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在这座村子里生活时，总感到自己是过客。我们一只脚已跨过边界，踏入了应许之地，也可能是踏入了坟墓吧。我们的计划是再次开上路虎，打包上路，从这儿前往安哥拉的桑扎蓬博。到了那儿，我们就能在一个崭新的独立国家里一显身手，那里的希望正好与我们的相合。这十年来，我们一直倾心于安哥拉——一九七五年，阿纳托尔曾有机会去那儿的新政府里供职，当时谈判刚刚结束，内图登上了总统位，但阿纳托尔尚未准备好离开刚果。后来，内图死了，英年早逝。一九八二年，第二任总统若泽·多斯·桑托斯又发出了一份邀请，而那时的阿纳托尔出于某种不便，无法接受这个职位：他正被关在提斯维尔两平方米的监牢里，整天只有他的粪桶和他做伴。

我想阿纳托尔很少会感到遗憾，但若是能与内图或多斯·桑托斯共事，他应该会感到自豪的。幸亏有了那些杰出的人，再加上不计其数的前仆后继者，安哥拉才终于挣脱了葡萄牙，获得自由，并且保住了自己的钻石矿和油井。安哥拉人的产业不会贿赂给外国人，也不会用来建造什么带护城河的城堡，他们的孩子很有可能会种上疫苗，学习读书写字。当然，他们至今仍是一穷二白。他们为了保住钻石和石油，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一开始，我们谁都没预料到事情会那样发展，尤其是内图，他是个年轻的医生和诗人，只是想让他的人民免受瘢痕累累的天花恶疾和低人一等的尊严的伤害。他去美国寻求帮助，却吃了闭门羹。于是，他回到国内，设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打倒葡萄牙人的统治，创建人民自己的安哥拉。然后 ，他便受到了来自美国的若干关注。目前，他成了共产主义恶魔。

十年前，当阿纳托尔收到盖有独立安哥拉总统的新刻官印的第一封信时，美梦似乎是可以成真的。在承受了六百年的内部纷争和葡萄牙数个世纪的恶劣行径之后，安哥拉的敌对部族之间终于同意息争。在这个完全摆脱了外国人统治的非洲国家里，阿戈什蒂纽·内图当上了总统。就在那一天，我们差点就打包上路了。我们急切地想让儿子们生活在一个就算没吃没喝也至少能品味到希望的地方。

但和平协议签署尚不到两个礼拜，美国就公然违反。他们向一名反对党领袖空运了大量枪支，因后者发誓定要亲手杀死内图。听到这个消息的那天，我坐在厨房里哭了，羞耻和狂怒彻底击倒了我。帕特里斯走进来，在我椅子边上坐了下来，轻轻拍着我的腿，显现出小男孩的那种庄重坚韧的品性。“妈妈，妈妈，别哭了。那不是外婆的错，妈妈。 ”② 他甚至根本就没把我和寡廉鲜耻的美国联系到一起；他以为我是在生母亲和艾达的气。他仰起窄窄的小脸蛋，眨巴着杏仁般的眼眸，看着我，目中的意蕴与他父亲好多好多年以前说的那句话如出一辙：“和你无关，贝埃内。”

但如果和我无关，那又是和谁有关呢？究竟要过多少代人，我们才能无需被自己的孩子宽恕呢？谋杀卢蒙巴，让蒙博托掌权，让这一切在安哥拉重演——这仿佛只是大人之间的阴谋诡计，但其实是大人对儿童的背叛。阿纳托尔最近告诉我，美国足足花了三千万美元，就是要使安哥拉丧失主权。这笔钱中的每一个子儿必定都来自某个人，男人或女人。怎么会这样呢？我想，他们大概认为这不过是场生意。需要武器，需要塑性炸药和地雷来干这个活。也有可能是，他们认为这场生意会解决掉想象中的恐怖。伯利恒的家庭妇女们不知为何已认定，千里之外黑皮肤的共产主义恶魔会将她们斑斓的客厅炸飞一角。

但从谈判破裂、内图拼命寻求帮助，而回应他的只有古巴人来看，所谓的恐怖到底能给她们带去多大威胁呢？我们欢呼雀跃，孩子们、阿纳托尔，还有邻居们都在院子里又跳又叫——因为当时收音机里说飞机已经飞抵罗安达。机上有教师和护士，还带了整箱整箱的天花疫苗。我们幻想着他们能解救安哥拉于水火之中，再沿着刚果河向上游进发，给我们所有人都种上疫苗！

蕾切尔说我已经被共产主义的阴谋诡计洗了脑，她说得丝毫没错。我已被争取到了学校老师和护士这一边，再也不会向塑性炸药效忠了。我所认定的祖国，根本不会去炸毁苦苦挣扎着的遥远国度里的水电站大坝和输水管道；不会为了让别人接受自己的理念而制造黑暗笼罩、痢疾肆虐的局面；也不会在安哥拉的每一条路上埋下地雷，而正是那一条条小路将每一个饥饿的孩子与食物连接在了一起。我们提心吊胆地注视着这场战争，心里很清楚会失去什么。又一个刚果。又一次丧失机会，那机会犹如被毒药污染的水在非洲的地下流淌，让我们的灵魂握成了拳头。

但安哥拉仍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于是我们倾心于它，期待着。可随后积累起的过去日益沉重，我们的未来也日益窄缩，成了门上的一条裂缝。我们踏着边界而居，如履薄冰，携带着一切可能用得上的东西，等待着最终的宿命在我们周围汇聚。我们有在金沙萨弄到的小床、桌子和椅子，有从比柯基弄来的农业书和教学工具，有从基兰加抢救出来的那只装着我的娘家珍贵物品的老箱子。阿纳托尔甚至还保存着我送给他当结婚礼物的那只画在葫芦上的地球仪，是修女们做九日祷的时候我亲手画上去的。她们的图书馆很有意思，藏有圣埃克苏佩里的书，但像世界地图册这般世俗的书却一本都没有，所以我得靠记忆画出来。后来，儿子们把它拿了过去，像看手相的算命先生一样，想通过河流的长度和弧度来预测这个世界的命运。地球仪躲过了湿气，也没有因我们东奔西跑而丢失，简直是个奇迹；只是各个大洋上都出现了灰色的霉斑，仿佛莫名现身的群岛。阿纳托尔把它当宝贝，没想到我竟然是第一个告诉他这个世界长什么样的人。只是每当我看到他桌子上的地球仪时，就会为自己十八岁时忽视的东西震惊不已。比如，里海、乌拉尔山、巴尔干半岛、比利牛斯山——整座山脉皆因我的疏忽而消失不见了。但相比于欧洲和美洲，刚果的形状和大小却完全正确。我猜，当时我应该已经想要公平地对待非洲了吧。

我们全都没变，还像小孩子，心里藏着秘密的计划，甚至对自己都不言不语。我想阿纳托尔的计划就是要比蒙博托活得长，再回到这儿来。到时，我们就能站在这片土地上，把她称作我们的“家园”，而不用让自己的舌头品尝到金叶枝形吊灯和饥饿那火烧火燎的滋味。而我的计划呢，我想就是有朝一日出门的时候，不会再带着白色的标记；能和露丝·梅一起走在慈悲为怀的地球上，心中毫无怨恨。也许，我永远无法挣脱拼命寻求平衡的努力，永远相信终有一天生活将变得公正。到那一刻，我们就能彻底扫净这一切因暂时误入歧途而引发的错误了。就像我从未能摆脱的疟疾一样，这信念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我期待善有善报，等待着惩罚之斧落到邪恶的头上，尽管这么多年来，我始终在这恶得善报、善无善终的摇篮里晃晃悠悠。可就在我开始厌倦生活如今的面目时，我会倏然间从高烧中清醒过来，环顾这世界，因自己需要矫正如此多的错误而倒吸一口凉气。我想我一度太爱父亲了，竟至于无可避免地承袭了一部分他的幻想。

不过，练习和邻居们讲一种语调丰富的语言，弱化了他在我耳中的嗓音。如今我能听见，在对与错这两个词的表面之下，有许多潜在的含义在低声吟唱。我们以前常被刚果语弄得困惑不已，每个词都有太多不同的意思：班加拉 ，既可解释为极其珍贵之物，也是让人极难忍受之物 ，还是毒木。就是这个词，每次都使父亲的布道词面目全非，因为他结束布道时总是高喊道：“塔塔·耶稣是班加拉！”

回首当年，蕾切尔总会随心所欲地给词语凭空加上新含义；露丝·梅会自己造词；我和艾达则总想搞明白，为何每一件我们自以为了解其意思的东西，到了非洲却有截然不同的含义。让我们大惑不解的有恩佐罗——它能指代的有：最亲爱的 、用作鱼饵的白色蛆虫、可治疗痢疾的某样特定膜拜物，还有小土豆。恩佐勒 则是两倍大小的缠腰布，一次可裹住两个人。最后，我终于发现了这些事物间的关联。在婚礼上，丈夫和妻子会被恩佐勒 紧紧绑在一起，相拥成为彼此最珍爱的人：恩佐拉尼。这就像当季的第一批土豆那样珍贵，这些土豆小巧而甘甜，堪比佐治亚州的花生。泥土里出现的极肥的蛆虫亦如此珍贵，因其能用来捕获很大的鱼。可治愈痢疾的那种最受母亲们珍视的膜拜物，则从恩佐罗 这个词代表的所有东西里都各取了一点儿：你必须把蛆虫和土豆挖出来，晒干，用你的婚纱——那超大缠腰布 上的线把它们绑在一起，再让恩甘噶巫医把它们放到火里烧，以示祝福。唯有用到生命里最珍贵的东西，才能保护你的孩子——对此，我深信不疑。我的每一个肤色棕褐似花生的孩子，我都唤作“我的恩佐拉尼 ”。这么说出来的时候，我的口中还能咂摸出鱼、火堆和新挖土豆的滋味。如今，舍此不会再有其他的可能性了。

“每一件你认定正确的事，换到另一个地方，都可能是错的。尤其是在这儿 。”我在灶间里煮尿布，和不在场的蕾切尔进行想象中的争论时，就经常这么说。（这其实和同蕾切尔本人争论无甚区别。）她又说起了共产主义威胁论。我走到屋外倒水，向邻居挥了挥手，他们正在用汽车的轮毂盖煮花生。我和阿纳托尔只要一听到汽车驶来的声音，就会心慌，说不定那就是蓝盔的黑色奔驰，蒙博托的这些左膀右臂前来夺走我们那本就少得可怜的收成，让它们变成另一座宫殿的砖瓦。然后，我突然想起自己小时候曾就共产主义这一概念磕磕巴巴地向阿纳托尔做出解释：他们不怕主，他们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有一模一样的房子。

从我所站之处，姐姐，实难设想所谓威胁究竟有多严重。

我住在一栋小之又小的房子里，挤满了孩子、土豆、膜拜物，还有科学书、一件婚纱、一个快要散架的地球仪、一只塞满回忆的古旧皮箱——往昔 日益堆砌，将我们日渐狭窄的未来挤得几无容身之地。我们的等待已近尾声。十年，堪称奇迹，但美国人在安哥拉正在失势。他们埋下的地雷至今仍遍布这个国家，每天都会夺走一个孩子的大腿或者胳膊。我很清楚，如果我们走在这条路上，可能会有什么事落到我们头上。但在梦里，我仍怀抱希望，而在生活中，我已无法全身而退。就算我不得不单脚跳完全程，妈的，我还是要找到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

<u>①纳塔尼尔的昵称。纳塔尼尔（Nataniel）为拿单（Nathan）在法语中对应的名字。</u>

<u>②原文为法语。</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