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柯·耶尔
随手在很靠近小说开头的地方找了一个段落,多少有些代表性,我对《英国病人》的喜爱很大一部分都能在这个段落里找到缩影。那是二战已近尾声的日子,迈克尔·翁达杰领我们走进一个藏书室,在一座老修道院的厨房和“被炸毁的小教堂”之间,小说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藏书室墙一般高的书架之间摆着一张沙发,一架盖着灰布的钢琴,和一个熊头标本。和周围的人一样,藏书室在经历了激烈的炮击之后,也深藏着一个“大洞”,而此刻,它向世界半敞着胸怀,拥抱着“天气的变化,夜晚的星星,还有鸟叫声”。它看起来终究是个安全的地方,给人保护,即便常常会有闪电落进来,还有雨水从一个迫击炮炸开的洞里落下来,“让书的重量加倍”。
一句话,藏书室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尽管它和屋子里的住客们一样伤痕累累,幽灵附体。然而这个藏书室也装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东西——正如装着它的这本书——当你把词语、伤口和熊放到一起,它们会创造出令人震惊且往往耳目一新的组合。对那个房间的描述带着诗人轻抚慢捻的抒情,每个词都经过精心挑选,每个句子也都带给我们新的信息。即便我们感觉这个藏书室极其直观精确地唤起了心中的某一个地方,只要我们愿意,便能理解它既属于这个房子,也属于此时此刻,它的藏书将旧世界和新世界揉作一团,而它既是房间又是象征这一事实也让我们手中的这本书“重量加倍”。
我们意识到自己身处一个故事之中,能感觉到它跳动的脉搏,一个具体的人情味十足的故事,但我们也意识到一个幻象,其中每个句子都以一种特殊的生动将我们牢牢攫住——有多少英语小说会描述“孔雀骨粉”做的黑绿色药膏,或者十八种不同类型的风?——甚至每个细节都代表着某些自身之外的东西。就好像每个句子都是济慈和麦克卢汉联手写出的。一场世界大战正慢慢落下帷幕,四个受伤的人物齐集于一座荒弃的修道院,把他们的人和他们的故事安放在一起,翁达杰笔下这个罕见的冒险故事吸引着我们,这个故事让我们想起的经典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和《帕尔马修道院》)也许有着同样的吸引力:在复杂的政治背景之下,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普世浪漫情事,以新生的散文体娓娓道来,终究将我们推向几桩神秘事件的水落石出。
但与此同时,小说也编织着一个不同的更为宏大的故事,那是关于战争中的一个另类世界的故事——是个人远离公共领域的空间主张。人们因为自己所持的护照或者所属的种族而死去,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遇到一个不是英国人的(多么致命)“非常英国的”病人;一个为英国军队出生入死的扫雷兵,虽然他是个印度人,后来将成为一名医生;一个名字“荒诞”的男子,他自己承认——大卫·卡拉瓦乔——尽管这个名字暗示了他的出生,他还是在另一个意大利人手里丢了两根大拇指;还有一个护士,汉娜,她的名字(和她的小名“皮科”一样)无论来自哪里都有可能。关于这些人的生活和生世,我们能做的任何假设都是错的,而那位中心人物——书中大部分时间他没有名字,甚至几乎没有脸——将把其余人带进某个类似圣所之地,一个有蜡烛和古书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将交换历史、亲吻,以及才智灵性,在一个“遗忘先祖”的新世界里。
*
一九九二年初秋,出版社把一套不起眼的米色书稿清样送到我家,那时的我完全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我读过迈克尔·翁达杰备受赞誉的回忆录《世代相传》,因而了解他将传统和文化融合起来的非同寻常的能力,也知道他一定程度上是一位出名的激进诗人,因为他的文笔不完全是南亚风格,也不仅仅体现他所谓的“高北美派”;他属于一个新的杂交部落,在地球的每个角落都能找到自己的根,由此带来的新和谐与新重叠让他欢欣雀跃。四大洲都有他的兄弟姐妹,他是斯里兰卡白人殖民者的后裔,他的童年在殖民地时期的锡兰度过,之后在英国接受教育,成年后大部分时间住在加拿大。我记得他的前一部小说《身着狮皮》讲述了二十世纪初移民劳工建设多伦多的故事,那些劳工大都是造桥工人出生——并非巧合;我记得他书中没有一个随意的细节,《英国病人》里的四个主角分别是地图绘制者、拆弹工兵、护士,以及(外加的也是恰当或不恰当的平衡)小偷,这绝非巧合。翁达杰是要在这本书里为一个全新的世界绘制一幅地图;看看如何卸下战争武装和民族对抗;描述心碎的人如何也能被照顾,如何开始治愈;一种出神入化的自我仿制。
但是当我真的开始读书,每一页都那么出乎意料——他一会儿描写雷电暴雨中一位走钢丝的人(同样并非巧合),一会儿又把蜗牛壳做的油灯捧到我们眼前——我很快被拽入了某种着魔的状态;一连几天我手不释卷,我开始飞快地穿越一个个令人心醉神迷的场景,想看看那些情感将以怎样的方式收尾,而每一个场景都是独一无二的,某种意义上也是史无前例的。直到我把书放下的一刻,我才意识到眼前是一个百分百的原创故事,完全不同于我在学校念过的经典小说。在这本书里没有什么中心观点;我们飞快地从一个场景切换到另一个场景,一个句子说到一半已经开始进入不同的大陆、不同的世界,直到最后一个分句结束为止(难怪这本书被迅速改编成斩获奥斯卡奖的电影);也没有一个单一的故事或者真理。那个充满普通期待和普通经历的世界,那个也许能在一本简·奥斯丁的小说里找到的世界,已经被炸得粉碎。
别墅里的几位主要人物没有一个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家庭,或者房子,或者一份稳定的工作;没有哪个尘埃落定的社会能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似乎在内心深处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们身后的历史来自四面八方。当我们从一个关于贝都因游牧部落的段落转到对加拿大昆虫市场的回忆,从塔西佗到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科,再到《皮埃尔,模棱两可》,我们发现一切都处于变化之中,而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是狄更斯或者福楼拜几乎根本无从想象的。故事中的人物就和他们的作者一样,似乎既不完全是本地人,也不完全是异乡客。
这本书似乎立即宣告了英语写作的一个新篇章,而故事之所以激动人心——往往是令人热血沸腾的革命——部分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它展现了一种视野,即让人物穿越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与其说像一种等级制的顺序,不如说更像一种深刻的空间,自转的星体在这个空间里围着彼此公转,用翁达杰的话来说,犹如“到处流浪的陌生人”,犹如“人体星宿”(如他在后一页所写)。在这部作品中,我们看见的不是个体活动于世界之上,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世界运作于个体之上或个体之内。为了跟上这些永不停歇的吉普赛人的步伐,小说似乎在创造属于它自己的一种全新的叙事模式。
毕竟,这本书从未沿着直线行进;它旋转、倾斜、几许回音、蓦然回首。小说的核心爱情故事直到一百多页之后才出现。整个故事仿佛一条拼缝而成的毯子,对一个“马赛克社会”来说再合适不过;人物本身也和我们一样在慢慢地拼合出彼此神秘的身份和关联。我们身不由己,仿佛跟随着一张错综复杂的波斯地毯;但是只要我们愿意,也可以像扫雷兵那样来一个“火眼金睛”,然后“看见埋在地下的导火线,一个看不见的线结是怎样缠绕而成的”。比如,有一次,我们读到英国病人如何试图“把他自己重新拼凑起来”。二十八页之后,他回忆道,他被一个他遇见的女人“瓦解”了。没过多久,翁达杰便如教科书般高度精确地描述了拆解一个炸弹的过程,读者很容易怀疑他可能也是在描述对另一个爆炸装置的解除过程,那个叫做心的玩意儿。
《英国病人》有着如此抒情、让人浮想联翩的质感,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忽视了一个事实,即这部小说完全没有空想或者不切实际的成分。每个句子都准确无误,无论是记录战争中投向伦敦的炸弹种类,还是数点圣吉罗拉莫别墅那个旧教堂的三十六级“忏悔台阶”。它细数马特鲁港和奥莫河大桥边的地雷,它告诉我们镀锌管的长度,精确到厘米。尽管汉娜是个患有战争疲劳症的远离家园的二十岁少女,她却依然有足够的理智将钉子敲进墙壁,把书本钉在地板上做成台阶。
你很快意识到这位作者深爱着来自真实世界的信息,一个有着珠宝商的眼睛的男人,他会注意到你怎样为了防止虱子而用煤油洗头发,或者一个间谍如何在战争中竟会用达芙妮·杜穆里埃的《蝴蝶梦》来给隆美尔发密电。迈克尔·翁达杰带领我们穿过一个又一个段落——每个段落都像一间镶嵌着珠宝而闪闪发光的房间——就像一位扫雷兵也许轻轻伸手一碰便知道他正走过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雷区。难怪英国病人告诉汉娜,她念《吉姆》必须慢慢地念,要让书本呼吸。他几乎就是在告诉我们该以怎样的方式领略我们手中这些细致耐心的书页,一边品味每一份神韵,一边时刻关注各种格局。正如翁达杰在后来一部小说《遥望》(让人想起纳博科夫)中会写道的:“只有重读是重要的。”
*
《英国病人》问世之际,英国文学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几个世纪以来英国作家一直在周游殖民地——肯尼亚、印度、特立尼达岛——然后把充满异域情调的故事和风味带回家,丰富英语文学的宝库;但是及至二十世纪末,所有这些国家都宣布了独立,突然之间,他们的作家开始走进英国,也做起了同样的事情,只不过调转了方向。萨尔曼·拉什迪把孟买街头的土话和无政府主义能量带进了英语,想象伦敦沦为它自己非亲生的热带子孙的殖民地,并从而获得了事实上的解放;毛翔青79的小说《酸甜》完全以伦敦为背景,而它两百多页的故事里一个白人都没有出现;卡里尔·菲利普斯80笔下是西印度群岛上经典的十九世纪英国叙事,只不过他展现的是从望远镜另一头观察到的景象,在那个世界里“剑桥”不是指一所古老的大学,而是一个加勒比奴隶。
《英国病人》来得正是时候,它提供了对战争废墟中的社会一种全新的构想方式;而且,它并不是仅仅像其他人所做的那样打乱格局,它给了我们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思考人们如何一起生活,作为“世界杂种——生在一个地方,又去别的地方生活。一辈子都在挣扎,不是为了回到故乡,就是为了离开故乡。”就以那位扫雷兵为例吧,“帮英国人打仗”,碰巧是个来自旁遮普的锡克人,他的外号是一种英国腌鱼。当他的导师萨福克勋爵去世后,这位年轻的印度人成了勋爵的“替代视角”,成了他的眼睛和鼻子,仿佛是为了提醒我们如今一种新的力量正开始掌控一切。后来他想听“多伦多的故事,好像多伦多是个有什么特别奇迹的地方”,于是我们想起在经典英国文学中,奇迹之乡永远都是基普出生的那个地方。所有提到小说《吉姆》的地方都不仅仅是装饰,换言之:基普恰恰代表了对这个吉卜林的故事的颠覆,他看着他的主人们津津有味地嚼着吉卜林蛋糕,可他不是一个跟着印度父老和师长长大的英国男孩,他是一个被英国人收养了的印度男孩。
我觉得正是同样的冲动促使翁达杰在故事中一再地提到希罗多德,提到赖恩哈特、《秘密宝藏》,还有《彼得潘》。他显然拥有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快乐和惊喜的天赋,一种狂野的兼收并蓄的天赋;但是他同时也在一本英语小说里装满了焦夫、阿布巴拉斯、阿卡努山这样的名字(全都在同一页上),《洛娜·杜恩》被描述成听起来“像是他非常熟悉的印度寓言”。这本小说最喜欢用的一个词是——并非巧合——“translated”81——每当作者与我们分享他刚挖掘出的某个回味无穷的事实,那感觉就仿佛想象力又推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展望,其核心内容显然不仅仅来自那个别墅,里面住着漂移不定的星体,而且也来自那个“沙漠协会”,由英国病人努力刻意地从自己记忆的深处挖掘而出。“我们中间有德国人,英国人,匈牙利人,非洲人,”他回忆道,“慢慢地,我们成了没有民族的人。我开始憎恨民族。”在沙漠中,“没有什么能被捆绑住,没有什么恒久不变,一切都在流动”,而且,就如在圣吉罗拉莫别墅中一样,人们在沙漠中创造他们自己的世界,有着它自己的地图、法律和经文。部落继续穿越黄沙,一会儿汇聚成一个“绿洲协会”,一会儿又再次出发。“我们是所有人的历史,所有人的书。”英国病人总结道。“我全部的渴望就是走在一个没有地图的地球上。”
*
对于二十一世纪的读者来说,翁达杰一丝不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样一个由新旧流浪者们组成的社会是一幅振奋人心的画面,看起来也许就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对一个身在多伦多的学生来说——或者在巴黎或者悉尼——与来自埃塞俄比亚和越南的同班同学成为朋友,或者相爱,也许就像第二天性般自然;伦敦、纽约这样的城市正越来越成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汇聚的地方,一个个拼贴社群。战争还在继续,但是种族间的完全隔离对我们中的很多人来说就和北朝鲜一样遥远,或者像我们曾祖父口中的那些恐怖故事,关于他在种族隔离、在二战大屠杀中的经历一样遥远。我们就和英国病人回忆中那些十五世纪佛罗伦萨的人们一样,“一手握着新世界,一手握着旧世界”。
但是,如果你是在寻找二十世纪那个自由漂移的秩序的轮廓,流动的、隐晦的、精确的轮廓,我相信这本令人痴狂的书正是你启程的地方。《英国病人》出版五年后,另一位多伦多诗人安妮·麦珂尔斯出版了一本关于二战大屠杀的小说,想象难民们如何在多伦多的安全空间里重组过去,开始新的生活;小说题目《漂泊手记》似乎将我们带回了翁达杰的世界。同年,阿兰达蒂·洛伊的《微物之神》传递着南印度的风味习俗,那里与翁达杰的锡兰相去不远,她也提到了吉卜林,电视上的世界摔跤联合会赛事,牛津毕业生海归,以及反对政府强制隔离政策的“半印度混血儿”。纳蒂姆·亚斯兰姆在他二〇〇八年出版的精美小说《无用的守夜》中让四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物走到一起,他们相聚在今日阿富汗一个爱书人的美丽的家中,周遭战火纷飞,而他们则试图在一个充满部落争端的世界里寻找能够支撑自己的清静隐私。
《英国病人》终究是一本关于绿洲的书,关于我们如何握手言和,与我们在“这个世上的宿敌们”,有点儿像英国病人和他的探险家伙伴们渴望找到那“失落的绿洲”扎苏拉。当然,故事是从那个作为庇护所的荒弃的修道院开始的,坐落在一个偏僻的意大利山城中,还有那些“饱经炮火摧残的柏树”;所有人物都塑造着属于自己的私人世界,就像希罗多德在英国病人手里成了一本大杂烩的笔记本;在“那个房间里,底下就是露天集市,鹦鹉大街的北面”,小说的题目人物和他的情人假装外面的世界并不存在;到处都是沙漠,在这里,独孤古怪的流浪者们走到一起,围着共同的激情,不需要任何外在的界线。
书中所有的人物都在发出“一个声音,对抗着群山般强大的外力”,对于政客们努力在沙漠上划下的界线不屑一顾。他们靠自己心中的圣坛维系生命,这些圣坛关乎工艺、艺术、书本、或者任何他们爱上的东西。“没有秩序,除了艺术的伟大地图。”我们读到这样的句子,想起基普,西斯廷教堂是他的庇护所,天花板壁画中的示巴女王远远看护着他,“这个女人,她有一天会知道桥的神圣”。书本、爱情和技艺似乎也成了绿洲,文明隐秘的所在。书中到处可见意大利的小教堂和它们的先知精神,如此恰当的美丽。
时至今日,多伦多的大多数居民都来自别的国家,很多是非常遥远的国家,迈克尔·翁达杰在这样一个独特的城市已经生活了近半个世纪。据联合国报道,多伦多是这个星球上独一无二的最多元文化的城市。它也是北美最安全的一个城市。也许多伦多恰恰可以被看作这本书的精神象征,书中来自匈牙利、印度和加拿大的人们齐聚意大利,一起创造着特别的崭新的东西。一九四五年,世界千疮百孔,在一片废墟中,每个人都期待着将会出现什么。《英国病人》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一个装满隐私的世界,那里的人们很快便做了一个选择,不去在乎其他人来自哪里。一个湮灭的时代,也可以是觉醒的时刻,这就是故事要告诉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