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向洋老板汇报刚才做了什么，只是说那家伙很满意我们给了他十元钱，再也不会来了。苏珊娜和她的学生们听了鼓起掌来。彼德当时就拿出十元钱给了京林。夏皮洛先生仍然半信半疑，生怕那人再找回来。
“他不会再来找麻烦了。”彼德笑着说。
“你怎么那么肯定？”老板问。
“我有这个。”彼德从上衣口袋里用手指夹出那个骗子的收据。
所有人都笑起来。实际上那人即使有收据也绝对不敢再来了。他并不是怕京林，而是怕他那四个兄弟。他们都是江边码头上的装卸工人，都是打架不要命，出手就是棒子、匕首和橇棍。所以京林才能轻易打发了那人，而不用像我们那样担心遭到报复。
后来我们跟彼德说了我们在小胡同里那一幕。他微笑着说绝不会跟夏皮洛先生吐露一个字。
炸鸡店的生意稳步增长，彼德在当地似乎也成了个有权势的人物。这几个月他一直忙着在乡下给自己盖房子。我们整不明白他为啥要把家安在离城里有十几里地的郊外。他每天骑摩托车上下班一定很费油钱。我和白莎、费兰、满友、京林几个人约好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去看彼德的新房子。我们哼着电影插曲，说着笑话，在松花江宽敞的大堤上并排骑着自行车。堤下的柳树林里，鸟儿叽叽喳喳地飞蹿。远处的码头上，一队装卸工人喊著号子，从一条驳船上卸木材。他们的声音飘过来断断续续，震荡着活力。已经几个星期没有下雨了，江心的河道变得狭窄，露出了白花花的河床。几个钓鱼的孩子躺在江边的沙滩上，周围埋插着一些短粗的竹竿，连着抛在江心的渔线。如果有鱼咬钩，竹竿顶上的小铜铃铛就会响起来。江对岸，四五个风车像扯满了风的船帆在转动。风帆上空，灰云懒懒地浮动，像是一群蠢动的乌龟。
我们都知道彼德在银行里存着几个美元，但是想不出来他到底有多少钱。等我们找到他那幢还没完工的房子，都惊讶得大眼瞪小眼。这是一座三层的小楼，房后还有车库。房子周围占地足有十多亩，正好位于一处临河湾的矮坡上，居高远望，河下的风景尽收眼底，可以看到松花江中的两个小岛和对岸辽阔的田野。
彼德不在那儿，有六七个工人在工地上忙活着，房子里时时响起有节奏的敲打声。我们问一个年岁大的像个监工的人，这房子造价要多少。
“至少二十五万吧。”他说。
“这么贵？”满友好像喘不过气来。他那没有睫毛的大眼睛直眨巴。
“说实话，我看还不止这个数呢。我盖了一辈子房子，从来没见过谁家这么排场。”
“这房子是啥式样的？”费兰问。
“这叫维多利亚式。焦先生和他太太自己设计的图样。屋里有两个大理石的壁炉，都是从香港进口的。”
“妈的，他从哪儿弄这么多钱？”白莎说着用白皮凉鞋的后跟把一个啤酒瓶子踢得远远的。
这正是我们大家都在想的问题。每个人的心里都沉甸甸的。我们没敢久待，生怕彼德回来撞见我们几个人。回家的路上大家都没有说话，脑子里只想着彼德的那栋大房子。他肯定挣的比我们多，要不哪儿盖得起那座比市长家还要宽敞的大厦。去之前我们说好了要在一个啤酒馆吃早饭，现在谁也没这个胃口了。过了码头以后大家就分手了。
打那天以后，我注意到其他几个员工都用一种怀疑的目光打量彼德，好像他是个天外来的杂种。他们的目光里充满嫉妒和愤恨。大家都开始拼命地学英语：满友报名上了一个夜校英语班，学的教材是《今日英语》；白莎和费兰每天很早起来收听电台的英语广播讲座，背诵英语单词和习语；京林想学地道的美式英语，说听起来更自然，于是他就整天捧着本《英语九百句》。我也在学英语，但是我比他们年岁都大，记忆力也不行了，学半天也记不住几句。
在店里工作的时候，他们对夏皮洛先生更友善了，经常给他倒咖啡。有一次，白莎甚至请他尝尝她从家里带来的葱油饼。
一天上午，店里不是很忙，我无意中听到白莎在用英语和夏皮洛先生对话。“你有房子在美国？”她问。
“有，是一幢砖砌的平房，不算很大。”他感冒了，鼻音很重，哑哑的。
“有几个小人在房里？”
“你是说孩子？”
“对。”
“我有两个，我太太和她前夫生了三个。”
“哦，那你有五个孩子？”
“可以这么说吧。”
夏皮洛先生说完转身继续用圆珠笔填写一张表格。白莎斜着眼睛瞄着他那松弛的面颊，又看看他手腕上的黑毛。她真是个贱货。但我还是有点佩服她。她居然有胆量用英语和洋老板说话，而我在他面前根本张不开嘴。
因为我们已经见识了彼德的大房子，所以我们的眼睛一天到晚盯着他，急切地想找碴儿跟他干一仗。可是这小子比猴子都精，知道怎么对付我们，也知道怎么维护洋老板对他的信任。他避免和我们吵架，如果我们不听他的，他就走进夏皮洛先生的办公室，和洋老板躲在里面半天不出来。我们这时候会很紧张，因为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里边告我们的状。所以我们也不敢太过分。彼德每天晚上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店里。他关上护窗板，锁上收款机，把没有卖出去的炸鸡包起来，放到他那辆本田摩托车的后挎箱里，骑车回家去。
自从炸鸡店开张，如何处理每天晚上剩下的炸鸡就成了我们和夏皮洛先生之间的一个重要矛盾。我们曾经要求他允许我们把剩鸡带回家，但是他不干，说公司规定不许雇员这样做。我们甚至提出花一半的价钱把这些剩鸡买下来，他仍然毫不通融。他指定彼德来处理每天的剩鸡。
在我们看来，彼德一定是把剩鸡拿回去给那些盖房子的建筑工人吃。他如果不把人家喂好了，他们会偷工减料。这个王八蛋，不仅钱拿得比我们多，而且所有的好处都归他。我们越想越不忿。有天晚上，等他关了店门，骑着摩托车离去之后，我们从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拐出来，骑着自行车跟着他。满友要去夜校上课，京林要在医院照顾因为小肠疝气住院开刀的弟弟，所以只有费兰、白莎和我参加了这次行动。彼德骑的电驴子当然比我们走得快，但是我们知道他的回家路线，所以也不着急，时不时地聊着天，开开玩笑。
远处，彼德的摩托车在江堤上像一团鬼火一样轻轻掠过。夜里很凉，从江里泊着的一条船上传出来几个人唱的民歌小调。我们急于证明彼德把剩鸡拿回家去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可以向夏皮洛先生告发他。
有好一阵，彼德摩托车的车灯不见了。我们也停下来，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他很显然是拐下了江堤，但是去哪儿了呢？我们应该继续跟踪他回家呢，还是就此打住？
我们几个人正在商量怎么办，突然在北边离我们大约两百米远的江沿上蹿出一股火苗。我们下了江堤，把自行车锁在柳树林子里，蹑手蹑脚地向火光走过去。
走近了一看，彼德正在用一根树枝在火堆里搅拌着什么东西。那是一堆炸鸡，有二十多块。空气中充满了汽油和烧焦的鸡肉的味道。火堆的前方，江水轻轻地拍打着沙滩，闪动着粼粼波光。江风送来阵阵鱼腥味。对岸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三四簇灯光偶尔闪烁，但是在没有云彩的夜空里几乎分辨不清楚哪是星光，哪是灯光。我们一声不吭地看着彼德的动作。如果满友或京林在这儿，他们一定会跳出来把彼德揍一顿，但我不是打架的料，只会一动不动地蹲在没膝的蒿草里，在心里把彼德的祖宗八代都骂到了。
“我要是有枪非毙了这小子不可！”白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
彼德倒是心情愉快。火光把他的脸映得通红，他居然唱起歌来，唱的好像是海外华人谱写的歌曲：
我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是个无情无义的情郎。
你被不应该爱的男人遮蔽了眼睛，
看不见我对你的爱情，
就像清澈的阳光。
啊，我的心跟随你的身影，
带你去一个宁静的地方。
我们在那里永不分离，
你会实现你的梦想。
这首歌不知怎么的感动了我。我从来不知道他有这么动听的男中音嗓子。浑厚的歌声好像是从对岸传过来的。一群野鸭在黑影里嘎嘎叫起来，振动翅膀拍击着江水。一只鱼鹰发出一声狂笑。然后，所有的水鸟都安静下来，只有彼德的歌声在夜晚冰凉的空气中颤动。
费兰悄声说：“这个狗杂种倒挺自在。”
“他一定是想念他在美国的相好了。”白莎说。
费兰摇摇头说：“不可能，他哪有那么浪漫。”
“你没听他整天说美国姑娘比中国姑娘好？”
“嘘—”我止住了她们。
火堆里的火已经快熄灭了。彼德拉开裤链，掏出鸡巴冲着余烬撒起尿来，浇得火堆咝咝冒着白汽。他的尿水冲出一条闪亮的弧形，几秒钟后消失了。他打了个哈欠，踢了点砂土埋住灰烬。
“真恶心！”费兰骂道。
彼德跨上摩托车一熘烟地跑了，排气管噼噼啪啪震人耳朵。我悟出来—原来彼德每天骑摩托车跑这么老远上下班，用的是老板给他烧剩鸡的免费汽油。
“我真恨不得能抓这个王八蛋几下，咬两口！”费兰气得好像喘不上气来。
“那就要看他身上哪块地方啦。”我说。
白莎笑起来。费兰瞪了我一眼，说：“你咋那么不要脸？”
第二天，我们把在江边的发现告诉了其他几个人。每个人都义愤填膺，就连那两个做半工的大学生也骂起资本主义。街上有要饭的，火车站和码头有无家可归的，饿猫饿狗到处都是，为什么夏皮洛先生要让彼德把这么好的炸鸡当垃圾烧掉？满友说他几年前在一本内部参考上看到过一篇文章，说美国的资本家宁可把牛奶倒进河里，也不给穷人喝。但那是在美国，这里是中国。在我们这儿，浪费粮食是极其不道德的行为。我跟同事们说，我要写一篇文章揭露肯·夏皮洛和焦彼德的无耻行径。
那天下午我们质问了彼德。“你为啥每天晚上要把剩鸡烧掉？”满友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问。
彼德吃了一惊，回答说：“这是我的工作。”
“这太不道德了。”我噼头就是一句，“你不仅烧掉这些食物，而且还在上面撒尿。”我的胃突然咕噜咕噜地响起来。
费兰咯咯地笑了。白莎指着彼德的鼻子毫不客气地说：“焦彼德，别忘了你是中国人。在咱们这儿还有人连棒子面饼子都吃不饱，可你却天天晚上把这么好的炸鸡烧掉。我看你不仅忘了你的祖宗，连你自己姓啥都不知道了。”
彼德狼狈透了，嘴里还不服气：“你们当我愿意干这号事？但是总得有人去干。老板付我工钱让我烧这些鸡，正像老板出钱让你们炸鸡一样。”
“你他妈的少废话！”京林插了一句，“你是资本家的走狗。”
彼德反唇相讥：“你们也一样。你们不也在资本家开的公司里干活吗？”
“行了，都少说两句，”满友说，“我们是想让你觉悟过来，今后别再干这缺德事了。烧掉这些剩鸡太可惜了。你就不会分给穷人点？”
“你们当我烧这些鸡心里好受？如果我分给了别人，公司就会开除我。这就是美国的经营管理方式。”
“可你是中国人，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管理企业。”京林说。
我们正在争论着，夏皮洛先生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嘴唇上还沾着咖啡的水印。彼德给他解释了事情的经过，没想到我们这位洋老板只是挥挥手让我们干活去，好像这事根本就不值一提。他说了句：“这是公司的规定，我们谁也没有办法。你们要是真的不想浪费，那就每天不要炸那么多的鸡块，炸了就要都卖掉。”他说完走到门外抽烟去了。
彼德说：“这是实话。他也改变不了公司的规定。你们最好从现在起卖多少炸多少吧。”
我余怒未消，说：“我要给《木基日报》投稿揭露这件事。”
“宏文，你那么激动有啥用？”彼德得意地笑笑，稍稍扬起那张国字脸，“关于这件事报上已经有好几篇文章了。上个礼拜《北京晚报》登了一篇写咱们公司的长篇通讯，人家那位记者赞扬了咱们公司处理剩鸡的做法，说这样做最终会减少浪费。他说我们中国人就应该采取美国企业管理的先进经验。你去揭露有啥用？大家已经知道了咱公司有这条规定。”
我们听了都不作声了。我们原先的计划是：如果夏皮洛先生继续烧掉剩鸡，我们就罢几天工给他看看。可是，彼德的话使大家都泄了气。
京林还是要跟彼德较劲。天黑后，他在彼德那辆停在院子里的本田摩托车的后轱辘上按进一个图钉。彼德给家里打了个电话，他老婆开了一辆白色的丰田小卡车来把他和摩托车一起拉回家。我们看到后更丧气了，谁也想不到他会有一辆崭新的小卡车。在我们木基还没见过有谁能够阔气到买卡车的地步。我们不禁自问：“天哪，彼德这小子到底有多少钱啊？”
我们都想知道他每月的工资是多少。发工资那天，夏皮洛先生不知为啥把彼德的工资和我们的混在一起了。平时我们都是收到装着钞票的信封，但彼德的信封永远是瘪的。菊菊说，彼德的信封里只有一张纸条，那叫支票。他可以用这张纸在银行里换钱，彼德在银行里有个支票户头。在我们这里一般只有公司企业才可以开这样的户头。菊菊说：“咱们的老板每个月在那张纸上给彼德写好多钱。”我们非常好奇—他从夏皮洛先生那里到底拿到多少钱？自从我们开始在炸鸡店工作以来，这个问题就像谜一样诱惑着我们。现在，这小子的工资信封到了我们手里，我们终于可以揭开谜底了。
满友把信封放在一杯热茶上焐了一会儿，轻易就打开了信封。支票上的数字令我们目瞪口呆：一千六百八十三块七毛五美金。过了好一阵都没有人说话，大家谁也没想到彼德领美国的工资，拿的是美元，不是人民币。也就是说，他的工资要比我们高二十倍！怪不得他干活那么卖力气，照料牛仔炸鸡店就像照料自己家一样，平时想尽办法来讨好夏皮洛先生。
那天晚上下班以后，我们在白莎家里举行了紧急会议。白莎的母亲是医生，所以她家的房子很宽敞，白莎有自己的房间。她拿出五香瓜子招待我们。大家喝着茶，说着话。
“妈的，想起彼德每个月搂进那么多票子，我这心就堵得慌。”京林一边说，一边用手揪着自己像刷子一样坚硬的头发，不住地叹气。他看上去很丧气，好像比昨天老了十岁，胖乎乎的圆脸也失去了光泽。
我说：“彼德那小子可以天天吃馆子，而且是最好的馆子。那么多钱他怎么花啊。”
费兰把瓜子皮吐在手心里，瞪起一对三角眼说：“我们一定要抗议。这不公平。”
白莎叹了口气，也说：“我现在才知道被剥削是啥滋味了。”
“凭良心讲，彼德是给店里出了不少力，”满友说，“可是他挣那么多钱实在是说不过去，太过分了。”他似乎还没有从最初的惊愕中醒过来，一个劲地搓着越来越瘦的腮帮子。
“咱们不能就这样算了，一定要想出个办法来。”京林说。
我提议：“这事咱们可能得跟老板谈谈。”
“你寻思他会给咱们每个人一万美元？”白莎的话里充满了怨怒。
“我没那么想。”我说。
“那跟他谈什么？”
满友说：“我也不知道谈啥。白莎，那你说咱们该咋办？”
满友是我们这些人中的小诸葛，他也没辙了让我多少有点吃惊。白莎说：“咱们现在要团结，要齐心。咱们要求老板开除彼德。”
大伙儿听了一下子安静下来。屋子里有一张铺着粉红色床单的双人床。两个鸭绒枕头摞在一条叠着的花毯子上。白莎一个人要这么大的床干啥？她一定经常和她的男朋友在上面睡觉。这个小婊子。
“这主意倒是不错，咱们一块儿把彼德这小子挤走。”满友说，语气里对白莎崇拜得不行。
我仍旧整不明白这个建议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就问：“如果夏皮洛先生解雇了彼德，然后咋办呢？”
“从我们这些人中找人顶替他。”满友说。
费兰插进来问：“你就那么肯定老板会让彼德走人？”
白莎的话让我们吃了一惊：“他一定会，这样他每月可以节省一千五百美元。”
“我还是不明白，”京林说，“这样有啥用呢？就是他把彼德开除了，他也不会给我们多加一分钱，对不？”
“没了彼德，老板就得依靠我们了，那他还能不给咱们长工资？”白莎回答说。
我并没有被说服：“要是新经理拿更多的钱，不管咱们的死活咋办？”
满友皱起了眉头，因为他知道当经理得会讲英语，在座的人中只有白莎和他有希望继承彼德的职位。费兰、京林和我英语根本说不成句子。
“那咱们起个誓，”费兰说，“咱们中谁要是当了新经理，必须要和大家平分工资。”
我们都同意这个提议，并且在一份短短的誓言上签了名。我们发誓：要是新经理不和大家平分工资，就会断子绝孙，大家可以采用任何手段加以报复。起誓完了，白莎代表我们给夏皮洛先生写了一封信。她会的英语单词太少，就从她父母的书房里搬来一本像砖头一样的英语字典。信是用炭水笔写的，她一边写一边不停地查字典。她已经困得不行，一个劲地打哈欠，用手去捂嘴，露出了浓黑的腋毛。其他人就在一边嗑瓜子聊天。
这封信不长，但是切中要害。满友看了以后也说不错。信是这样写的：
我们尊敬的肯尼斯·夏皮洛先生：
我们给您写这封信是要求您立刻解雇焦彼德。这是我们共同的意愿。您一定要尊重我们的意愿。我们不要他这样的领导。就这些。
您诚挚的全体员工
我们都在上面签了名，感觉到这是我们第一次站出来和资本家做斗争。我回家路过炸鸡店，因此承担了送信的任务。我们离开白莎家之前，她拿出一瓶李子酒，大家碰了杯，一饮而尽。
我把信丢进牛仔炸鸡店大门上的信报箱里。回家以后，我感觉轻飘飘的，不停地想象着夏皮洛先生读了信以后那张胖脸上震惊的表情。我也想着彼德，他被老板开除以后，看他那幢大房子怎么完工。可是很快我又担心起来，害怕白莎会成为新经理。和彼德相比，白莎有些喜怒无常，而且更自私。另外，她也不可能维持住彼德花心血创建起来的关系和客户，更不用说把生意做得更大了。满友连彼德的一半都赶不上。有时候他会耍点小聪明，但是办事很不牢靠。他看起来着三不着两的，顾客怎么能够信任他呢？说心里话，牛仔炸鸡店离不开彼德，要是夏皮洛先生把他的工钱定得不那么高，只是我的五倍，我倒不会介意。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的时候，我们都准时上班。让我们吃惊的是，夏皮洛先生和彼德根本就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的样子。他们对待我们和昨天一样，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我们有些迷惑，不知道他们要怎样收十我们。彼德好像有点躲着我们几个，但还是很有礼貌，不多言不多语。很显然他已经看过我们的信了。
我们以为洋老板会找我们个别谈话，即使他不开除彼德，起码也得做点让步。但是整整一个上午他都待在办公室里，好像把我们都忘了。他正在读一本讲犹太人在中国的几百年历史的书。他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更让我们不安。要是能知道他在耍啥花招就好了。
终于等到下班的时候了，我们几个在店外的一个街角碰了个头。我们有点不知所措，但是一致决定再等等看。费兰叹气说：“我觉着咱们像在跟他们拔河。”
“对了，这就叫精神战。咱们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意志坚定，还要有耐心。”满友告诫大家。
我在回家的路上胃又疼起来。那天晚上我爸爸又喝醉了，他大唱革命歌曲，又唠叨说我每天都能吃美国炸鸡，多么有福气之类的废话。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彼德给我们分派活，夏皮洛先生还是躲在办公室里，除了工作以外的话一句也不跟我们说。我觉着这位洋老板就像是一只蜗牛，缩进壳里不出来。我们该怎么办呢？他们一定是下好了套子等着我们钻进去。那是啥套子呢？我们总得做点什么，不能傻等，否则他们会把我们各个击破的。
那天晚上我们又在白莎家里开会。讨论了半天，终于决定举行罢工。白莎给老板写了这样一张纸条：
夏皮洛先生：
您既然不考虑我们的要求，我们决定在牛仔炸鸡店采取行动。从明天开始。
我们没有在纸条上签名，反正他已经知道我们是谁，知道我们要求的内容。我不太明白“在牛仔炸鸡店采取行动”这句话，但是我也没问。我猜白莎的意思是罢工。我又承担了送信的差事。第二天上午我们谁也没去上班。我们想让店里丢点生意，对老板有所触动，使他愿意同工人们合作。我们商定当天下午一点钟在炸鸡店附近的日用五金店门前集合，然后去炸鸡店里和夏皮洛先生开始谈判。也就是说，我们只罢半天工。
吃过午饭我们都来到集合地点。我们吃惊地发现在牛仔炸鸡店门前站了一排警察。看那架势，好像店里着了火，或是发生了暴乱。每个进店的顾客都要经过搜身。出了什么事情？夏皮洛先生干啥要叫警察来呢？我们有些心慌。我们装成没事的样子向店里走去，好像是刚在外面吃了午饭回来。警察在炸鸡店前面拉起一条警戒线，有三个警察把守大门。一个高个子警察伸手把我们拦住。白莎大声问：“嘿，万大个儿，不认识我了？”她脸上堆着媚笑。
“咋会不认识呢。”万大个儿笑着说。
“我们都是这儿的员工。让我们进去好吗？里面还有好多活没干完呢。”
“搜身以后就可以进去。”
“我身上啥也没有，你咋搜啊？”她伸开胳膊，用一只手提了提长裙的下角，以显示她的裙子上根本就没有口袋。
“你们都站直了，不要动。”万大个儿说。一个女警察拿着一根黑色的棒子在白莎身上挥来扫去，这玩意儿活像一个小号的羽毛球拍子，只是没有网线。
“这东西是不是探雷器啊？”京林问女警察。
“这叫金属探测器。”她说。
“万大个儿，出了啥事？”白莎问姓万的警察。
“有人要炸这家店。”
我们都吓坏了，希望这事跟我们没啥牵连。
警察放我们进去，一进门就看见一对老年夫妇站在柜台后面照应顾客。天啊，彼德竟然把他的爹妈弄来干活了！他难道就不怕炸弹把他们炸死吗？在一个角落里，我们还看见苏珊娜带着两个学生模样的女孩子在擦桌子、摆餐具。他们一边干一边哼着《胜利属于我们》，看见我们几个突然停住不唱了。两个做半工的大学生正在厨房里炸鸡。我们一下子蒙了，对这个场面不知道如何反应。
夏皮洛先生走过来。他怒气冲冲，脸膛发紫。他冲我们说话的时候，唾沫星子乱溅：“你们以为可以威胁我，让我听你们的摆布？告诉你们，你们都被terminated了！”
我没听懂他最后一个字的意思，但是知道那不是啥好话。满友好像听明白了，他的嘴唇开始哆嗦，好像要哭出来。他拼命忍住眼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彼德也走过来对我们说：“我们不能再用你们几个了，你们被解雇了。”
“你没权利这样做，”白莎站出来对夏皮洛先生说，“我们是这个店的创始人。”
夏皮洛先生哈哈大笑起来：“你在说什么呀？你持有本公司多少股份？”
他这话是啥意思？我们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他说：“回家去吧，别再来了。公司会把这个月的工资寄给你们。”他转身去上厕所，摇着头嘟囔着，“我可不要恐怖分子。”
彼德对我们轻蔑地笑笑，说：“怎么样，没了你们五个人，地球不照样转？”
我一时觉得天旋地转，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让人家开除了：夏皮洛先生一句话我的饭碗就砸了。去年秋天我辞去了在一家运煤站的差事来这里工作，现在我成了一个彻底的穷光蛋了。别人不知道要怎么笑话我呢。
我们五个人垂头丧气，也不知道是怎么走出炸鸡店的。在街上临分手之前，我让满友把夏皮洛先生说的那个字拼写给我看。他用钢笔在我的胳膊上写了“Terminated！”，其实他用不着加个惊叹号。
回到家，我在袖珍英语字典上找到这个字，它的意思是“结束”。我的火“噌”地蹿上来了。这个狗娘养的资本家以为他可以结束我们，那他可就错了。我们离结束还早着呢—斗争才刚刚开始。我要让我在供电局工作的大哥明天一早就把炸鸡店的电断了。白莎说要让她的一个男朋友把牛仔炸鸡店的邮件递送搞乱。满友要去找在垃圾站工作的哥们儿，让他们不要去运炸鸡店的垃圾。京林宣称：“我要把彼德的那座维多利亚的房子炸平了！”费兰还没有想好要干什么。
这场斗争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