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致</b>
<b>北京人文大学</b>
<b>英语系党总支书记</b>
<b>潘辰东教授</b>
敬爱的潘教授：
首先请允许我对您研究西奥多·德莱塞小说的论文表示由衷的钦佩。我记得您的大作是三年前在上海召开的美国文学讨论会上被宣读的。现在我来做个自我介绍：我叫赵宁绅，于两年前担任了木基市师范学院外语系的系主任。您可能还记得我：三十多岁，戴眼镜，中等个，腰身细长，头发浓密，胳膊上汗毛较重。您那天在锦江饭店读完论文之后，我们在大厅里交谈了几分钟，您还给了我您的名片。后来我又给您写过一封信，还给您寄过我研究索尔·贝娄的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的一篇论文。我想您一定收到了。
至于您来信询问我系方白尘教授的情况，我不想花费太多的笔墨来形容他的性格，因为他曾经教过我，而学生对老师总是不能做到十分客观公正。您大概也听说了一些关于他的传言，说他是个傻瓜，妄自尊大，好色成性并且屡教不改，说他吹牛撒谎，欺世盗名，是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等等。其实，这些形容词都不足以准确地描述这个怪人。我将在下面给您举出一些事实，您也许会得出您自己的结论。
我是1977年冬天进入木基市师范学院学习的，入校第一天就见到了方先生。那时候他还是个讲师，负责给新生做入学教育。我当时被分配到了英语专业。由于我对学外语没兴趣，所以对此抵触情绪很大。我高考时报的专业是哲学和中文，满心希望以后成为一个古典文学方面的学者。直到今天我也不清楚命运之手当时是如何把我引入英语学习的领域的。也可能是高考的时候我居然有胆量参加英语考试—我指的是笔试，不是口试—省招生办公室的那些人大概就此决定我应该去学英语。我从心里反感他们的决定，但是又无处发泄自己的怨恨。我们入校的第一天晚上，所有英语专业的新生就在一个大教室里举行了一次听写测验。方先生朗读了听写的短文。
我还记得他用浑厚的嗓音念道：“新中国成立前，我爷爷给一个凶狠的地主扛长活。他昼夜苦干，累弯了腰，可是全家人还是吃不饱，穿不暖……”
他清晰的发音让我赞叹不已，我从没有听过有谁念英语比这个小个子男人念得更动听。可是那次听写让我痛苦极了，因为我根本写不成句子，几乎交了白卷。我们英语专业的新生分成了优、良、中、差四个程度不同的班，而这次测验的成绩决定我们入哪个班，这使我更加失望。我们这年入学的新生是“文革”以后第一次经过高考的大学生。您也知道，在“文革”十年中只有被推荐的工农兵学员才有上大学的资格，所以社会上积压了很多人才。我们那届学生中什么样的人都有，程度参差不齐。在我们英语专业，有三四个新生可以直接阅读原版的《简·爱》《牛虻》和《双城记》。在入校后的一次英语考试中，他们的成绩甚至比那些毕业班的工农兵学员还高。可是我们中还有许多像我这样的新生，只知道几个英语单词，主要是因为其他科考试的成绩好而被分配来学英语的。我们班上有几个从内蒙古来的新生，他们高考时的数学和物理考的分数很高，英语却一个单词也不懂。他们被分来学英语是因为他们那个地区缺少英语老师。
我自然被分配到最差的班级。我反正也是破罐破摔，就开始逃课。方先生的口语课是从上午七点半到九点半，我就经常睡懒觉不上课。他是位好老师，对学生亲切认真。我对他本人并不反感。实际上，我很喜欢他教学的方法—他要求我们每个学生在课上大声说英语，这样可以克服一些同学的害羞并加强对英语的感觉。他特别喜欢“苹果”这个单词，因为它的开元音能够强迫我们发音时张开嘴巴。他张嘴时就会垂下滚圆的下巴，露出整齐的牙齿，冲着我们念念有词，“张嘴吃个大苹果”。他用这种方法逐步创建我们说英语的自信心。我后来才知道，方先生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劳改了三年。我学英语的时间长了，也能分辨出他的英语发音并不像我原来想象的那般完美。他在发唇间音th的时候，舌尖总是抵不到上下牙齿之间，所以他经常把“厚”发成“吊”，“三”念成“树”。另外，他的英语发音中带着一股僵硬的口音，可能是因为他最初学的是俄语。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大学里的外语教师响应党的号召，纷纷从俄语转学英语。方先生自然也不例外。（我一直纳闷：在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中谁有这样的远见，当时就能够看出历史潮流的走向。难道他或他们已经预见到二十年中英语会取代俄语，成为我国人民对外交往的最有力的语言工具？）
有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戴着耳机听评剧。听见有人敲宿舍的门，我也懒得起来。门被推开了，方先生出现在门口，这可让我没想到。他有点喘着粗气，羊皮帽子夹在腋下，左手提着一台浅蓝色的录音机，至少有三十来斤重（那时候轻便的盒式录音机还很稀罕）。在他冒着热气的脑门上，一个大痦子非常显眼，旁边还落着一大片正在融化的雪花。他围着一条厚厚的灰色羊毛围脖，显得他好像没脖子，身子也矮了一截。我赶忙从床上跳下来。
他在一把破椅子上坐下来，对我说：“小赵，你今天上午咋没来上课呢？”
“我病了。”
“哪儿不舒服？”
“肚子疼。”
“你不能走路了吗？”
“走两三步可以。”
“那好，你现在能说能听，我就在这儿给你上课。”
我惊呆了，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把椅子挪近了些，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份油印的教材，说：“我们从第四课学起。”
我不情愿地从床头摆着的单层书架上取下课本。
“翻到第三十一页。”他说。
我找到了第四课。他接着说：“请跟我读：‘这是一只蜜蜂。’”他用舌尖舔了舔厚厚的上嘴唇。
课本上的这句话印在蜜蜂的图形下面，我跟着他读出来。那画得哪儿像蜜蜂啊，活像一只牛蝇子。
“这是一棵白菜。”他拉长了声念道。
我又念了白菜画下面的那句话。我们一块练习了一些简单的句型变换—把陈述句变成疑问句，然后再变回来。我一边跟着他学，一边琢磨着他为啥要这么积极主动地来给我补课。
做完了朗读练习，他插上电源，打开录音机让我听一位英国人朗读这些句子。方先生咔嚓咔嚓地按着按键，在录音带上翻来覆去地找着准确的位置。他对我说：“这段课文你的同学们每天要跟著录音练习至少两个钟头，而你却一个单词也不念。你要是继续这样下去，离退学就不远了。你在浪费你的才能。”
“我没有学英语的才能。”我说。
他扬起粗长的眉毛，平静地说：“其实学外语并不需要才能，需要的只是坚持和勤奋。你花的时间越多、越努力，你的英语就越好。这没有什么窍门。”
那位英国绅士的标准发音终于响起来了。每句话的后面都留有让学生朗读的一段空白，我只得跟着绅士鹦鹉学舌般地重复他的句子。方先生坐在一旁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很快宿舍里就烟雾腾腾。我跟著录音机把课文朗读了好几遍。这次补课整整持续了将近两个钟头，直到我的一个室友回来睡觉他才离开。我这才长长地松了口气。我们把小窗开了好一阵，才把屋里的烟散出去。
可我没想到他第二天晚上还会来，看到他又出现在宿舍门口，我心里很不痛快。他知道我是在装病，可是我逃课碍着他啥事了？他虽然表面不动声色，心里一定恼恨得要命。如果我继续不上课他会不会期末考试的时候让我过不了关呢？说实话，把我分到外语系也不是他的过错。他肯定是把我当作头号的捣乱分子了。我脑子里胡思乱想着，嘴里念着英语句子，也不知道都是啥意思。
第二次的补课比上一次缩短了一小时，让我有些欢喜。方先生临走时把手放在门把手上说：“我知道你不喜欢英语。可是你想想：在这个学校里有啥专业能让你将来分配个好工作？去年我们有两个最好的学生考上了去非洲当翻译的工作。他俩从非洲去欧洲就像去趟哈尔滨一样便当，每天都吃牛肉奶酪。咱系的另一个毕业生现在在北京的《中国建设》当英语编辑。省政府的人事处每年都跟咱们要人。咱们送去的学生不是干外贸、文化交流，就是分到外事办。现在他们都被提拔到重要岗位了。你还年轻，将来有的是机会。可是你英语不好，只能眼看着别人把好机会都捞走。现在只有学好英语才是最实用的，明白吗？”
我没吱声。
“好好想想吧。明儿见。”他说完提着那个笨重的录音机走出去，压得他的腿都有点弯。
他的话确实有点打动我。我还真不知道我们系的毕业生将来能跟外国人打交道，还能到外国去，这是多么风光的工作。一想到我将来能出国开眼界，我心里就升起了一线希望。现在我想改换专业已经是不可能的了，那为啥不把英语学好？将来还可以出人头地。我耽误的功课还不太多，要赶上还来得及。
方先生第三天晚上到我们宿舍来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身体已经全好了，明天就去上课。
我渐渐变成了一个用功的学生。我每天早上四点半就爬起来，在宿舍的楼道和门厅里来回走动（冬天待在楼外面太冷），大声朗读课文，背诵单词、习语、短句和句型。我们班上有的同学比我起得更早，还有人嫌每天晚上回宿舍睡觉太耽误时间，干脆就在教室黑板下面的长台阶上和衣睡三四个小时。他们只是隔一天才回宿舍睡个囫囵觉。表面看起来，我们拼命学习是珍惜上大学的宝贵机会，这是我们大多数同龄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系里几次表扬了我们刻苦学习的精神。但是同学们心里都清楚，大家是在较劲比赛，因为谁的分数好将来毕业时就能分配到好工作。我因为练习英语发音太刻苦，使坏了嗓子，每天都要吃止疼片。
方先生很快就升为教授。令学生失望的是，他不再教课了。当时系里只有两个副教授，方先生是其中一个。他在学生和年轻教师中很受尊重，因为他经常教大家跳交际舞和探戈。每到星期四下午，外语系的一些老师就举行舞会，我们这些学生只有从锁孔里，或者从半掩的门缝里向舞场瞥几眼。方先生一直是我们系里最优秀的男舞者。他本来肚子并不凸出，但是在舞场上他就会挺起腹部，像一个派头十足的富商那样翩翩起舞，而且这样他还可以更紧地贴住他的舞伴。我们对他的风度羡慕得不得了，认为他的确是多才多艺。在系里举行的外国文学讨论年会上，他宣读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论述的课题是《丧钟为谁而鸣》，让我们大开眼界。后来这篇文章还发表在《现代文学》杂志上。在那之前，我根本就没有听说过海明威这个名字。
我念本科的四年一直没有从低级班跳出来，我的自尊受到很大伤害，心情因此十分郁闷。我们这些低级班的同学还搞了一次罢课，要求重新按照成绩分班。经过两年的学习，我们低级班中的许多同学已经跟了上来，英语程度并不比一些高级班的人差。高级班一直是由英国或加拿大老师来教的，我们低级班却从来没有一个高鼻子的洋人教过。这样一来，我们的口语水平当然可怜了。系里拒绝考虑我们的请求，但为了防止再来一次罢课，刚升为系副主任的方教授同意和我们对话。于是，我们集结在一间教室里，听他解释为什么这种把学生分成四等的制度应该保持下去。他的理由是：系里只能雇一个外国专家，所以要留给最好的学生。他还讲了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的大道理。我们并不是反对这种精英教学方法，只是抗议高级班成员的终身制。
我们和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谁也说服不了谁。方先生后来耐不住性子，脸变成猪肝色。他的声音越来越粗重，把手一挥宣布说：“不行，我们要保持教学的延续性。如果高级班的学生三天两头地换，谁还能教这样的班啊？根本行不通！”
长着水蛇腰、弯弯眼和卧蚕眉的张明辰是三班的班长。他站起来微笑着说：“方教授，您这话不是很可笑吗？您让我们觉着自己跟痴呆儿一样。为啥我们就得永远当二等公民？为啥我们就不能发展了？就拿您来说—您不是每年也得长点个儿，加点分量吗？”
我们听了哄堂大笑。方先生怒视明辰，捶着讲台吼叫：“少跟我来这套！你以为你是马克·吐温？你别忘了你在跟谁说话！”他慢慢转过头来，瞪着台下的学生。
我们笑得更欢了。方教授宣布散会，气冲冲地走出了教室。他的黑色人字呢上衣的袖口挂着一根白色的棉线头。我没想到他会发这么大的脾气。他现在好像变了个人，再也不是那个和气勤勉的老师了，倒仿佛是个当了一辈子高级干部的官老爷。实际上，除去他这个新出炉的英语系副主任，他只有一个官方的头衔—地区桥牌协会的会长。这个协会有二十来个会员，都是些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
第二年春天，方先生入了党。在讨论他的入党申请时，我表示持保留意见。可是我只是学生党员的代表，在党支部里不占多数。我一直怀疑他过去帮助关心我是因为我是少数学生党员之一，在党支部会上有赞成他或反对他的发言权。换句话说，他到宿舍来给我补课，就是有意要我感激他，将来讨论他入党的时候他就多了一票。这个人多么有心计啊！但这只是我的猜测，没有任何证据，所以我也不可能跟别的党员透露我的疑问。
另外一件事加深了我的疑虑，并且给了我很大震动。第二年我们毕业的时候，方先生的眼中钉张明辰被分配到双鸭山的煤矿里工作。他是当年我们系里分配得最差的一个毕业生。毕业聚餐的时候，明辰喝醉了，扬言要和方先生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他掀开衣襟露出腰带上别的一把牛骨头把的尖刀。那是他花了十五块钱从一个走街串巷的货郎挑子上买的。我赶忙看看系领导吃饭的桌子，幸好方先生没来参加聚餐，要不然肯定会让明辰给放了血。明辰那天也醉得人事不省，我赶紧把那把大刀子藏起来，要是给他带在身上非惹出娄子不可。也难怪明辰要找方先生拼命，两天前他的女朋友已经放出话来要和他散伙。她被分配在沈阳的一所军校里当英语教员，明辰认为她的变心也是方先生报复他的结果。
我自己的运气不错，考上了哈尔滨大学英语系的研究生。我因为不参加毕业分配，方先生也就没法惩罚我。要不然我也会落个像明辰一样的下场。我肯定方先生知道了我在讨论他入党的时候投了反对票。另外，他一定以为是我策划了两年前的罢课。
我虽然在哈尔滨念了三年研究生，但是对于母校外语系这几年的情况了如指掌，因为我的未婚妻在这里毕业后留校教日语。
方先生可以说是春风得意。他创办了一份叫作《叙事技巧》的学术杂志。我想您也许看过这本刊物，因为在那几年它一直保持着九万份的发行量，在青年读者中，特别是文学青年中很受欢迎。方先生在东北三省的许多大专院校里都讲过课，主题是“西方文学中最先进的叙事技巧—意识流”。他甚至自己还写小说，其中有一个讲三角恋爱悲剧的短篇小说《雨山之南》还在省里的一个比赛中获了奖，编选进好几个小说集子。公平地讲，他是一个有才能的小说作者。在他的短篇小说中，你常常能感到一种原始的激情和农民式的狡诈，这在学者写的小说中是很少见的。事实上我常想，如果他专注于小说创作，也许会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作家。他花了很多时间编辑这本杂志，精力都浪费在这上面了，也就没有趁几个短篇的成功而趁热打铁地多写一些小说。也许他缺乏艺术眼光，也许他误以为自己干啥都行，他只满足于比他的同事们先行一步，沉浸在短暂的虚名之中。他没有走那些大师的路子—写一本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一部里程碑式的杰作，一部志在创新开拓从而改写小说史的文学名著。他没有才力写这样一本书，只是埋头于鼓捣那些小玩意儿、小摆设。一句话，虽然他是老树新花，但是从没有结出硕果。
我定期给他办的学报投稿，和他的关系也就逐渐改善。他待我不错，不仅来稿必用，而且经常按最高的标准付我稿酬。同一般的外国文学刊物不同的是，《叙事技巧》不仅刊登外国文学的翻译和评论，而且还开辟了一个发表国内作者创作的诗歌和短篇小说的园地。我对此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一个学术刊物要发表原创的诗歌？方先生从来没有研究过诗学，为啥每期要用十几页的篇幅来刊登诗歌？他肯定知道这样做有多么不协调，我估计他肯定另有所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