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咧开嘴呵呵笑起来。女干部说：“你寻思你多走运，对不？看她多年轻，多漂亮。”
他又笑了，两人的婚姻就这么定了。女干部龙飞凤舞地为他们填写了一份闪着亮光的大红结婚证书。“你们要互敬互爱。”她严肃地说，露出嘴里两颗破损的牙齿，“田果同志、刘珊同志，祝你们白头到老。”
和其他男人相比，古汉是个不错的选择：他看起来很斯文，结实，有文化。对他来说呢，刘珊是个好女人。她在市里的一个百货商店当会计，一定会理家过日子。她说话轻声慢语，一定是好脾气。她手小纤细，一定心灵手巧。她的耳垂肉厚，一看就是有福之人。一句话，从各方面衡量，她都是好妻子的材料。政府分配给这对新人一个新建的棚屋和一个名叫苗苗的四岁男孩。因为有了苗苗，政府额外补助这个家庭二十四元钱。
到了星期六，古汉和刘珊参加了在民政局对面的一个大帐篷里举行的集体婚礼。二十一对男女中绝大部分是中年人，当天晚上正式结婚成为夫妻。帐篷的入口处点燃了两挂鞭炮，然后司仪一个一个宣布新郎新娘的名字。锣鼓唢呐笙管大吹大擂一阵之后，新婚夫妇齐声高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和《感谢亲人解放军》这两首歌。泰福市副市长是一位戴金边眼镜的瘦小男人。他简单地讲了几句话，代表市领导祝福新郎新娘。讲话之后，他发给每对夫妻一口饭锅和一只水壶作为新婚礼物。
但是，这场婚礼没有通常应有的欢乐和热闹的气氛。绝大多数的新娘表情严肃，有几个新郎站在那里抱着肩膀一动不动，好像是来看热闹的。有的新郎根本没有碰用盘子盛着的传到他们面前的“大前门”香烟。帐篷中的空气雾蒙蒙的，令人有些喘不上气来。几个气球懒洋洋地飘动着。只有孩子们看见折叠桌子上摆着那么多的糖果，兴奋地蹦着跳着。
“恭喜恭喜。”副市长大声对刘珊说。
她的手颤抖着，杯子里的苹果酒也洒了出来，染红了副市长的裤腿，溅在他的皮靴上。
古汉赶紧走上前去抓住她的胳膊，微笑着对副市长说：“市长同志，真对不起。她是喝多了。”
“我明白。”副市长面无表情地说。
古汉慌忙把他的新娘拉到一边。在所有的新郎当中，只有他显得最高兴。有些人不由地瞪他两眼。
一个小时不到，一多半的新婚夫妇已经走了。乐队成员把乐器收十起来也准备离开。茶水摊前的一个老头嘟囔着：“还没一顿饭的工夫长呢。我的板凳都没坐热。”
古汉和刘珊回到他们的棚屋的时候，苗苗已经在他的怀里睡着了。他们给孩子脱下卡其布的上衣和裤子，把他送到炕上。一个街道居委会的老大妈已经替他们把炕烧热了。
古汉坐在屋里唯一的椅子上看着刘珊。她正在屋角放着的一个黄脸盆里用热水洗脸。她的头上冒出几缕白色的蒸汽，胸膛在红色的毛衣下面微微起伏着。他默默地站起身，走过去，手掌轻轻抚摸着她的后背，胸口有些发紧。
她用湿毛巾打掉他的手，转过身来，目光黯淡，几滴眼泪挂在脸上。“别碰我！”她叫起来。
“这是咋的了？”他吃了一惊。
“我今晚上不能做。”
“做啥啊？”
“你知道。”
“那为啥？”
“我不能。”
“行了，我可是等了很长时间了。”他不怀好意地笑笑。
“我不能做那事。”
他一脚踢开了一个崭新的搪瓷尿壶，那是街道居委会送来的结婚礼物。“那你干啥要同意结婚呢？”
她转身看看熟睡的孩子，苗苗没有被惊醒。她低下头，突然抽泣起来。古汉吓坏了，他一只胳膊搂住她的肩膀，轻声地问：“刘珊，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你要不愿意，我可以等。别害怕，我不是个浑人。”他亲吻着她的脸颊，注意到她的睫毛很长，在她的下眼皮上留下一道细微的阴影。
“我不是害怕。”她闭着眼睛哽咽地说，“我就是心里难受得慌。我家里人的脸总在我脑子里打转。我在你脸上看到他，你说话的声音也让我想起他。噢，我想他们啊！可我连他们的一张相片也没有啊。”
古汉也难过起来，说：“好了，别哭坏身子。你心里难受就跟我说，我会帮你的。”
但是，她的抽泣越来越厉害，停不下来。她趴在孩子旁边，把脸埋在一个枕头里。他想安慰她，可又不知道说啥好。他沉默着坐了几分钟，脱了衣服，钻进被窝，用被子蒙住头。
她一直哭到深夜。
结婚前，刘珊问了古汉几个问题，他一个也答不上来。他甚至说不出自己的准确年龄，只是说：“我大概有五十岁吧。”连他以前的家庭他也说不清楚。隔壁住的严大婶对刘珊说：“他该不是用的假名吧？”他只说从前的家里人都在地震中被砸死了，但是从来没有对失去家庭流露出丝毫哀伤。更出奇的是，他总是睡得十分香甜。不像其他新婚夫妇在头几天中会哭上几个钟头。兴许他根本就没有失去任何亲人，原本就是一个赤条条的光棍，因为地震倒捡来了老婆孩子。
苗苗一开始就叫古汉叔叔，但是叫刘珊妈妈。他晚上要和妈妈睡觉，把他唯一的玩具—一个小战斗机放在枕头旁边。他的皮肤挺黑，圆脸蛋肉乎乎的。他的手脚都生了冻疮，每天晚上刘珊都用温乎的辣椒水给他洗手洗脚。孩子疼得直哭，但还是继续让她洗。很快，苗苗的伤口上结了痂，刘珊叮嘱他不要用手去抠，这样好得快。苗苗的户口卡上显示：他的父亲是卡车司机，母亲是纺纱女工，两口子生前都在一个纺织厂工作。
只要是可口的饭菜，苗苗吃得和古汉一样多。这样他们每月的粮食定量就不够吃了，必须到自由市场上去买高价的玉米面、大米和高粱米。刘珊每顿饭都让孩子吃饱。她很会做饭，用半斤肉就能炒出四个菜来。她的毛线活儿也很好，手里总是拿着毛衣针在织东西—一只袜子，一顶帽子，或是一副手套。正像古汉预料的那样，她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对做家务活儿从不抱怨。他觉得娶了她实在是有福气，但是心里并不清楚自己是否爱她。有时候，他宁愿下班后不回家，在水厂的办公室里多待一会儿。刘珊和古汉不像其他的新婚夫妻，那些人在刚结婚的头几个月不是打就是吵，或是丈夫骂老婆做噩梦乱踢乱叫，或是妻子骂男人打孩子欺负老人，再不就是相互抱怨睡觉磨牙、梦游、流鼻血、饭量奇大、口臭狐臭等。古汉两口子倒很般配，一点也没有上面说的那些毛病。古汉抽烟，吃饭的时候喜欢喝两口酒，但是这不算毛病，因为别的男人都是这样。
天气冷了，取暖的煤不够，他们一家三口就在炕上挤着取暖。每天晚上睡着之前他们都冻得哆嗦一两个钟头。家里唯一的一个暖水袋掖在苗苗的脚下。
古汉很喜欢这个孩子，但是他很快就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每对夫妻允许生一个自己的孩子。明年夏天泰福市就会出现一个婴儿出生的高峰，这是明摆着的，因为许多妇女已经怀孕了。令古汉不高兴的是，刘珊拒绝到医院去拿掉避孕环。她现在刚刚开始适应同古汉行房，但是坚持说她现在还不准备要孩子。“果果，耐心点。”有天晚上她说，“我现在身体还弱，明年我们一定要一个。”
“明年我就老得动不了了。”他赌气说。
“田果，你也替我想想，我还是老想起我那两个死去的孩子。”她说着眼圈红了。
“好吧，好吧，别想过去的事了。咱们不是还有这个孩子吗，对不？”他把苗苗抱过来坐在腿上。孩子好像明白大人在说什么，紧紧搂住古汉的脖子。屋子外面，北风呼啸，房檐上结的冰锥掉到了地上。
虽然古汉记不得他的准确年龄，但他感觉自己老了，急于想证明他还能传宗接代。经过几次劝说刘珊去环无效之后，他也就死心了，只是心里仍希望政府允许再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不会很快就改变。自己有孩子的愿望不能实现，反倒使他把苗苗像亲儿子一样对待。他给苗苗买炸蚕豆、山楂糕、烤白薯、冰棍和核桃，孩子也喜欢骑在他脖子上去商店和露天剧场。晚饭的时候，苗苗也经常喝一口古汉杯子里的酒。到了十二月中旬的时候，古汉给苗苗买回来一个上发条的玩具鱼雷艇，孩子终于叫他爸爸了。古汉高兴坏了，连忙保证春节的时候要给他买一挂鞭炮放。
总的来说，这三口人过着平静的生活。街道上的临时居委会推选他们一家为模范家庭。
还有一个星期就是春节了。这个地震后的城市在废墟上挂起了彩灯、彩带、彩旗和国旗。一辆接一辆火车把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泰福市。市民们预备过年的鱼、肉、水果、鸡蛋和香烟反倒比以前更多了。市场上甚至出现了像洋白菜、萝卜、菠菜、竹笋、黄瓜、蒜苗这样的新鲜蔬菜。政府给每家发了一张酒票，可以买一瓶白酒。啤酒和葡萄酒却是敞开供应。商店里的糖果和糕点也很充足。
一天晚上，古汉在回家的路上闻到了一股很熟悉的香味—好像是韭菜馅饺子的味道。入冬这么久了，韭菜很难见到，所以这香味分外诱人。他吸了吸鼻子，一幅家庭生活的画面突然进入他的脑海。他看见一家人正高高兴兴地在桌边包饺子—一个身形苗条的姑娘在擀皮，一个小伙子把饺子捏挤成形，一个中年妇女在用筷子调和瓷盆里的饺子馅。他有些头晕眼花，下了自行车，蹲在道旁的雪中。他又用劲吸了几下空气中的香气，那几个包饺子的人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他点起一支烟，拼命想着画面中人物的音容。慢慢地，他们的谈话也可以听见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来，好像是他自己在说话：“坐锅煮饺子吧。”
这个声音让他震惊，因为他不能想象自己也在画面里。“爸，不忙。”姑娘拍拍沾满面粉的手说。
他又吓了一跳。她是在跟我说话吗？他问自己。嗯，兴许是。她干啥要叫我爸呢？我真是她爹吗？他们是谁呢？那个小伙子咋看着那么像我呢？那个中年女人是谁？难道他们是我的家人？我真的从前有个家吗？他们这是在哪儿？这是多久前的事情？
他情不自禁地顺着这股香味走过去，那是从东面一百多米远的一个棚屋里传出来的。他走近了看见一个牌子挂在这家饭馆的门上头—“鲜饺馆”。他加快脚步，脑子里还在琢磨着那幅画面。“爸，您应该把饺子这样摆好。”小伙子一边码放饺子一边说。这些话撞击着古汉，他意识到画面里的姑娘和小伙子一定是他的孩子。他像根木头一样一动不动地立在雪地里，过会儿转了下身子，死死攥住了自行车的车把，左肩膀靠在一根在地震后枯死的桑树上。一阵冷风袭来，呛得他打了个喷嚏，接着剧烈地咳嗽起来。好像这阵咳嗽突然唤醒了他的记忆，他的家庭生活的画面一个接一个地闯入脑海—亚宁脸上的肌肉痉挛，剑萍腌的蒜茄子，她用麻线纳出来的千层底布鞋，莉雅甜美的声音和细细的发辫，还有他养的那些像蝙蝠大小的热带鱼。他极力克制住自己的感情，掀开饺子馆的门帘，走了进去。
他坐在一个角落里，要了半斤饺子。一会儿，盛在蓝边白碗里的饺子端上来了。饺子馅是猪肉、韭菜、白菜，加上香油姜末和虾仁，是古汉过去经常吃的。他吃着饺子，过去的记忆更加清晰和生动。现在他已经准确地记起那幅画面的每一个细节。那是两年前的大年三十晚上，莉雅从乡下的养鸡场回木基市过年，他们全家聚在一块包饺子。那时候商店里根本见不到韭菜，他通过关系才弄到两斤。他要包韭菜馅饺子主要是为了莉雅。孩子在农村待了一年，平日饭菜里没有油腥，吃啥都没了胃口，时常犯血压低的毛病，越发瘦得可怜。他想到女儿的名字“莉雅”，突然心里难过得不行，开始抽泣起来，眼泪滴在前面盛醋的小碟子里。饭馆里的顾客和服务员懒得去安慰他—他们对此情景已经习惯了，每天都有几个顾客在这里掉眼泪，特别是那些独自来的客人。
他从自己的家庭想到了东风食品厂。他记得他在厂里当车间主任，人们都叫他“老童”。他的名字叫童古汉，不是田果。他是个受人尊敬的干部，手下管着将近五十个工人，而他现在干的工作只不过是抄写人名和数字。更让他怀念的是，工人们喜欢他，年年评选他为劳动模范。对妻子和孩子们的想念压倒了他。他在木基的家多么温暖整洁，他在院子里栽种的花草又是那么鲜艳漂亮。他恨不得立刻就返回木基，回到食品厂去工作。
他吃完了饺子。这时候他已经回想起了他是如何陷于泰福市的情形。现在他该怎么办呢？想到这儿他困惑起来。他并不怎么爱刘珊，但是他已经越来越喜欢苗苗。他骑自行车出去的时候，经常把这孩子放在身前的车梁上。他想到偷偷地把苗苗带回木基，转念又一想，带个孩子目标太大，警察会很容易地找到他。再说，苗苗已经快成为刘珊的心头肉了，他不能就这样把她唯一的安慰夺走。他是否应该把他失而复得的记忆告诉刘珊呢？她会相信他吗？他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真名和身份向领导汇报呢？领导会不会就这样放他回木基，而不进行一番调查呢？不，他们不会的。他们会要他对刘珊和苗苗尽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至少在他的真实身份查清楚之前的几个月里不会让他离开泰福市。
他一只手推着自行车向家里走去。快进家门的时候，一阵悲哀又一次向他袭来。他蹲在雪地里，抓起几把雪抹抹沾满泪水的脸。他决心要尽快离开这块伤心之地。
“你回来了。我们都快急死了。”刘珊一见他就站了起来。
“爸爸，我想您了。”苗苗叫着扑过来，一只胖乎乎的小手拍拍自己的胸口，想让古汉把他抱起来。
古汉弯下腰，亲亲孩子的脸，转身对刘珊说：“我不太舒服。”说着就要上炕。
“你吃了饭没有？”她问，“我蒸了花卷，还在炉子上热着呢。”
“我吃过了。”
“你病了？”她过来用手摸摸他的前额。
“没病，就是累了。”他不敢看她的眼睛，“睡一觉就好了。”他想哭，赶忙控制住自己。
她又开始给苗苗念一本童话书，是两只兔子智胜大灰狼的故事。古汉最近给苗苗订了一本《讲故事》的儿童杂志。两个星期前，刘珊开始教苗苗认字和算术。
午夜之后，古汉确定刘珊和苗苗已经睡着了，便轻身下炕，把自行车钥匙留在桌子上，又把平时积攒的六十块钱掏出一半放在车钥匙旁边。他给苗苗买了一挂炮仗，但是忘记了给他，现在也拿出来放进孩子的衣服口袋里。他穿上军大衣，悄悄走出棚屋，在呜呜的寒风中向火车站走去。
木基市火车站前的广场上挤满了等候公共汽车的旅客。许多人都穿着皮大衣。古汉很快就冷得哆嗦起来。他身上的棉大衣挡不住寒气。幸好他只等了一个钟头，就挤上了一辆开往胜利区的汽车。他家就在胜利区。车上人很多，很快他就不觉得冷了。
他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惊讶地发现门上贴了一幅年画，画上是一个胖小子睡在漂在河里的一个豆荚里。他在门口停了一会儿，不知道这还是不是他的家。
他们还能上哪儿呢？他想。这就是我的家。
他的心狂跳着，敲了敲门。过了一会儿，他儿子走出来，揉着惺忪的睡眼。“你找谁呀？”亚宁问他，左边的脸颊抽搐着。
“亚宁，我—我是你爸啊。”古汉哽咽着说。
他的儿子听了后退一步，又仔细看了看他的脸：“你真是我爸吗？你比他胖多了。”
“你再好好看看！”他摘下了毡帽子。早晨的阳光从窗户里泻进来，照亮了他已经秃顶的脑袋，上面汗涔涔的，冒着缕缕热气。“我长胖了是因为我在地震以后病了一场，有段时间失去了记忆。”
亚宁认出了父亲，扑了过来，父子俩紧紧拥抱着、抽泣着。亚宁的妻子美丽也走出来，看见公公也哭了起来。她已经怀孕了，穿着深蓝色的孕妇服。古汉的家人认为他已经死了。食品厂通知他们说古汉在地震中失踪，五个月前给他开了追悼会。
“你妈妈呢？”古汉问。
“在舅舅家住着。”儿子回答完转身对美丽说，“去告诉妈说爸回来了。”
美丽穿上一件皮大衣，挺着大肚子走出门，费劲地向亚宁舅舅住的高尔基大街走去。
古汉的家人得到他的死讯之后，担心食品厂会把他们住的房子收回去。亚宁和美丽在开完追悼会的一个星期后结了婚，搬进了这个公寓单元。古汉的“遗孀”剑萍不愿意睡在厨房里，就搬到弟弟家去住。最近，她搁不住亲友的劝告，开始寻找再嫁的对象，这样她可以在不久的将来有自己的地方住。
古汉的家人还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的情况下看来是明智的决定：莉雅没有去上农业技校，而是回到了木基市。东风食品厂让她进厂顶替她父亲空出来的名额。现在她已经在实验室做质量检验的工作。
剑萍听到丈夫回来的消息，几乎昏了过去。她伸着瘦骨嶙峋的手哭喊着：“老天爷，你咋就这么不睁眼呢？你咋不让我知道我那老头子还活着呢？你咋不让我死了呢？我这张脸往哪儿搁啊？”
本来，古汉离开泰福市的时候是想给家里人一个出其不意的惊喜，但是他们见到他的惊喜里却掺杂了困惑、羞愧和悲伤。晚上吃饭的时候，莉雅一个劲地怪罪自己不应该回到城里来，亚宁则垂头丧气，不知道怎么来安排父母亲。古汉却很想得开，开导孩子们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因为这一切都是自然灾害造成的，谁也不应该为此负责。食品厂也许会分给他一套新的住房。他对家里人说：“我给他们干了二十多年了，食品厂就是我的家。我生是他们的人，死是他们的鬼。他们会关照我的。别担心，只要活着就好。”
但是第二天早上，当古汉来到食品厂的时候，发现他的车间主任的位子已经被新入党的费明占据了。更叫人吃惊的是，市里从轻工业局已经给他们厂派来了一个副厂长。显然没有人再需要古汉了。天哪，才刚刚半年，他已经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好像他真的死了，回来的只是一个鬼魂。
他的出现震动了整个工厂。一些工人和干部围在他的身边，听他讲述六个月来的故事。他们告诉他，在追悼会上他们哭得多么伤心，还告诉他，在他的遗像两边共摆了二十个大花圈。他的妻子在追悼会上哭得手脚直抽筋。谁能想到他还活着呢！有几个人问：“你真的是老童吗？”两个人甚至摸摸他的膝盖，想确认他是个活人。
李厂长和牛书记都很同情古汉的遭遇，但是他们说厂里不可能再让他重新回来上班，因为他女儿已经用掉了唯一空出来的名额。食品厂把古汉上报为革命烈士，才能设法给莉雅解决户口问题，否则公安局根本就不会帮忙。至于说到房子问题，那更是根本不可能。既然他已经不算厂里的职工，怎么可能再享受住房待遇呢？如果他们给他分配了一套住房，怎么能让那些等着分房的职工心服口服呢？
厂党委为古汉的事开了一次会，最后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厂里决定让他退休，退休金按工龄发放。他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接受厂领导的安排。由于再过两天就是春节了，亚宁的舅舅让姐姐姐夫住到他家。亚宁哀求父母让他继续住在原来的家里。他说，如果他们把他和怀孕的妻子赶出去，他的婚姻就彻底毁了。古汉和剑萍只好让儿子继续住下去。春节过后，他们俩就得再去找房子。
古汉变得沉默寡言，心灰意冷。他禁不住想，他是否应该继续留在泰福市，留在刘珊和苗苗身边，让这里的人们相信他已经从这个拥挤的世界上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