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想过，他也许准备卖掉他的股份。目前我手头上没有现金，但我会找银行借款，很有可能借得到。”

穿着黑色正装的马吉欧医生将自己那对宽大的粉红色手掌放在膝盖上，倾身向我靠近，仿佛有个秘密想要透露给我。他说：“我倒想建议你反过来做。让他买下你手中的股份。对他客气一点，便宜卖给他就好了。他是海地人，只要很少一点东西就能过活。他能撑得下去。”可事实证明，马吉欧医生又一次做了伪先知。他预见自己国家的未来比预言组成这个国家的那些人的命运要灵验得多。

我微微一笑，说：“哦不，我已经喜欢上‘特里亚农’了。你看着吧——我会留在这里，我也会把酒店撑起来。”

我又等了两天才去找马塞尔说话，但中间我也和银行经理谈过一次。太子港前两个旅游季的光景都很不错。我把酒店发展计划简要地讲了讲，那个经理（他也是欧洲人）便爽快地给了我需要的贷款。唯一让我感到为难的是还款率。“你这不是等于要我三年内还清吗？”

“正是。”

“为什么？”

“这个嘛，你也知道，不出三年就要举行总统大选了。”

葬礼过后，我几乎没怎么见到马塞尔。酒保约瑟夫找我来吩咐工作，厨子和园丁也都来找我，马塞尔却不战而退，不过当我在楼梯上和他擦身而过时，我留意到他身上有一股浓烈的朗姆酒味，所以在我们最终见面商谈之前，我先为他倒好了一杯朗姆酒。他沉默地听我说完，便接受了我的条件，没有提出一点抗议。我给他开出的价码按当地标准来看是一大笔钱，而且我付的是美元，不是海地古德，尽管这笔钱只有他股份面值的一半。为了在心理上打动他，我还把这笔钱换成了百元大钞带在身边。“你最好数一下。”我告诉他，但他数也没数就把现金塞进了口袋。“现在，”我说，“请你在这里签字。”他直接签了字，一点儿也没看自己签署的文件。事情就这么简单。什么争执也没有发生。

“我需要你的房间，”我说，“从明天开始就要。”我对他很苛刻吗？和我母亲的情人打交道让我感到难堪，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而对他来说，和他情妇的儿子，一个比他自己年长许多的男人见面，也肯定让他觉得尴尬别扭。就在离开房间之前，他提起了她。“当时我假装没听见铃声，”他说，“但她一直摇个不停。我以为她可能需要什么东西。”

“可是她需要的只有你？”

他说：“我很羞愧。”

我没法和他讨论我母亲强烈的性欲所造成的巨大影响。我说：“你的朗姆酒还没喝完。”他抓起酒杯一饮而尽。他说：“她在生我气或者很爱我的时候，会叫我‘你这头又黑又大的畜生’。我觉得自己现在就是这样子，一头又黑又大的畜生。”他走出房间，屁股后面有一边鼓得老高，里面沉甸甸地塞满了百元美钞。一小时后，我望见他拎着一只用厚纸板做的破旧手提箱走下车道。他把那件带有Y和M字母的鲜红色丝绸睡衣扔在了房间里。

之后一个星期，我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酒店的事务让我异常忙碌。只有约瑟夫一人对自己的工作了如指掌（后来我让他因为调制朗姆鸡尾酒而出了名），而我也只能猜测那些客人想必已经习惯了在自己家里吃得很糟，所以到这里品尝了厨子做的菜肴，他们也没多少怨言，只好把它当作人生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特点去接受。厨子做的牛排和冰激凌都过了火候。我差不多全靠吃葡萄柚勉强度日，这个东西他可很难做砸。今年的观光季已经接近尾声，我盼望着最后一名游客离去，好让我可以早早打发厨子走人。这倒不是说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他的继任者——好厨师在太子港不易觅得。

有天夜晚，我强烈地感到自己需要把酒店暂时抛在脑后，于是就一个人跑去了赌场。在杜瓦利埃医生上台前的那些日子里，这里还有足够多的游客，可以坐满三张轮盘赌桌。你能听见从楼下夜总会传来的音乐声，偶尔会有一名身穿晚礼服的女子，在跳舞跳累了的时候，带着舞伴坐到赌桌前试试手气。海地的女子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我心想，在这里见到的脸蛋和身段，要是换在西方的都市里，能为它们的所有者赚上一大笔财富。另外，在赌场中，我总感觉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男人的童贞只有一次可以失去。”而我的童贞已在蒙特卡洛的那个冬日下午化作永远的回忆。

我玩了好几分钟，这才看见马塞尔也坐在同一张赌桌前。我本来可以换一桌再玩，但我已经押全注赢了一把。我有个迷信的想法，觉得每天晚上只有一张幸运赌桌，而今晚我已经找到我的幸运赌桌了，因为我不出二十分钟便已净赚了一百五十美元。我的眼神和赌桌对面一名欧洲女子的视线撞在一起。她微微一笑，开始跟着我下注，一边对她的男伴说了句什么，那是一个身材肥胖的男人，叼着一根巨大的雪茄烟，只顾不停地把筹码递到她手里，自己却从来不玩。然而，我的幸运赌桌对马塞尔而言就没那么幸运了。有时我们把赌注放进同一块方格里，接着我就会输掉。我开始伺机等待，直到他放下自己的筹码以后我才下注，而那名女子看破了我的心思，也追着我继续跟进。那情景就仿佛我们在合拍共舞——如同在跳一支马来亚隆隆舞那样——彼此之间却毫无接触。我心里很满足，因为她长得漂亮，因为我想起了蒙特卡洛的时光。至于那个胖子么，我可以待会儿再解决这个麻烦。没准他也在东方汇理银行工作呢。

马塞尔下注的手笔很疯狂。看样子他好像已经玩腻了，越早把筹码输光，他就能越早离开赌桌。接着，他看见了我，便将剩余的筹码统统抛出，全部押在了0上，而这个数字已经三十多局没有出现过了。他输了个精光，理所当然，正如人们在孤注一掷时总是会输那样，然后他把椅子往后推开。我朝他倾过身去，递给他一个十美元的筹码。“沾沾我的好手气。”我说。

当时我是想羞辱马塞尔，提醒他以前他曾是我母亲花钱豢养的情人吗？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如果那真的是我当时的动机，我肯定没有成功。他接过筹码，特别彬彬有礼地用他那口精致的法语说：“我此生所有的好运都来自你的家族。”他再次押0，这回0出现了——我没有跟他。他把刚才那个筹码还给我，说：“对不起。我这会儿必须要走了。我需要好好睡一觉。”我注视着他离开赌场大厅。现在他手上有三百多美元的筹码可以兑现。我已仁至义尽，不再为他感到良心不安。不过，虽然他确实块头很大、皮肤很黑，我却觉得，要像我母亲那样把他称为畜生，还是挺不公平的。

不知为何，马塞尔一走，赌场大厅里的严肃气氛顿时一扫而光。我们现在都成了无关紧要的小玩家，赌上几把纯粹是为了找乐子寻开心，不冒任何亏老本的风险，赚也只赚几杯酒水的小钱罢了。赢利涨到三百五十美元后，只不过因为我想看到那个抽雪茄烟的男人也输一小笔，让自己心里高兴一下，我又把它输成了两百块。然后我就罢手了。拿筹码去兑换现钞的时候，我向出纳问起了那个女人是谁。

“是皮内达夫人，”他说，“她是德国人。”

“我不喜欢德国人。”我失望地说。

“我也不喜欢。”

“那个胖子是谁？”

“是她丈夫——大使先生。”他报出了某个南美洲小国的名字，我却一转眼就忘记了。以前我看看邮票就能分辨出南美洲的各个共和国，后来我却将集邮簿留在了圣母往见学校，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了一个男孩，一个在我心目中最要好的伙伴（我早就忘记了他的名字）。

“我也不怎么喜欢大使。”我告诉出纳。

“他们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祸害。”他回答，一边把钞票数给我。

“你相信祸害是必不可少的吗？那么你就和我一样是个摩尼教徒。”我们对神学的讨论无法继续下去了，因为他没有在往见学校受过教育，而且不管怎样，那个女人的话音也打断了我们：“丈夫也是。”

“丈夫怎么了？”

“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祸害。”她说，一边把筹码放在出纳的桌子上。

我们会钦佩那些自己无法实现的品质，因此我很欣赏忠贞，而在当时那一刻，我差点儿扭头就走，永远地离她而去。我不知道是什么拦住了我。也许从她的声音里，我发现了另外一种令我崇拜的品性——不顾一切的特质。拼命与真实是很接近的同类——不顾一切的拼命告白往往能让人信以为真，正如并非所有人都有机会做出临终前的告解那样，具备不顾一切拼命到底这种能力的人也只有极少数，而我不是其中之一。但她却具备这种才能，这让我在心底原谅了她。如果当时我听从了内心的第一个想法，直接掉头走开，后来的日子我会过得更好，因为那样的话我就会远离许多痛苦不幸。可惜天意弄人，在她收拣自己赢到的赌金时，我偏偏选择了在赌场大厅的门口等她。

她和我在蒙特卡洛认识的那个女人年纪相同，但光阴颠倒了我们在人生中所处的位置。第一个女人年纪大得可以当我的母亲，而我现在的年纪呢，又大得足以去当这个陌生女人的父亲。她肤色很黑，身材娇小，神情紧张不安——我怎么也想不到她竟然是个德国人。她朝我走来，手里一边清点着钞票，以此掩饰自己的羞怯。她刚才不顾一切地投下了鱼饵，现在却不晓得该如何处理这条咬铒上钩的大鱼了。

我问：“你丈夫呢？”

“在车上。”她说。我望向外面，这才头一次注意到那辆带有C.D.标志牌照的标致轿车。那个大块头男人坐在方向盘旁边的副驾驶座位上，正在抽他的长雪茄烟。他的肩膀既宽厚又平坦。你简直可以在这对肩膀上贴一张海报。它们看上去就像死胡同里的一堵断头墙。

“我什么时候能和你再见？”

“就在这儿。在外面的停车场里。我不能去你的酒店。”

“你知道我是谁？”

“我也会问别人。”她说。

“明天晚上？”

“十点。我一点钟必须赶回家。”

“还有——他会不会奇怪你上哪儿去了？”

“他有无限的耐心，”她说，“外交官的特质。他要等到政局稳定以后才会开口。”

“那你为什么必须一点钟回家？”

“我有个孩子。他总是在一点左右醒来叫我。这是习惯——一个坏习惯。他老做噩梦。梦见屋里有强盗。”

“是你的独生子？”

“没错。”

她碰了碰我的胳膊，就在这时，大使在轿车里伸出右手摁响了喇叭，喇叭声响了两下，但听起来不算太着急。他甚至连头也不回，否则他就会看见我们在一起。

“他在叫你回去了。”我说。伴随着我对她提出的第一份索求，其他索求的阴影也笼罩在我的头上。

“我猜时间快到一点了。”她飞快地补道，“我认识你母亲。我喜欢她。她是个真诚的人。”她出了停车场，向那辆轿车走去。她丈夫没有转身，直接为她打开了车门，她钻进车里，坐在方向盘前：他的雪茄烟头在她的面颊旁微微闪烁，好像修路时在路边摆放的一盏警示灯。

我回到酒店，约瑟夫在台阶上迎接我。他说马塞尔半小时前回来了，今晚要在这里找个房间住一宿。

“就住一晚？”

“他说他明天走。”

他已经预先支付了房钱，准确数目他心里很清楚，另外他叫了两瓶朗姆酒让人送上楼，还问他能不能住进伯爵夫人的那个房间。

“他可以住他以前的老房间。”但随后我又想起，那名新来的客人——一位美国教授——正住在那里。

我心烦并不是没有道理。在某种程度上，我受到了触动。我很高兴我母亲曾被情人如此钟爱，被赌场里的那名女子（刚才我忘了问她的名字）这样喜欢。要是母亲能给我半点机会，我自己可能也会喜欢上她。或许我心里悄悄希望，她那么好的人缘也能传承给我——在生意场上，这可是一种巨大的优势——就像她传给我酒店的三分之二股份那样。

四

当我在赌场外找到那辆带有C.D.标志的轿车时，我已经迟到了快半个小时。有太多的事情让我无法抽身，何况我其实根本没有心情前来赴约。我不能欺骗自己假装爱上了皮内达夫人。一点点色欲和些许好奇心就是我自认为对她拥有的全部感受，而在开车进城的路上，让我对她心生抵触的所有事实都在我脑海中一一泛起：她是个德国人；她采取主动向我求欢；她是大使夫人。（以后从她的谈话里，我肯定会听到水晶吊灯和鸡尾酒玻璃杯的叮当碰撞声。）

她为我打开车门。“我差点儿就放弃你了。”她说。

“对不起。今天发生了很多事。”

“既然你来了，我们最好开到别处去。官方晚宴十一点结束，我们的同事会陆续出来。”

她开车倒出停车场。“我们去哪儿？”我问。

“我不知道。”

“昨晚你怎么会想到要跟我说话？”

“我不知道。”

“你是看我的手气不错，就跟着我押注吗？”

“对。我猜我是觉得好奇，想看看你母亲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儿子吧。这里从来没有什么新鲜事。”

在我们前方，临时探照灯的强光笼罩着整座海港。两艘货船正在港口里卸货。许多佝偻着腰、背负麻袋的身影排成了长长一列。她来了个半圆形的急转弯，将轿车停在白色哥伦布雕像下那块浓重的阴影里。“我们的人谁也不会在夜里上这儿来，”她说，“所以乞丐也不会。”

“警察呢？”

“外交使团的牌照还是管点儿用的。”

我不知道我俩中间是谁在利用谁。我已经好几个月没和女人做爱了，而她呢——她显然就像大多数婚姻中的主妇那样，已经走进了爱情的死胡同。但我此时还是被白天发生的事情搅得心神不宁，后悔自己不该来，还禁不住常常想起她是德国人，尽管她年纪太轻，和德国当年犯下的罪行扯不上任何关系。只有一个理由让我们二人来到这里，但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我们坐在车上，凝视着那尊雕像，它则远远凝望着美国。

为摆脱这种荒谬的情形，我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膝盖上。她的皮肤冰凉无比；她没穿长袜。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玛莎。”她转身回答我，我笨拙地想去亲吻她，却错过了她的芳唇。

她说：“我们不必这样，你懂的。我们都是成年人。”突然，我仿佛又回到了巴黎大酒店，身体变得绵软无力，但这一回，没有张开白色羽翅的海鸥前来拯救我了。

“我只想和你聊聊天。”她温柔地对我说出甜蜜的谎言。

“我以为你在大使馆里多的是聊天的机会。”

“昨晚——要是我能去你酒店的话，是不是会很好？”

“感谢上帝，幸好你没有去。”我说，“那儿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是什么样的麻烦？”

“现在我们别说这个。”再一次，为了掩盖我对她缺乏感觉这件事，我粗暴地动起手来。我把她的身体从方向盘下拉出，扳倒在我的大腿上，车载收音机刮到了她的腿，她痛得大叫。

“对不起。”

“没事儿。”

她调整姿势让自己更舒服，又把双唇印在我的脖颈上，我却一点感觉也没有：我的体内没有任何冲动，心里还在想，如果她感到失望的话，不知她对这份失望能忍受多久。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将她全然抛在了脑后。我回到了酷热的正午时分，猛敲着我母亲生前居室的房门，却得不到任何回应。我敲了又敲，心想马塞尔肯定正在房中醉卧不醒。

“跟我讲讲那件麻烦事儿吧。”她说。突然间，我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我告诉她，起初是打扫房间的侍童感觉不对劲，然后约瑟夫也担心起来，最后等我敲门无果后，我便用万能钥匙试图开门，结果发现门从里面闩上了。我不得不拆掉两座阳台中间的隔层，然后从阳台上爬过去——幸好房客们都到海边的沙滩上游泳去了。进屋后，我发现马塞尔用自己的腰带吊死在了房中央的灯柱上：他肯定下了巨大的决心甘愿赴死，因为他在套索上只须挣扎摇晃几英寸，就能用脚尖踩到我母亲那张大床的花饰边沿。两瓶朗姆酒几乎都已喝干，只剩第二瓶里还留下最后一点儿，而在一只写给我的信封里，放着我输给他的那三百美元的余款。“你可以想象一下，”我说，“从那会儿到现在我该有多忙啊。要费尽脑筋应付警察——还有房客也是。那位美国教授还算通情达理，但有对英国夫妇却嚷嚷着要向他们的旅行社投诉。你想想也知道，出了自杀丑闻会让酒店身价大跌的。这个开头很不吉利。”

“真是太可怕了，好吓人啊。”她说。

“我不了解他，我也不在乎他，但这件事是很可怕，没错，的确很吓人。很显然，我非得请个神父或巫师过来给那房间驱邪不可了。我也不确定该请哪一边的。吊灯也必须拆掉。用人们都坚持这么做。”

事实证明，和人聊天能抚慰身心，伴着语言流淌，欲望悄然升起。她的后颈靠在我嘴边，一条腿斜搭在收音机上舒展开。她浑身战栗，猛地伸手出去，不巧正好按在方向盘边缘，让汽车喇叭长鸣起来。那声音仿佛是一头受伤的野兽在凄厉哀号，又如同一艘迷失在浓雾中的轮船拉响汽笛，直到她停止战栗时才宣告结束。

我们沉默地坐着，保持着同样的姿势挤在一起，就像工程师组装失败的两台机器。现在我们应该分手道别了：我们在这里待得越久，未来要付出的代价就会越大。在沉默中，信任油然而生，满足感得到培育。我意识到自己刚才睡了一小会儿，现在醒来后，发现她也睡着。共享的睡眠是至深的羁绊。我看了看表。离午夜还早呢。几台起重机在货轮上方升降，排成长列的工人从货轮走向仓库，肩上的麻袋压弯了他们的腰，从他们头顶伸出，让他们仿佛戴上了尖顶风帽，远远望去活像一群嘉布遣会79的托钵修士。她有条腿压痛了我。我挪开腿时惊醒了她。

她挣脱到一旁，嗓音尖锐地猛然问道：“几点了？”

“十一点四十。”

“我梦见车子坏了，而且已经夜里一点了。”她说。

我感觉自己被摆回了原位，在十点到一点之间画地为牢。嫉妒竟这么容易滋长，这一点想想就叫人害怕——我认识她才不过二十四个小时，现在我已经看不得别人要求占有她了。

“怎么了？”她问我。

“我在想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就在这儿见。这里和其他的地方一样好，不是吗？换辆出租车过来，这样就行了。”

“以车作床还是不太理想吧。”

“我们可以到车后座上去。在那里会好一些。”她说得那么滴水不漏，让我感到沮丧。

我们的恋情就这样开始了，它一直持续至今，中途只产生过一些微小的变化：比如，在一年后，她把那辆标致牌轿车换成了更新的款式；另外也有几次——一次是趁她丈夫被召回国内开会磋商的空隙——我们摆脱了汽车的限制；还有一次，在一位女性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在海地角度过了两天时光，但随后那位朋友就回家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不像是恋人，倒更像是一对密谋的共犯，因同一桩罪行而捆在了一起。和共犯一样，我们很清楚有侦探在背后跟踪调查。其中一人就是那个孩子。

我有一次参加了在大使馆举办的鸡尾酒会。他们没有理由不邀请我去，因为在我们幽会的六个月里，我已经成了为当地外国人社群所接受的成员。我的酒店还算小有成功——虽然我对此并不满足，并期望能找到一流的厨师。此前，我和大使第一次见面，是在大使馆举办的一场宴会过后，他开车送我的一位房客——一名英国同胞——回到酒店里的时候。他品尝了约瑟夫调制的一款鸡尾酒，饮后赞赏不已，还在我的走廊上待了一阵子，嘴里叼着的雪茄烟在地面上投下长长的阴影。我以前从未见过有人像他这样，将“我的”二字用得如此频繁。“来一支我的雪茄烟吧。”“请让我的司机喝一杯吧。”我们谈起了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我的意见是，那个医生会当选。他有美国人撑腰。这是我得到的消息。”他还邀请我参加“我的下一场鸡尾酒会”。

我为什么会恨他呢？我又没有爱上他的妻子。我“成全”了她，仅此而已。或者应该说我当时自以为如此而已。是不是因为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发现我曾经在往见学校受过耶稣会神父们的教育，便声称“我在圣依纳爵80天主教学校读过书”——想借此和我拉拢关系？至于那所学校是在巴拉圭，还是在乌拉圭——谁在乎呢？

我后来得知自己受邀参加的那场鸡尾酒会在级别上属于第二等级，一流的酒会——席间有鱼子酱奉上——纯属外交界的活动，由大使、部长和一等秘书这些人参加，而三级的酒会纯粹是为了“履行义务”而举办的。能被列入二等酒会的宾客名单也算是一种恭维了，这种活动中会带有几分“娱乐”的味道。酒会上有几位海地的富豪，他们的太太都是绝色美女。当时还没有到他们逃离这个国家的时候，情况也还没坏到他们要夜不出户，害怕在宵禁期间的黑暗街道上惨遭不幸的地步。

大使将我介绍给“我的夫人”——又是“我的”，她便带我去吧台找酒喝。“明天晚上？”我问，她冲我皱起眉头，抿紧嘴唇，暗示我不要说话——有人正在监视我们。但她害怕的并不是她丈夫。他正忙着向一位客人展示“我的”伊波利特81绘画藏品，从一幅画走到另一幅画前，对每一幅都详加解说，仿佛连这些绘画的主题也属于他。

“周围这么吵，你丈夫听不见的。”

“你看不到吗，”她说，“每个字他都在听啊。”但这个“他”不是指她的丈夫。一个小家伙，个子还不到三英尺高，长着一双直勾勾的黑眼睛，正带着侏儒特有的傲慢挤过人群，向我们走来。一路上他不停地推开客人们的膝盖，仿佛它们是树林中的低矮灌木丛，而这片林地全部归他所有。我看到他紧盯着她的嘴唇，仿佛是在读唇语。

“这是我的儿子安格尔。”她向我介绍。从此以后，我每次独自想起他时都会使用这个名字的英语发音，仿佛是在故意亵渎神明。82

一旦来到她的身边，他就再也不肯走开，尽管他从头到尾根本没说一句话——他太忙于倾听了，而他那双钢铁般的小爪子紧紧扣着她的手，就好像半副手铐。我碰上了真正的对头。下一次幽会时她告诉我，他问了好多好多关于我的问题。

“他发觉有什么不对劲了吗？”

“这么小的年纪怎么可能？他还不到五岁啊。”

一年过去了，我们想尽各种办法躲开他，可他还是缠着她不放。我发现她于我已是难以割舍，但当我要她离开她丈夫时，那孩子却挡住了她的退路。她无法做出任何危害儿子幸福的事。她明天就可以抛弃丈夫，但如果他从她身边带走安杰尔，她又怎么能活得下去？在我看来，她儿子这几个月里变得越来越像他父亲。他现在总喜欢说“我的”母亲；有一次我还看到他嘴里叼着一根长长的巧克力棒，活像一支雪茄烟；他长胖的速度也非常快。那样子就仿佛是父亲将自己的魂魄转移到了儿子身上，以确保我们的私情不至走得太远，逾越谨慎的边界。

有段时间，我们在一家叙利亚商店的楼上订房幽会。店主名叫哈米特，是个完全可靠的人——当时“爸爸医生”刚刚上台不久，所有人都能预见未来的阴影，如同肯斯科夫上空密布的乌云一般黑暗。对一个没有当地国籍的人来说，任何与外国使馆的关系都有价值，谁知道什么时候他可能就得寻求政治庇护呢？不幸的是，尽管此前我俩都很仔细地检查过这家商店，我们还是没有发现，在药品柜台后面的一个角落里，有几排货架上摆放着儿童玩具，它们的品质比其他任何地方能找到的玩具都要好；另外，在食品杂货区中间，偶尔还能找到一罐波旁饼干（因为奢侈品贸易在当时还没有彻底中止），它是安杰尔在餐前饭后最爱吃的零食。正是这个引发了我们之间的第一场激烈争吵。

我们在叙利亚商店的爱巢里已经幽会过三次，房间中有一张黄铜大床，上面铺着一层淡紫色的丝绸床单，四把硬靠背椅沿着墙边排成一列，墙上还有几幅用手工上色的家庭合影。我心想这里以前应该是客房，收拾得一尘不染，等候着某位从黎巴嫩过来的贵客入住，但他一直没来，现在就更不可能来了。第四次幽会时，我等了玛莎两个钟头，她却完全没有露面。我走出房间穿过商店时，叙利亚人小心翼翼地对我开口了。“您错过了皮内达夫人。”他说，“她和她的小男孩刚刚来过这里。”

“她的小男孩？”

“他们买了一辆玩具汽车，还有一盒波旁饼干。”

稍后的傍晚时分，她给我打来了电话。她听上去呼吸急促，心慌意乱，说话的语速飞快。“我现在人在邮局，”她说，“我把安格尔留在车里了。”

“吃他的波旁饼干？”

“波旁饼干？你怎么知道？亲爱的，我今天不能来。我到店里时发现安格尔和他的保姆就在那里。我只好装作过来给他买点东西，好表扬他最近听话。”

“他最近很听话？”

“也不是特别听话。保姆说，他们上周曾看见我从店里出来——还好我们从来不在一起离开——他就想看看我去了什么地方，然后他就发现了他喜欢的饼干。”

“波旁饼干。”

“是的。哦，他现在要进邮局来找我了。今晚。老地方见。”电话随即挂断。

就这样，我们又回到哥伦布雕像旁，在那辆标致牌轿车里见了面。那一夜我们没有共赴巫山。我们大吵了一架。我告诉她，安杰尔是个被宠坏的孩子，她承认这一点；但当我说他是在监视她时，她勃然大怒；而等我接着说他正变得和他父亲一样胖时，她竟想要扇我耳光。我抓住她的手腕，她却指责我殴打她。随后，我们俩神经质地大笑起来，但是这场争吵还在持续酝酿，就像为了准备明天再喝而煨在炉火上的一锅浓汤。

我异常理智地说：“我和你丈夫，你得和我们中的一人做个了断，这样你才会更好过。这种日子没法一直这样下去。”

“你想让我离开你？”

“当然不。”

“可我离开安格尔就过不下去啊。就算我把他惯坏了，那也不是他的错。他需要我。我不能毁掉他的幸福生活。”

“十年以后他根本就不需要你。他会偷偷溜进‘凯瑟琳妈咪之家’，或者跟你家的女佣上床。只不过那时你已经不在这儿了——你会住在布鲁塞尔或卢森堡，但那里也有很多妓院供他瞎逛。”

“十年的时间还很长。”

“到那时你已年近半百，而我也是一把老骨头了——老得什么都不会在乎。你却还得靠那两头肥猪过日子……当然了，还有你那副好心肠——你那时候肯定又重新天良发现了。”

“那你又怎么样？你就不会到处拈花惹草，找各种女人用各种方法安慰自己吗？少跟我说这种话！”

雕像下的黑暗中，我们争吵的嗓门越抬越高。就像所有这种类型的争吵一样，它只能给我们带来伤害，但是这道伤口很容易就能愈合。在我们发觉自己正在揭开旧伤疤之前，我们还可以找到许多不同的位置给彼此留下伤痕。我钻出她的轿车，走到自己车上。我在方向盘前落座，开始往后倒车。我告诉自己，我们的恋情已然终结——这场情感游戏玩得真是得不偿失——就让她跟那个小畜生待着好了——在“凯瑟琳妈咪之家”多的是漂亮女人——反正她也是个臭德国佬。当我驾车开到和她平行之时，我从车窗外冲她恶毒地喊道：“再见了，皮内达夫人83。”接着，我便看到她伏在方向盘上开始哭泣。我想，只有当我要对她说再见时，我才会发觉自己离不开她。

我回到她的身边，这时她已经止住了泪水。“真糟糕啊，”她说，“今天晚上。”

“是啊。”

“明天我们还要见面吗？”

“当然。”

“在这里。和平时一样？”

“没错。”

她说：“有件事情我本来想告诉你。给你一个惊喜。是你非常想要的东西。”

一时间，我还以为她要向我屈服，答应离开她的丈夫和孩子。我伸手搂住她，想支持她做出这个重大的决定，她却说：“你需要一个好厨子，对吧？”

“哦——是的。没错。我想我很需要。”

“我们家的厨子很不错，现在他要走了。我设个了圈套，故意跟他吵了一架，然后解雇了他。如果你想要的话，他就是你的了。”我想我的沉默又让她感到受伤，“现在你还不相信我是爱你的吗？我丈夫知道了会非常生气。他说安德烈是太子港唯一一个会做地道的蛋奶酥的厨子。”我差点脱口而出：“那安杰尔呢？他也喜欢吃他做的菜呀。”

“你成全了我的财运。”我转口夸赞。我这话也近乎成真——“特里亚农”酒店推出的柑曼怡甜酒蛋奶酥曾经风光一时——直到恐怖统治开始，直到美国代表团离去，直到英国大使被驱逐出境，直到教皇使节回到罗马一去不返，直到宵禁在我们之间竖起一道比任何争吵更可怕的屏障，直到最后连我也跳上了达美航空的末班客机飞往新奥尔良。约瑟夫此前刚刚从通顿·马库特的刑讯审问中死里逃生，这件事把我吓坏了。他们要来抓我，对此我深信不疑。或许通顿·马库特的头头，“胖子”格拉西亚，正在垂涎我的酒店。甚至连小皮埃尔也不敢再登门拜访，前来品尝免费的酒水了。连着好几个礼拜，酒店里只有我、受伤的约瑟夫、厨子、女佣和园丁几个人。酒店需要粉刷修缮，但既然不会有房客入住，花那些力气又有什么好处？只有约翰·巴里摩尔套房还维护得整洁有序，仿佛一座空荡荡的坟墓。

我们的风流韵事如今变得乏善可陈，无法让我们在恐惧和无聊之间保持平衡。电话已经停止了工作：它摆在我的书桌上，就像是更好的年月里遗留下的一件文物。由于宵禁，我们不可能继续在夜里幽会，而白天总有那个安杰尔在监视我们。当我最终拿到出境签证时，我觉得自己不仅仅是在逃离政治，也是在躲避爱情。为了申请那张签证，我在警察局苦苦等待了十个小时，在那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重的尿骚味，臭气熏天，几个警察带着心满意足的微笑从小牢房里走回来，令人不寒而栗。我记得有位神父在警察局也等了一整天，他身穿一袭白色法衣，像块石头似的端坐在那里，无比耐心地读着自己带来的《日课经》84，没有人打扰他。他的名字始终没有被叫到。他身后的头顶处，在猪肝色的墙壁上用图钉钉着几张快照，上面是叛贼巴尔博85和他的同伙们千疮百孔的尸体，一个月前，他们在首都市郊的一间破茅屋里被机关枪扫射身亡。警察最后把我的签证越过柜台丢给了我，如同扔给乞丐一块面包皮，这时有人告诉神父，警察局晚上要关门了。我想他第二天还会回去继续等待。对他而言，警察局和其他地方一样，是个读《日课经》的好地方，因为现在大主教被驱逐在外，总统也被革出教门，所以来去匆匆的人们谁也不敢上前和他搭话。86

离开海地那天，骤雨将至，乌云森然逼近肯斯科夫上空，一如既往。飞机在雷暴中颠簸，穿越浓云，在自由清澈的蓝天中翱翔，我俯望那座城市，庆幸自己能离开此地，真是太棒了。太子港显得多么渺小啊，在它背后，是一片遍布沟壑的广袤废土，干旱缺水无人栖居的荒山野地，在薄雾中远远伸向海地角和多米尼加的边境，仿佛是从黏土中挖掘出的一头远古巨兽断裂的脊骨。我告诉自己，我要找到一个热衷投机倒把的赌徒，怂恿他买下我的酒店，然后我就可以一身轻松，了无牵挂，就像当年我驱车上山来到佩蒂翁维尔时那样，在那一天，我发现母亲四肢摊开，躺在她那张妓院大床上。能离开这里我很高兴。这份喜悦，我对着身下翻转的黑色山峦轻声诉说，我对着端上掺水威士忌的美国空姐和向旅客汇报行程的机长报以微笑，尽情流露。四周后，在纽约西44号大街的一间空调客房里，我从噩梦中骤然惊醒，梦里是一辆标致轿车内纠缠的肢体和一尊遥望大海的雕像。当时我便明白过来，待我的固执消耗殆尽，我的交易一笔勾销以后，或迟或早，我一定会返回海地，在恐惧中尚有半块面包可吃总比完全没有面包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