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那边公园里的一条长凳上。就在那条长凳上，你或许会看到那个写妇女小册子的人。如果他不在那里，他过一会儿应该在。”

法官坐着，身子前倾，双肘放在膝上，手指夹着那根没点着的烟。“那么你也适应，”他说，被马瑟谢德称作英格索尔的那个人默默地看着他的侧面，“这个地方了。”

“啊。”另一个人说。他做了个简单的手势。“适应了。”

法官没有抬头看。“你接受它了？你默认了？”他似乎在全神贯注地看着烟。“但愿我能见到上帝，和他谈谈。”烟在他指间缓慢地转动。“也许我当时是在寻找他。也许我在读你的书，读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时，一直是在寻找他。也许我是那么做的。”烟在缓慢地转动着。“我相信了你。相信了你的真诚。我说过，如果真理会被人发现的话，此人将会成为真理发现者中的一位。有一段时间，我因为一个尚未愈合的伤口而受了很多苦，那个伤口甚至会令智者迫不及待地四处求助。当时我有一个愚蠢的想法。你会是第一个笑话它的人，因为后来我自己就感到可笑。我当时想，也许会有一个来世，也许在通往虚无的路上会有一个小站，这样普通人就可以与你这样的值得信赖的人做短暂交谈，就可以听这样一个人亲口说这些话：‘有希望，’或者‘这不重要。’我对自己说过，在这种情况下，我所寻找的不会是他，而会是英格索尔、潘恩或伏尔泰。”他看着烟。“你现在给我个话吧。对我随便说那两句话中的哪一句。我会相信的。”

另一个人看了法官一会儿。然后他说：“为什么？为什么相信？”

裹烟的纸松了。法官又认真地把它裹好。“跟你说，我有一个儿子。他是我这一姓与家族的最后一位继承者。我妻子死后只有我们俩一起生活，两个男人一家。跟你说，他的名字很好，我想要他具备男子气概，名副其实。他有一匹他一直骑着的矮马。我有一张他们俩的照片，把它用作了书签。看到这张照片，或悄悄地望着他们经过书房的窗户，我常想‘骑马者多有希望啊’；对于那匹矮马，我常想‘不会说话的牲口，你盲目地驮着多重的负担啊’。有一天，人们往我的办公室打电话。他被发现倒挂在马镫子上，在地上拖着。到底是矮马踢了他，还是他掉下来时摔了头，我一直不知道。”

他把烟小心地放在身旁的长凳上，打开了公文包。他拿出一本书。“伏尔泰的《哲学辞典》，”他说，“我总是随身带一本书。我酷爱读书。正好我这一生举目无亲，因为我是我这个家族的最后一人，也许是因为我身处民主党阵营却在共和党里任职。我是一个联邦政府的法官，却是来自密西西比地区。我妻子的父亲是共和党党员。”紧接着他补充道：“我认为共和党的宗旨最有利于国家。你不会相信这一事实，在过去十五年里，我的一位受过教育的伙伴一直是狂热的无神论者，几乎快变成文盲。他不但嘲弄一切逻辑和科学，还有着独特的体臭。和他在夏天那潮湿的下午坐在我的办公室里，我有时想，如果恢复信仰能驱除他对洗澡的偏见，我也算是有理由花那么大功夫了。”他从书里取出一张照片，递了过去。“这就是我儿子。”

另一个人看了看照片，没有动，没有伸手接它。发黄的褐色相纸上，一个十岁的男孩笔直地坐在矮马上，静穆而又高傲地看着他们。“他实际上总是骑着马。哪怕是去教堂（我那时按时去教堂。即使现在我也不时去）。我们不得不在马车里多带一个马夫去……”他看着照片，沉思着。“他母亲死后我没有再娶。我自己的母亲弱不禁风，是个病人。我能哄骗她。我姨妈们不在时，我能威逼她同意我赤脚到院子里去，两个家仆为我望风，见我姨妈来了就发信号。往家走时，我以为自己的男子气概成功地得到了证明。进了屋，见她在等我，然后就知道了，给我的脚带来快感的每一粒灰，都会使她少活一秒钟。昏暗中，我们像两个孩子一样坐在一起，她握着我的手，默默地哭着，直到我姨妈们拿着灯进来。‘哟，索菲亚。又哭了。这次又是什么让他把你给吓哭了？’我十四岁时她死了；我过了二十八岁才敢于维护自己的权利，娶了自己选择的姑娘；我三十七岁时儿子出生。”他看着照片，眼睛眯着，周围的脸皮形成两张小网，无数的线条像蚀刻的那么纤细。“他总是在骑马。所以就有他们俩的这张照片，因为他们分离不开。我用这张照片作书签，夹在记载他和我的十代祖先的那本印刷出来的美国编年史中。这样，随着书页的延续，我就好像能亲眼看到他活生生地骑马走在一条漫长的路上，先是他的鲜血和骨头，然后就变成他的躯体。”他拿着照片。另一只手捡起了烟。裹烟的纸又松开了。他夹住了它，抬起了手，然后就停在了那里，像是不敢再抬了。“你可以告诉我你想说的话。我会相信的。”

“去找你儿子，”另一个人说，“去找他。”

这时，法官一动不动。他拿着照片，捻着烟，纹丝不动地坐着。他似乎处于一种提心吊胆的悬置状态。“还要找到他？还要找到他？”另一个人没有答话。法官转身看他，捻碎的烟像雨点一样无声地飘落到他洁净闪亮的鞋上。“那是你想说的话吗？我会相信的，我告诉你。”另一个体态难看、衣服灰暗、不爱活动、难以形容的人坐在那里，眼睛朝下。“喂，你不能就那么结束了。你不能。”

人们不停地从他们面前的路上走过。一个带着一个孩子和一只篮子的妇女经过这里。她年纪很轻，披着一块朴素、拉绒的旧披肩。她把一张不算漂亮但活泼可爱的脸转向那个被马瑟谢德称作英格索尔的人，并用亲切、平静的嗓音对他说话。随后，她亲切地看了看法官，执着的目光里没有强悍或怯弱，然后继续往前走。“喂。你不能。你不能。”然后，他的脸变得完全模糊了。说着说着话，他的脸就消失了；他以沉思和惊恐的语调重复着“不能。不能”。“不能。”他说。“你是说你不能给我任何的话？是说你不知道？是说你也不知道？就你，罗伯特·英格索尔？罗伯特·英格索尔？”另一个人没有动。“是罗伯特·英格索尔在对我说，我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依靠着一根丝毫不比我结实的芦苇？”

另一个人仍没有抬头。“你看见那个带着孩子刚走过去的妇女了。跟着她。观察她的脸。”

“一个年轻妇女。带着一个……”法官看了看另一个人。“啊。我明白了。是的。我要看看那个孩子，我会发现伤疤。然后，我就观察那个妇女的脸。是那样吗？”另一个人没有回答。“那就是你的答复？你的最后一句话？”另一个人没有动弹。法官的嘴唇翕动了一下。往上的运动使他眼睛周围的皮肉皱了起来，就像绝望、忧伤的火焰在熄灭之前作最后的一蹿，在他的苦脸和坏牙上留下它临终的微光。他站起身，把照片放回公文包。“就是这个人说他曾是罗伯特·英格索尔。”他沉思着，牙齿以上的部分呈现出微笑，只有眼睛除外。“我寻找的不是证据。在所有人中，就我知道证据只是人们为了向自己和他人证明他们极度的欲望和愚蠢有理而编造的谬论。我寻找的不是证据。”他把手杖和公文包夹在胳膊下面，又卷了一根细长的烟。“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不相信你是罗伯特·英格索尔。即使你是，我也无法知道。总之，无论是对还是错，一个人必须怀有某种不可缺少的稳定性，因为只有它才能允许他死。所以，我过去怎么样，现在还怎么样；我现在怎么样，将来还是这样，直到我死亡的那一刻来临。然后，我就不再存在了。怎么样？不存在。存在。不存在。”

夹着那根没点燃的烟，他首先想到要往前走。可是他又停止了，低头看着那个孩子。孩子在路上坐在那个妇女的脚边，四周摆着铅制的小人，有的站着，有的倒着。篮子这时空了，翻倒在一旁。法官发现，那些小人是罗马士兵，被不同程度地肢解了——有的没头，有的没胳膊没腿——被散乱地摆在四周，或俯卧地上，仿佛在沉思默想，或仰卧在稀薄却神秘的灰尘中，以败兵的神秘目光仰望长空。孩子脚面的正中心各有一块小疤。他那只露在外面的手的手心里有第三块疤。当法官默默无语、目不转睛地俯身察看时，孩子把剩下的几个小人胡噜倒了，他又看到了第四块疤。孩子哭了起来。

妇女“嘘”了一声，抬头看了一眼法官，然后跪下去把那些士兵扶起来。孩子不停地哭，有着一条条脏印的脸蛋结实、从容、冷静、无泪。“看哪！”妇女说，“看到了吧？这里！这里也有彼拉多！看哪！”孩子不哭了。他坐在灰里，用无泪的双眼看着那些士兵，表情像那些士兵一样神秘、超然、尊贵、冷淡。她把士兵胡噜倒了。“你瞧！”她用疼爱、快活的嗓音喊道，“看到了吧？”孩子坐了一会儿，然后哭了起来。她抱起他来，坐在长凳上，来回地摇着他，抬头看了一眼法官。“得啦，得啦，”她说，“得啦，得啦。”

“他病了吗？”法官问。

“啊，没有。他只是玩腻了他的玩具，孩子都会这样。”她摇着孩子，神情疼爱又漫不经心，“得啦，得啦。这位先生正看着你。”

孩子不停地哭着。“他没别的玩具吗？”法官问。

“啊，有的。多得天黑时我都不敢在屋里走动。但他最喜欢他的士兵。很久以前住在这里的一位老先生，据说很有钱，把它们给了他。一位留着白胡子的老先生，他的眼睛是鼓出来的，老人吃得太多就会这样；这我告诉他了。他有一个男仆拿着他的雨伞、大衣和船上用的毛毯。他有时在这里和我们坐上一个多小时，一边说话，一边吃力地呼吸着。他总是带着糖果什么的。”她低头看了看孩子，神情沉静。法官疑惑不解地站了起来，低头默默地看着孩子有疤的脏脚。妇女抬头看了一眼，又随着他的视线看去。“你是在看他的伤疤，想知道他是怎么得的它们，是吧？那是有一天别的孩子和他一起玩时造成的。当然，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会伤害他。我猜想，他们和他一样吃惊。你知道孩子们过分安静时是怎么回事。”

“是的，”法官说，“我也有一个儿子。”

“你也有？那你为什么不把他带来？我们一定会很高兴看他玩我们的士兵。”

法官的牙齿隐约闪现了一下。“恐怕他玩玩具太大了一点。”他从公文包里拿出照片，“这就是我儿子。”

妇女接过照片。孩子不停地大声哭着。“哟，是霍华德。是啊，我们每天都看见他。他每天都骑马路过这里。有时他停下，让我们也骑马。我在旁边走，把他扶住了。”她补充道，同时抬头看了看。她把照片拿给孩子看。“看！看见霍华德骑他的矮马了吗？看见了吗？”孩子没有停住哭，他注视着照片，脸上一条条的泪和泥，神情超然，仿佛在同时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她还回了照片。“我猜你在找他。”

“啊。”声音从法官那瞬间闪现的牙齿后面传出。他把照片小心地放回公文包，手指还夹着那根没点燃的烟。

妇女在长凳上挪动了一下，收拢起裙子，做出邀请的动作。“你不想坐下吗？你肯定会看到他路过这里。”

法官又“啊”了一声。他用老年人模糊的眼睛疑惑地看了看她。“跟你说，情况是这样的。他总是骑着同一匹矮马，你是这么说的吧？”

“当然，就是这样。”她看了看他，静穆而又诧异。

“那么你说那匹矮马有多大了？”

“唔，我……它看上去大小正适合他。”

“那么你是说是匹年轻的矮马吗？”

“唔……是的。是的。”她看着他，眼睛圆睁着。

“啊。”声音又从法官那暗淡的牙齿后面传出。他小心地合上公文包。他从口袋里掏出半元钱。“也许他也玩腻了这些士兵。也许用这……”

“谢谢你。”她说。她没有再看那块硬币。“你的脸如此忧伤。你瞧，当你以为你在笑时，它就更加忧伤。你不舒服吗？”她低头看了一眼他伸出的手，没有伸手去接那块硬币。“跟你说，他只会弄丢了它。而且它又是如此好看、光亮。等他大一点，能保管好小玩意儿时……跟你说，他现在太小了。”

“我明白了。”法官说。他把硬币放回口袋。“那么，我想我就——”

“你和我们一起在这里等。他总是路过这里。你会更快地见到他，如果他还是那样。”

“啊，”法官说，“骑着那匹矮马，同样一匹矮马。跟你说，照那样看来，那匹矮马就该有三十岁了。在我那个地方，那种矮马十八岁死，六年不能骑。那就是十二年前了。所以我还是走吧。”

可是，这又是很不愉快的。而且这竟然会加倍地不愉快，一方面是因为那入口狭窄，另一方面是因为上次他与大家一起走，而这次他必须贴着它费力地慢慢挪动。“但我至少知道我在往哪儿走，”他想着，头上戴着可折叠的帽子，胳膊上挎着手杖和公文包，“而这我以前好像不知道。”但他最后自由了。像以前下办公室楼梯常做的那样，他抬头看了看县政府办公大楼顶上的钟，发现整一小时过后晚饭才会准备好，邻居们才会注意到他像时钟一样路过。

“我将有时间去墓地。”他想。看到地上新挖的坑，他恼怒地骂了一句，因为有些可恨的土块落在或被扔在旁边的大理石板上。“那个该死的佩蒂格鲁，”他说，“他本应该负责办好这件事。我告诉他我想要它们两个尽量靠近，但至少我认为他……”他跪下，想把落在石板上的土弄掉，但力不从心，只弄掉遮盖了部分文字的土。上方的文字是“霍华德·阿历森二世。一九〇三年四月三日。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下方的文字用的是朴实而又神秘的哥特体：“再见，小男孩。”把土弄掉后，他的手还在石板上移动着，抚摩着那些字母，表情疑惑、平静，像是在对被马瑟谢德称作英格索尔的那个人说话：“跟你说，如果我相信我会再看到和摸到他，我就不会失去他。如果我没有失去他，我就不会拥有一个儿子。因为我之所以是我，是由于我经历了死别。我不知道过去的我或将来的我。但由于死亡，我知道现在的我。这就是理智能获得而肉体所渴求的所有的不朽。其他的一切都属于乡民和痴汉，因为他们对于儿子的爱决不可能达到可以失去他的地步。”他的脸碎成无数小块，流露出戏谑，他的手在那些无声的文字上轻轻地移动着。“不。我不要求那样。对我来说，能躺在他旁边就足够了。不错，我们之间会隔着一层土，而且他过了这二十年也已经变成了土。但有朝一日我也会变成土。于是——”他这时的语调坚定、平静，略带得意，“有谁能断言一定得由骨肉之网来保持爱心的形状呢？”

天这时晚了。“或许他们这时正在把时钟往后调。”他一边想着，一边沿着道路慢慢往家走。他没有听到本应听到的割草机声，可就在他对杰克生气的当儿，他注意到他门前的一队轿车，顿生一种急促感。但是一看到车队头里的那辆车，他就又骂了起来。“那个该死的佩蒂格鲁！我当着证人的面在我的遗嘱上签名时，曾对他说过，我不愿意脚冲前地被拉着以每小时四十英里的速度穿过杰弗生。还说过，如果不给我找两匹像样的马……我就会记着回来缠他，就像杰克会使我做的那样。”

但他有了急促感和迫切感。他快步绕到后门（他注意到草坪刚被修剪整齐，像是那天干的），走了进去。接着他就闻到了淡淡的花香，听到了说话声；他正好来得及脱掉大衣和睡衣，把它们整齐地挂进壁橱里，穿过门厅走进新割的鲜花的芬芳和单调低沉的说话声里，快速地穿上衣服。它们刚被熨过，他的脸也刮过了。然而，它们属于他，所以没有熨斗能改变往日的那种熟悉的合身感。他十分热切地适应着衣服，就像他在冬夜使四肢适应铺盖一样。

“啊，”他对那个被马瑟谢德称作英格索尔的人说，“这终究是最好的。老人只有穿上自己的衣服才自在；他知道他的老想法和老信念，老手和老脚、老肘、老膝、老肩穿上会合身。”

这时光线消失了，一个静默、微弱、谦恭、空洞的声音在瞬息间将被杀花朵的可怕、阴惨的气味压到他身上；同时，他意识到那低沉的嗓音已经停止。“也在我自己的屋里，”他想，等待那花的气味消散，“可我一次也没想到去注意一下谁在说话，他停止时也没注意。”接着，他听到或感到周围有谦恭的拖脚走动的声音，而他躺在封闭的黑暗中，像老人睡觉那样把手交叠着放在胸前，睡在那里，等待着那一刻。它到了。当最后一次彻底的呼吸倒空了他身体的警觉时，他仿佛在刹那间从睡乡的入口看了一下四周，平静地说了一句，就像他每天晚上躺在孤寂、安静的屋里所做的那样，声调响亮、戏谑、幽默、温和：“陪审团的先生们，你们可以开始了。”

（刘建华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