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我太过坦诚，简直不像是在说心里话。为什么他要对我如此地直言不讳，大谈阔佬和穷鬼呢？我有一种感觉，他当时猜到了船长对我说过些什么，现在他是在试探我的反应，将他这份坦诚扔进我的思潮中，看它是否会像石蕊试纸那样改变颜色。或许他觉得我在最后这件事上表现出的忠心并不像是阔佬的所为。或许我的名字“布朗”在他听起来就跟他自己的名字一样虚假。

“我不玩扑克。”他顶了我一句，黑眼睛里闪闪发光，好像在说“这下可逮着你了”。他说：“我总是会泄露太多信号。在跟朋友一起打牌的时候。掩饰感情的诀窍我还没学会呢。玩牌我只玩金罗美22。”他把这个牌名念得拿腔拿调，仿佛那是育儿游戏——一个纯真无邪的标记。“你玩不玩？”

“以前我只玩过一两次。”我说。

“我不是在勉强你。我只是觉得到吃午饭之前，我们可以打打牌消磨一下时间。”

“干吗不呢？”

“服务员，上牌。”他朝我微微一笑，仿佛在说：“你瞧，我可没带自己动过手脚的牌。”

从玩法上来讲，金罗美的确是一种纯真无邪的纸牌游戏。想耍老千绝对是很不容易的。琼斯问：“我们怎么玩？来一百点十美分的？”

琼斯在玩金罗美的时候有他自己的门道。他后来告诉我，打牌时他首先会观察那些缺乏经验的对手把烂牌握在手里哪个位置上，然后判断自己离摊牌获胜还有多远。他会观察对手如何理牌，在出牌前会犹豫多久，由此弄明白对方手里的牌是好牌、烂牌或是不好不坏的牌，而如果对方明显握有一手好牌，他往往就会提出重新洗牌，即使他明知道对手会坚决反对。这样一来，对手就会产生一种优越感和安全感，于是乎便胆大起来，倾向于冒险行事，为了能大获全胜而持续玩上太长时间。甚至连对手抓牌和出牌的速度都让他获悉颇多。“心理学永远要胜过单纯的数学计算。”他有一次对我这样说，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几乎每次他都能赢我。我要想赢他，先得自己做出一手好牌才行。

当提醒旅客享用午餐的锣声响起时，他赢了我六美元。他想要的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数目，只须小赢一把，这样的话，以后就没有哪个对手会拒绝和他接着玩。一星期六十美元的收入不算多，但琼斯告诉我，他可以靠这笔钱过日子，而且烟酒不愁。当然了，偶尔他也会大赚一笔：有些时候，对手会对这么幼稚的小牌嗤之以鼻，非要赌一点五十美分的大牌。后来在太子港，有一次我就见识到了这样的一幕。当时如果是琼斯输了，我都怀疑他能否付得起赌债，但哪怕在当下的二十世纪，运气有时也的确会对勇者青睐有加。那个对手输光23了两堆筹码，琼斯从赌桌前起身时，身上多了两千美元。甚至在那种情况下，他也赢得很有分寸。他主动给了对手报仇的机会，又输了五百多块钱。“另外还有一点，”有一次他向我透露道，“女人通常都不会跟你玩扑克牌。她们的丈夫不喜欢这样——玩扑克牌会带有一种轻佻随便的气氛，而且还要冒风险。可是一百点赌十美分的金罗美嘛——那只不过是花点零用钱消遣罢了。当然了，这样一来玩牌的人也会多得多。”就连史密斯太太，一个在我看来铁定会对扑克牌局不以为然、不屑一顾的人，有时也会过来看我们打牌。

那天吃午饭的时候——我现在已不记得谈话是怎么开始的了——我们聊到了战争这个话题上。我想应该是那名药剂师乘客挑的头。他说自己曾在民防组织里当过防空队员，然后就开始兴致勃勃地讲起那些发生在轰炸期间的普通故事，说得不厌其烦无聊透顶，就像描述别人做的梦一样乏味。史密斯先生坐在桌前，露出一副彬彬有礼的专注神情，仿佛戴着一张僵硬的面具，而史密斯太太则心不在焉地摆弄着手里的叉子。与此同时，那名药剂师还在滔滔不绝地讲述位于斯托大街上的一家犹太青年女子招待所遭到轰炸的故事（“我们那天晚上都忙昏头了，居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它整个儿被炸成了平地！”），直到琼斯突然冷冷地打断他的话：“我自己有一次也弄丢了一整排的兵呢。”

“怎么会这样？”我开口问，心里高兴能怂恿琼斯继续往下说。

“我一直没搞清楚，”他说，“没有一个人回来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可怜的药剂师微张着嘴巴呆坐在那里。他自己的故事才刚刚讲到一半，结果现在就一个听众也没有了，他那副模样活像一头把嘴里的鱼弄丢了的海狮。费尔南德斯先生自顾自地又拿了一份烟熏鲱鱼。我们当中只有他对琼斯的故事丝毫不感兴趣。就连史密斯先生也被激起了好奇心，说：“再给我们多讲讲吧，琼斯先生。”我注意到，我们所有人都不太情愿授予他军人的头衔。

“事情发生在缅甸，”琼斯说，“我们空降到日本鬼子的阵地后方去牵制敌人。就这个排和我的总部失去了联络。带队指挥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他在丛林作战方面缺乏适当的训练。当然了，那时候我们一直在节节败退24。奇怪的是，除了这个排，我手下再没有其他伤亡了，一个也没有——只有这一整个排，就那样从我们的队伍里被划掉了。”他撕下一块面包吞进嘴里，“没有一个俘虏回来。”

“你是温盖特25部队里的人吗？”我问。

“是同一类部队。”他又用那种模棱两可的口气回答我。

“你在丛林里待过很长时间吧？”事务长问。

“哦，好吧，对付丛林生活我还是很有本事的。”琼斯说。他继续谦虚地补充道：“要是在沙漠里，那我可就不中用了。你们知道吗，我当时算是小有名气，因为我可以像本地人一样用鼻子嗅出水源。”

“换在沙漠里，这本事或许也用得上。”我说。琼斯越过餐桌生气地瞪了我一眼，目露责备之意。

“真可怕，”史密斯先生一边说，一边推开面前吃剩的炸肉饼——当然了，是素食的果仁炸肉饼，厨房特别为他准备的，“人类居然能耗费那么多的勇气和技巧去自相残杀。”

“竞选总统的时候，”史密斯太太说，“全国上下那些出于良心拒绝入伍的反战人士都支持我先生。”

“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吃肉的？”我问，这一回轮到史密斯太太对我大失所望了。

“这不好笑。”她说。

“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亲爱的，”史密斯先生温和地责备她，“但是，布朗先生，你只要仔细想想，就会明白素食主义和出于良心拒绝入伍本该是同一类事情，没有那么叫人奇怪。前两天我跟你讲过酸性和它对激情产生的效应。排除掉人体内的酸性物质，你就能给内心的良知腾出一定的自由空间。而良知嘛，嗯，它是想不断生长壮大的。于是有一天，你会拒绝为了自己的感官享受去屠宰无辜的动物，接下来——或许，这会让你大吃一惊，但你会对杀害人类同胞的恶行感到无比恐惧，主动远离这种是非。然后接下来就是黑人的问题，还有古巴26……我可以告诉你，当时我还得到了许多神智学27社团的支持。”

“反流血运动联盟也支持我们。”史密斯太太说，“当然，不是整个联盟正式支持。但有许多会员都给史密斯先生投了票。”

“有那么多人支持啊……”我开始说，“我很惊讶……”

“在我们这一生中，”史密斯太太说，“进步人士永远是少数派，但至少我们抗议过。”

随后自然是照例爆发了一场无聊的争论。是制药公司的那名旅客挑的头——我很想也用起首大写字母去拼写他的称谓，就像我对总统候选人28那样，因为他似乎真的很具有代表性，但他代表的是一个更加低级的世界。作为前任空袭警报哨29，他自认为是一名战士。此外，他内心里也揣着一份不满：刚才他对轰炸记忆的讲述被中途打断了。“我真搞不懂那些和平主义者，”他说道，“居然又允许像我们这样的人为他们提供保护……”

“你们没有征询过我们的意见。”史密斯先生温和地纠正他说。

“我们大多数人都很难分清到底谁是出于良心拒绝入伍的人，谁又是想开小差躲避服役的逃兵。”

“至少他们躲不过监狱。”史密斯先生说。

琼斯出人意料地支持史密斯先生。“有很多和平主义者都很勇敢地在红十字会工作过。”他说，“多亏了他们，我们中间有些人才能活到今天。”

“在你们要去的地方可找不到多少和平主义者。”事务长说。

药剂师依然固执己见，由于心怀不满，他说话的调门听着很高：“那如果有人要攻击你太太呢，到时你又会怎么做？”

隔着整张餐桌，总统候选人死死地盯着眼前这个粗矮肥胖、面色苍白、健康不佳的旅客，用沉重严肃的口吻，像面对一个在政治集会上找碴起哄的捣乱分子那样对他说：“先生，我从未声称过，排除掉酸性物质就会消灭所有的激情。如果有人要攻击史密斯太太，而我手上正好有武器的话，我无法保证自己不会使用它。有些标准是我们自己也没法永远达到的。”

“说得太棒了，史密斯先生。”琼斯大声叫好。

“但我会为我的激情感到悔恨，先生。我会为它感到悔恨。”

五

那天傍晚，我在吃饭前先去了一趟事务长的舱房，具体办什么事情现在我已经忘记了。我发现他坐在桌子前，正在往一只安全套里吹气，直到它鼓胀成警棍大小，然后他用丝带将末端的吹气口扎紧，再把它从嘴上拿下来。他的桌子上胡乱摆放着一根根巨大肿胀的阳具。那幅光景活像是一场生猪大屠杀。

“明天船上开音乐会，”他跟我解释，“但我们没有气球。是琼斯先生出的主意，我们可以用这些东西代替。”我看到他在一些安全套上用彩色墨笔画了许多滑稽的鬼脸。“我们船上只有一位女士，”他说，“我想她应该也看不出来这些是……”

“你忘了她是一名进步人士。”

“那样的话，她就更不会在乎这个了。这些东西无疑就是进步的标志。”

“我们已经饱受酸性物质的折磨，至少不用再把它传给下一代人。”

事务长咯咯地笑了一阵，然后又拿起一只彩色蜡笔开始画鬼脸。橡胶阳具的表皮在他的手指下发出尖锐刺耳的吱吱声。

“你觉得我们星期三大概几点能到？”

“船长指望能在傍晚早点靠岸。”

“但愿我们能在灯火管制前进城。我猜现在还是有灯火管制的吧？”

“有。你会发现那里什么都没有变好。只会比以前更糟。现在，没有警方出具的许可证，你就没法离开城里半步。通向太子港城外的每条道路上都设了路障。我怀疑不经过搜查你都到不了自家的酒店。船员我们都已经警告过了，要想离开码头，他们就得自己担风险。当然，他们还是会照常去。‘凯瑟琳妈咪之家’一直都开门营业的。”

“有男爵的消息吗？”我问。“男爵”是有些人对总统的另一个称谓，用来取代“爸爸医生”这个绰号——在伏都教的神话里，星期六男爵头戴高礼帽，身穿燕尾服，嘴叼雪茄烟，经常在坟场里出没，而我们拿“星期六男爵”这个头衔来称呼总统，是在给那个步履踉跄、邋遢寒碜的人物添光增色。

“他们说已经有三个月没见着他了。他甚至都不到宫殿窗口前面观赏乐队演奏了。没准他已经死了。要是没有一颗银子弹他也死得了的话。30跑前两趟船的时候，我们前往海地角31的行程硬是被取消了。当时那座城市正在实行军事管制。它太靠近多米尼加边境，有关当局不准我们进港。”他深吸了一口气，又开始去吹另外一只安全套。套尖上的小凸起翘在那里，就像人脑袋上长的一颗瘤子，舱房内弥漫着一股医院里的橡胶味儿。事务长问：“你是为了什么事情跑回来的？”

“我总不能抛下自己的酒店撒手不管吧……”

“但你确实抛下过啊。”

我不打算把我回来的理由吐露给事务长。它们太私密也太严肃了，如果我们那混乱迷惘的人生喜剧能用“严肃”二字来描述的话。事务长又吹起了一只安全套32，我心想：这世上肯定有一种力量在冥冥中做出安排，让事情总是在最让人丢脸的情况下发生。小时候我曾经信仰上帝。在他的荫庇下，人生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务，我在每一出悲剧中都能看见上帝的化身。他从属于人生的悲剧33，好似一个巨大的身影，透过苏格兰的迷雾隐约显现。如今，我已走近人生的尽头，只有我的幽默感还能让我时而相信上帝的存在。人生是一出喜剧，不是我准备好想要面对的悲剧，而且在我看来，在这艘取了个希腊名字的货轮上（一家荷兰航运公司为什么要给它的船取希腊名字呢？），我们仿佛都受到一个独断专行的恶作剧大王的驱使，走向喜剧的极点。在沙夫茨伯里大街34或百老汇大道上的人群里，待剧院关门之后，我曾不知有多少次听到那句话——“我笑得连眼泪都掉下来了。”

“你觉得琼斯先生这人怎么样？”事务长问我。

“琼斯少校吗？我还是把这种问题留给你和船长去琢磨吧。”很显然，他和我一样也被船长找去商量过。或许我名叫布朗这个事实让我对琼斯要扮演的喜剧更加敏感。

我从这堆鱼皮大香肠里拿起一条，问道：“你有没有正经地用过这玩意儿？”

事务长叹了口气：“唉，没用过啊。我都已经到了这把岁数……免不了就得消化不良35。每次当我情绪低落的时候都会。”

事务长刚才对我十分亲近，说了很多的体己话，现在他是想让我也说些真心话来回报他，或者是船长也想要一些关于我的信息，而事务长看到了向他提供这些信息的机会。他问我：“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会跑来太子港落脚呢？你又是怎么当上酒店老板的？你看起来不像是酒店老板啊。36你看着倒像是——像是……”然而他的想象力辜负了他。

我哈哈大笑。刚才他提出的问题倒蛮一针见血的，但答案我还是情愿自己留着。

六

第二天夜里，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船长在晚宴上大驾光临，还有轮机长也来了。我猜在船长和轮机长之间一定有竞争，因为他们的职责不相上下。只要船长独自一人用餐，轮机长便也会不甘落后，如法炮制。现在，他俩一个在席首，另一个在席尾，势均力敌地坐在那些令人生疑的气球下面。为了纪念我们在海上的最后一晚，宴席上多加了一道菜肴，而且除了史密斯夫妇以外，其他所有的乘客都品尝了香槟酒。

在他的上司面前，事务长显得不同寻常的拘谨（我想他会更愿意跟大副一起待在舰桥上，在海风徐徐的黑暗夜色中享受那份自由自在），而船长和轮机长也意识到了当下场合的气氛，微微弓着身，如同牧师们在主持一场盛大的庆典。史密斯太太坐在船长右边，我坐在他左边，而琼斯也在场，光这一点就让交谈没那么容易。甚至连菜单也额外叫人伤脑筋，因为荷兰人对重口味大肉菜的喜好在这个时候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史密斯太太的餐盘里大多数时候都空空如也，仿佛是在责备我们。不过呢，史密斯夫妇从美国随身携带了许多硬纸盒与玻璃瓶，总是像浮标一样标记出他们所在的地方，而或许是他们觉得自己之前放弃了原则，喝了像成分可疑的可口可乐那样的东西，所以他们今晚就用开水给自己调制了一些饮品。

“我听说，”船长阴沉地说道，“在晚宴过后会举办一场表演。”

“虽然我们这趟船没多少人，”事务长说，“但我和琼斯少校都觉得，在我们共同相处的最后一晚，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当然，我们还有厨房乐队助阵，巴克斯特先生也会给我们带来十分特别的节目……”我和史密斯太太交换了一个茫然的眼神。我们俩谁也不知道巴克斯特先生到底是谁。难道在我们的船上还有一个偷渡者不成？

“我也向费尔南德斯先生提出过邀请，希望他能以他自己的方式帮助我们，而他也已经欣然同意了。”事务长继续快活地往下说着，“最后，我们会一起高唱《友谊地久天长》，以向我们的英国乘客表示敬意。”鸭肉在人群中又传了一圈，而史密斯夫妇依然陪我们坐在席间，吃着从他们自带的小纸盒与玻璃瓶里舀出的食物。

“对不起，史密斯太太，”船长说，“请问您现在在喝什么？”

“一点儿保尔命兑开水，”史密斯太太告诉他，“我先生在夜里更喜欢喝益舒多。或者有时候是维康。保尔命嘛，他觉得，会刺激到他。”

船长带着受惊的表情朝史密斯先生的餐盘里看了一眼，然后给自己切了一块鸭肉。我开口了：“那您现在吃的又是什么呢，史密斯太太？”我想让船长好好品味一下这幅铺张奢华的情景。

“我不晓得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布朗先生。每天傍晚同一个时辰你都见我吃过它。这是用滑榆做的食品。”她向船长解释。船长放下刀叉，推开餐盘，低下头坐在那里。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在做饭后的谢恩祷告，但转念一想，我觉得实际上他是被一阵恶心的感觉给压倒了。

“最后我要吃点坚果灵37来结束这顿饭。”史密斯太太说，“要是您这里没有酸奶的话。”

船长声音粗哑地清清嗓子，将目光从她身上移向餐桌，朝远端望去，看到史密斯先生正在刮起盘子里的某些棕褐色的干谷粒，他的眼神畏缩了一下，然后又定格在温良无害的费尔南德斯先生身上，就好像对方多多少少应该要为此负点责任似的。接着，他用一种出于职责所在的声音宣布：“明天下午，我希望我们能在四点钟之前靠岸。我建议你们要在海关抓紧时间尽早出关，因为城里通常会在六点半左右断电熄灯。”

“为什么？”史密斯太太诘问道，“这样对大家肯定都很不方便。”

“为了省钱。”船长回答。他随即又补充道：“今晚在电台里播出的新闻不太好。据说反叛武装越过多米尼加边境发动了攻击。政府当局宣称在太子港一切都平安无事，但我还是奉劝你们中间那些要在此停留的乘客，你们要和驻当地领事馆保持密切联系。我收到的命令是尽快让乘客登岸，然后立即开往圣多明各。我不会耽搁货物装船的时间。”

“我们似乎撞上了一个很麻烦的地方，亲爱的。”史密斯先生在餐桌的另一头说，然后他又舀了一勺我看着像是弗罗芒38的东西——这种食品他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向我解释过。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史密斯太太严肃而满意地回答。

有个水手走进屋里，给船长带来了一条消息，当他打开房门的时候，有一阵风刮进来，将那些安全套吹得左右摇摆，一碰到东西便吱吱作响。船长说：“请各位务必原谅。我有职务在身。现在我必须走了。祝愿你们所有人度过一个欢乐的夜晚。”我却在心里琢磨，那条消息是不是之前就安排好要送进来的——他不是一个喜爱交际的人，而且他发现史密斯太太令他难以接受。轮机长也站起了身，就好像他不放心把这艘船交给船长一个人管似的。

既然长官们都已离开，事务长便又恢复了老样子，还怂恿我们多吃多喝。（就连史密斯夫妇在好一阵犹豫过后——“我可不是地道的美食家。”史密斯太太说——也给自己多舀了一份坚果灵。）服务员为众人端来甘甜的利口酒，事务长解释说，这杯酒会算在公司“头上”。想到还能喝一杯免费的甜酒，我们所有人——当然，除了史密斯夫妇以外——都像入迷似的越喝越多，就连那位药剂师乘客也不例外，尽管他在看酒杯时显得很担心，仿佛绿色是代表危险的色彩。等我们终于来到交谊厅时，我们看到在每把椅子上都放着一份节目单。

乐队进场了，事务长兴高采烈地喊了一声“抬头挺胸啊”，便开始用双手轻轻拍打自己那对肉鼓鼓的膝盖。带队的是一个骨瘦如柴的年轻小伙儿，他是厨房里的厨子，两颊被炉火烤得泛红，头上还戴着厨师帽。他的同伴手里拿着各种罐子、锅子、刀子、勺子，另外还有一台绞肉机，用来添加研磨物品的声响，而厨师长举着一只长柄烤叉，权当指挥棒用。在节目单上，他们演奏的这支曲子名叫《夜曲》，接下来是一首《爱的香颂》，由厨师长亲自咏唱，美妙悦耳却又有点底气不足。“秋日”“柔情”“枯萎的叶”，39在汤勺敲击罐身发出的沉闷声响中，我只能零零碎碎地听出这么几个忧伤的字眼。史密斯夫妇手牵手坐在沙发里，史密斯太太的膝盖上铺着那条旅行毛毯。制药公司的那名旅客认认真真地向前倾身，注视着那位清瘦的歌手，或许他正在用专业眼光判断自己的那些药里有没有能派上用场的。至于费尔南德斯先生，他坐得离大家很远，时不时地在笔记本上写下点什么。琼斯在事务长坐的椅子后面走来走去，偶尔弯下腰在事务长耳边嘀咕一番。看那样子他似乎很享受现在的情况，就仿佛这一切都出自他的手笔，而拍手喝彩的时候他也露出一股扬扬得意的高兴劲儿。他朝我看了看，眨了眨眼睛，好像在说：“等着瞧吧。我的想象力不会到此为止。还有更棒的节目要上呢。”

我本打算等厨师长唱完这首歌就回客舱去，但琼斯的这副态度激起了我的好奇心。那名药剂师乘客已经不见踪影了，但我随后想起来，现在已经过了他平常上床休息的时间。琼斯现在把厨房乐队的队长叫过去开会，首席鼓手也把大铜锅夹在腋下加入了他们。我看了一眼节目单，发现下一个节目是由J. 巴克斯特先生表演的《戏剧独白》。“真是一场有趣的表演，”史密斯先生说，“你不觉得吗，亲爱的？”

“那几口锅现在倒是派上了好用场，比烹煮一只不幸的鸭子要好。”史密斯太太回答。她的激情并没有因为酸性物质的排除而明显减弱。

“唱得非常棒啊，不是吗，费尔南德斯先生？”

“是。”费尔南德斯先生说完，吮了吮手上的铅笔杆屁股。

药剂师乘客戴着一顶钢盔走了进来——他没有上床睡觉，而是去换了一条蓝色牛仔裤，他的嘴里紧紧地咬着一只口哨。

“这么说，他就是巴克斯特先生。”史密斯太太松了口气。我觉得她不喜欢神秘的事情，她想让人间喜剧里所有的成分都被精确标明，就像巴克斯特先生的药品上的标签或者是像装保尔命的瓶子上的商标那样清楚。药剂师乘客想从船员那里借到蓝色牛仔裤并非难事，可是他是怎么拿到那顶钢盔的就让我感到费解了。

现在他大声吹响了口哨，让我们保持安静，虽然其实只有史密斯太太刚才说过话，然后他宣布道：“下面是戏剧独白《防空队员的巡逻》。”乐队中有人突然模仿出一阵空袭警报的声响，这显然令他惊慌失措。

“干得好！”琼斯说。

“你应该先提醒我一声啊，”巴克斯特先生说，“现在我把台词给忘了。”

一阵代表远方隆隆炮火的煎锅锅底敲击声响起，又打断了他的话头。

“这又是什么意思？”巴克斯特先生恼火地质问道。

“河口湾上的炮响。”

“你这是在干扰我记台词，琼斯先生。”

“继续吧，”琼斯说，“序曲已经结束。气氛也营造好了。1940年的伦敦。”巴克斯特先生朝他投去委屈难过的一瞥，然后重新大声宣布：“下面是戏剧独白《防空队员的巡逻》，由前任空袭警报哨X先生创作。”他举起手掌遮住眼睛上方，仿佛是挡开掉落的玻璃碎片，然后开始朗诵起来：

照明弹落在尤斯顿路、圣潘克拉斯区

和古老可亲的托特纳姆路40上，

防空队员在辖区内独自巡逻，

见自己的身影好似一片云朵。

海德公园里爆发出隆隆炮响，

第一枚炸弹呼啸着从天而降，

防空队员向苍天挥舞着怒拳，

大声嘲笑希特勒的昭著恶名。

伦敦屹立，圣保罗大教堂岿然不倒，

我们这里每失去一条生命，

德国便多一人心生诅咒，

反抗他们恶魔般的元首。

枫树街被炸，高尔街变冥府，

皮卡迪利大街烈焰熊熊——但一切都好。

我们用配给的面包干杯庆祝，

因为闪击战已死在蓓尔美尔街上。

尖厉的口哨声高亢响起，巴克斯特先生猛然挺身立正，大声宣布：“警报解除。”

“来得正是时候。”史密斯太太回道。

费尔南德斯先生激动地大叫起来：“不，不。哦不，先生！”我心想，除了史密斯太太，大家应该都会同意演出已经达到高潮，接下来不管有什么节目都会让晚会开始走下坡路了。

“这时候就该多来点香槟啊，”琼斯说，“服务员！”

乐队全部返回厨房里去了，只有指挥响应琼斯的请求留了下来。“把香槟算在我头上，”琼斯说，“你比谁都值得干上一杯。”

巴克斯特先生突然在我身边坐下，开始全身打战。他的手紧张地敲着桌面。“别管我，”他说，“我一直都这样子。舞台恐惧症会在事后发作。你说，大家是不是很欣赏我的表演？”

“非常欣赏。”我说，“你从哪儿找到那顶钢盔的？”

“它只是我随身带着压箱底儿的东西之一。不知怎么的，我从来没有和它分开过。我想你也是一样吧——有些东西你会一直留着……”

这话倒也不假：和钢盔比起来，我保留的东西更方便携带，却也同样毫无用处——几幅照片，一张旧明信片，摄政街附近一家夜总会早已过期的会员凭据，蒙特卡洛41那家赌场的当日有效入场券。我敢肯定，要是我把我的袖珍笔记本拿出来翻，我还能找出半打像那样的旧物。“蓝牛仔裤是我从二副手里借来的——但它的剪裁却是外国样式。”

“我给你倒杯酒吧。你的手还在发抖。”

“你真的喜欢这首诗？”

“它十分生动。”

“那好，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以前我从来没对任何人讲过。我就是那个前任空袭警报哨X先生。这首诗是我自己写的。在1941年5月的闪击轰炸过后。”

“你还写过不少别的东西吗？”我问。

“没有了，先生。哦，除了另外一首——是关于一个孩子的葬礼的。”

“请注意，各位先生们，”事务长宣布道，“如果看一下手里的节目单，你们就会发现，下面是费尔南德斯先生答应为我们表演的特别节目。”

事实证明，那的确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因为费尔南德斯先生突然间泪如泉涌，就像巴克斯特先生猛地开始全身打战那样。他这是香槟酒喝太多了吗？还是说他真的被巴克斯特先生的朗诵给打动了？对此我颇感怀疑，因为他好像除了“是”和“不”以外就没掌握几个英文单词。可现在呢，他直挺挺地坐在椅子里，痛哭流涕。他哭起来仍然十分端庄不失身份，而我心想：“我还从没见过黑人哭鼻子呢。”我曾经见过他们大笑、发怒、害怕时的样子，但从来没有人像眼前这人一样被难以言喻的悲伤所压倒。我们沉默地坐在那里看着他，谁都帮不上忙，我们没法和他交流。他的身体微微战栗，就像交谊厅伴随轮船发动机的震动而在颤抖一样。我不由心想，说到底，在我们驶近那个黑暗的共和国的路上，这个节目比音乐和歌曲更合适。在我们要去的地方，有很多事情能让我们所有人流下泪水。

接着，我看到史密斯夫妇头一回表现出了他们最好的一面。刚才史密斯太太快言快语地给了可怜的巴克斯特先生当头一棒，令我心生厌恶——我猜想，只要是任何关于战争的诗歌都会冒犯到她；但她现在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向费尔南德斯先生伸出援手的人。她在他身旁坐下，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拉住他的手放入自己掌中，然后用另一只手轻轻抚摸他粉红色的手心。她就像一位母亲，在一群陌生人中间抚慰着自己的孩子。史密斯先生也跟在她身后走过去，坐在费尔南德斯先生另一侧，于是他们形成了一个与外界隔离的小团体。史密斯太太嘴里发出轻轻的咯咯声，就像是在哄自己的孩子。然而，一如他突然开始那样，费尔南德斯先生突然停止了哭泣。他站起身，将史密斯太太那只粗硬起茧的苍老手掌捧到嘴边，亲吻了一下，然后大步走出了交谊厅。

“哎哟，”巴克斯特诧异地大喊起来，“你们说说，这到底是咋回事儿啊……？”

“太奇怪了，”事务长说，“真是太奇怪了。”

“有点叫人扫兴啊。”琼斯说。他抓起香槟酒瓶，但瓶里是空的，于是他又放下了它。指挥也拾起长柄烤叉，回厨房去了。

“可怜的人，他心里有烦恼。”史密斯太太说。需要做出的解释就这么多，她看着自己的手，似乎指望能在皮肤上看到费尔南德斯先生留下的完整唇印。

“真是太叫人扫兴了。”琼斯重复道。

史密斯先生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提一个建议，也许我们现在应该合唱《友谊地久天长》，来结束今天的娱乐演出。马上要到午夜了。我不想让费尔南德斯先生独自待在下面，以为我们还要在这里继续——闹腾。”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们的庆祝活动不应该用“闹腾”这个字眼来形容，但我同意他的原则。我们现在没有乐队伴奏了，但琼斯先生坐到钢琴前，勉强弹出了一首难听的曲调。我们相当忸怩地牵起手来共同歌唱。少了厨子、琼斯和费尔南德斯先生，我们围成的圈子变得非常小。我们尚未体验到多少“旧日朋友”的情谊，杯中的美酒却早已喝干。

七

午夜过后，琼斯敲响了我的客舱房门。我正在处理一些文件，想销毁一切可能会被海地当局负面解读的东西——例如，为了卖掉我的酒店，我曾经和潜在的买家有过几封书信往来，其中几封信里提到了海地的政治局势，现在它们就有这种危险。我全心投入在自己的沉思中，所以当琼斯敲响房门时，我感到很紧张，就好像自己已经回到了那个共和国，而门外站着的是一名通顿·马库特。

“我没打搅你睡觉吧？”琼斯问。

“我还没换睡衣。”

“今晚我觉得挺遗憾的——事情不像我希望的那么好。当然了，准备的材料也很有限。你知道吗，我对在船上度过最后一夜有种特别的感觉——以后大家可能就再也不会见面了。就像在除夕夜，你想让那个古怪的老头子42一路走好。他们不是有种说法叫‘善终’吗？我不喜欢那个黑人哭成那副德行。就好像他看到了什么事儿似的——以后发生的事儿。当然了，我不是个笃信宗教的人。”他乖巧地看了我一眼，“我看你也不是。”

我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他来我的舱房是别有用心的——不只是为了表达自己对娱乐节目的失望，也可能是想向我提出请求或者问题。如果他位高权重，有能力来威胁我，我甚至会怀疑他就是跑过来威胁我的。他身上裹着一层含混暧昧的外衣，如同穿着一套花哨的西服，看上去还为此沾沾自喜，好像在说：“你看我是怎样的人，就得当我是怎样的人。”他继续说：“事务长说你真的有那家酒店……”

“你不相信？”

“也不全是。但你看起来不像那种人。有时候我们在护照上提供的信息未必就准确嘛。”他大声说，亲切的口气中带着一股合情合理的味道。

“你在护照上写的什么？”

“公司主管。挺真实的——在某种程度上。”他承认道。

“不管怎样，这个头衔够含糊的。”我说。

“那你呢？”

“商人。”

“这个不是更含糊嘛。”他得意地高喊。

在我们相处的短暂时间里，半遮半掩的探问成了我们之间关系的基础：虽然从大的事情上看，我们通常会假装接受对方口中的故事，但我们也会去抓住话中那些细微的线索。我猜，我们当中那些将生命的一大部分用于掩饰伪装的人，不管是对女人、伙伴，甚至是我们自己，都迟早会嗅出同类的气息，了解彼此。我和琼斯到头来打探出了对方相当多的底细，因为只要是能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透露一点事实。这是一种经济节省的形式。

琼斯说：“你以前在太子港住过。你一定认识那边的某些大人物吧？”

“他们经常来了又走。”

“那军队里呢，比方说？”

“他们都跑光了。‘爸爸医生’不信任军队。我相信，参谋长正躲在委内瑞拉大使馆里。将军安全地待在圣多明各。几个上校留在了多米尼加大使馆，还有三个上校和两个少校关在监狱里——如果他们现在还活着的话。你有介绍信要给他们？”

“也不全是啦。”他说，但他看上去有点不安。

“别急着把介绍信拿出来，最好先确认一下你要找的人是否还活着。”

“我有一张海地驻纽约总领事写的便条，推荐我……”

“你要记住，我们在海上已经待了三天。这段时间里能发生很多事情。总领事也许已经去寻求庇护了……”

他就像事务长那样说道：“既然局势是这个样子，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还要回来。”

编造谎言比道出真相更耗心费神，而且时间也很晚了。“我发觉自己很想念这个地方，”我如实说，“安稳日子有时就像危险生活一样叫人心烦。”

他说：“是啊，我还以为我在战争中已经尝够了危险的滋味呢。”

“你以前在哪支部队里服役？”

他冲我咧嘴一笑，我打出这张牌的意图过于明显了。“哦，那些日子里我可是有点漂来漂去的。”他说，“我在许多部队里待过。跟我说说，咱们的大使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没有大使。他在一年多以前就被赶走了。”

“那就说说代办吧。”

“他做自己能做的事情。趁他还能做的时候。”

“我们似乎正在驶向一个奇怪的国家。”

他走到舷窗前面，仿佛指望着能越过最后两百英里的海面望见那片土地，可除了舱房里的灯光，外面什么也看不见，光线横躺在漆黑的大海上，好似一层黄色的浮油。“那里再也不是旅行者的天堂咯？”

“没错。其实它从来都不是。”

“但对想象力丰富的人也许还有一些机会？”

“那要看情况。”

“看什么情况？”

“看你心里揣着多少顾虑。”

“顾虑啊？”他朝舷窗外望去，远眺海波起伏的黑夜，好像正在小心地掂量这个问题，“哦，好吧……顾虑要付出很大代价呢……你说那个黑人到底为什么要哭啊？”

“我不知道。”

“今天真是一个不寻常的夜晚。我希望下一次我们会做得更好。”

“下一次？”

“刚才我在想今年年终的事儿。不管我们可能在哪儿。”他从舷窗前走回来，说，“唉，到了该闭眼的时辰了，对吧？还有那个史密斯，你说他想搞什么名堂啊？”

“他干吗要搞出什么名堂呢？”

“也许你是对的。别管我。现在我要走了。旅途已经结束。现在一切都无法挽回了。”他将一只手搭在门上，又补充道：“我本来想让大家高兴高兴的，可惜不太成功。闭眼睡觉才是一切的答案，对吧？或者只有我的看法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