，绰号“医生”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本医学小册子的作者（并非正常的医学小册子），最近曾为工人俱乐部讲解卫生学的社会意义，丝毫不受传统道德的约束——但他服从科学规律。他是个讲科学的人，所以用科学的眼光盯着对面的女人，而她是一名精神变态者的姐姐，她本人也是一名精神变态者——谋杀犯类型的。他盯着她，心里却像意大利农民崇拜自己的圣徒那样崇拜起了犯罪学专家龙勃罗梭。他是用科学的眼光盯着她的，他盯着她的面颊、鼻子、眼睛、耳朵……劣等！……致命！在他热情的凝视下，维罗克夫人稍微放松了心情，苍白的嘴唇微微张开了。于是他就盯着她的牙齿看……毫无疑问……这是谋杀犯的类型……奥西彭同志没有引用龙勃罗梭的犯罪灵魂学说，因为他从科学角度看不相信自己有灵魂。但他有科学精神，这使得他在火车站台上用神经混乱的、愚蠢的语言进行科学论证。

“他是个极为特别的青少年，我是说你的弟弟。研究起来最有趣，典型，完美的典型。”

他是因为害怕才说这些科学的语言的。听到这些对自己死去弟弟的赞美之词，维罗克夫人身体向前倾斜，阴沉的眼睛里闪耀起一丝光芒，就好像预示着暴风雨将要到来前的一缕阳光一样。

“他确实是个典型，”她低声说道，声音温柔，嘴唇颤抖。“汤姆，你很注意他。我很爱你这点。”

“你们两个很相像，相像得难以置信。”奥西彭继续说，借以释放内心集聚的恐惧，并掩盖等待火车开动的令人生厌的烦躁心理。“是的，他很像你。”

这些话既不感人又没同情心。但强调相似性却足以对刺激她的感情起到强大的作用。维罗克夫人先是微微哭泣，接着伸出手臂，最后号啕大哭起来。

奥西彭走进包厢，急忙把包厢的门关上，然后向车外望去，看看车站大钟上的时间。还剩下8分钟的时间，在最初3分钟里，维罗克夫人一直在猛烈地、绝望地大哭。后来，她稍微收敛了一些，虽仅是呜咽但泪流满面。她试着与自己的救命恩人说话，他是她的生命的使者。

“哦，汤姆！他如此残忍地剥夺了我的感情，我怎么会怕死呢？我怎么能这样？我真是个懦弱的人！”

她大声悲叹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她认为自己的生活缺乏优雅和魅力，过着不体面的生活，但夸耀自己有忠实的生活目的，甚至到谋杀前都是如此。人们在悲叹自己可怜的人生时，总是痛苦多，言语少，述说出真理——或者说呐喊出的真理——都是从表达虚假感情中挑选出来的掩饰性的词语。

“我怎么这样害怕死亡？汤姆，我做过努力，但我害怕。我试图自杀，但我做不到。我坚强吗？我想我遭受的苦难还不够。当你来了……”

她停顿了一下。这时她的内心感到涌上来一阵信赖和感激之情，于是边哭泣边说道：“汤姆，我要与你度过余生！”

“去坐到包厢远离站台的那一个角落里。”奥西彭焦虑地说。她等待他的救命恩人坐好，又开始新一轮的哭泣，这一轮比上一轮更加猛烈，他只好看着。他用医生的眼光进行观察，仿佛是在数她一共哭了几秒钟。他终于听到列车员的哨子声了。他感到列车移动了，他的上嘴唇不知不觉地收缩起来，牙齿都露出来了，样子非常狰狞可怕。维罗克夫人，既没有听到什么，也没有感到什么，她身旁的救命恩人奥西彭静静地站着。他感觉火车越跑越快，火车发出沉重的隆隆声，与那女人的大声哭泣交织在一起。这时，他跨出两大步，蓄意地打开包厢的门，跳下了火车。

他差一点就落在站台的外面，这反映出他是下了多么大的决心才敢执行这个玩命的计划，他需要在空中把车厢的门关上，这几乎是个奇迹。他觉得自己像中了子弹的兔子一样在站台上滚了几个跟头。他被摔伤了，震晕了，脸色苍白得像死人，上气不接下气，但他站了起来。他很镇定，完全有能力应付围拢过来的铁路工人，他们把他围在中央。他向他们做了解释，他的语调很温和，语言很有说服力，他说妻子突然决定去法国布列塔尼看望快要死的母亲。很自然，她很伤心，他很担心她的状态，于是他就试图使她振作起来，可他确实没有发现火车已经开动了。针对有人提出“先生，你为什么不送她到南安普敦”这样的疑问，他说不行，因为年轻的妻妹在家里照顾3个小孩子，如果他不回去，妻妹肯定会害怕，而此时电报局已经关门了。他一冲动，于是就跳下了火车。“但我永远不敢再这么干了。”他总结说。周围的人都笑了，他分给大家一些零钱，然后踏着完全看不出瘸拐的阅兵步伐走出了火车站。

在火车站外面，奥西彭同志拒绝一辆招呼他的马车，因为他发现自己身上有了他这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那么多的钱，而且花起来安全可靠。

“我能走。”他说，并向马车夫投以友好的微笑。

他能走，他也确实走了。他走过大桥，他走过了威斯敏斯特教堂，教堂的尖塔岿然不动，路灯照亮了他的黄色短发。维多利亚车站的灯光看着他走过，接着是斯隆广场，再接下来是海德公园的栏杆。奥西彭同志走上了一座大桥。桥下既黑暗又寂静的河水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那险恶的河水奇迹般地把静止的阴影和流动的微弱闪光混合在一起了。他站在栏杆前很长一段时间，呆呆地望着河水。钟楼发出一阵粗糙洪亮的轰鸣声，他仰起低垂的头一看，疯狂的英吉利海峡已经是12点半了。

奥西彭同志再次上路了。那天晚上，他那健壮的身影出现在这座巨大城市的郊区。此时此刻，这座庞大城市已经进入睡眠状态，睡在一块巨大的烂泥毯子上，身上盖着阴冷的薄雾。他走过没有死气沉沉的大街，消失在庞大的住宅区里，住宅区里，一排排笔直地向地平线尽头延伸的房子看不到尽头，排排房子的周围都修建了空旷马路，马路沿线竖立着一串串的煤气灯。他穿过了广场、空地、椭圆板球场、公共活动区，还走过了无名的样子单调的小街，这里居住着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的社会残渣，他们既没有希望又懒散。他走着，突然，他转弯走入一片肮脏草地的前花园，从衣袋里掏出钥匙进入一间小脏屋子。

他穿着衣服就一头栽在床上，在床上静静地躺了整整一刻钟。然后，他突然坐了起来，盘腿坐在了床上。天空破晓了，他仍然睁着眼保持着这个姿势。这个人在毫无目标的情况下走了这么远的路，竟然丝毫没有疲态，还能一动不动地保持一个姿势长达数小时。当太阳光逐渐洒在屋子里的时候，他松开了手，躺倒在枕头上。他凝视着天花板，突然，他的那双眼睛闭上了。奥西彭同志在太阳下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