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回答。

“我在电视机室。”她叫着。

“好。”

“叫你和我在一块吗？”

“对。”

她经过餐室，突然出现，“想要看我写的读书报告吗？”

“现在不要。”

“你想做些什么？”她说。

“没什么，宝贝，你为什么不看电视？”

“行啊，”她不高兴地说，摔手摔脚地走回电视室了。

我在大厅里待了一会儿，想偷偷地溜出房间钻进车里，回纽瓦克去的欲望一直折磨着我，在那儿我可以坐在弄堂里，自在地嚼着糖果。我感到与卡乐塔一样，不，还没有她那么舒服呢。最后，我离开大厅，开始在一楼的房间里踱进踱出。卧室隔壁便是书房，这是一个松木房间，摆满了斜放的皮椅子和全套《知识年鉴》。墙上挂着三张彩色的肖像画，它们属于这种类型：不管是充满活力的还是体弱多病的，也不管是年迈体衰的还是血气方刚的，都画成小孩儿的脸蛋，有着湿润的嘴唇，珍珠般的牙齿，金属般闪闪发亮的头发。这里画的是罗纳德、布兰达和朱丽叶，年龄大约在十四岁、十三岁和两岁左右。布兰达披着金棕色的长发，像嵌着钻石的鼻子，不戴眼镜；这一切使她打扮得俨然像一个十三岁的、眼睛开始变得不那么明澈的公主。罗纳德有着圆圆的面孔，低低的鬓角，那双充满稚气的眼睛里闪烁着对球和球场的热爱。可怜的小朱丽叶被画家画成柏拉图式理想的儿童；她本来就不多的一点生气也被大量的白色和粉红色所掩盖了。

另外一些小照片是在肖像画变得流行前用方形的布朗尼双反相机拍摄的。有一张布兰达骑马的小照；另一张是罗纳德穿戴着犹太成人礼礼服、礼帽拍的照片；还有两张照片镶在同一个镜框里，其中一个是姿色消褪的妇女，从她那双眼睛可看出她是帕丁金太太的母亲，另一个便是帕丁金太太自己，梳了个发髻，目光显示出喜悦，但不像一个有着聪明伶俐的女儿、慢慢衰老的母亲的眼睛。

走过弯道，我到了餐室，望着那棵运动器材树，站了一会儿。从餐室那端的电视室，我听见朱丽叶正在听歌儿《这是你的生命》。另一侧的厨房里空无一人，显然卡乐塔不在家，帕丁金一家是在俱乐部吃的晚饭。帕丁金夫妇的卧室在房子的中间，大厅的南边，朱丽叶房间的隔壁。这时，我忽然产生想看一看这些“巨人”就寝的床的念头。我想这床一定又宽又长，简直像个游泳池——但我推翻了这一念头，因为朱丽叶还在屋里，我遂打开通向地下室的厨房门。

地下室与屋内迥然不同，凉飕飕的，有一股气味是楼上完全没有的。它给人一种如入洞穴之感，但又很舒服，像孩子们雨天在衣柜里、在毯子下或在餐厅桌腿间所搭的假山洞。楼梯下的光线使我一愣，而对松树嵌板、竹制家具、乒乓台以及储有各品种、各尺寸的玻璃杯、冰桶、倾淅器、混合器、搅棒、搅酒棒、杂色玻璃、椒盐卷饼碗的玻璃酒柜并不感到突然——这里放置着供盛宴用的器皿，十分豪华，井然有序，然而这些东西从未用过。只有富翁的酒柜才拥有这些器皿。而他从不招待喝酒的客人，他自己也不喝酒，每隔数月才在晚饭前喝一点荷兰松子酒，还要遭夫人的白眼。我走到酒柜后面，那里有一个铝制的洗涤槽，自从为罗纳德的成人礼举行聚会以来，这里肯定还未洗过一只玻璃杯，这种情形将继续到帕丁金家的一个孩子结婚或订婚之时。如果不是担心撕掉威士忌酒瓶上的商标的话，我将开怀痛饮，以此作为对被迫当佣人的恶报。你要喝酒就得撕掉商标。酒柜后的架上有两打瓶子，说得精确一点是二十三瓶杰克·但尼尔酒，每瓶酒的瓶颈上系了一个小本，告诉顾客、贵族们如何饮这种酒。杰克·但尼尔酒瓶上方有更多的照片：有一张是刊登在报纸上的放大了的罗纳德的照片，一只手抓着篮球像抓着一粒葡萄干，照片下有一行注释：“中间，罗纳德·帕丁金，米尔伯恩高级中学，6'4''217磅”。另外还有一张布兰达骑马的照片，旁边是块丝绒底板，上面有缎带和奖章：一九四九年埃塞克斯县马展，一九五〇年联合县马展，一九五二年加登州展销会，一九五三年莫里斯城马展等，全是布兰达参加跳高、赛跑、骑马和其他女子运动项目所获得的。整幢房子里没有一张帕丁金先生的照片。

松木房间后边的地下室是灰色的水泥墙和亚麻油毡的地板，有着无数电器设备，包括一个大得可以容纳爱斯基摩人一家子的冷藏库。冷藏库旁边不协调地放着一台庞大、古老的冰箱。那古老的样子使我想起住在纽瓦克的帕丁金家的祖先。这台冰箱可能曾被放在一幢四户合住的公寓厨房里，可能还和我现在的住处相邻。我起先与爸爸妈妈一起住在那里，后来他们迁往亚利桑那，我就与舅舅、舅母住。珍珠港事件后，这台冰箱也就辗转来到肖特山。帕丁金厨卫洗涤槽商店也参加了战争，因为只有兵营里的公共厕所装上了一排帕丁金牌洗涤槽，这些兵营才算是设备完善的。

我打开旧冰箱，里面并不空，但已不放奶油、鸡蛋、奶油沙司、青鱼、姜啤、金枪鱼色拉，代之堆放水果，架子上堆放得鼓鼓的，各种颜色和质地的均有，里面还藏着各种各样的果核。还有青梅、黑梅、红梅、杏子、油桃、桃子、长串的葡萄，有黑的、黄的、红的樱桃，从盒子里溢出的樱桃把每样东西都染上了那种猩红色。还有瓜——甜瓜、密瓜，最上面的一层有半个大西瓜，一片薄薄的腊纸粘着露出的红色西瓜瓤，就像是一片长在光光的红色脸上的湿润的嘴唇。啊，帕丁金！水果在他们冰箱里长出来，运动器材从他们的树上掉下来。

我抓起一把樱桃，又抓了一把油桃，一口就咬到了核。

“你最好洗一洗再吃，不然会拉肚子的。”

在松木板条房间里，朱丽叶站在我后边。她穿着短裤和白色马球衫，与布兰达惟一不同的就是她每天穿它的时间不一样。

“什么？”我说。

“它们没洗呢。”朱丽叶说，说话的口气就好像对我来说这只冰箱是一个禁区一样。

“没关系的。”我说，一边吃着油桃，一边把核放进口袋，不到一秒钟就走出了放冰箱的房间。我还是不知道樱桃该怎么处置。“我刚才在四处看一下。”我说。

朱丽叶没有回答。

“罗纳德要去哪儿？”我问，同时把樱桃放进装有钥匙和零钱的口袋。

“去密尔沃基。”

“去长住吗？”

“去看哈莉特，他们在恋爱。”

我们相互久久地盯着，最后忍不住了，我就问，“哈莉特？”

“对。”

朱丽叶盯着我看，简直像要窥视我的背后似的，我遂意识到我站着时，两只手是放在背后的。我便把手挪到前面。我可以肯定，她瞥了一下我的两只手，着手上是否有东西。

我们又面面相觑，她脸上像带有一种威胁的神情。

接着，她说：“想打乒乓球吗？”

“我的上帝，想，”我说着便两大步跨到乒乓桌旁，“你发球。”

朱丽叶笑着，我们便开始打球。

对于接下去发生的事，我没有任何歉意可以表示。我开始赢球，当然我也喜欢赢。

“我重发球可以吗？”朱丽叶说，“昨天我把手弄破了，刚才发球时正好碰到伤口。”

“不行。”

我连连不断地赢球。

“不公平，尼尔。我的鞋带松了，我这个球……”

“不行。”

我们继续打乒乓球，猛力地打。

“尼尔，你身体靠上乒乓桌，这是犯规的。”

“我既没靠桌子，也没犯规。”

我感到樱桃和硬币混在一起跳动。

“尼尔，你骗去我一分，是19：11。”

“是20：10，”我说，“你发球。”

她发球后我扣球出界，球滚进冰箱的房间。

“骗子！”她冲着我声嘶力竭地叫着，“你赖皮，”嘴唇气得发抖，仿佛她可爱的小脑袋上压着千斤重担。“我恨透你了。”她把球拍横扔过房间，撞击着酒柜，发出叮当之声。正当此时，我听到外面克莱斯勒车在车道上碾过砾石的声音。

“比赛还没结束呢，”我对她说。

“你赖皮，你偷水果！”说后她拔腿就跑，我失去了赢她的机会。 那天深夜，布兰达和我第一次做爱。我们坐在电视机室的沙发上足有十多分钟之久，互不讲话。朱丽叶早已眼泪汪汪地上了床，虽然没有人告诉过我她哭泣的事，但我不知道这孩子是否提起早已被我冲下马桶的那一把樱桃。

电视开着，虽然关上了声响，屋里一片安静，灰色的图像仍在房间远处摆动。布兰达默默无声，裙子紧裹着她曲着的腿。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她就到厨房去了，出来时她说，听上去似乎大家都睡了。我们又坐了一会儿，看着屏幕上人们在某个鸦雀无声的饭店里沉默地吃饭。我解开她裙子的纽扣时，她挣扎着。但我认为这是因为她知道自己穿着裙子的模样是多么可爱的缘故。不管怎样，我的布兰达看上去确实可爱，我们小心翼翼地叠好裙子，互相紧紧地拥抱着，不一会儿布兰达面带微笑，慢慢地、笑眯眯地躺下去了，我就起来了。

让我怎么来形容和布兰达的欢乐呢？这是令人陶醉的，就像我最后获得了那个第二十一分一样。

回到家里，我即给布兰达打电话，但已被舅母听见，她从床上起来。

“这个时候了你还在给谁打电话啊？请医生吗？”

“不是。”

“半夜一点了，打什么电话啊？”

“嘘！”我说。

“他要我不作声。深更半夜还打电话，我们的电话账单还不多啊。”说完她又折回床上，怀着一颗殉道者的心，睡眼惺忪，极力克制自己的睡意，直到听见我用钥匙开门的声音才放心。

布兰达接电话了。

“尼尔？”她说。

“是的，”我低声说道，“你没有起床吧？”

“没有，”她说，“电话机就在床头。”

“太好了，床上舒服吗？”

“很舒服，你也在床上吗？”

“是啊，”我撒了谎，为自圆其说，我扯着电话线，把电话机尽量拉近我的卧室。

“我和你睡在一起。”她说。

“是啊！”我说，“我和你在一起。”

“我把遮光帘拉下了，很黑，所以看不见你。”

“我也看不见你！”

“刚才真好，尼尔。”

“对，睡吧，亲爱的，我在这儿。”我俩没有互相说一声再见就挂断了电话。早上，我又按自己想好的计划给她打电话，但几乎听不见布兰达和我自己的声音，因为格拉迪斯舅母和麦克斯舅舅下午要去参加劳动者协会的野餐。他们吵吵嚷嚷的，因为昨天一个晚上，葡萄汁从冰箱的罐里嗒嗒地往外流个不停，到早晨，已漏到地板上。布兰达仍然睡在床上，所以我们的游戏玩得比较成功，但是我必须拉下所有的我的感官的遮光帘，设想自己已置身于她的身旁。我只祈祷我们美妙的早晨和夜晚的到来，果然很快就如愿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