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风怒吼的十月,凌晨时分,在德文郡南部沿海一个似乎已遭人遗弃的小镇,马格纳斯·皮姆跨出老旧的乡间出租车,付了钱,等车子开走了,才举步穿越教堂广场。他的目的地是某家有着“美景”“舰长”或“优瑞卡(原文Eureka是阿基米德沐浴时领悟浮力理论时大叫的名句,意为“我发现了”。——中译注,下同)”之类名字、灯光昏暗的维多利亚式旅店的露台。他体格强健,仪表堂堂,一看便知是个人物。他步履灵巧,身体秉承盎格鲁-撒克逊行政人员的优良传统,略向前倾。英国人无论是在遥远的殖民地扬起国旗,发现大江大河的源头,还是站在行将沉没的船头甲板,也无论是动是静,都是这样的神态。
他风尘仆仆历经十六个小时的旅程,但没穿风衣,也没戴帽。他提着一个鼓鼓的黑色公文包,另一手拎着一只绿色的哈洛德(Harrods,伦敦知名的高级百货公司)手提袋。强劲的海风鞭挞着他身上的都会西装,带咸味的雨丝刺痛了他的眼,一圈圈的泡沫从他前方的路面上撇过。
皮姆一路向前。他走到一家标示着“客满”的公寓前廊,按门铃,等着,门外的灯会先亮起来,接着是门里解开链锁的声音。就在他等候的当下,教堂的钟敲响了五声。皮姆仿佛回应钟声召唤似的,旋过脚跟,回头定睛看着广场。看浸信会教堂耸立在奔腾云朵间毫无美感的尖塔。看装饰庭园引以为傲的智利猴嘴树。看空荡荡的音乐台。
看公交车候车篷。看小街巷的幽暗阴影。看一扇又一扇的门廊。
“怎么,坎特伯雷先生,是你啊。”他背后的门开启,一个老妇人的声音尖锐地响起。
“你真坏。你又坐夜车了,我就知道。你为什么从来不打电话?”
“哈啰,杜柏小姐。”皮姆说,“你好吗?”
“别管我好不好,坎特伯雷先生,赶快进来,你会冷死的。”
但强风吹袭的丑陋广场却似乎使出魔咒,锁住了皮姆的脚步。
“我以为‘海景’还在待价而沽,杜柏小姐。”被她拉进屋里时,他说,“你告诉我说,库克先生在他太太过世后搬走了。他不再踏进这个地方一步,你说的。”
“他当然不会再来。他会触目伤情。快进来吧,坎特伯雷先生。我来泡茶,你先擦干脚。”
“那么,他楼上卧房的窗户为什么有盏灯亮着?”皮姆任由老妇人拉他踏上台阶,问道。
就像许多专制暴君一样,杜柏小姐个头娇小。
她年岁已高,仿佛会随时碎成粉末似的,重心倾向一侧,佝偻着背,弄皱了身上的晨袍,也让她周遭的一切似乎都斜歪着。
“库克先生把楼上租出去了,赛莉亚,范因租了来画画。你真是够了。”她滑上门闩。
“三个月不见踪影,突然在三更半夜回来,竟然只关心别人窗里的灯光。”她又闩上另一道锁。
“你永远不会改变,坎特伯雷先生。我真不知道我干吗费心。”
“赛莉亚·范因到底是谁?”
“范因医师的女儿,傻瓜。她想看海,画画儿。”她的声音陡然一变,“坎特伯雷先生,你怎么这么大胆?还不快脱下来。”
杜柏小姐锁好最后一道门链之后,尽可能地直起身子,准备给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拥抱。但她却未如往常那样皱起眉,这时一定没人会相信,她那无精打采的脸上竟出现了一丝惊恐。
“你那条可怕的黑领带,坎特伯雷先生。我不要死亡踏进屋里。我不要你打那条领带。你是为谁打的?”
皮姆是个英俊的男子,带点孩子气,但很出众。五十出头,正当盛年,充满热情与急迫感,即使在这个既无热情也无急迫感的地方也不改本色。但在杜柏小姐看来,他最大的优点是那可爱的微笑,散发着温暖与真诚,让她感觉舒畅。
“为了白厅(Whitehall,位于伦敦,为英国政府行政机关总部。)的一位老同事,杜柏小姐。无关紧要的人,不是什么亲近的人。”
“到了我这个年纪,每个人都是亲近的人,坎特伯雷先生。他叫什么名字?”
“我根本不太认得那个人。”皮姆加重语气说,一面解下领带,塞进口袋里。
“我才不会告诉你名字,让你去搜寻讣闻呢,就是这样。”他的目光游移到摊开在门厅桌上的旅客登记簿,登记簿沐浴在橘色的夜灯里,那盏灯还是他上回来的时候帮杜柏小姐装在天花板上的i“有什么临时住客吗,杜柏小姐?”他一边搜寻着名单,一边问。
“私奔的情侣,或神秘的公主?这两个复活节来的男恋人是怎么回事?”
“他们就只是男孩,不是恋人。”蹒跚踱向厨房的杜柏小姐严厉地纠正他。
“他们各要了一间单人房,每天晚上看电视播的足球赛。你怎么说,坎特伯雷先生。”
但皮姆没答话。有时他的沟通渠道就像受制于内部检查的电话,话没说完就被切断。他翻回前一页,又一页。
“我想我不会再接临时住客。”杜柏小姐点燃煤气,透过敞开的厨房门廊说。
“有时候我和托比坐在这里,门铃响了,我就说:‘托比,你去开门。’他当然不会去开。斑纹猫怎么会开门。
所以我们就坐着不动。就这样坐着,等脚步声又走远。”她丢给他狡黠的一瞥。
“你想,我们的坎特伯雷先生该不会是陷人情网了吧?托比。”
她顽皮地问她的猫。
“今天早上如此开朗,如此灿烂。从外表看起来,我们的坎特伯雷先生年轻了十岁。”没从猫那儿得到任何有益的回应,她又转向金丝雀。
“但他才不会告诉我们呢,对不对,迪奇?我们会是最后知道的。吱吱?吱吱?”
“温布尔登的约翰与西维雅·艾利吉伯。”
皮姆仍然查看着旅客登记簿说。
“约翰做计算机,西维雅设计程序,他们明天离开。”她有些愠怒地说。因为杜柏小姐很不愿意承认,她的世界中除了亲爱的坎特伯雷先生之外还有别人。
“你这次又给我带什么来了?”
她生气地大叫,“我不要,收回去。”
但杜柏小姐并没生气,她会收下,皮姆不会拿回去:一条白色与金色细密交织的克什米尔披肩,仍放在哈洛德纸盒中,裹着哈洛德的原装棉纸。杜柏小姐对这张棉纸的珍视程度,似乎比礼物更甚。一拿出披肩,她就先抚平棉纸,顺着原来的痕迹折好,放回盒里,再把盒子放进她用来珍藏宝贝的柜子里。这时候,杜柏小姐才让他把披肩围在她肩上,裹着她,嘴里还不断叨念着他的奢侈浪费。
皮姆喝着杜柏小姐为他泡的茶,安慰她。皮姆吃了一块她的酥饼,赞不绝口,尽管她说酥饼烤焦了。他答应在这期间要替她修补水槽塞子,疏通排水管,并查看一楼的储水池。皮姆很爽快,有些过度殷勤,也一直保持着她精敏觉察的开朗态度。他把托比放在膝上,轻抚着它,这是他从未有过的举动,托比也不见得喜欢。他听着杜柏小姐的老艾儿姑妈的最新消息,通常只要一提到艾儿姑妈,他就急急地要上床睡觉去了。他像往常一样,问她近来的本地要闻,并颇表赞同地倾听杜柏小姐的长串抱怨。他一面对她的回答点头称是,一面莫名所以地自顾自地微笑,再不然就变得昏昏欲睡,用手掩着嘴打哈欠。最后,他突然放下茶杯,站了起来,仿佛要赶另一班火车似的。
“这回我会多待一段时间,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杜柏小姐。我有很多东西要写。”
“你每次都这么说。上回你还打算永远住在这里哩。结果呢,时间一到,就急急赶回白厅,连蛋都来不及吃。”
“可能会待两个星期。我得请几天假,才能安安静静地工作。”
杜柏小姐装出惊骇不已的样子。
“但我们的国家怎么办?没有坎特伯雷先生掌舵,托比和我还能安全吗?”
“那么,杜柏小姐有何计划?”他迷人地一问,同时提起他的公文包,就像拎起一大块面包似的毫不费劲。
“计划?”杜柏小姐重复道,神秘地嫣然一笑。
“到了我这把年纪已经没有什么计划了,坎特伯雷先生。我让上帝来计划。他可比我在行,对不对,托比?可靠得多啰。”
“你常谈起的邮轮旅行呢?这该是你好好犒赏自己的时候了,杜柏小姐。”
“别闹了。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我已经没劲了。”
“我还是会帮你出钱。”
“我知道你会,上帝保佑你。”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打电话。我们可以一起去旅行社。事实上,我已经帮你查过了。
有一艘‘东方发现号’一个星期之后从南安普顿启程。刚好有人取消订位。我问过了。”
“你是想赶我走吗,坎特伯雷先生?”
皮姆大笑起来。
“上帝和我合力也赶不走你,杜柏小姐。”他说。
杜柏小姐从玄关看着他走上狭窄的楼梯,赞叹着他步履的年轻活力,尽管手上还有那只沉重的公文包。他将出席高层会议。非常重量级的会议。她听着他的脚步声轻轻踏过走廊,走到面向广场的八号房,这是她租期最长的一间房,在她漫长的一生里,就属这间房出租的时间最久。她听见他打开门锁,又轻轻地关上房门,不觉松了一口气,丧友并未对他造成任何影响。只是部里的老同事,不是什么亲近的人。她不想有任何事情干扰他。他还是多年前出现在她门前的那个完美的绅士,正找他所谓的没有电话的庇护所,虽然她厨房里就有一部完好无缺的电话。他预付六个月的租金,此后一直如此,现金,不要收据。她生日那天下午,他替她在庭院小径旁筑了一道小石墙,作为生日惊喜,技艺之精,远胜泥水匠与砖瓦匠。三月的暴风雨过后,他亲手把瓦片一片片砌上屋顶。也出人意料地从世界各地寄给她鲜花、水果、巧克力和纪念品,但从未清楚说明他在那些地方做什么。每当她有太多临时住客时,他还会帮她准备早餐;他也听她絮叨她那个不时有赚钱计划却一事无成的侄儿:最近的一个计划是在艾塞特(Exeter,英格兰西南部城市)盖一间宾果游戏馆,但他首先需要一笔资金来弥补透支。他从无信件与访客,不弹奏乐器,只收听外国的电台;除了打给本地商家,他也从不用电话。他从不对她透露自己的事,只说他住伦敦,在白厅工作,但常常出差旅行,他与城市同名,叫坎特伯雷(Canterbury,英格兰东南部肯特郡一城市,为中世纪英国的宗教圣地)。儿女,妻子,父母亲,女友——在这个世界上,他什么都没有,只有他的杜柏小姐。
“他现在可能是个爵爷了。”她把披肩贴近鼻子,深吸一口羊毛的气息,一面大声地对托比说。
“说不定还是首相呢,我们一向只能从电视上听说的人物。”
在风声飒飒间,杜柏小姐隐约听见一阵歌声。
男人的声音,不成调,也不悦耳。起初,她以为是从院子里传来的《绿袖子》,接着她又觉得是广场传来的《耶路撒冷》,于是打算探头到窗外制止。但就在此时,她突然发觉,这是从楼上传来的坎特伯雷先生的歌声。这令她万分惊奇,原本打开房门要斥责他的,却不禁凝神倾听。歌声自动停了。杜柏小姐露出微笑。现在,他正在听我的动静,她想。不愧是我的坎特伯雷先生。
在维也纳,三个钟头前,玛丽·皮姆,马格纳斯的妻子,站在卧室窗前,望着窗外的世界。
窗外一片静谧,与她丈夫所选择的世界恰成对比。
她没拉窗帘,也没开灯。她已着装准备待客,她母亲一定会这么说。她穿着蓝色的两件式毛衣站在窗前已一小时,等待车子,等待门铃,等待丈夫的钥匙在锁孔轻轻转动。此刻在她心中,等待的是马格纳斯与杰克·布拉德福的不公平竞赛,看看谁能先得到她的接待。初秋的白雪仍覆盖着山顶,一轮满月高挂,在房里映出一条条黑白相问的光影。沿着大街的一幢幢优雅别墅,外交官笙歌夜舞的灯火正逐一熄灭。米尔霍夫部长夫人为裁军谈判筹办了一场有四件式乐团伴奏的舞会。玛丽应该到场的。冯·雷曼夫妇为布拉格的老友办了一场自助餐宴,先生太太都欢迎,而且不排座次。她应该去的,他俩都该去,在餐后狂饮威土忌与苏打水,还有马格纳斯的伏特加。然后放唱片,翩然起舞直到现在,甚至更晚——长袖善舞的外交官皮姆夫妇,这么受欢迎——如同马格纳斯在华盛顿担任情报站副主任时那般悠游自在,一切都如此完美。当马格纳斯乐此不疲地讲笑话,打探消息,交新朋友时,玛丽便为他煎培根和蛋。此时正是维也纳的旺季,整年沉默低调的人开始兴奋地谈论圣诞节与歌剧,莽言愚行纷纷出笼,就像旧衣出清。
但这一切都已是千古往事。这一切到了上周三便已不复存在。此刻惟一要紧的是,马格纳斯应该开着那辆停放在机场的“大都会”轿车回来,在大门口击败杰克·布拉德福。
电话响了。床边。他睡的那一侧。别跑,你这白痴,你会跌倒的。别太慢,否则他会挂断。
马格纳斯,亲爱的,噢,亲爱的上帝保佑是你,你只是一时迷乱,现在已好多了。我甚至不会问发生了什么事,我不会再怀疑你。她拿起话筒,但不知为何,竟无法安稳落坐在堆起的被褥上,重重一跌,她另一手抓起便条纸和铅笔,以备有电话号码要记,或是地址、时间、指示。她没脱口叫出“马格纳斯?”因为那会透露她为他担忧。
她没说“哈啰”,因为她无法相信自己的声音能保持平静。她用德文说出他们的电话号码,这样马格纳斯就会知道是她,听见她一切正常,安然无恙,没生他的气,所有的事都完好如初。不大惊小怪,没有问题,我就在这里,一如既往,等候你归来。
“是我。”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但那不是我。那是杰克·布拉德福。
“没有一点消息,我猜?”布拉德福用军人嘹亮、自信的英文问道。
“没有任何消息。你在哪里?”
“大约半小时就会到,我会尽量快一点。等我,好吗?”
火,她猛然想起。天哪,火!她急忙冲向楼下,不再能辨别大小灾难的轻重缓急。她让女佣外出过夜,却忘了把客厅的炉火养在灰中(将灰铺在火上,让火慢慢燃烧,不致熄灭)。火一定已经熄了。但并没有。火焰熊熊燃烧,只需要再加一根柴火,让清晨时分不致冰冷如葬礼。
她放进一根柴,然后在房间里绕来绕去,四处拾掇整理——花,烟灰缸,杰克的威士忌托盘——让她之外的一切都完美无缺,因为她的内在,连一丝一毫的完美都称不上。她点一根烟,愤愤地咬着,没吸进肺里就吐出来。接着,她给自己倒了一大杯威士忌,这才是她下楼的首要目的。毕竟,如果我们现在还在跳舞,我一定会喝上好几杯的。
玛丽的英国气质,和马格纳斯一样,明显得不容错认。金发碧眼,脸型刚毅。坦白率直。
她对人讲话,特别是对外国人,有一种略带滑稽的卑屈,那是遗传自母亲的特质。玛丽的生活里记录了一桩又一桩的死亡。她的祖父死于帕斯尚坦尔(Passchendaele,位于比利时,1917年7月的帕斯坦尚尔之战堪称第一次世界大战最惨烈的战役之一),不久之前,她的弟弟山姆死于贝尔法斯特(Belfast,北爱尔兰首府。刚Dorset,英格兰南部一郡),有一两个月的时间,玛丽一直觉得把山姆的吉普车炸成碎片的炸弹,也炸死了她的灵魂,但结果因心碎而死的却是她父亲,而不是玛丽。
她生命中的这几个男人都是军人。他们留给她宝贵的遗产——强烈的爱国心与多塞特闻的一幢小领主宅邸。玛丽聪慧且具野心,她可以梦想,可以渴求,可以贪得,但远在出生之前,她的生命就已立下规则,并以一桩桩的死亡让她无法逾越:在玛丽的家庭里,男人征战沙场,女人则提供后援,哀悼守丧,继续活下去。她的尊崇礼拜,她的晚宴餐会,她与皮姆的生活,都遵循着相同的铁律。
直到去年七月。直到我们在莱兹波斯岛(Lesbos,位于爱琴海东北部之希腊第三大岛,以女同性恋诗人萨福而闻名,盛产茴香酒)的假期。马格纳斯,回家吧。我很抱歉,因为你没出现而在机场闹得满城风雨。我很抱歉,用你称为魔音传脑的大嗓门对着英国航空公司的职员大吼大叫。我很抱歉,拿着我的外交人员通行证四处招摇。我很抱歉——真的非常抱歉——我打电话给杰克,问他我的丈夫到底在哪里?所以,拜托——请回来,告诉我该怎么办。什么都不重要了。只要你在这里。此时此刻。
玛丽发现自己站在饭厅的双扉门前,便推开门,点亮枝型吊灯,一手拿着威士忌,凝望着空无一物如湖水粼粼闪耀的长餐桌。桃花心木。
18世纪的复制品。领事等级,平庸的品位。十四张舒服的椅子,如果在桌角处多摆两张,就可以放下十六张椅子。
那个该死的焦痕,我什么方法都试过了。记住,她告诉自己。把你的心思拉回来。在杰克·布拉德福按门铃之前,把所有的事情在你愚蠢的小脑袋里清理出头绪。走到外面来,看个清楚。现在。那是个像今夜一般的夜晚,活泼,兴奋。那是星期三,我们请客的夜晚。
月亮也像今晚的月亮,只是更偏斜一些。在卧室,拿过一次A、没念过大学的笨蛋玛丽·皮姆双腿岔得大开,忙着戴上她的家族珠宝;而她的丈夫,牛津大学第一名的才子马格纳斯,已穿好晚宴外套,吻着她的颈背,哼着他的巴尔干舞男乐曲,培养她的宴会情绪。马格纳斯,不消多说,随时都准备好该有的情绪。
“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她原本没打算这么厉声制止的,“别闹了,帮我把这该死的钩环扣好。”有时我的军人世家背景比我的言辞更有用。
马格纳斯听命行事。马格纳斯总是听命行事。
马格纳斯修补,整顿,搬运,比管家还行。而马格纳斯听命行事时,把手放在我胸前,贴在我赤裸的颈背上哈着热气:“拜托,我的小傻瓜,我们有没有时间销魂片刻呢,有?没有?”
但玛丽一如往常,紧张得连微笑都挤不出来。
她命令他下楼去,确认临时雇来的男仆温泽先生已经从威伯的鱼店取回冰块了。马格纳斯听命离去。马格纳斯总是听命离去。就算比较明智的做法是一巴掌打过她脸颊,马格纳斯仍然听命离去。
玛丽停了下来,抬头倾听。一辆汽车的引擎声。在这纷飞的雪里,像痛苦的回忆向你驶来。
但与痛苦的回忆不同的是,这辆车过门而不入。
晚宴,外交圈的欢乐时光,和乔治敦(Georgetown,美国华盛顿市中心的高级住宅区,美国官员与各国外交官汇居之处)的那段岁月一样美好,当时马格纳斯还是前景看好的副主任,主任职位已近在眼前。马格纳斯与玛丽之间的一切都已修好弥平,除了日日夜夜悬在玛丽心头的那片乌云。即使玛丽有时并未意识到,但乌云一直都在。那片乌云就叫“莱兹波斯”,爱琴海上的希腊小岛,萦回着恐怖异常的回忆。
马格纳斯是维也纳英国大使馆担负某些不言可喻职务的领事,事实上每个人都心照不宣,他是派驻本地的情报站主任。玛丽·皮姆,马格纳斯的妻子,透过纯银的枝形吊灯,骄傲地看着丈夫,而仆人正端上玛丽以母亲秘方烹调的鹿肉,为十二位本地情报圈不言可喻的贵宾上菜。
“你也有个女儿。”玛丽用流利的德文对奥地利国防部的丁寇尔顾问说,“叫厄秀拉,对不对?上回我听说她在音乐学院主修钢琴。跟我说说她的事吧。”而仆人则在一旁静静聆听她的指示:“温泽太太。过去两个位子的雷德勒先生没有红酒了,快添酒。”
这是个美好的夜晚,玛丽听着顾问家族的沧桑史,心中暗自评断。这是她努力筹划的那种夜晚,她的整个婚姻生活里都不断在筹划这样的夜晚,无论是他们犹在力争上游时的布拉格与华盛顿,或是守成待时的此地。她很快乐,她神采飞扬,莱兹波斯的乌云几乎已飘远。汤姆在寄宿学校适应得很好,很快会回来过圣诞节假期。马格纳斯在莱奇租了一幢山中小屋,可以滑雪,雷德勒一家说也许会跟他们一道去。那些天,马格纳斯机智横溢,虽然为他父亲的病情担心,但仍对她关怀备至。到莱奇之前,他会先带她到萨尔斯堡看《帕西法尔》(Lesbos,位于爱琴海东北部之希腊第三大岛,以女同性恋诗人萨福而闻名,盛产茴香酒),如果她略施压力,他也会带她去参加歌剧院的舞会,因为就像玛丽家人常说的,姑娘爱跳舞。幸运的是,雷德勒一家也可以和他们同行——晚上可以让孩子们一起打发时间,共享一位保姆——而且,这些日子以来,对马格纳斯来说,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安慰。在烛光下,她抓住皮姆走开去照料左侧一位沉默寡言的人的瞬间,给了他一个微笑。很抱歉,我刚才那么暴躁,她这样说。都忘了,他告诉她。等他们都离开了,我们会做爱,她这样说,我们会保持清醒,做爱,一切都顺利美好。
就在此时,她听见电话铃响。刚好就在这一刻。就在她传送爱意给马格纳斯,并沉醉在无比喜悦中的这一刻。她听见电话铃声响了两次,三次,开始心浮气躁,然后她听见温泽先生接了电话,才松了一口气。皮姆先生稍晚会回您电话,除非是紧急事件,她在心里复诵着。不该打扰皮姆先生的,除非不得已。皮姆先生正忙着用完美的德语讲述他惹恼大使馆并令奥地利人惊讶不已的有趣故事。皮姆先生也会用奥地利腔,或更好笑的瑞士腔,那是他在瑞士念书时就会的把戏。
皮姆先生会为你摆上一排瓶子,用餐J1敲击,奏出像瑞士老火车的钟声,还一面学当地老站长的腔调吟唱出茵特拉根与少女峰之间的站名,让听众忍不住发思古幽情,笑得掉下泪来。
玛丽抬起视线,凝望已空无一物的长桌另一端。马格纳斯——那一刻,他除了和玛丽眉来眼去,又在做什么呢?
大展身手,这就是答案。
坐在他右边的是可怕的丁寇尔顾问夫人,一个即使用官太太的标准来看都太过平凡粗俗的女人,大使馆里有些最强悍的骑兵面对她时也只能变得目瞪口呆。然而,马格纳斯吸引了她,就像太阳吸引了花朵一般,她永不餍足。有时,看着他这样表演,她会不由自主地对他的全心投入涌起一丝怜悯。她希望他更轻松些,哪怕只有一时半刻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