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代尔在洛杉矶北边，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城市：拥有全美最多的亚美尼亚人口、“31种美国口味冰淇淋”的故乡、世界上最知名墓园“森林草坪”的所在地。“森林草坪”不只是个公墓，而且还是一座“纪念公园”，宽广起伏的丘陵上没有一块竖碑。不少好莱坞明星都长眠于此：克拉克·盖博、吉米·斯图尔特、亨弗莱·鲍嘉、纳京高、珍·哈洛、伊丽莎白·泰勒、迈克尔·杰克逊，甚至还有华尔特·迪士尼（有传言称，他去世之后尸体就被冷冻了）。

“森林草坪”公墓建立于1906年。1917年，一位名叫休伯特·伊顿的商人担任新一任总经理。此人对单调乏味的欧式葬礼恨之入骨，立志打造一个新颖、乐观的美式“纪念公园”，彻底向老派墓园，即他口中的“阴郁岑寂的乱坟岗”宣战。伊顿用刻着有关死者信息的石板，取代了立式墓碑，因为“穿行在墓碑中间实属扫兴”。他把“森林草坪”变成艺术的乐园，竖立起无数座大理石雕像，并称其为“不说话的墓地推销员”。鸭宝宝是他购买的第一座雕塑，一群小鸭子围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打转。随着墓园里的艺术品逐渐增多，伊顿给了一名意大利艺术家100万里拉，要求他创作一幅“向上看天堂的耶稣，充满了神性光辉，由内而外散发出欢乐与希望的光芒”。直白点儿说，他想要一个“美国人模样的基督”。

伊顿是第一个倡导乐观主义的墓园老板，以“消除一切悲伤”为己任。“森林草坪”引发了一股美化死亡的风潮，备受全美殡葬业欢迎。死亡成了“与生者的告别”，尸体被称为“逝去的挚爱”“遗体”或“某某先生”，而这位“挚爱”经过防腐和化妆等悉心的照料后，就要独自一人“沉眠”在华丽的哀悼室里，等待入土。

1959年的一期《时代周刊》称“森林草坪”公墓为“迪士尼死亡乐园”，还称伊顿每天早上都领着员工祷告，提醒他们“推销的是不朽”。当然，并不是谁都能买到不朽。我们从文章里得知，“他们遗憾地拒绝了黑人和中国人的购买意愿”。

激进的死亡唯美主义理念令“森林草坪”公墓名声大噪，但也遭到了伊夫林·沃19的大肆嘲讽。沃在《亲者》一书中写道，伊顿麾下的防腐师团队把每一具送至“森林草坪”的尸体“泡入防腐剂里腌，浓妆艳抹似妖娼，肤色暗红不会烂，能存大约一百年”。

伊顿如同独裁者一般执行他的死亡美学计划，（在他的强迫下）员工将其视为“元勋”。（这让我想起了上中学时给我整牙的牙医，他从不让自己的助手叫他“医生”或者“黄医生”，提起他时只说“医生他”。这个称谓让我印象特别深刻，虽然我的牙早就歪歪扭扭地变回了原样。比如“医生他一会儿就来”“医生他上次给你治疗是什么时候”“我得问问医生他的看法……”）

由于“森林草坪”公墓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成为了殡葬业的辉煌时代。美国内战后的90年里，殡葬人设法改变了公众对这份职业的看法。一开始他们不得不靠给人做棺材增加额外收入，后来摇身一变成了化学技术一流的高级人才，打着“改善公共卫生”的旗号给尸体防腐，把光鲜亮丽的防腐成果展示给潜在客户。战后经济繁荣，人们出手阔绰，有实力和别人攀比葬礼的奢华程度。

“二战”后的20年里，全美的火化率低得令人咋舌，只有3%到4%。如果死者家属认为，一个由凯迪拉克式窄型棺材、华丽的花艺和防腐后的尸体打造的精致葬礼让他们看起来特有面子，那还要火化做什么呢？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枕在柔软的垫子上，身穿薄料做成的寿衣，头上顶着蓬松的发型，以艺术品之姿入土为安。这种庸俗的品位无疑迎合了二战后的主流审美，就像宗教学教授、美国殡葬业学者斯蒂芬·普罗特劳说的，“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花里胡哨的年代”。

这股“花里胡哨”的风潮没有持续太久。20世纪60年代，美国消费者们终于意识到，自己被殡仪馆虚高的价格坑惨了。在公众看来，殡仪馆不再是庄严与正派的代表，殡葬人变成了一群无耻之徒，靠丧事大发横财，占透了死者家属的便宜。美国社会掀起一场反对殡葬业现状的运动，领军人物当属一位名叫杰西卡·米特福德的女人。

米特福德是一名作家兼记者，出生在一个疯狂而古怪的英国贵族家庭。她有四个姐妹，其中一个加入纳粹党，成为了“希特勒的挚友”。米特福德影响了包括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和玛娅·安杰洛在内的一大票作家。J.K.罗琳称她为影响自己最深的作家，没有之一。

1963年，米特福德写了一本名叫《美国式死亡》的书，对殡葬承办人大加抨击。作为一名信心十足的共产主义者，米特福德相信殡葬人是一群贪得无厌的资本家，“跟美国公众玩了一个巨大、残忍、昂贵的恶作剧”。《美国式死亡》一跃成为畅销书，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数周。此书反响极其热烈，米特福德收到几千封读者来信，这些人全都认为自己是殡葬业的受害者。她发现基督教神职人员成了自己最坚定的盟友，因为在他们看来，奢靡豪华的葬礼属于“异教徒行为”。

米特福德毫不情愿地承认，“森林草坪”公墓的休伯特·伊顿“也许是现代殡葬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此外别无他人”。伊顿顺理成章地成了米特福德最为深恶痛绝的人。

为了抗议“森林草坪”公墓和其同类推行的价值观，米特福德宣布自己死后不会举办传统的豪华葬礼，而是选择经济实惠的火葬。1963年可谓火葬之年。这一年，《美国式死亡》一书出版，教皇保罗六世推翻了天主教徒不得使用火葬的禁令，两者联手将美国推向了火葬的潮流。《美国式死亡》刚推出时，大多数美国人还是选择把防腐后的尸体土葬。但在此书出版的数年内，火化率逐年增高。社会学家认为，未来十年内，全美大约一半人口会选择火葬。

米特福德于1996年去世，她的丈夫帮她实现了遗愿，将她的遗体直接火化——没有乱七八糟的装饰，没有仪式，没有家人到场，只花了475美元。她的骨灰装在一次性塑料骨灰盒里。正像米特福德说的，直接火化确实是一个明智、实惠的选择。殡葬业的老家伙们（主要是男人）把直接火化叫“烧烤乐”或者“快速处理”。他们痛恨米特福德所做的一切，她的死终于给了他们取笑她的机会。

米特福德在英格兰长大，但她的第二任丈夫是个美国人，于是他们两人在加州的奥克兰生活了几年。她是在哪个殡仪馆接受了价值475美元的火化呢？告诉你吧，就是我们的西风火葬场。克里斯亲自敛收了她的尸体。

能够亲手操作火化过米特福德的火化炉，我着实为自己骄傲，说不定殡葬史能因此记住我那微不足道的存在。我和米特福德一样，不认同以前过分讲究排场的传统葬礼，也不觉得永久性防腐有什么必要，虽然布鲁斯公开表明自己是防腐艺术的铁杆拥护者。米特福德表现出令人钦佩的果敢，她揭开了防腐技术“泡在福尔马林里的秘密”，告诉世人一般每一具尸体都“要在短时间内喷洗、切片、穿孔、浸泡、固定、理发、剃须、上蜡、化妆、点缀、穿衣——从一句普通的尸体变为‘美丽的记忆’”。

她文风大胆，从来不回避生动的细节，以至于原先的出版社不得不警告她，说书的“篇幅太长，防腐过程描写太细，不太好卖”。听闻此话，米特福德当即换了一家出版商，继续自己的使命。

但是，随着我在西风工作的时间越久，就越不赞同米特福德的看法。我感觉自己好像背叛了她，毕竟在倡导可替代性葬礼方面，她是无可争议的领军人物，是为消费者谋权益的改革者。只是，如果尸体防腐和豪华葬礼糟糕透顶，那她所谓的廉价简单的葬礼就一定好吗？

我发现基于快速处理的殡葬文化有些令人不安。虽然西风还提供防腐和土葬服务，但是大部分业务来自快速处理，即费用不超过1000美元的火化。火葬预约和在线服务联手米特福德，坚决要把殡葬人赶出殡葬业。

我有一本1998年再版的《美国式死亡》，封面上的米特福德坐在一座地上陵墓的过道里。她穿着一身舒适的套装，手拿一个配套的拎包，一脸不苟言笑，活像真人秀《超级保姆》里那个严肃女人的中年版。“超级保姆”来自英国，专治家教缺失、成天嚷嚷着“但培根是蔬菜啊！”的美国熊孩子。

米特福德的英伦气质在其笔下凸显得淋漓尽致。她以自己故乡的传统为荣，所谓“传统”指的就是尽可能减少与尸体的接触。她有一个住在旧金山的英国女性友人，对方曾经参加过一次美国式守夜，不得已和死者的遗体打了个照面。她在书中引用了一段友人的话：“令我颇为震惊的是，棺材大敞着，可怜的奥斯卡躺在里面，穿了一套粗花呢西装，一副晒黑的妆容，唇膏的色号也用错了。要不是我俩感情一直很好，我真怕自己笑出了声。当时我就决定，我再也不参加美式葬礼了——我自己的也不参加。”

在美国和加拿大，瞻仰防腐后的尸体已然成为一种文化习俗，但是英国人（至少米特福德和她的上流社会友人）根本不允许尸体出现。很难说两种做法哪个更糟。

英国人类学家乔弗里·戈尔把英国当代殡葬习俗和色情文化做了比较。维多利亚时代将性和性欲视作文化禁忌，当代世界把死亡和临终当作忌讳的话题：“我们的曾曾祖父还是孩子时，家长告诉他们婴儿都是从醋栗丛或者垃圾堆里捡来的，而我们则很有可能跟孩子说，那些死去的人，有的变成了花，有的躺在美丽的花园中休息。”

戈尔指出，因疾病和衰老造成的“自然死亡”在20世纪逐渐被“暴力死亡”取代——战争、集中营、车祸、核武器。如果说美式乐观主义掀起了用化妆品和化学试剂美化尸体的风潮，那么英式悲观主义则彻底把尸体和丧葬仪式从文明社会中抹去。

《美国式死亡》的前言里，有两处内容令我颇为震惊。首先，米特福德声明此书“不会涉及古怪的印第安丧葬习俗，尽管有些部落仍然沿用至今”。顺便说一句，这些习俗离古怪还差得远呢。美洲原住民的葬礼方式极为丰富，例如达科他州的苏族人搭起一座六到八英尺高的木质平台，把尸体放在上面让其自然腐烂，并举行繁复的仪式悼念死者。其次，米特福德否认殡葬业之所以畸形发展，美国公众也负有一定责任。她自信地写道：“根据现有的证据，我没法怪罪大众。”

与米特福德不同，我认为公众的确有错。对此，我确信不疑。

有一次，一个女人在西风为自己的母亲安排葬礼。她深深地凝视着我的双眼说道：“给妈妈安排葬礼实在太难了，没想到她走得那么突然。你得理解我，她只接受了六个月的临终关怀服务。”

这个女人的母亲接受了六个月的临终关怀服务（善终服务）。也就是说，在过去的180天里，你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妈妈走向死亡。你心里明白，早在进入临终关怀之前，她就病得不轻。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去拜访本地最好的殡仪馆，比较一下价格，征求朋友和家人的意见，看看哪些合适；最重要的是，你为什么不去问你妈妈，看看她想要一个什么样的葬礼。你知道她徘徊在死亡的边缘，却不去和她商量，反而称之为“突然”，这样的借口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当一个年轻人意外离世，他的家人——用米特福德的话来说——“虽然对殡葬产品知之甚少，但必须得去买一样”。孩子的夭折是一个可怕的悲剧，鉴于此，悲痛的家人大可不必担心殡仪馆会趁火打劫，以高价出售棺材或者殡葬一条龙服务。但任何一个在殡葬业工作过的人都会告诉你，碰到小孩意外身亡的概率一般不大，常见的都是寿终正寝或长时间遭受重病折磨的死者。

假设我想买辆二手车，交易市场的销售告诉我“1996年的现代卖45000美元”（其实市场价只有4200美元）。如果我买了，我就是活该挨宰。因为我本可以给这个骗子一拳，但由于我事先没打听过市场价，只得让他占了便宜。

在米特福德看来，人们通过《消费者报告》（21世纪的人用互联网）查询车价的做法没什么不妥，但是向殡仪馆询价就“显得有些不正常”。毕竟普通大众不愿意想太多关于死亡的事，“巴不得赶紧将一切抛到脑后”。米特福德一点儿也不反对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

《美国式死亡》向读者保证，没有比痛恨死亡再正常不过的了：你当然希望越早完事越好，没人愿意在殡仪馆逗留；你当然不会四处打听哪个殡葬人“口碑最好”，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变态；你当然不知道殡仪馆是什么样子、如何运营。米特福德用抚慰性的口吻，告诉我们否定死亡不仅合理，而且本应如此。

米特福德对殡葬人恨之入骨，因为他们是一群商人。但不管你喜不喜欢，这就是他们的本质。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殡仪馆是民营企业，是要赚钱的。说起销售指标和额外任务，殡葬企业的员工不愁没苦水可倒。一家大型殡葬企业的前雇员曾向我吐露，有一次他的月度收益不佳（好像那个月他的客户大都来自低收入家庭，要不然就是选择了火化业务），“我突然接到一通得克萨斯总部打来的电话，问我最近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还问我是否知道这样的业绩一毛钱奖金也拿不到”。

身为一名记者，米特福德极其懂得如何煽动公众情绪，揭露出世界黑暗的一面。毫无疑问，美国殡葬业需要改变，但米特福德给出的意见只会导致两败俱伤。她点亮了希望的火柴，却向身后一扔，自己拍拍屁股走了。一大批信徒追随着她的脚步，愤怒地要求殡葬业提供廉价的葬礼服务。

在《美国式死亡》一书中，杰西卡·米特福德力图改善的并不是我们和死亡的关系，而是我们和价格的关系。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殡葬业愚弄了大众，靠的不是高价，而是死亡。殡葬业剥夺了我们和死亡的真实互动，让我们失去了面对自身死亡的机会。虽然米特福德出于好意，但是直接火化只能让情况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