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给别人代孕的，为一对夫妇代孕。”米娅试图解释：瑞恩夫妇，他们多么善良，多么想要孩子，生下孩子后他们会多么高兴……她想让父母知道，自己多么努力地帮助他们，仿佛这是一项慈善事业，完全没有私心，等同于向穷人施舍食物和收留流浪狗。可她母亲马上就明白了。

“这个瑞恩家的人，”她说，“你是完全出于好心才帮助他们的？”

“不，”米娅承认，“他们会付我钱，等孩子出生后。”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围巾和帽子还没摘，一道灰色的泥水沿着靴子流到油毡地面上。

她母亲转身走向门口。“我受不了了。”她说。走进客厅后，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来到楼梯脚下，她母亲的声音已经变成了嘶叫，好像一条毒蛇朝米娅吐出信子：“你弟弟死了——死了，你知道吗？你就这个样子回家？”楼梯上传来沉重的跺脚声。

米娅瞥了一眼父亲。过去，每当她打破东西或者用母亲给她买衣服的钱买了胶卷的时候，她母亲会怒气冲冲地回自己房间去，把米娅和她父亲留在客厅，父亲会捏捏她的手，小声说“我们可以买新的”或者“让她冷静一小时，然后你再去道歉”。有时则更简单：“修好它。”可这一次，父亲没有握住她的手，也不和她说“修好它”，反而凝视着她的肚子，好像不肯看她的脸，他的眼睛是湿的，紧咬着下巴。

“爸爸？”她终于说，在如此持久而锋利的沉默中，她宁愿大声喊叫出来。

“我不相信你竟然会卖掉自己的孩子。”他说，然后便离开了房间。

他们没有让她离开，但当她把外套挂进门厅的衣橱，把行李放在她的旧卧室之后，他们也没对她说话。晚饭时，她坐在桌边的老地方，母亲在她面前搁下一只盘子和一把叉子，父亲给她盛了一碗邻居送来的炖菜，但他们始终不主动和她说话。当她问：葬礼什么时候举行？他们看过沃伦了吗？父母的回答也极尽简略。米娅最终放下了一直拨弄着面条和金枪鱼的叉子。冰箱里还有一大锅炖菜和好几盘锡纸包好的烤箱菜半成品，都是邻居们送来的，他们似乎希望通过这种最务实的方式表达对死者家属的同情，给予他们最实用的慰问，但他们进来时，似乎没人敢看沃伦在窗边留出的那个空位。

关于葬礼的操办，父母没有询问米娅的意见，比如该摆什么花，放什么音乐，选择什么样的棺材：核桃木、蓝色丝绸衬里的。他们含蓄地告诉米娅，她现在一定觉得很累，所以最好不要出门，他们不希望她在冰上滑倒，但她明白，父母其实不想让邻居看见她。米娅为沃伦找出一件衬衫和一条领带，他被迫穿正装时总会拿出这两样，她母亲却选了另外一套白衬衫和红条纹领带——沃伦进入高中时她给他买的，沃伦曾说他穿着就像个股票经纪人。父母虽然没有进一步地点明米娅如今的尴尬状况，但他们表示，假如她能够不出席葬礼，将是最好的安排——“我们不想让任何人产生误会。”她母亲这样说，米娅只得让步。葬礼的前一夜，她收拾了自己的东西，从柜子里找出了她的旧行李袋，拿走了床上的被子和几条旧毛毯，踮着脚尖穿过前厅，来到沃伦的房间。

他的床依然没有铺，她甚至怀疑母亲再也不会进来整理，或者只会扯下床单，清空整个房间里的家具，把墙壁刷成白色，假装一切都不曾发生。他们会怎么处理沃伦的东西？米娅想。把它们送人？打包收进阁楼？任由它们变旧、发霉、褪色？在沃伦房里的留言板上，她看到一张照片，正是她申请美术学院时提交过的那一张：她和沃伦的蚀刻轮廓，两个孩子手拉着手爬上煤渣山。她摘下照片，放进包里，又在他桌子上发现了她一直在找的东西：沃伦的车钥匙。

她父母已经睡下，母亲晚上都会吃安眠药来舒缓紧张的神经，主卧室的门底下一片漆黑，并没有光线透出。引擎启动时，“兔子”发出低沉的喉音，“像保时捷发出来的声音，”沃伦曾这样告诉她，“大众车的特点。”她必须把驾驶座向前拉一大段才能踩到离合器踏板，这说明他的腿已经比她的腿长了许多。她握住换挡杆，摸索了片刻，将车倒了出去，赖特家的房子逐渐变小，退出她的视野。

她开了一整夜车，日出时分抵达了上西区，她以前从来没在曼哈顿停过车，开着“兔子”，在街区里转了十分钟，才挤进第七十二街的一处车位。回到公寓，她躺在借来的床上，把自己包裹在被子里，心中清楚，可能要过很长时间，她才会再次舒舒服服地躺在真正的床上睡觉。当她醒来时，黄昏的斜阳即将沉入哈得孙河，她得动身了。只有那些必须带走的属于她的东西才会进入她的行李袋：现在穿已然太紧的衣服、她在慈善商店买来的几件穆穆袍、几床旧被子、一些褪色的床单、几件餐具、一文件盒负片，还有她的相机。她把瑞恩太太送的那件高级孕妇裙叠好，放回了棉纸购物袋。

收拾停当之后，她拿着一支笔和一张纸坐下来，从匹兹堡开车回来的路上，她一直在考虑该怎么说，最终决定撒个谎。“我很难过，”她写道，“我失去了宝宝，觉得很惭愧、很抱歉，你们什么都不欠我的，更没有违反合同，但我亏欠你们，这些钱用来偿还你们为我支付的医疗费，希望数额足够——我只能拿出这么多。”一共九百美元，是她存下来的工资，她把纸条搁在一摞钞票上，把它们塞进装孕妇裙的购物袋里。

白班门房已经下班，米娅身上裹着大衣，夜班门房似乎没有注意到她的大肚子，也没有看她的脸，就收下了她交给瑞恩夫妇的包裹。米娅回到停在几个街区之外的“兔子”上，孩子踢了她一下，随后翻了个身，像是睡着了。

她又开了一宿车，穿过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绵延数百英里的公路被她甩进身后的黑暗中。太阳再次升起时，她在伊利市郊区下了高速路，一直向前开，找到一条安静的乡村小路之后才停下来，爬到后排座，裹起旧被子，打算睡一觉。她以为旧被子会有洗涤剂的味道，会让她有回到家的感觉，可过去的一年里，这条被子一直在她的床上没有动过，什么味道都没有，甚至也没有尘土味。她把被子蒙到头上，挡住刺眼的阳光，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她开了整整一星期的车，像个疯子一样：一直开到疲劳不堪时才会强迫自己停下来休息，睡饱了再起来开车，完全忽略了时间和日夜黑白。经过城镇时，她会停留片刻，买些面包、花生酱和苹果，填满自己的水壶。她在行李中藏了两千美元，这是她从来到纽约开始积攒下来的打工收入，就放在负片盒里，负片盒在仪表板上的储物柜里，用文胸上拆下来的一个罩杯套着。就这样，她穿越了俄亥俄、伊利诺伊、内布拉斯加、内华达，最后，水波汹涌的旧金山蓦然映入眼帘，太平洋翻滚着灰蓝色的波涛，溅起白色的泡沫，她再也没法往前了。

米娅在桑赛特找了一处公寓，那里有个房间出租，墙壁是海盐色的，房东是个严肃的老女人，盯着她的肚子，只问了一句话：“过几天你丈夫不会半夜来我家砸门吧？”在孕期最后三个月里，米娅走遍了整个城市，在环绕金门公园的潟湖散过步，爬上了科伊特塔，在大雾中穿过金门大桥，虽然伸手不见五指，但她能听到密集的车流从耳旁呼啸而过。大雾像极了她当下的精神状态，她觉得仿佛在自己的大脑里漫步，脑中有一团无形却无所不在的情绪阴霾，尽管无从把握，但始终缠绕着她，她想定睛看个真切，却发现到处都是白色，不知该看向哪里。虽然在走廊上或者厨房里遇到米娅时，房东德莱尼太太从未对她笑过，但米娅回家以后，经常会在烤箱里发现一盘食物，柜台上的纸条上写着：剩菜，不想浪费。

一个暖和得出奇的五月的下午，在医院里遭受了十四个小时的折磨后，米娅生下了珀尔，从护士手中拿到了出生证明。几个月来，她一直在想给孩子取什么名字，把自己认识的人和高中读过的书里的人物名字都考虑了一遍，觉得都不合适。最后，她想到了《红字》，那个最合适的名字出现在脑子里：珀尔（Pearl），让人联想到圆润洁白的珍珠，念起来也朗朗上口，当然也暗示这个孩子来之不易，像珍珠一样经受了长久的磨砺。在出生证上的“母亲”一栏，她写下“米娅·沃伦”，然后把床边摇篮中的孩子抱在怀里。

回到出租屋的第一夜，珀尔哭个不停，手足无措的米娅也愁得哭起来。她很想知道，假如自己此时拿起电话打给纽约的瑞恩夫妇，承认自己撒了谎，告诉他们“孩子在这里，快来接她”，他们会怎么做。她觉得，他们很可能登上最早的一班飞机，来到她的门口，二话不说，直接把珀尔带走。她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设想究竟称得上可怕还是诱人，或许两者都有。她和珀尔同时哀号着，过了一会儿，有人轻轻地敲了敲门，严肃的德莱尼太太伸着胳膊出现在门口。“把她给我，”她说，带着毋庸置疑的权威，米娅想都没想就把孩子交给了她。“躺下休息一会儿吧。”德莱尼太太说，关上了门。屋里一下子静下来，米娅倒在床上，立刻睡着了。

醒来之后，她揉着眼睛走进厨房，又来到起居室，发现德莱尼太太坐在灯下，轻轻摇晃着熟睡的珀尔。

“你休息过没有？”她问米娅，米娅点点头，德莱尼太太说，“很好。”她把孩子放进米娅怀里，“她是你的了，”德莱尼太太说，“好好照顾她。”

接下来的几周，米娅仍旧过得晕头转向，但改变已然发生。无论珀尔哭得多厉害，德莱尼太太再也没有直接把孩子抱走，她会在夜幕降临后送来一碗热汤、一块奶酪三明治或者肉馅糕，并且总是叫它们“剩菜”，但米娅知道这是礼物，也明白德莱尼太太进门时生硬地嘟囔“星期四该交房租了”或者“别把泥巴带进门厅里”都是过来送礼的掩饰。

珀尔三周大时——脸还是皱皱的，像个小老头——米娅脑子里的迷雾刚刚有了退散的迹象，梅尔的电话就打来了。

安顿下来之后，米娅给波琳和梅尔写了一封信，附上她的新地址和电话号码。“我很好，”她告诉她们，“但我不会回纽约了，如果需要，你们可以在这里找到我。”现在，梅尔的确需要和米娅联系，她告诉米娅，几个星期前，波琳开始头疼，还出现了奇怪的症状。“她看到了光环，”梅尔说，“说我像个天使，周身有一圈光环。”经过扫描，医生发现波琳脑子里有个高尔夫球大小的肿块。

“我觉得，”停顿了很久，梅尔说，“假如你想看看她，最好马上来。”

那天晚上，米娅订了一张机票，这是她买过的第二张机票，花掉了大部分积蓄，但坐长途车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到纽约。她背着一个包来到波琳和梅尔的公寓，怀中抱着珀尔。波琳体重减了二十磅，干瘪瘦削，比原来瘦了一大圈。

她们一起度过了整个下午，梅尔和波琳围着珀尔，嘴里发出咕咕的声音逗弄她，米娅在波琳家的客房里过了一夜——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珀尔躺在她身边。第二天，她早早起来，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给珀尔喂奶。

“别动。”波琳说，她的眼里冒出近乎狂热的光，米娅想站起来扶着她，但波琳摆摆手，让米娅继续坐着，然后拿起相机。“拜托，”她说，“我想把你们两个拍下来。”

她用光了一整卷胶片，一张接一张地拍，梅尔从厨房走出来，端出一壶茶，在波琳肩膀上搭了一块披肩，波琳这才放下相机。米娅差点儿忘记自己当晚就要飞回旧金山，她抱着珀尔和主人告别，波琳拥抱了米娅，告诫她：“一定要尽你所能。”她第一次亲吻了米娅的脸颊，“我期待你做出了不起的成就。”她用了现在时态，仿佛这只是一次平常的告别，仿佛她已经预见到了米娅未来几十年的艺术生涯。米娅说不出话来，只能更用力地抱住波琳，嗅着她身上特有的薰衣草香和桉树树皮的味道，然后在波琳看到她流泪之前转身离开。

一周半之后，梅尔再次打来电话，米娅已经猜到发生了什么。十一天，她想，虽然她知道这事会很快发生，但波琳十一天前还是活着的。天气仍然温暖，六月尚未结束，日历甚至也还没有掀到下一页。又过了几周，邮递员送来一个包裹。“她挑了这些送给你。”附言上写着，是梅尔瘦长的字迹。包裹里有十幅8厘米×10厘米的黑白照片，每一张似乎都发着光，米娅仿佛再次看到波琳是如何拍下它们的。米娅抱着珀尔；米娅把她举过头顶；米娅给珀尔喂奶，衬衫的褶皱恰好挡住了苍白的胸部。每张照片后面都有波琳的签名。包裹里还有一张名片，上面别着一张便条：假如你需要钱，安妮塔可以帮你卖掉这些照片。等你准备好，把你的作品寄给她，我已经嘱咐她等着你了。落款是P（波琳）。

自此以后，米娅又开始拍照，带着一种近乎解脱之感的热情。她再次走上旧金山的街头，经常一转就是好几个小时。她用一件旧丝绸衬衫做了一副婴儿背带，把珀尔背在身上。她现在已经花掉了大部分积蓄，每一卷胶片对她而言都弥足珍贵，每按下一次快门，她都会想起波琳。春天来临时，她已经拍出了七张可能“有点儿意思”的作品，波琳总是这么形容。

安妮塔可不觉得它们只是“有点儿意思”，收到这些照片后，她在给米娅的答复中写道：“成功的可能性很高，但不是现在，还要再等等。”米娅把波琳为她和珀尔拍的第一张照片寄给安妮塔，安妮塔表示：“我需要更多的时间，请耐心等待，不要把我的名字告诉任何人。”经过一场角逐激烈的拍卖会，安妮塔为米娅赚到了足够生活两年的钱（即使扣除了百分之五十的佣金）。后来，为了支付珀尔治疗肺炎的费用，米娅又拜托安妮塔为她出售过波琳的一张照片。过了不到一年，米娅又给安妮塔寄出一套她自己的作品，主题是记录事物随时间推移衰变的过程：一棵死去的三叶杨、一座废弃的房屋、一辆生锈的汽车。

“恭喜，”一个月之后，接到米娅打来的电话，安妮塔告诉她，“我卖出其中一张，有汽车的那个，四百美元，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个好的开始。”

米娅把这件事当成一个征兆。她接下来的拍摄目标是沙漠、仙人掌和晚霞映红的天空，新的图像已经在她心中形成。“再过一两周，我会打电话给你，”她告诉安妮塔，“告诉你把钱转到哪里。”

德莱尼太太站在起居室窗前，看着米娅把行李搬进“兔子”的后备厢，把珀尔的摇篮固定在副驾驶座前面的空当里。米娅把房间钥匙还给德莱尼太太时，房东竟然出其不意地给她一个紧紧的拥抱，她吃了一惊。

“我从来没对你提过我的女儿的事，对不对？”德莱尼太太说，声音有些闷闷的，但米娅还没来得及说话，她就拿过钥匙，快步跨上门前的台阶，关上了铁门。

对于房东太太的举动，米娅开着车想了一路，直到抵达普罗沃的郊区，她才停下来，这里是她与珀尔流浪生活的第一站。这一段漫长的路上，摇篮中的珀尔始终在咿咿呀呀地说个不停，仿佛已经预见到了未来的旅途上即将发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