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年纪大的那一个说。

年轻的那一个在长凳上坐下，坐在我身边，打开一个手提包，拿出一支书写笔和几张纸。

“好吧，宝贝儿，”年纪大的说，“我们要帮你找到你哥哥，但首先我们得要为我们的卷宗立一个个人档案。我们得知道你的名字和你哥哥的名字，你在哪里出生，你父母什么时候去世的。”

“我并不需要什么个人档案，”我说，“我只需要去孟菲斯。我得在今天赶到那里。”

“你明白了吧？”警察说。他说得好像他挺得意似的。“我跟你说过的吧。”

“你挺运气的，哈伯山姆太太，他这么跟你说，”公共汽车站里的那个人说，“我认为他身上没有枪，可他打开那把刀时真他——我是说，快极了，跟任何男人一样快。”

可那年纪大一点的太太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我。

“唉，”她说，“唉，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知道该怎么办，”公共汽车站里的那个人说，“我要掏自己的腰包给他买一张票，作为保护公司不出现闹事或流血事件。福特先生向市董事会报告的时候，这就成了一件市政大事，他们不但会还我钱还会发我一个奖章哩。怎么样，福特先生？”

但没有人理会他。年纪大一点的太太只是站在那里低头看着我。她又说了一声“唉”，然后从钱包里拿出一块钱，交给公共汽车站里的那个人。“我想他该买儿童票吧。”

“呃哼，”公共汽车站里的那个人说，“我真不知道规章制度该是什么。我很可能因为没有把他装箱并且在箱子上注明是毒品而被开除。但我愿意冒这个险。”

之后他们都走了。后来警察又回来，带了份夹肉面包，把它给了我。

“你肯定你能找到你哥哥？”他说。

“我想不出来为什么找不到？”我说，“要是我没有先看见彼得他也会看见我的。他也认识我的。”

尔后警察也走了，没有再回来。我吃起夹肉面包。随后又来了好多人，他们买了票，后来公共汽车站里的那个人说到时候了，该走了，我就跟彼得一样上了车，我们就走掉了。

我看到了所有的城镇。我都看见了。公共汽车开得飞快时，我发现我已经累得直想睡觉。可我从来没看见过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们开出了杰弗生，经过了田野和树林，接着又进一个镇又出了那个镇又经过田野和树林，接着又进一个有商店、有轧棉厂、有水塔的镇，我们沿着铁路开了一阵子，我看见铁路标志杆在移动，后来我看见火车了，后来又过了几个城镇，我简直累垮了直想睡，可我不敢错过什么。后来孟菲斯快要到了。在我看来，这开始就是好几英里。我们经过一大片商店，我想这肯定是孟菲斯了，公共汽车就要停了。可这还不是孟菲斯，我们又往前走，经过一批水塔和工厂上空的烟囱，要是它们是轧棉厂和锯木厂的话，我从来不知道有那么多轧棉厂和锯木厂，也从来没看见过这么大的轧棉厂和锯木厂，我不知道它们上哪儿去找足够的棉花和木材来开工。

之后我看见孟菲斯了。我知道这一次我一定猜对了。它高高地站在那里，快到天上了。它看上去像是十几个比杰弗生还要大的镇子加在一起矗在一块田的一边，高耸入天，比约克纳帕塔法所有的山还要高得多。随后我们就进了孟菲斯，在我看来，公共汽车隔几英尺就停一下。汽车在它两边呼呼地开来开去，街上挤满了从全城各地来的人，多得我都不明白怎么全密西西比州居然还会有人有空卖我一张公共汽车票，更别说要写什么个人档案了。后来公共汽车停了下来。这儿又是一个公共汽车站，比杰弗生那个要大得多。我说，“好吧。大家都到哪儿去参军的？”

“什么？”开公共汽车的人说。

我又说了一遍：“大家都到哪儿去参军的？”

“噢。”他说。接着他告诉我怎么走法。开始我担心在孟菲斯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也许不知道该怎么走。可我还是成功了。我只不过又打听了两次。后来我就到了，我实在是非常想躲开那些横冲直撞的汽车和推推搡搡的人，还有那乱哄哄的场面，我想，现在用不了多久了，我想，要是其中有一群是已经参了军的人，那彼得可能在我看见他以前先看见我。于是我就走进屋子。可彼得不在里面。

他居然不在那里。里面有个袖子上有个很大的箭头的兵在写字，他前面站着两个人，我想里面好像还有些人。我觉得我记得里面还有些人。

我走到那个在写字的兵的桌子跟前，我说：“彼得在哪儿？”他抬起头，我说，“我哥哥。彼得·格里埃。他在哪里？”

“什么？”那个兵说，“谁？”

我又跟他说一遍：“他昨天参的军。他要去珍珠港。我也是。我要追上他。你们把他放哪儿了？”现在他们大家都看着我，可我根本没把他们放在心上。“说啊，”我说，“他在哪儿？”

那兵不再写字了。他伸开两只手放在桌上。“哦，”他说，“你也要去，啊？”

“是啊，”我说，“他们总得要柴和水的。我可以劈柴担水。快说啊，彼得在哪儿？”

那兵站了起来。“谁让你进这儿来的？”他说，“别胡说八道了。出去。”

“甭管那个，”我说，“告诉我彼得在哪——”

他要不是动得比那公共汽车站里的人还要快，我就是狗。他根本不是从桌子上跳过来的，他是绕着桌子冲过来的，我还不觉得他已经到了我的身边，我刚来得及往后一蹦，抽出我的小刀，打开刀子就扎了一下，他大喊一声，往后一跳，用另一只手捏住这只手，又喊又骂。

另外一个家伙从后面把我一把抱住，我用小刀去扎他，可是够不着。

后来两个家伙从后面把我抱住，接着从后边一扇门里又走出一个兵。他扎着一根皮带，一个肩膀上斜挂着一根吊裤子的皮带。

“老天爷这是干什么？”他说。

“那小家伙拿刀扎我！”头一个兵嚷嚷着说。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又想扑上去，可那些家伙抱着我，两个人对付一个，那个戴背带的兵说：“好了，好了。伙计，把你的刀收起来。我们这儿的人都没有武器。男子汉大丈夫是不跟赤手空拳的人动刀子打架的。”我开始听他说话了。他的口气和彼得跟我说话时一样。“放开他，”他说。他们放开了我。“好吧，这打打闹闹都是为了什么？”我告诉了他。“我明白了，”他说，“你来这儿是要在他离开以前看看他好不好？”

“不，”我说，“我来是为了——”

可他已经转身去找第一个兵，那人正在用手绢包他的手。

“你有他的名字吗？”他说。第一个兵回到桌子前面查看一些文件。“他在这儿，”他说，“他昨天入伍的。他正在一支今天早晨出发去小石城的队伍里。”他手腕上戴着块表。他看了一眼。“火车还有五十分钟才开。如果我了解乡下青年的话，他们可能现在都已经到火车站了。”

“把他叫到这儿来，”戴背带的那一个说，“给车站打个电话。叫脚夫给他找一辆出租汽车。你呢，跟我来。”他说。

这屋子在那个办公室后面，只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我们坐着，那个兵抽着烟，时间不长；我一听见脚步声就知道彼得来了。头一个兵打开门，彼得走了进来。他根本没有穿军服。他看上去跟他昨天早上上公共汽车时一模一样，只是在我看来那起码是在一个星期以前；许多事情发生了，我也已经旅行了很久了。他走了进来，站在那里看着我，好像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只不过我们是在孟菲斯这里了，在去珍珠港的路上。

“老天爷，你在这里干什么？”他说。

我告诉他：“你得用柴用水来做饭。我可以给你们大家劈柴担水。”

“不行，”彼得说，“你回家去。”

“不，彼得，”我说，“我也得去。我得去。我也心痛的呀。”

“不行。”彼得说。他看看那个兵。“我实在不知道他怎么了，中尉，”他说，“他这辈子从来没有用刀子扎过人。”他看看我，“你干吗要在这儿这么做？”

“我不知道，”我说，“我就是得这样。我就是要这么做。我就是得上这儿来。我就是得找到你。”

“好了，以后绝对不许再这么做，听见没有？”彼得说，“把刀子放你的口袋里，放里面，不许掏出来。要是我再听说你对人动刀子了，不管我在哪儿我都会赶回来把你揍个半死。你听见了吗？”

“要是能让你回家住下来，我会去割人脖子的，”我说，“彼得，”我说，“彼得。”

“不行。”彼得说。他现在的口气不那么理会，说话也不那么快了，声调几乎很低很平静，我知道我现在没法改变他的主意了。“你一定得回家。你一定得照顾妈，而且我还得靠你照料我那十英亩地。我要你回家。今天就回。听见了吗？”

“听见了。”我说。

“他能自己回去吗？”那个兵说。

“他自己一个人来的这儿。”彼得说。

“我想我回得去，”我说，“我就住在一个地方。我想那地方还不至于跑掉了。”

彼得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钱，给了我。“这可以买一张公共汽车票一直到我们家的信箱那里，”他说，“我要你听这位中尉的话。他会把你送到公共汽车站。你回家，照顾好妈，管好我的十英亩地，把刀子放口袋里别掏出来。听见了吗？”

“听见了，彼得。”我说。

“好吧，”彼得说，“现在我得走了。”他又把手放在我头上。不过这一次他没有拧我的脖子。他只是把手放在我头上。接着，他弯下身子亲了我一下，他要是没这么做我就是狗，后来我听见他的脚步声和关门声，我一直没有抬起头，就是这么回事，我坐在那里摸彼得亲过的地方，那兵仰躺在椅子里，望着窗户外面咳嗽起来。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出样东西，没有转身看我就递给了我。那是一片口香糖。

“谢谢，”我说，“哦，我想我不如现在就起身往回走。有挺长一段路得走呢。”

“等一下。”那个兵说。他又打了个电话，我又说我最好动身回去了，他又说：“等一下。记得彼得跟你说的话吗？”

于是在外面等着，后来又来了一位太太，也是个年纪大的，也穿了件皮大衣，但她身上的香味闻着还不错，她没有什么书写笔也没有什么个人档案。她走了进来，那兵站了起来，她马上东张西望，一直到她看见我，她走过来，把手轻轻地、很快地、很自然地放在我的肩膀上，就像妈那样。

“来，”她说，“我们回家吃饭去。”

“不了，”我说，“我得赶公共汽车回杰弗生呢。”

“我知道。还有的是时间。我们先回家吃饭。”

她有辆汽车。现在我们就夹在所有的车子的中间。我们几乎是在公共汽车的下面，所有街上的人都离我们近得很，要是我知道他们是谁，我都可以跟他们讲话了。过了一会儿，她刹住汽车。“到了。”她说。我看了看那栋房子，要是那是她家的话，那她一定有个大家庭。不过，不是那么回事。我们走过一个种着树的门厅，走进一个小屋子，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黑鬼，他穿的制服可要比那些大兵气派得多，黑鬼关上门，我大喊一声：“小心！”还伸手去抓。可什么事都没有；那小屋子只是往上，然后停了下来，门打开了，我们进了另外一个门厅，那太太打开一扇门，我们走进去，里面也有一个兵，年纪挺大，也有系裤子的背带，两边肩膀上各有一只银色的鸟。

“我们到了，”那位太太说，“这是麦克凯洛格中校。好了，你想吃什么饭？”

“我想，就要点火腿、鸡蛋和咖啡吧。”我说。

她已经拿起电话。她停了下来。“咖啡？”她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喝咖啡的？”

“我不知道，”我说，“我想在我记事以前吧。”

“你快八岁了，是吗？”她说。

“不对，”我说，“我八岁十个月了。快要十一个月了。”

她打了电话。我们就坐着，我告诉他们彼得当天早上刚出发去珍珠港了，我本来打算跟他一起去的，但我现在得回家照顾好妈，管好彼得的十英亩地，她说他们也有一个个子跟我差不多的小男孩，在东部上学。后来一个黑鬼，是另外一个，穿一件好像下摆短一点的衬衣似的外套，推了一辆像独轮手推车的东西进屋来。上面有我的火腿、鸡蛋、一杯牛奶，还有一块馅饼，我以为我饿了。可我咬了一口以后发现我咽不下去，我马上站了起来。

“我得走了。”我说。

“等一下。”她说。

“我得走了。”我说。

“就一会儿，”她说，“我已经打了电话要了车。车马上就到。你难道连牛奶都喝不了？要不来点你要的咖啡？”

“不了，”我说，“我不饿。我到家再吃。”这时候电话铃响了。她根本不接。

“来了，”她说，“汽车来了。”我们又进了那个有一个穿戴讲究的黑鬼的、小小的会活动的屋子。这次是一辆大汽车，开车的是个兵。我跟他一起坐在前座。她给了那兵一块钱。“他也许会饿，”她说，“给他找个像样一点的地方。”

“好的，麦克凯洛格太太。”那兵说。

我们就又出发了。我们在孟菲斯城里转来转去，现在我可以看得很清楚，它在阳光下亮晶晶的。不知不觉，我们又回到今天早上公共汽车走过的公路——那一爿爿商店和那些大轧棉厂和锯木厂，在我看来，孟菲斯好像要过好几英里才会出城。后来我们又在田野和树林之间奔跑，车开得快了，除了身边那个兵，我好像根本从来没有去过孟菲斯。照这个速度，我们很快就会回到家，我想到我坐着一辆大汽车，由个兵开着进法国人湾，忽然我哭了起来。我根本不知道我打算哭，可我停不下来。我就这么坐在那兵边上，大声哭着。我们开得很快。

（陶洁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