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珀尔说，大家都看向她。

“喜欢什么？”莱克西问。

“成为记者，”珀尔说，“调查一切，讲述别人的故事，寻找真相，把它写出来。”她的语气里带着只有青少年才有的那种热诚，“你是在用文字改变世界，我也喜欢这样。”她抬眼看着理查德森太太，对方第一次意识到珀尔的眼睛大得出奇，“我想要做你正在做的事。”

“真的吗？”理查德森太太说。她确实被珀尔打动了，有那么一会儿，她觉得珀尔似乎只是莱克西的朋友，是来庆祝她女儿的成就的，而她本人也十分愿意帮助这个充满潜力的年轻人。“太好了，你应该试着给《西克尔报》写写文章，为校报工作能学到许多基础技能。然后，等你准备好了，我可以帮你找地方实习。”她突然闭上嘴，这才想起自己邀请珀尔过来吃饭的真实目的。“你可以考虑下。”她用力搅了搅杯中的饮料。“伊奇，你怎么就吃了这么点儿？面包和果冻？你在家里不也能吃到这些东西吗？”

理查德森太太打了许多个电话才联系到旧金山档案馆。档案馆的电话接通后，不到十分钟，工作人员二话没说就把一张出生证明调阅申请表传真给了她。理查德森太太在表格中填写了珀尔的名字和出生日期，还有米娅的姓名。当然，父亲姓名的那一栏没有填，但工作人员说，即使缺失了这一项，他们也会找到正确的文件，因为出生证明是重要的公共记录。“两到四个星期——找到之后，我们会发给你。”她保证道。理查德森太太又填了自己的地址，附上一张十八美元的支票，把信封塞进邮箱。

五个星期后，出生证明寄到了理查德森家的邮箱，然而结果有点儿令人失望，证明的“父亲”那一栏明确地打了“未知”两个字，理查德森太太失望地努起嘴巴。她猜测珀尔是私生女，她的身世可能是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假如她的出生堂堂正正，又有什么必要隐瞒父亲的姓名？而且，事实已经证明米娅是个骗子，对她而言，说谎是家常便饭，她还隐瞒了什么？理查德森太太想，她觉得米娅就像那种出售二手车却不打算给买家提供汽车维修保养记录的家伙，完全不尊重别人的权利，假如没有这份记录，买主就不知道确切的车况，万一出现安全问题怎么办？与此同理，作为雇主和房东，她也有权知晓雇员和房客的来历。

无论如何，她至少得到了一条新信息：米娅的出生地——宾夕法尼亚州的伯特利帕克，这个地名就写在出生证明上的“米娅·沃伦”这个名字旁边。

伯特利帕克人名地址库的工作人员告诉她，有五十四个姓“沃伦”的当地人记录在案。理查德森太太想了一会儿，打给了伯特利帕克的档案部门，可对方并不像旧金山档案馆那样好商量，电话那头的女人坚称，没有米娅·沃伦的记录。

“那么米娅·赖特呢？”理查德森太太问，女人敲了几下键盘，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有个米娅·赖特出生在1962年，噢，还有个沃伦·赖特，1964年出生，不知道你找的人是哪一个。”

理查德森太太道了谢，挂掉电话。

花了好几天时间，运用谨慎的调查技巧和高超的问话术，理查德森太太终于找到了解开谜题的钥匙：1982年2月17日的《匹兹堡邮报》上登载的一篇讣闻。

本地去世高中生追悼仪式将于周五举行

2月19日周五上午11时，本地十七岁高中生沃伦·赖特的追悼仪式将在布朗斯维尔路5636号沃尔特·E.格里菲斯殡仪馆举行。赖特先生的父母乔治·赖特及其妻子健在，是伯特利帕克的长期居民，姐姐米娅·赖特1980年毕业于本地中学。逝者家属建议到场宾客以捐助替代鲜花，为伯特利帕克高中橄榄球队慷慨解囊，赖特先生曾在该球队担任跑卫。

绝对不是巧合，理查德森太太想。米娅·赖特，沃伦·赖特，米娅·沃伦。她再次打给伯特利帕克人名地址库，查到了乔治·赖特和瑞吉娜·赖特的地址——北岭路175号，还有邮编和电话号码。

弄清一个人的来历简直易如反掌，做完这些，她几乎有点儿不屑地想。它们就在那里，所有关于这个人的信息，只要你认真寻找就能有所收获，付出足够的努力，你可以了解一个人的全部。

理查德森太太找到米娅的父母的时候，小美玲/米拉贝尔的监护权争夺战仍是热点新闻，甚至有更加白热化的趋势。没错，全国上下现在都被总统的绯闻挑起了兴趣，但现在并无总统出轨的实际证据，而且事件本身也不好笑。对于这条传言，克利夫兰的本地人有几个普遍观点：一、总统的私生活与其执政方式无关；二、每个总统都有绯闻；三、谁在乎？另一方面，公众——尤其是西克尔的公众——却非常关心米拉贝尔·麦卡洛的监护权争夺案，因为比起实习生的绯闻，这件案子更为重要。

几乎每天的晚间新闻都会向大家播报案件的进展，三月还会举行“周诉凯霍加县案”的法庭聆讯。由于案子牵涉到了西克尔这个一向以严格遵守本地价值观为荣的地方，这引起了每一个当地人的注目。而且，对于此事，他们都有自己的看法：母亲有权抚养自己的孩子；抛弃孩子的母亲没有资格得到第二次机会；白人家庭收养华裔儿童，是割裂孩子与她的文化背景之间的联系；美玲有权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谁；接纳了小米拉贝尔的麦卡洛夫妇才是她真正的家人。

支持麦卡洛家的人坚称，麦卡洛夫妇是在营救米拉贝尔，他们会给这个被抛弃的孩子更好的生活，他们是英雄，通过跨文化收养，打破了种族主义的藩篱。“我认为他们的行为很了不起，”一位路人告诉街头采访的记者，“我的意思是，这是文化的进步，对不对？总有一天，我们会消除种族的隔阂。”麦卡洛家的一位邻居表示：“你能从她低头看着孩子的样子看出来，在她眼里，这并非什么华裔婴儿，只是一个婴儿，就是这么简单、纯粹。”

贝比的支持者则表示，问题就出在这里。“她不仅仅是个婴儿，”第五频道的记者在“亚洲广场”（克利夫兰当地的华裔购物中心）采访时，一个女人抗议道，“她还是个华裔婴儿，长大之后，她会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谁，甚至无法接受自己的出身。”那天上午，塞丽娜·王的母亲恰好在华裔超市买东西，她义正词严地告诉记者（母亲的发言让塞丽娜既骄傲又尴尬，紧张不安地在镜头边缘晃动）：“假装这个孩子只是一个婴儿——假装此事并不牵扯任何种族问题——是不诚实的。请注意，我绝对不是在‘打种族牌’，不妨问问你们自己：假如这个孩子是白人，今天还会有这场白热化的辩论吗？”

与律师商议之后，麦卡洛家的人同意高调接受第三频道的独家专访。于是，第三频道派出摄制组和一位制片人，进驻麦卡洛家的起居室，麦卡洛夫妇抱着米拉贝尔坐在熊熊燃烧的炉火前，制片人坐在镜头之外。“我们当然理解周小姐的感受，”麦卡洛太太说，“可我们才是米拉贝尔一直以来的家人，她只记得我们，我觉得米拉贝尔就是我的亲生女儿，她以这种方式来到我们家，不是没有原因的。”

“当时没有别的人想要帮助这个孩子，”麦卡洛先生补充道，“难道在一个父母双全的稳定家庭里成长，对米拉贝尔而言不是一件更好的事情吗？”

“有人觉得米拉贝尔会脱离她出身的文化，”制片人说，“你们怎么回应这样的问题？”

麦卡洛太太点了点头。“我们会非常注意的，”她说，“我们家里的墙上添了许多亚洲风格的艺术品，”她朝挂在壁炉旁边的几幅水墨卷轴扬了扬手，炉架上还摆了一尊唐三彩马，“我们保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让她经常接触自己出身的文化。而且她已经爱上了米饭。其实，她最开始吃的固体食物就是米饭。”

“同时，”麦卡洛先生说，“我们希望米拉贝尔像个典型的美国女孩一样长大，我们希望她知道，自己和大家完全一样。”屏幕上又出现了麦卡洛夫妇站在米拉贝尔的婴儿床边的画面，采访录像到此为止。

连理查德森家的孩子们都分成了两派。理查德森太太自然坚定地支持麦卡洛一家，莱克西也是。“瞧瞧米拉贝尔现在的生活，”二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莱克西在饭桌上叫道，“在大房子和院子里玩，两个装满玩具的房间，她妈妈可没法给她这样的生活。”理查德森太太表示赞同：“他们非常爱她，他俩等了那么久，一直想要孩子，而米拉贝尔刚出生就去了他们家，早就忘记了她母亲，马克和琳达是她记忆中唯一的父母。现在把孩子从这对模范父母手中带走，是相当残忍的做法。”

穆迪和伊奇却倾向于支持贝比。“她不过是一时糊涂，犯了个错。”穆迪坚称，珀尔已经把贝比的故事告诉了他，而穆迪无论什么时候都会站在珀尔那边，“起先，她觉得自己不能照顾宝宝，可后来情况变了，她又可以照顾了，而且要回孩子并不意味着把她永远带走。”伊奇的评论更简单：“她是妈妈，他们不是。”这件案子仿佛在她内心深处燃起一道小火苗，虽然她尚未意识到这一点，也暂时没有能力将当下的感觉表达出来。

“克里夫和克莱尔昨晚为了这事吵架了。”一天下午，布莱恩告诉莱克西，他俩躺在布莱恩的床上，衣衫不整，布莱恩这天没去参加曲棍球训练，反而跑到床上来和莱克西练习另一种运动。“他们以前从来没吵过架。”布莱恩父母的争吵是从晚饭时开始的，他去睡觉的时候，父母又展开了一言不发的冷战。“我爸觉得她最好留在麦卡洛家，他认为有贝比这样一个母亲，孩子没有未来。他说，贝比是那种会把贫穷传给下一代的母亲。”

“那你是怎么想的？”莱克西问。布莱恩犹豫了。他父亲当晚的慷慨陈词被他母亲打断了——虽说她经常这么干，但从未像昨晚那样激动。“既然如此，你觉得让那些黑人小孩都去白人家怎么样？”她说，“这样就能打破贫穷的恶性循环吗？”她猛地把锅子丢进洗碗池，溅起一大片水花，“既然他们这么希望帮助黑人群体，为什么不首先改变有弊端的社会制度呢？”布莱恩觉得父亲的论断更合乎逻辑——孩子被白人家庭收养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但与他母亲一样，麦卡洛太太苍白修长的胳膊抱着那个棕色的小身体所形成的色彩对比又让他觉得刺眼，甚至迁怒于始作俑者——贝比。

“我认为她应该学会小心一点儿，这样就能避免现在的情况，”他不自在地说，“比如别忘了用安全套，这很难吗？去药店里买几盒，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你最擅长答非所问，布莱恩。”莱克西站到地板上，抓过牛仔裤。

布莱恩扯掉她手中的裤子。“别去想了，又不关我们的事，对吧？”他搂着她，莱克西很快便忘记了小米拉贝尔和麦卡洛夫妇，除了布莱恩贴在她耳朵上的嘴唇。

在艾德·林的帮助下，贝比正式提交了申请书，法庭授予她临时探访权，每周可以看望女儿一次，为期两小时。麦卡洛夫妇暂时保留婴儿的监护权。

没人对这个安排感到满意。

“我们只能在图书馆或者‘公共场所’见面，”贝比向米娅抱怨，“她都不能到我家来，我只能在图书馆里抱抱我自己的孩子，社工还得坐在旁边，一直看着我，好像我是个罪犯，会伤害亲生女儿。麦卡洛家的人说，我可以到他们家去看女儿，他们是不是觉得我坐在偷走自己女儿的人家里也能笑得出来？而且他们家壁炉前面挂的全都是另一个女人抱着我的孩子的照片，我能在那里坐得住？”

麦卡洛太太也有自己的怨言。

“简直难以想象，”她打电话告诉理查德森太太，“把你的宝宝交给一个陌生人，看着你不认识的女人抱着你的孩子走来走去，每次听到门铃响我都会抓狂，埃琳娜。她和社工抱着孩子离开之后，我都会跪下来祷告，希望她能遵守承诺，准时把孩子送回来。探访的前一天晚上，我都睡不着觉，只能吃安眠药。”理查德森太太同情地咂了咂舌头，“而且每周的探访时间都不固定。每次我都说，拜托，我们能不能选个固定的时间，求你了，每周选一天，至少让我预先知道你什么时候来，也好有所准备。可她偏不，每次都在探访的前一天才通知社工，说她那时候才知道餐厅的排班。有天下午，我突然接到社工的电话——‘我们明天上午十点过去’，这次连半天都不到，我简直快要疯了。”

“不过是暂时的，琳达，”理查德森太太安慰道，“三月底就开庭了，州里当然会把孩子判给你。”

“但愿你是对的，”麦卡洛太太说，“但如果他们决定……”她突然说不出后半句话，觉得喉咙发紧，只能做个深呼吸来舒缓情绪，“这个结果我根本不愿去想，也觉得他们不可能这样做。”她的音调变得尖锐起来，“假如她连自己的工作时间都无法安排，又怎么能给孩子提供稳定的成长环境呢？”

“这也是暂时的。”理查德森太太说。

理查德森太太的内心可不像表面那么冷静：越是想到米娅，她越是生气，越生气就越无法不去想米娅。

她在西克尔高地过了一辈子，西克尔的价值观早已深入骨髓。她的童年记忆里，主色调是广袤的绿：宽阔的草坪、高大的树木。是富裕安定的生活造就了这片绿色。绿色也是几十年来克利夫兰城市宣传册的背景色，仿佛在讨好当地的那些正派居民，争取他们的支持。这无可厚非，因为“正派人”是当地的主流，比如理查德森太太的祖辈。从西克尔高地建立居住区的时候开始，他们就在这里生活。作为“正派人”的代表，1927年，他们来到还是一个小镇的西克尔——但那时候这里就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居住区”。她的外祖父在克利夫兰市中心的“百万富翁角”长大，他们家的豪宅与洛克菲勒家、美国电报业巨头和美国国务卿家的房子同在一条街。然而，到了理查德森太太的外祖父那一辈——从事律师职业的他事业有成，准备带未婚妻回克利夫兰结婚——市中心已经变得嘈杂拥挤，空气弥漫的煤烟会弄脏女士们的衣服，所以外祖父决定搬到郊区。朋友们劝阻他，因为他们认为搬到远离城市的地方实在疯狂。但他热爱户外运动，未婚妻还是个出色的马术师，西克尔高地有三条适合骑马的山道，有适于垂钓的蜿蜒溪流，源源不竭的新鲜空气，此外还有一条直通城市腹地的商业铁路。夫妇俩在塞奇威克路买了房子，雇了女佣，加入了乡村俱乐部。理查德森太太的外祖母为她的马杰克逊修了一座马厩，成为“花盆”园艺俱乐部的会员。

理查德森太太的母亲卡洛琳出生于1931年，那时候的西克尔变得更像城市，但田园风光还在，当地已经有了九所小学和一座红砖结构的高中（刚刚竣工）。新落成的豪宅比比皆是，但每一座都是严格按照当地的住宅风格和颜色规则建造的，并且受到“未经邻居同意，九十九年内不得卖给任何人”的规定限制。居民们认为，规则与秩序不可或缺，是保持社区团结美丽的前提。

西克尔当然非常美丽，草坪与花园随处可见，居民义务不可推卸——定期清除杂草，只能种花，不能种菜。那些足够幸运、能够在西克尔居住的人自然认为这里是全国最好的社区，而且路不拾遗——某位居民在马路上丢失了价值上千美元的钻石婚戒，服务部门立刻派出铲雪车，把路边的雪堆原封不动地铲走，运到市政车库，用热灯烤化，找到了戒指。卡洛琳小时候，夏天常在西克尔的湖边野餐，冬季会去市区的溜冰场滑冰，圣诞节表演合唱。她在西克尔广场的电影院看过《南方之歌》和《安娜与国王》，遇到特殊的日子——比如她的生日——父亲会带她到斯托弗餐厅吃龙虾大餐。十多岁时，卡洛琳成为学校行军乐队的鼓手，在独木舟俱乐部的停车场，她遇到了几年后成为她丈夫的那个男孩。

在这个完美的地方，她过着自己能想象到的完美生活，西克尔高地的每个人亦有同感，所以他们也自然而然地觉得其他地方是不完美的。当“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事件”“小石城九人事件”在别处掀起轩然大波时，包括卡洛琳在内的每一个西克尔居民都充满了优越感。毕竟，作为全世界最聪明、睿智、周到、富有和开化的居民，保持榜样地位、启发他人是他们的责任；作为精英阶层，他们有义务将自己的福祉与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分享。卡洛琳的母亲就总是提醒女儿要多为他人的需要着想，她本人更是亲力亲为，组织圣诞节玩具慈善捐赠，加入当地儿童权益维护协会。在她的监督下，协会编写了一本营养食谱，销售食谱的收入全部用于慈善用途，她还把自己制作糖蜜饼干的独家秘方贡献了出来。每当外部世界出现的麻烦——比如某位黑人律师的家里被人放了炸弹——被西克尔人所感知，他们会立刻用行动表明这种事不会出现在西克尔，比如成立邻里互助协会，鼓励社区以西克尔特有的方式融合：向白人家庭提供贷款，鼓励他们搬进黑人邻居中间，向黑人家庭提供贷款，鼓励他们搬进白人邻居中间；制定规则，禁止白人家庭卖房子，以防白人居民搬离，这条法令实行了几十年，始终不曾废除。卡洛琳——作为拥有房产的白人和带着一岁的理查德森太太的年轻母亲——积极响应，立刻加入了新成立的“社区融合促进协会”。几年后，她驱车五个半小时，把女儿放在后排座，前往华盛顿，加入“工作与自由大游行”，声援黑人。理查德森太太永远记得那一天：阳光照得她睁不开眼，参加游行的人挤在一起，大腿碰大腿，汗水蒸发的白雾从人群中升起，华盛顿纪念碑屹立在远处的地平线，像一枚意欲穿透云层的长钉子。她两手紧紧抓住母亲的手，生怕两人会被人潮冲散。“多么壮观啊，”她母亲望着远处说，并没有看向身边的女儿，“记住这一刻，埃琳娜。”埃琳娜记住的是母亲脸上的表情——把世界变得更完美的渴望，似乎这件事与拉小提琴异曲同工，只要适当调整琴弦，就能奏出美妙的旋律，正如她母亲深信的那样，只要足够努力，世上就没有什么难事。

然而，作为敬畏秩序与规则的第三代西克尔人，埃琳娜却对母亲坚信的理念产生了怀疑。1968年，十五岁的她打开电视，发现混乱如野火燎原，席卷全国。马丁·路德·金一马当先，鲍比·肯尼迪紧随其后，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暴动，芝加哥、孟菲斯、巴尔的摩、华盛顿特区先后乱成一团，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不安宁。她的内心深处同样燃起一股小火苗，这道火焰后来还蔓延到了伊奇身上，但伊奇的母亲知道火苗出现的原因：它象征着为公义而战，与不公正斗争。然而，尽管如此，电视上的画面仍旧让她担忧：杂货店陷入火海，屋顶冒出浓烟，火焰吞噬墙壁，被砸碎的窗户的锯齿状边缘像暗夜中的野兽露出的獠牙，荷枪实弹的士兵走过药店和洗衣店，坏掉的交通灯下是阻塞十字路口的吉普车……难道只有烧掉旧的，才能得到新的？她脚下的地毯很柔软，屋里的沙发有着美丽的玫瑰图案，屋外的喂鸟器上站了只咕咕叫的鸽子，一辆庄严大气的凯迪拉克缓缓停在街角，再看看电视屏幕，她很想知道哪一个才是现实世界。

第二年春天，反战抗议爆发时，她并没有开车过去加入他们，而是给当地报纸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呼吁停止战争，她在背包上缝了一个和平标志，在头发上别了几朵花。

她没有参加抗议并非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比起理想主义，西克尔高地更推崇务实精神，不做无用功，实用主义和对舒适生活的追求像一床沉重的厚毛毯，让她裹足不前。假如跑到华盛顿加入那些抗议者，她要在哪里过夜？如何保证安全？别人会怎么看她？她会不会被学校开除？将来上大学会不会受影响？高三那年春天，某天的历史课结束后，杰米·雷诺兹把她拉到一边。“我打算辍学，”他说，“去加利福尼亚，跟我来吧。”自七年级起她就很崇拜杰米，当时杰米在英语课上称赞了她写的一首十四行诗，现在即将十八岁的他留着一头长发和落拓不羁的络腮胡，一副鄙视权威的派头。他说，他俩可以住在他的大众面包车上。“就像野营一样，”他说，“比野营还要好的是，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她非常想和他一起去，而且做梦都想亲吻他那张微笑起来有些腼腆的脸，可他们用什么买吃的？在哪里洗衣服？怎么洗澡？她父母会怎么说？邻居、老师和朋友们又会怎么看？她亲了亲杰米的脸颊，哭了起来。后来她再也没见过他。

几个月后，进入丹尼森大学的她和同学们坐在公共休息室看电视上的越战征兵抽号直播，杰米的生日——三月七日——被列入征兵范围。这么说，他会成为第一批受到征召的人之一，她想，不知他现在去了哪里，是否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自己，听说这个消息之后，他会应征入伍还是逃跑？坐在她旁边的比尔·理查德森用力握着她的手，他的生日是最后一批被抽中的，不过，他还没有毕业，可以延期服役——她意识到，他是安全的，等他们毕业时，战争极有可能早已结束，她会和他结婚、买房子、安定下来。她告诉自己，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她和杰米结束了，小火苗也早就熄灭了。

她始终觉得，那种如同火焰的冲动是种极其危险的东西，很容易失去控制，甚至能推倒墙壁、越过鸿沟，以极快的速度扩散，哪怕只有一丝微风，也能让火势延烧若干英里。因此，最好还是小心控制这些小火苗，像保存奥运火种那样，谨慎地传给下一代——抑或是只适合把它们留存起来观赏，提醒人们，冲动必须加以驯化，火苗必须得到控制，发出适当的光和热已经足够，没有转成燎原之势的必要。她认为，预防火苗引发的火灾才是关键。

这正是她的处世哲学。她觉得这套哲学非常实用，因为人生中经常需要放弃一些东西，从而让那些更为重要的东西得以保留：比如美丽的房子、稳定的工作、亲爱的丈夫、健康快乐的孩子。由此看来，这笔交易显然十分划算。规则的存在是有原因的：遵守规则的人功成名就；违反规则的人则有可能将全世界都付之一炬。

然而现在来了个米娅，琳达的麻烦全部是她惹出来的。她一心想要剥夺别人做母亲的权利，自己却是个不称职的母亲：带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东奔西跑，从事各种不体面的工作，却还要自我催眠——也给别人催眠——说服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了艺术；搬弄是非、煽风点火，插手别人家的闲事，像个危险的纵火犯。最让理查德森太太愤愤不平的是米娅那股随心所欲的劲头，简直是个不顾后果的疯子。老朋友的遭遇也让她心碎，这件事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灾难。你可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她想，既然大家都无法率性而为，米娅又怎么能够例外？

为此，理查德森太太迫不及待地要为老朋友讨回公道，正是这种急迫促使她越过了底线：她决定一有时间就动身前往宾夕法尼亚，拜访米娅的父母，查清这个女人的底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