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诚布公地承认死亡至关重要。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多数风烛残年的老人都不会像图图那么幸运，拿着高昂的退休金，享受全天候看护，连床都是可调式记忆泡沫款。图图是这场悲剧中的例外。正是因为老年人的数量逐渐扩大，让我们联想到自己的命运，我们才使之置于盲点。大多数老太太（我们的性别在老年大军里占绝对优势）在人满为患的养老院里痛苦地等待解脱。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如果我们拒绝和所爱之人谈论死亡，没有预先立下遗嘱，没有确认是否签署不予急救同意书，没有敲定葬礼安排，我们就是在葬送自己的未来，同时也在毁掉当下。对于生命垂危的患者如何善终这一问题，我们不仅没有引发有关死亡的社会讨论，反而欣然接受不可容忍的极端案例——寡居在奥克兰的安吉丽塔不堪忍受关节炎的病痛折磨，把塑料袋套在头上自杀了；洛杉矶的维克多第三次化疗失败，于是在家中自缢，尸体被儿子发现。还有那些无数长有褥疮的遗体，比婴儿和自杀者更令我揪心。当他们出现在殡仪馆中，我能做的只有向他们的家人表示同情，并且努力不让更多人因社会的沉默而丧失死亡的尊严。

即使知道自己将在漫长的痛苦中死去，许多人也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延长生命。拉里·埃里森，这名全美第三富有的人为延长寿命的研究砸下几百万美元，因为“死亡令我气愤，在我看来它一点儿意义都没有”。埃里森视死亡为敌，以为凭借医学力量就能将其消灭。

难怪只有富得流油的白人男子才会痴迷于长生不老。这些人享尽了体制内的特权，认为特权理应无限延伸。我曾经还和这种人约过会，他叫艾萨克，是南加州大学计算生物学博士候选人。他一开始念的是物理，后来发现生物学上人类不一定要衰老，便毅然换了专业。“发现”这个词可能有些抬举他了。“我有一个设想，将物理原理和生物原理结合在一起，我们就能控制人体机能，永葆青春。结果发现这个领域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当时我就想：‘靠，不是吧。’”我们在吃有机鸡肉做成的三明治时，他跟我解释道。丫竟然是认真的。

艾萨克的梦想还包括成为摇滚明星和小说家，他确实尝试过，现在却一头扎进线粒体和细胞的死亡世界中，力图让人类衰老的速度比蜗牛爬得还慢。我决定和他谈谈。“现在人口过剩，”我说道，“到处都是贫穷和灾难，我们连目前还活在地球上的人都养活不了，更别提长生不老的人了！而且试想一下，那些本应活到300岁的人不巧在22岁时意外身亡，岂不是更痛苦？”

艾萨克无动于衷。“这个研究不是为了其他人，”他说，“是为了我自己。我一想到衰老就害怕。我不想死，我要永远活着。”

死亡也许是生命的终结，但也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卡夫卡说过：“生命的意义在于终结。”死亡让我们勇往直前，促使我们完成目标，去学习、去爱、去创造。几千年前就有哲学家宣告这奥义，但一代又一代人选择视而不见。正是因为死亡的驱动力，艾萨克才拿到博士学位，探索科学的极限，创作音乐。如果长生不老，他很有可能彷徨在百无聊赖和无所事事之中，丰富多彩的生活只剩下单调和乏味。人类最伟大的成就来源于死亡定下的期限。艾萨克还没意识到，正是死亡——他一心想要击败的对手——造就了他。

图图去世的那天早上，我正在洛杉矶一家火葬场给骨灰盒贴标签。当了一年的尸体运送司机之后，我跳槽去了一家殡仪馆，负责当地办公室的运营。我和死者家属一同工作，与医生、法医办公室和死亡证明办公室协调葬礼和火化事宜。

我接起一通电话，里面传出我妈的声音：“刚才瓦莱丽打电话给我了，她有些歇斯底里，说图图停止了呼吸。我想她已经死了。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以前我可以处理得很好，但现在真不知该怎么办。”

我急忙联系家人和殡仪馆，在电话中度过了这个上午。这和我的日常工作一模一样，只不过这次是我的外婆，一位和我家只隔一个街区、给我提供大学和殡葬学院学费、管我叫“凯特甜心”的挚亲。

殡仪馆人员到达之前，瓦莱丽把图图的遗体放在床上，给她穿上绿色的羊毛衫外套，搭配一条色彩鲜艳的丝巾。我妈发给我一张彩信。“这是图图。”她写道。虽然是手机拍下的照片，图图祥和的表情也清晰可见。这几年她从未如此祥和过，她的脸不再因为搞不懂这个世界而皱在一起。她嘴巴微张，脸色煞白，像一具保留了生前余韵的美丽空壳。我至今保留着这张照片。

我乘下午的航班飞回夏威夷。半睡半醒之间，我梦见在殡仪馆见到图图。我走进房间，看到一具瘦小的遗体摆在水晶棺材里，她的脸已经腐烂，又黑又肿。有人给她做了防腐，但怎么看怎么别扭。“你对她的样子还满意吗？”葬礼承办人问道。“上帝啊，不！她看起来可怕极了！”我尖叫着抓起一张毯子把她盖住。我说过不要防腐，但他们还是做了。

实际情况是，我的家人让我安排图图的葬礼，毕竟技术上来说我是专业人士。我们决定办一个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然后见证火化。当我们走进瞻仰室时，我猛然醒悟过来，为什么那个新西兰男人（也许是澳大利亚人？估计这将永远成为一个谜）会说“还是以前看上去好”。在金属丝和强力胶的作用下，图图的嘴巴紧闭，看起来一脸痛苦。我太知道这些把戏了。他们还给她涂上鲜红的唇膏，图图生前从来不用这种颜色。我一直对粉饰死亡深恶痛绝，却让自己的外婆惨遭毒手，真不敢相信。由此可见，殡葬业强行控制着我们的殡葬方式。

我和家人看着棺材中图图的遗体，一个表弟小心翼翼地碰了碰她的手。瓦莱丽带来了她四岁的侄女，小姑娘以前常去看望图图。瓦莱丽让侄女亲吻图图，自己却放声大哭，抚摸着图图的脸颊，用浓重的萨摩亚口音哀叹道：“露西，露西，我美丽的夫人。”她自如地碰触遗体，令我为自己的局促感到羞愧，也为自己没争取到在家中举行葬礼而羞愧。葬礼承办人告诉我妈，根据夏威夷法律，遗体留在家中超过两小时就是犯法（其实没有这条法律）。

越早考虑自己和家人的死亡越好。我不是让你像强迫症发作似的，今天担心丈夫出车祸撞死，明天担心自己坐的飞机爆炸。我指的是理性思考，你会发现不管情况有多糟，都能挺过去。即使接受死亡，你也会因所爱之人的离世而备受打击，但它会帮助你专注于内心的悲伤，而不是考虑“人为什么会死？”“为什么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等加重心理负担的问题。死亡不仅发生在你身上，也会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

否认死亡的文化正在阻碍人们获得善终。克服恐惧并消除误解绝非易事，但我们不要忘记，其他文化偏见，像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同性恋恐惧症，近几年已经开始迅速瓦解。现在是时候揭开死亡的真相了。

佛教徒把思想比作头脑中的水滴。当你反复想同一件事时，思绪就会形成一股溪流注入你的潜意识，如同溪水侵蚀山脉那样有力。科学家也证实了这种民间智慧：我们的神经元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有时通路中断，有时形成新的通路。即使你本身自带害怕死亡的“程序”，这条通路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学习新知识，形成新的脑回路。

我不会永远是那个因商场意外死亡事件患上心病的小女孩，也不会永远是那个差点儿在红木林自我了断的女人。通过艺术和学术研究，以及与死亡的擦身而过（这是关键），我重塑脑回路，取得了约瑟夫·坎贝尔31所谓的“更大胆、更整洁、更宽广的充实生命”。

图图遗体告别那天，殡仪馆的主教堂停电了，工作人员决定让另一个家庭使用我们的瞻仰室。他们比我家人多，几十个人挤在玻璃门外，想催促我们赶紧完事给他们腾地方。很明显，我家给他们和工作人员造成了不便。我第三百次想到，如果我坚持在家给图图举办葬礼，那会多么不一样。

外面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实在不好放任不管，我家决定缩短仪式时间。葬礼承办人推着图图前往火化间，我们几乎是一路小跑跟在他后面。还未等到我家人全部到齐，火化工就把图图关进炉子里。我怀念西风。虽然西风的装潢过于工业化，但高挑的拱顶和天窗（炉门关闭后，克里斯还会点蜡烛）营造出一种开放、温暖的氛围。我觉得我让家人失望了。

总有一天我会开办自己的火葬场。我不要工业厂房，我要亲切感十足的开放式空间：阳光从大大的落地窗照射进来，一改死亡阴森恐怖的刻板印象。通过“死亡新秩序”，我结识了两名意大利建筑师，并且有幸和他们一起设计。我们的想法是，阳光透过玻璃照射进火化间，让正在进行火化见证的家庭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室外，让自然与宁静取代冰冷的工业感。

我还希望联邦和各州、市出台更完善的法律鼓励自然殡葬、露天火葬和绿色土葬，让遗体在开放的空间中自然分解。但不要以为做到绿色或自然殡葬就结束了。“Burial（埋葬）”一词源自盎格鲁-撒克逊语的“birgan”，意思是“隐藏”。未必每个人都愿意藏在土里，我就不愿意。自从迷失在红木林中，我便开始相信吃下的生灵以后也会以我为食。古代的埃塞俄比亚人把死去的族人安放在捕鱼的湖边，让鱼群也能从人类身上获取营养。大地的作用就是取回它的造物。将遗体安置在规划出的特定空间，就能解决土葬和火化造成的环境问题。我们与死亡的关系没有极限。

我们当然也可以在悲惨的未来中越走越远，继续否认死亡，继续让遗体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如果选择这条路，我们将继续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之中，我们的生活将深受其害。让我们夺回死亡权，大胆无畏地写下当今时代的死亡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