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16世纪30年代中期

每逢礼拜四，小姐不接待客人，因为她要打扮。她天一亮就起床了，在婢女加碧艾拉的帮助下开始梳洗头发。用香皂将头发洗净之后，加碧艾拉用一种雪松药膏按摩她的头皮，按了半个钟头，以便刺激头发生长。接着用由葡萄藤、大麦秆和碾碎的甘草根熬制的水将她的头发洗上两遍，使其更加明亮夺目。现在她的头发又是齐腰长了，虽然没有最初那头秀发美丽，但对那些当时不认识她的人来说已经够好看的了。她背对早晨的太阳，坐在一张高高的椅子上将这头秀发晾干。它依然色彩鲜艳，涂上蜂蜜，编着金线，就像是一件披风。她利用晾干的这几个钟头，让加碧艾拉修整她的发际线，以便让额头显得既高又干净。早晨过了一半，疏浚船便会带来一些新制成的药膏，其中一种具有独特的美白功能，她亲自将其涂在小姐的脸庞、脖子和肩膀上。有一次我问她那是什么做的，她说过原料包括大豆粉、水银、鸽子的内脏、樟脑和蛋白，但以什么样的比例配制和有什么其他成分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她把这些信息当成国家机密，一点也不肯透露。反正这种药膏如果有用剩下的，我就用罐子把它装起来，藏到我的房间里，以免被人换掉或者偷走，因为妓女之间为了美貌而彼此刺探的事情屡见不鲜。（疏浚船虽然是个失明的女人，但却极其精于美容，所以在我们家，没有人——至少我自己——胆敢冒犯她。）

等到面膜揭掉之后——九十分钟太短，而两个小时又太长——小姐的皮肤变得红润，甚至偶尔会有些斑点，加碧艾拉会用热毛巾和黄瓜水来擦它。中午过后，她便去找裁缝，或者练练琴，背诵几首诗歌。为了保持胃口清爽，她只喝厨子准备好的加了醋的水，在午睡之前，她会在牙齿上刷一层厚厚的迷迭香洁齿粉，用薄荷擦擦牙龈，在眼里滴几滴金缕梅水，用来保持眼睛湿润和让眼白更加明亮。她晚上八点起床，在加碧艾拉的服侍下穿上衣服，梳好头发，在像完美无瑕的汉白玉一样又白皙又光滑的皮肤上轻轻扑一层粉，然后就会走进世界，准备开始新的一夜。

兵船厂——这个地方不许外人进入，但关于它的传说有很多——的两排房子中间显然夹着一条有几百个工人在忙活的大水道。如果有一艘船即将下水，它便会沿着这个潮湿的码头慢慢移动，而它里里外外，每一扇窗户，每一层甲板都配备齐整：缆绳、大炮、火药、各种武器、船桨、沙漏、罗盘、地图和食品，甚至还有成桶的红酒和新鲜的面包。就这样，在一个工作日之内，也就是第一声工人钟到最后一声工人钟之间，一艘了不起的威尼斯兵船便告落成出海。看着小姐专心致志地打扮自己，我有时候会想起这些，因为我们的生意虽然小得多，却也可以和造船类比，我们同样专注于满足顾客的需求。

至于我们的家……嗯，它足够华丽的了。它不在大河道上，但靠近圣保禄教堂，就在圣托马广场和圣潘塔隆教堂之间宽敞水道的末端。主层是朝东的，所以在我们举办很多娱乐节目的夏天夜里比较凉快，而且我们还拥有一片波光粼粼的景色，附近没有邻居窥探我们的生意。

房子里面，客厅非常宽敞，也很大方，墙壁上挂满了最好的二手挂毯、各色丝绸和毛皮挂件，而在小姐的卧房里面，有一张固定的红木床，笼罩着床的是绣着金线的帷幔，床上是洁白得像刚下的雪堆般的亚麻布。起初几个月，这件家具是香皂商人独占的领地。她会陪着他，朗诵诗歌（可惜多数是他自己写的），偶尔举办宴会招待文人和生意人，在这样的宴会上，每个人都在谈论文学、艺术和金钱。随着她的艳名越传越远，她理所当然地要接待别的顾客，因为他独占花魁，别人自然会眼红，而为了讨得美人的欢心，人们往往不惜一掷千金。面对其他追求者，特拉维索最初因为吃醋而变得更加激情澎湃，但后来他就冷淡下来了。所以等到他们分道扬镳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其他固定常客。

除了加碧艾拉（她来自托切罗岛，脸蛋很美，为人也通情达理），我们家里的人还包括马切罗——我们自己的船夫，以及厨子莫洛——他越是发牢骚，做出的食物越是可口，这让我想起巴尔德萨。他每天和我到里亚托桥去。里亚托桥是我喜欢的地方，因为在威尼斯体面的女人都闭门不出，买卖东西就成了男人的事情，而在这里的市场上我算是一号人物。早上的人群可能会很挤，不过高大的莫洛和我的钱袋让我免遭人们的踩踏。那些小贩都认识我们，给我们留下最好的肉和最好的鱼，因为我们的厨房几乎和小姐一样出名。“布西诺先生！”他们总是这样称呼我。他们对我很有礼貌，甚至算得上是恭维，有时候他们会在我面前蹲下来，向我指出某条他们为我留下的鱼是多么新鲜。我不介意他们开我玩笑。那些都是无关紧要的玩笑，而且被人开玩笑比被人辱骂或者漠视好多了。

鱼市本身就是威尼斯的奇迹，它位于大河道边上，顶上搭着很高的遮阳篷，地板是石头的，铁栅之下还挖了不少排水沟，所以就算是最热的天，他们也能让鱼肉保持新鲜。我曾经见过一些厚厚的海鱼片，尾巴有很多鱼鳞，让人忍不住想到可能是渔夫将美人鱼拦腰斩断之后送来的。等到有钱人都走了，市场总会有一些留给穷人的剩货。鱼贩子会用水把鱼内脏和不要的鱼头冲走，穷人就站在河边等着把它们捡起来，不过他们得和俯冲而下的海鸥争抢。那些海鸥肥大得像营养良好的婴儿，而且要比婴儿吵闹得多，它们的喙锐利得跟铁钉一样。在到圣马可教堂的一路上都能听到它们的叫声，我曾见过几个元老院成员身上沾着鸟粪，因为海鸥为了再吃一顿，会把昨天吃下的东西排泄出来。

这些高官之中有一个今晚会光临我们的房子，我要买的正是他的晚餐，因为他喜欢就着很多酱料吃烤鱼和烤肉。他是我们最尊贵的客人，一只彩色的乌鸦（因为元老院的人穿的袍子是深红色的），是罗雷丹家族的人。他不止一次告诉我，他们的家族早在9世纪就发家了。他是元老院的成员，曾经在这个国家诸多重要的机构任职，最近还入选十人内阁，已经非常接近威尼斯的权力巅峰。他每次到我们家都穿得很隆重。实际上，他是一个极其奢华浮夸的家伙，肥头大耳的，但他的光临让我们蓬荜生辉，因为他既有地位，又有影响力，每个优秀的妓女都希望在她的生涯中有这两种因素（主要是因为威尼斯这个国家有装正经和清肃民风的倾向，人们越是了解掌事的人，就越容易预料到什么会犯忌，什么不会）。他每星期二和星期五晚上都来。我们通常只招待他一个人，因为他是政府的官员，不能和平民百姓称兄道弟。话虽如此，但这个伟大国家的每一条法律都像它的水路一样弯弯曲曲，小姐也喜欢有别人同欢：“这样他会厌倦和其他人打交道，我就不用等到困得不行才和他上床啦。你不知道的，布西诺，有些男人实在无聊透顶。”

我让厨子去讨价还价，自己往回穿过里亚托桥，来到德国商行附近的一座酒馆。这家酒馆的炸鱼鲜美得让人们的味蕾分不清什么是甜的什么是咸的，而且这里的兑水甜酒（得兑水才好喝，不过我越来越喜欢喝甜的）是从塞浦路斯运过来的，非常甘美。我每次到这里都会留一点小费给大声说话的酒馆老板，所以他让我独占门边的一张桌子，而且我坐的椅子有一个厚厚的坐垫，坐垫是我每天从吧台后面要来的。就这样，我坐着就和正常人一样高了，可以和他们东拉西扯。

今天早上大家都在聊着昨天突然爆发的一场桥上战斗。那是在圣玛格丽塔广场附近的拳头桥上发生的，卡斯特拉尼军工厂的工人将尼可罗迪的渔夫打得落荒而逃。又是过节的时间了，伟大的复活节，威尼斯在这个时候举办它和大海的结婚周年庆典，过不了多久，这种街头打架便会成为全民参与的运动。当土耳其人仍住在这里的时候，他履行了诺言，有时在船上给我买一个位子，让我陪他看这样的打斗（我那些意大利同胞不喜欢有我这样的侏儒做伴，但他显然很高兴）。但他到君士坦丁堡去已经一年多，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冒险单独去看人打架了。

我把眼光从那些聊天的人身上移开，抬起头来，透过拥挤的人群之间的一道缝隙，发现离我几张桌子的地方有个人正在看着我。那人是一个商人，穿着很好的衣服，戴一顶新帽子，披着一件披风，还穿着一件做工精良的天鹅绒夹克。我觉得他有点面熟，但想不起来到底是谁。不过他好像认识我，因为他一直盯着我看。一个到过我们家的顾客？肯定不是。说到生意，我的记忆力近乎完美，我没有从他手里拿过一个钱袋，或者隔着我们家的墙壁听过他的呻吟。他站起来，小心翼翼地穿过人群，向我走来。

“我们相互认识的，我想。”

声音是那人的。但是，天哪，他变了。垂下来的鬈发和无边的帽子不见了，下巴的胡子刚刚刮过。从他走路的样子看，他甚至变高了。如果人们之前不认识他，可能会认为他是来自西班牙或者希腊的生意人。希腊人在城里有一个很大的聚集区，有人说他们很快就会建立自己的教堂。但这个人去哪里做礼拜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虽然有些方面看上去很像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绅士，可是我知道他是犹太人。

“你是托多尔蒂先生，对吧？”隔了这么多年，他竟然还记得我的名字。嗯，怎么会忘记呢？很久之前，我去犹太人居住区抵押珠宝的时候，他曾经很多次在那间阴暗的小办公室中见到我在契约上签下名字。

一个站在我们身边的大个子不满地低声咕哝，我没理他。

“是的，我就是。”

“刚开始我不敢肯定。你的样子变了。”

“没你变得多。”我粗鲁地说。

“哈哈，确实是。我应该自我介绍的。”他坐下来，伸出手，“我的名字叫勒里奥·摩德纳。因为我在摩德纳出生。”他犹豫了一下。“不过我曾经用过一个化名叫昌姆·科隆。”

这时，刚才那人在我们的桌子旁边侧过身，粗鲁地哈哈大笑，见到我畸形的身材，他骂了几句。有几个人转过头来看。但他浑身散发着啤酒的臭味，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是个穷鬼，坐在衣着华美的我们身边会显得很寒酸，所以我们没理会他的辱骂，他见到有人让位给他，骂骂咧咧地向人群中挤去。我们都曾经遭受过更鄙夷的对待，再说了，这也说明我们现在的身份是那些可以留在桌子上的人，所以也就没跟他计较。

“喂，你改变信仰啦？”我说，他肯定能听出我的口气很惊讶。

“是的，我改变信仰了。”他的声音清楚而有力，“我三年前离开了犹太人居住区，现在是受洗的基督教徒啦。”

“看来还是个过得不错的基督教徒噢。”

“我一直很走运。”他局促地微笑起来。他给我的感觉向来是一个太过严肃的人，改变信仰也没有让他变得随和一点。“我现在是个珠宝商人，可以用我的技术来切割和出售宝石。不过你……你过得也很好啊。”

“不坏吧。”我说。

“全靠你家小姐吧？”

“是的，全靠小姐。”我怀疑我们现在同时想起了某一本书里面的某一些图像，那本书曾经吓得一个犹太当铺老板不敢和他的主人交谈，但对于一个入世更深的基督教商人来说，它或许不至于那么难以接受。

吧台后面响起了一声铜锣声。“啊，我得走了。”他说。酒馆里面太吵了，听不到早晨工人钟的响声，所以他们必须再敲一次，告诉人们这个城市已经要开始工作了。“我跟人约好在兵船厂附近见面。不过能碰到你真是太好了。我希望还能再见到你。”

“真的啊？”我仿佛又能感觉到他把门甩在我脸上时的愤怒和惊慌，“我还以为你很高兴摆脱我呢。”

“哎呀……我——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他显然很尴尬，“喂，我得走了。但我想……我是说……如果……”

“我们住的房子叫特拉维里公馆，在圣潘塔隆教堂附近。菲娅梅塔·比安基尼的家。这里很多人都知道。一般来说我下午和晚上都在那里。”

“谢谢你，”这时他站了起来，和我握手，“我再过几天就要离开威尼斯了。去印度群岛。但如果走之前我能来，我一定会来。”

“我们欢迎你大驾光临。”我耸耸肩说。为什么不呢？我们接待所有人。好吧，其实是除了犹太人以外的所有人。就我所知，城里没有法律禁止妓女招待一个改宗信基督教的人，前提是这人的钱袋足够大。不过看着他消失在人群中，我感到有点遗憾，他的变化不该这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