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个夏季，对马丁说来，日子是难过的。审稿人和编辑都上别处度假去了，通常三个星期就有回音的刊物，如今把他的稿子一压就是三个月，有时候还要久一点。他从中得到的安慰是，这一停顿，倒省了邮票钱。看上去只有那些强盗式的刊物才照旧那么活跃，马丁就把他所有的早期作品，譬如说《潜水采珠记》、《水手生涯》、《捉海龟记》、《东北贸易风》，都交给他们发表。关于这些稿件，他到底没拿到一个子儿。话得说回来，来来回回写了六个月信的结果，他总算争取到了些折衷办法，因此，《捉海龟记》换到了一把保安剃刀，而《卫城》杂志，刊出了《东北贸易风》，答应给他五块现洋并且赠阅五年，结果只履行了协议的第二部分。

他靠了一首关于史蒂文森的十四行诗，总算从波士顿一位编辑手里榨到了两块钱，这位编辑怀着马修·阿诺德式的见解，以一钱如命的作风，经营着一家杂志。马丁新近完成了一篇《仙女与珍珠》，一首两百行长的绝妙的讽刺诗，还是热气腾腾地刚从他头脑里搬出来的，它被旧金山一份为一家大铁路公司刊行的杂志的编辑看上了。编辑来信说，愿意给他乘火车的免票来作稿费，马丁就回信去问，这免票能不能转让给别人。这可办不到，于是，既然无从把它变钱，他就要求把原诗退回。诗给退回来了，附着编辑表示遗憾的信，马丁就把它再寄到旧金山去，这一回寄给一家自命不凡的月刊《大黄蜂》，创办人是个很有才华的新闻界人士，他把它一手捧成一家第一流的杂志。可是在马丁出生以前好久，《大黄蜂》的光芒就日趋黯淡了。这位编辑答应马丁出十五块钱买这首诗，可是，等它刊出后，好像就把这回事给忘了。去了几封信都置之不理，马丁就写了封措辞严厉的信去，这才收到了回信。那是由一位新编辑写的，他冷冰冰地通知马丁，前任编辑所犯下的错误，他概不负责，反正他认为《仙女与珍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然而给马丁最冷酷对待的，还得数芝加哥的一家杂志《环球》。他一直没有把他那《海洋抒情诗》拿出去发表，直到后来饿得没法想，才出此下策。它被十几家杂志退过稿，最后来到《环球》的编辑室里，总算有了着落。这一组诗一起三十首，他可以拿到一块钱一首。第一个月刊出了四首，他马上收到一张四块钱的支票；可是他一翻那一期杂志，不禁心都凉了，他的诗竟被窜改得不像话啦！有几处地方，题目被更动了，譬如说：《终》改成为《结束》，《外礁之歌》改成为《珊瑚礁之歌》。有一处地方，被换上了一个大不相同的不恰当的题目。应该是他自己的题目《美多莎之目》的地方，编辑竟印上了《倒退的道路》。可是，诗本身的窜改，才真叫人大吃一惊呢。马丁唉声叹气，直冒冷汗，伸手用力搔搔头皮。有些词组、整行、整节被删掉，对调位置，或者颠来倒去，弄得全然不知所云。有几处地方，整行、整节不是他写的东西替代了他的。他不相信一个神志清醒的编辑能干下这种亏待人的罪行，他认为最近情的假设是，他的诗篇准是被编辑室里的小厮或者速记员动过手术了。马丁马上写信去，要求编辑停止刊载这些抒情诗，把它们退给他。他写了一封又一封，有的要求、有的恳请、有的恫吓，可是这些信全被置之不理。每个月，这种窜改行为继续下去，直到三十首诗全刊出了为止，而每个月他都收到一张支票，那是那一期上刊出的诗的稿酬。

尽管出了这种种不幸事件，他还是忘不了《白鼠》的那张四十块钱的支票，这使他坚持下去，然而，他不得不愈来愈多地写卖钱的作品了。他在那些农业周刊和行业杂志上发现了生财之道，然而跟那些宗教周刊打交道的话，就只有挨饿的份儿。正当这最低潮，他那套黑衣裳又进了当铺的时候，他在共和党县委会主办的一次有奖竞赛中侥幸大获全胜——或者不如说，他自以为大获全胜。竞赛一共分三个部分，他全参加了，一边不禁暗自苦笑，为了活命，竟沦落到这步田地。他的诗歌获得了头等奖十块钱，他的竞选歌获得了二等奖五块钱，他的关于共和党党纲的论文获得了头等奖二十五块钱。他满意非凡，直到去领奖金的时候，才发觉不对。县委会里出了错儿，尽管委员里有一位有钱的银行家和一位州参议员，这笔钱却没有眉目。这问题悬而未决的当儿，他在民主党主办的一次同样性质的竞赛中投的一篇论文，也获得了头等奖，这证明他也懂得民主党的党纲。而且他还拿到了钱，二十五块。可是前一次竞赛中所赢得的那四十块钱，他到底没拿到。

他一方面千方百计想跟罗丝会面，另一方面又明白从北奥克兰走好长一程路到她家，再走回来，未免耗时太多，因此情愿当掉那套黑衣裳，把自行车留在手边。自行车使他可以锻炼身体，可以省下不少时间来写作，并且照样可以去看罗丝。一条齐膝盖的帆布短裤和一件旧毛衣，就是一套很像样的自行车装，这一来，他可以跟罗丝在下午一起骑车兜风了。再说，他不再有机会时常在她家里跟她会面，因为摩斯太太正在那里全力进行她那招待客人的活动。他在那里碰到的高贵人物，不多久以前还是他一心仰慕的对象，如今可叫他厌烦了。他们不再高贵了。由于生活艰苦，灰心失望，专心工作，他情绪紧张、脾气急躁，于是这班人的谈话使他冒火。他的自负未始没有正当的理由。他拿看过的书本上那些思想家的头脑，来衡量他们的狭隘的头脑。他在罗丝家里，除了考德威尔教授以外，没有碰到过一个思想博大精深的人，可是他在那里只碰到过一次考德威尔。说到旁人，那可全是帮笨蛋、饭桶，浅薄无知而又见解独断。叫他吃惊的正是他们的无知。他们到底怎么啦？他们把受到的教育搁在哪儿呀？他们所接触到的书本，也就是他所接触到的那些。他们怎么会从书本上没有学到一点儿东西呢？

他知道世间的确有思想博大精深的人，有见解深刻而明白事理的思想家。他从书本上找到了证明，这些书本教育了他，使他超出了摩斯家的水平。他还知道，世间找得到比摩斯家那个圈子里的人更高明的有才智之士。他看过描写上流社会的英国小说，从中看到了几眼男男女女讨论政治和哲学的情景。他还在书中看到大都市里的沙龙，这甚至在美国也有，艺术界和思想界的人士在那里会聚。过去，他真傻，竟然以为凡是工人阶级以上的衣冠楚楚的人士全是智力过人、富有审美力的。他原以为，教养和硬领是分不开的，他还受了蒙骗，以为受了大学教育就等于学术精通。

啊，他要奋斗下去，一步步往上爬。他要带着罗丝一起前进。她是他心爱的人，他深信随便到哪里，她总会出人头地。他明白自己被早年的环境绊住了腿，如今他也看出，她也同样受环境的累。她一直没有发展的机会。她父亲书架上的书本、墙上挂的油画、钢琴上弹出的乐曲——这一切大不了是些华而不实的空排场。说到真正的文学、真正的绘画、真正的音乐，摩斯家和他们的同类可一窍不通。再说，比这些东西更重大的还有生活，他们对生活可一无所知，真是到了愚蠢不堪、不可救药的地步。尽管他们在思想上倾向于唯一神教，戴着保守的开明思想的面具，他们还是落后于解释万物的科学有两个世代；他们的思想方法是中世纪式的，他们对人生的基本事实和对宇宙的基本事实的看法，在他看来，是形而上学的，这种看法，说它历史短吧，跟历史最短的种族差不多，说它历史长吧，可跟穴居人差不多，甚至还要长些——就是这种看法，使早先更新世的猿人惧怕黑暗；使早先的希伯来野人迫不及待地用亚当的肋骨来化成夏娃的肉身，使笛卡儿从他自己渺小的自我出发，设想出唯心论的宇宙体系；并使那位著名的英国教士用讽刺的言论来抨击进化论，讽刺得那么尖刻，当时马上博得一些人喝彩，可是使他的名字成为历史上一个遗臭万年的污点。

马丁这样想着，还继续想开去，终于恍然大悟，原来他碰到的那些律师、军官、生意人和银行经理，跟他认识的工人阶级分子之间的不同，跟他们吃的东西、他们穿的衣裳、他们住的地区之间的不同是可以等量齐观的。当然啦，他们都缺少另外一些东西，那是他在自己内心里和书本上都找得到的。摩斯一家人使他看到，他们的社会地位充其量能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来，这并没有给他什么深刻的印象。他自己是个穷光蛋，是个听命于债主的奴隶，然而明白自己要比在摩斯家碰到的那批人来得强；这还不算，等到他把自己仅有的那套像样的衣裳赎了出来，他就会像一个生活的主宰般在他们中间走动，感到坐立不安，觉得受了羞辱，跟一个君王被迫和牧羊人一起生活时的感觉差不多。

“你痛恨并惧怕社会主义者，”有一天在晚宴上，他对摩斯先生说，“可是什么道理呢？你不了解他们，也不了解他们的主义。”

谈话所以转到这题目上，是由摩斯太太促成的，她刚把哈泼哥德先生夸奖了一通，真惹人厌恶。这位经理先生是马丁的眼中钉，只消一提起这个满口陈词滥调的人，他就有点儿沉不住气。

“对啊，”他说，“查利·哈泼哥德真是个人家所说的正在走运的青年——有人的确跟我这么说过。这是千真万确的。他这辈子会当上州长，谁说得准呢，也许还打得进合众国的参议院哪。”

“哪一点使你这么看？”摩斯太太问。

“我听过他一次竞选演讲。真是蠢话连篇，没一点儿独特的思想，可是讲得实在头头是道，因此，那批头头少不得认为他是个安全可靠的分子，再说，他那套陈词滥调跟一般投票人的陈词滥调完全一模一样，准会叫——得啦，你也明白，你替一个人把他自己的思想整理起来，再送给他，准会叫他受宠若惊。”

“我真以为你在忌妒哈泼哥德先生呢，”罗丝插嘴道。

“没有的事！”

马丁脸上极端厌恶的表情惹得摩斯太太对他开火了。

“难道你是说哈泼哥德先生愚蠢不成？”她冷冰冰地责问。

“跟一般的共和党人差不多，”对方反驳道，“再说，跟一般的民主党人也差不多。他们不是诡计多端，就是愚蠢非凡，而真正诡计多端的可也少得可怜。真正聪明伶俐的共和党人只有百万富翁和他们的自觉的仆从。他们明白自己利益的所在，还明白个中的道理。”

“我是个共和党人，”摩斯先生轻描淡写地插嘴说。“请问，你把我派作哪一类人呀？”

“嗯，你是个不自觉的仆从。”

“仆从？”

“是啊。你为大企业工作。你没有工人阶级的主顾，也不接刑事诉讼。你的收入不靠打老婆的无赖和扒手。你靠社会的主子们过活，而谁喂养一个人，谁就是这个人的主子。是啊，你是个仆从。你的兴趣是，为财阀集团服务，增进它的利益。”

摩斯先生脸上有点儿红了。

“老实说，先生，”他说，“你的口气真像个流氓式的社会主义者。”

这时候，马丁说了那句话：

“你痛恨并惧怕社会主义者；可是什么道理呢？你不了解他们，也不了解他们的主义。”

“你的论调听上去实在像是社会主义，”摩斯先生回答，这会儿，罗丝心焦如焚，一忽儿望望这个，一忽儿望望那个，摩斯太太呢，看到这一回总算激起了她夫君的反抗情绪，乐得眉飞色舞了。

“只因为我说共和党人全是帮笨蛋，认为自由、平等、博爱这套骗人话已经破了产，可不足以说明我就是个社会主义者，”马丁笑嘻嘻地说。“只因为我对杰斐逊和那个灌输给他思想的不科学的法国人提出疑问，也不足以说明我就是个社会主义者。请相信我，摩斯先生，我是社会主义的死敌，你比我要接近社会主义得多呢。”

对方无言以对，只能这样说：“你这会儿倒开起玩笑来啦。”

“哪儿的话！我说得再正经也没有。你仍旧相信‘平等’，然而你在为大企业工作，而那些大企业正一天天地在忙着消灭平等。只因为我否定平等，只因为我所肯定的原则正就是你所奉行的原则，你就管我叫社会主义者。共和党人是平等的死敌，尽管他们多半嘴上就喊着平等的口号，来对平等作战。他们用平等的名义来消灭平等。因此我才说他们是愚蠢的。说到我自己，我是个个人主义者。我相信‘捷足先登、强者必胜’。这是我从生物学上学到的道理，或者退一步讲，自以为学到的道理。我说过，我是个个人主义者，而个人主义正是社会主义的世代相传、天长地久的敌人。”

“可是你时常光顾社会党人的集会，”摩斯先生想难倒他。

“那当然啦，就像奸细时常光顾敌人的营盘一般。不这样做的话，你怎样了解敌情呢？再说，我觉得参加他们的集会很有味儿。他们是出色的战士，不管对不对，他们都看过书。他们当中随便哪一个，关于社会学和其他所有的‘学’，比一般企业巨子，都要懂得多得多。对，我参加过五六次他们的集会，可是这才不会使我变成社会党人呢，正像听查利·哈泼哥德演讲，不会使我变成共和党人一样。”

摩斯先生有气无力地说：“我还是不能不认为你倾向于社会主义。”

马丁心想，天哪，他听不懂我在讲些什么呢。他一句话也没听懂。他到底把他受到的教育搁在哪儿呀？

这样，在思想成长过程中，马丁正面碰到了由经济条件决定的道德观念，换句话说，阶级的道德观念；这种道德观念不久就成为他心目中的一头狰狞可怕的怪物了。拿他个人来讲，他是个富有理性的道德家，觉得他周围的人们的那种道德观念比大言不惭的陈词滥调更讨厌，这种道德观念是一味奇怪的什锦菜，包括四种成分：经济的、形而上学的、感情的和模仿的。

他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尝到了一匙这种奇怪的什锦菜。他妹妹玛丽安跟一个刻苦勤勉的青年技工过从甚密，这技工是德国血统，他精通了修自行车的技术后，自己开了一家铺子。这还不算，他弄到了一种低档的自行车的特约经销权，干得很得法。不多久前，玛丽安上门来看马丁，说她已经订婚了，那一次，她跟马丁开开玩笑，给他相手、算命。第二次，她带了赫尔曼·冯·施米特一起来。马丁尽了地主之谊，祝贺他们俩，话说得又轻松又漂亮，使他妹妹爱人那农民头脑感到不快。马丁把他为了纪念玛丽安上次来访所写的那六节诗朗诵了一遍，使客人的印象越发坏了。那是一首社交诗，写得又轻松又巧妙，题目是《手相专家》。他朗诵完毕，一看他妹妹脸上没有一丝赞赏的神色，不禁吃了一惊。她反而把眼睛不安地死盯着她未婚夫，于是马丁顺着她的目光一望，只见这个大人物不端正的脸上一副阴沉沉的不满意的表情。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他们很早就告辞走了，马丁也就把它忘个干净，虽然他一时实在想不通，竟然还有一个女人，即使工人阶级的女人也罢，听到有人把她写在诗里，会不感到受宠若惊。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玛丽安又来看他，这一回是一个人来的。她二话不说，就开门见山地谈，伤心地怪他那件事干得不应该。

“什么话，玛丽安，”他叱责她说，“听你的口气，真好像你觉得我们这些亲戚叫你丢脸似的，不管怎么样，至少我这位亲哥哥使你这么感觉。”

“我正是这个意思，”她脱口而出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