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似乎突然感到这些话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便笑了起来。“啊，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不愿同怀兰推心置腹。那就像给《轶闻》杂志推荐一部史诗一样。我更乐意跟你交交心。”

“你恐怕太抬举我了。”我说。

“你的书可没让我想到这点。”

我还没有提到过我那故弄玄虚的作家生涯（毕竟，精神病诊所并不是人人都能开的），却惊奇地发现卢瑟福居然对我有那么点了解。我把我的想法都告诉他了。卢瑟福说道：“没错，这也正是我的兴趣所在，因为康维曾经患有失忆症。”

到了酒店，他从服务台取来钥匙，到五楼时他说：“说了这么多不着边际的话，可事实是康维并没有死——至少几个月前还没有。”

短暂上升的电梯似乎不是讨论这事的合适场合。于是一进走廊我便问他：“你肯定？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一边回答，一边打开了房间：“去年11月我和他乘同一架日本客机从上海去檀香山旅行。”他说了一半便停下来，待到我们落座并倒上喝的，点上雪茄后才继续道：“你知道，去年秋天我在中国旅行，四处游逛。当时同他已多年未见，也从未通过信。我并不常想起他，不过，只要有意识地在记忆中翻阅，他的形象总会很轻易地浮现。在汉口拜会了一个朋友之后，我便乘北平的快车返回了。火车上，我碰巧与法国慈善姐妹会的一位迷人的女修道院院长聊了起来。她要去重庆，那儿有他们一个下属的修道院。我会两句法语，她便很高兴地同我谈起她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说实话，我对一般的教会机构没有多少兴趣，但同许多人一样，我能够接受他们，这些天主教徒自觉地站在了同一阶级的立场上，因为他们至少都在努力地工作，没有装腔作势地在普通人面前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姿态。顺便一提，这位院长在同我谈到重庆那所教会医院时，提到几星期前有个刚住进医院的伤寒病人，她们都认为他是欧洲人。病人没有说自己的情况，身上也没有任何证件，穿的是本地的服装，而且是最穷的人穿的那种。修女护士们把他领进医院时，他病得很严重。他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法语也十分不错，还有，这位院长向我保证说，在他认出修女们的国籍前曾用纯正的英语同她们交谈。我说我无法想象当时的情形，我打趣地问她怎么能够判断一种她不懂的语言说得纯不纯正。我们就这些事情说笑了一番，最后她邀请我有机会到修道院去看看。当然，这就像要我去爬珠穆朗玛峰一样不可能。可是当火车到达重庆，同她道别时却感到一种特别的遗憾，但一切到此为止了。巧的是，我在几个小时内又回到重庆。火车在离车站一两英里的地方出了故障，好不容易把我们又送回火车站，而我们了解到备用的发动机不可能让我们在12小时内到达上海，中国铁路上的这种事儿倒不少。所以，只好在重庆逗留了半天——于是我决定去修道院拜访那位很不错的女士。”

“没想到我去了之后，受到热情的接待。院长自然对我的到来感到有些惊讶。我想，对于一个非天主教徒，最难理解的一件事，就是那些天主教徒何以能够协调十足的刻板、严肃与一种随意宽舒的心境的矛盾？不过这无碍于那些修士修女们组成有趣的社团。待了没多久，我发现饭菜已经准备好，一个年轻的中国教会医生挨着我坐下。席间，他混着法语和英语同我谈笑，餐后又和那位女院长一起领着我参观了这所他们引以为豪的医院。我告诉他们我是个作家，而他们竟天真地认为我会把他们都写进书里去。我们顺着病床走过，那位医生一一向我介绍每个病例。医院非常干净，没有一点污痕，看来管理得很不错。我已经把那个说一口流利英语的神秘病人忘在了脑后，直到修道院长提醒我就要见到他时方才想起来。我只能看到这个人的后脑勺，他显然正在沉睡。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应该用英语同他说话，便问了声‘下午好’，但这并非我本来想要说的。那人突然转过脸来，回了一句‘下午好’。的确如此，他的口音表明他是受过正统训练的。但是我还来不及对此感到惊讶，就认出了他——尽管他一脸胡须，容貌有了不少变化，而且已经那么久没有见过面。那是康维，我敢肯定是他。不过，假如我稍有犹豫，略有疏忽的话，说不定我倒会认定他不可能是康维。幸好当时我一时冲动，冒昧把他叫醒了。我喊他的名字，又报上我的名字，虽然他只是盯着我，脸上并没有任何认出我来的表情，但我已确信，我没有认错人。他脸上的肌肉奇怪地轻微抽搐了一下，以前我也曾注意到过这情况，还有他那双眼睛一点也没变，当年我们常打趣说他的那双蓝眼睛比起‘牛津蓝’来更像‘剑桥蓝’。而除此之外，他还是那种不会轻易与别人混淆的人，那种让你一见如故的人。见此情景，医生和修道院长自然都非常激动。我告诉他们我认识这人，他是个英国人，是我的朋友，他认不出我来可能是因为他完全丧失了记忆，他们很惊讶，但表示同意。之后我们一起就他的病情谈了很长时间。然而，他们实在无法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怎么能来到重庆的。”

“长话短说吧，我在那儿待了整整两个多星期，希望或许能够用什么办法使他恢复记忆。但最终未能成功。不过他的身体渐渐恢复了，我们还聊了很多。”

“当我如实告诉他，我和他各自的身份的时候，他很顺从，没有任何异议和争辩。他隐隐约约表现出一种兴奋的表情，甚至似乎很高兴与我为伴。我提出要带他回家，他也只是简单地说他并不介意。这的确有些不正常，他很明显没有任何个人欲望。我尽快做好了安排，准备离开。汉口的领事代办处有我一个密友，没费多少周折便办好了护照等必要的手续。确实，对我来说，为了康维，这件事最好不要张扬出去，更不要让它成为报刊的头条新闻，而且我可以高兴地说我做到了这一点。否则，势必会引起拥堵，当然，我是指新闻报道的拥堵。”

“我得说，我们是通过正规途径离开的中国。坐轮船顺长江到南京，而后乘火车到上海，当晚正好有一艘到旧金山的客轮，于是我们又急匆匆地上了船。”

“真为他做得太多了，”我说，“如果换了别人我决不会这么做的。”

卢瑟福也不否认。“我想我不会为别的任何人做这么多事，”他接着说，“但这个人身上有一种说不清的、难以解释的东西，让你乐意尽力去帮助他。”

“是的，”我同意道，“他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一种很吸引人的气质，回想起来就让人愉快，现在我仍然把他看做是那个穿一身法兰绒的‘青年学生’。”

“真可惜，你没有在牛津认识他，他真是太了不起了——再也没有其他更合适的词了。然而，有人说，战后他变了，虽然我也有同感，可我又相信以他的天赋，他应该从事一些更重要的工作。在英王陛下手下做一个小职员，在我眼中并不算什么伟大事业，但康维确实很了不起，或者说他本该成为一个伟人。我们都认识他，当我说我们不应忘却那段经历时，我认为我并没有夸大。而且，当我和他在中国中部重逢时，虽然他的脑子一片空白，之前的经历也迷雾重重，可他身上那种魅力非凡的特质却丝毫没有消失。”

卢瑟福沉浸在一种怀旧情绪中，他顿了顿，接着说道：“正如你想象的那样，我们在客轮上重拾起昔日的友谊。我把我所知道的有关他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他听得很专注，那神态可以说有点可笑。来到重庆以后发生的所有事情，他都清楚地记得。有趣的是，他并没有忘记他之前就会的几门语言，比如他告诉我，他相信自己与印度有某种联系，因为他会讲印度斯坦语。”

“轮船在横滨上满了人，新来的乘客中有一位叫西夫金的钢琴家，他要到美国巡回演出，在这里换乘。他与我们同桌用餐，时不时用德语和康维交谈，可见往日的康维是多么外向而健谈；且不说他已经丧失了记忆，事实上，如果只是一般的社交接触，其实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毛病。”

“离开日本已经数天，一晚，旅客们把西夫金请到甲板上举行钢琴独奏会，康维和我都前去欣赏。没什么好说的，他弹得十分精彩。弹了几首勃拉姆斯和斯卡拉蒂的作品和许多肖邦的曲子。我不止一次地注意到康维是如何聚精会神地欣赏着，那自然是因为他过去的音乐素养的缘故。到最后，音乐会在听众们的一次次返场的请求中继续着，钢琴家也欣然迎合，想必有些热情的乐迷甚至已经围拢到钢琴周围。他似乎特别钟爱肖邦，所以又弹了几首肖邦的作品。最后他离开钢琴，由一群崇拜者簇拥着向后门走去，显然他感到自己对这些乐迷已经够意思了。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康维径直走到钢琴前，坐下来弹起一段轻快的曲子。我没能听出这曲子是出自谁之手，不过它却吸引了西夫金，他激动地回到甲板，询问这是什么曲子，康维沉默了半天，样子十分古怪，然后回答说他自己也不知道。西夫金几乎叫了起来，他显得更加激动，说这简直难以置信。康维在那儿苦苦思索，最后说那是一首肖邦的练习曲。因为连我也不相信他说的话，所以当西夫金对此坚决否认时，我丝毫不感到意外。谁知，康维却突然怒不可遏，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到此为止，他还没有对任何事情表达过一丝情绪。‘亲爱的朋友，’西夫金辩解道，‘肖邦的所有作品我都了然于胸，我敢保证他从没写过你刚才弹的那首曲子。他很可能会写这样的曲子，因为这完全是他的风格，但他的确没有写过，你能给我看看这曲子的乐谱吗？任何版本都行。’康维严肃地回道：‘噢，是的，我想起来了，这曲子从没有发表过。因为我遇到过肖邦的一个学生，从他那儿知道了这首曲子……我还会另一首没有发表过的曲子，也是从他那儿学来的。’”

卢瑟福一面用眼神暗示我别打断，一面接着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个音乐爱好者，就算不是，我也敢说，你完全能想象出西夫金和我听到康维接下来弹的这首曲子时有多激动。我知道这是他过去的经历在现实中的一次突然又神秘的闪现，这也是找回他已丧失的东西的最佳途径。西夫金自然已完全沉浸到这个音乐问题中去了。实话说，这确实令人困惑，因为肖邦早在1849年就去世了。”

“这一切如此蹊跷，让人难以置信。或许我还该顺便提一下，当时至少有十来人目睹了这一场面，其中有一位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知名教授。当然，人们可以轻易地说从时间上来看，康维的解释根本就不可能或者几乎没有什么可能性；然而这曲子本身却让人无法解释。如果那两段音乐不是康维所说的两首肖邦的练习曲，那又是什么曲子呢？西夫金向我担保，说假如这两首曲子曾经发表出来，半年之内绝对会成为钢琴家们的保留曲目。这话听起来有些夸张，不过也表明了西夫金对这些曲子的看法。大家争论了半天也没有什么结果，而康维仍坚持他的说法。他开始显得有些疲倦，于是我马上带他离开了，让他躺下休息。最后，我们决定用留声机把这些曲子录下来。西夫金说他一到美国就会尽快安排好所有的一切；康维答应一起出席音乐会并登台演奏几首。可最终他没能信守诺言。我时常为此感到惋惜，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卢瑟福看看时间，对我说赶火车还早，而他的故事差不多快讲完了。“因为，就在那天晚上——就是钢琴独奏音乐会那晚——康维恢复了记忆。我们俩都上床休息了，可我却辗转难眠，而他来到我的舱室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他紧绷着脸，不胜伤感，我只能这样描述，因为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悲伤，一种同普通人一样的哀伤，你知道，我的意思是——那是一种漠然或者说没有任何特点，带着些许无奈，些许失意的表情。他说他什么都想起来了。正是在西夫金弹琴的时候，他开始回忆起一些东西，虽然只是些断断续续的片段。他在我的床边坐了很久，我没有打搅他，让他慢慢回忆，然后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讲给我听。我说他能够恢复记忆，我非常高兴，但如果他本来就希望忘掉这些往事，我会很难过。他抬起了头，然后对我说了句我认为是很恭维我的话，‘谢天谢地，卢瑟福，’他说，‘你真是有想象力啊。’过了一会儿，我起身穿好衣服，让他也穿好衣服，随后相伴到甲板上散步。那是个宁静的夜晚，满天星辰，而且很暖和，大海看上去一片苍白而显得黏滞，仿佛是凝结起来的牛奶。要是没有机器的轰鸣，我们简直就像在广场上漫步了。我任由康维继续自由讲述他的故事，没有打断提问。黎明将近时，他开始不停地讲，滔滔不绝，等他讲完，已是早餐时间，太阳已经高照。我说他‘讲完’，并不是说他没有再告诉我更多的事。后来，有天夜里他还补充了一些很重要的信息。他心里很不舒坦，睡不着觉，于是差不多一直都在不停地讲。第二天半夜时，客轮按时到达旧金山，那一夜我们一直在客舱里喝酒畅谈；大约10点钟的时候，他出去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你的意思该不是……”我脑海里闪过一幅自杀的情景——一幅平静从容的自杀场面。那种场面我曾经在从圣卢岛到君王镇的邮轮上见到过。

卢瑟福大笑道：“噢，上帝，不是，他可不是那种人。他不过是趁我不备，溜掉了而已，要上岸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了，但若我派人去找，他一定会发现要逃避跟踪是很难的。当然，我的确也派人去找过他，可后来得知他千方百计登上了一艘向南航行到斐济运香蕉的货船，当了船工。”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再直接不过了，这是三个月后他从曼谷写信告诉我的，他还随信附了一张汇票，是为偿还我为他花费的一切，他在信里向我道了谢，并说他很好，正打算往西北方向去进行一次长途旅行，就这些。”

“他这是什么意思？”

“是呀，含糊其辞，可不是吗？要说曼谷的西北方向，地方可多了，柏林不也在曼谷的西北方向嘛。”

卢瑟福停了停，添满我的酒杯，给自己也满上。

“这故事相当离奇，要不就是他故意把故事讲得如此离奇，我无从知晓。那两首曲子的来历固然令人迷惑，可更让我不解的是康维是怎么到那家中国教会医院的。”我道出了我的想法。卢瑟福回答说：“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罢了。”“那他究竟是怎么跑到重庆来的呢？”我问道，“我想那晚在轮船上他一定告诉你了。”

“他确实跟我说了一些，可听起来很荒唐。跟你讲了这么多，剩下的我可要卖一下关子了。我只能说那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在你去赶火车之前，恐怕连个大概都讲不清楚。不过，我这儿恰巧有个更简单的办法；我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水平并不太自信，可康维的故事确实让我深为沉醉，令我不由反复咀嚼，于是我着手把他在客轮上所谈的内容简略记录了下来，使我不至于忘掉那些细节，再后来，这个故事的几个地方开始占据了我的思维，一种创作冲动驱使我更进一步，把这些断断续续的片断组织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不是说我有所虚构或者篡改，因为他所讲述的内容当中已有足够多的素材。他讲话流利，而且颇有营造气氛的天赋，同时我感到自己已开始能够领会他的意思。”说着，他起身拿来一个公文包，取出一叠打印好的手稿。“给你，都在这儿了。我看，它们就任由你处置吧！”

“你是不是认为我不会相信这个故事？”

“噢，可别这么早下结论，不过请你记住，要是你果真相信了，那也是符合那个著名的说法的——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天下没有不可能之事。但愿这辩证法不算太糟，总之，请告诉我你对于这一切的看法。”

我带上手稿，登上前往奥斯登的快车，在路上读完了大部分。我原本打算，等回到英国，要写封长信给卢瑟福，顺带把稿件寄还给他。但是这事被耽搁了几天，还没等我把信寄出去，卢瑟福却寄来一封短信，告诉我他又要去云游四海了，几个月内都不会有固定地址。他将要前往的是克什米尔，然后去“东方”。对此我倒是一点都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