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思考如何帮助美国工人阶级获得成功后不久，拉吉·切迪等经济学家发表了一项关于美国的机遇的开创性研究。不出意料，他们发现穷孩子凭借自己的才能高升的概率比我们想象的要低。他们计算得出，许多欧洲国家人民实现梦想要比美国人更容易一些。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机会在全美国的分配是不公平的。犹他、俄克拉荷马、马萨诸塞等地，实现梦想的概率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或更高。只是在南部，铁锈地带、阿巴拉契亚，那里的穷孩子真的在苦苦挣扎。他们的发现震惊了许多人，但我没有，因为凡是在那些地方待过的人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切迪及合作者在一篇论文中通过分析数据点明了机会地理分布不均的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单亲家庭多，二是收入隔离现象普遍[1]。要是成长过程中身边都是单亲母亲、单亲父亲，大多数邻居都是穷人，机会肯定减少。这意味着除非有阿嬷和阿公那样的人帮助你坚持到底，否则可能真的挺不过去；意味着没人给你示范努力读书的结果是什么；意味着那些帮助我获得幸福的人，琳赛、盖尔、简·雷克斯、莉姨可能都不会存在。所以我并不惊讶犹他州摩门教徒（Mormon Utah）由于信仰坚定、社区团结、家庭完整，所以在实现梦想方面完胜“铁锈地带”的俄亥俄人。

我认为这些是从我生活中吸取的政策教训，我们可以因此做出改变。我们可以调整社会服务体系对待像我家那样的家庭的方式。还记得12岁的时候我看着母亲被一辆警车拖走。我之前就看过她被抓，但我知道这次不一样。我们当时就处在这样的体制中，必须面对来访的社工，必须进行家庭咨询。出庭日期像断头台上的刀一样悬在我的头上。

表面上看，那些社工是来保护我的，然而我很早就看出来他们其实是在帮倒忙。我说我和外祖父母一起住了很久，希望继续和他们住下去，但那些社工回答说法庭不会批准这样的安排。法律眼里，我的阿嬷是未经培训、没有执照的看护人。如果法院判决母亲不再当我的监护人，我很有可能被寄养在别人家里，从此没法得到阿嬷的照顾。一想到要和我爱的人、我喜欢的东西分开，我就非常害怕。所以我告诉那些社工一切都很好，希望法院听证不会让我失去家人。

我如愿以偿——母亲没进监狱，我也能和阿嬷待在一起了。法院的安排比较随意：我愿意的话可以和母亲住，不愿意的话也随时能去阿嬷家。执行起来也完全不拘礼节：阿嬷会杀了任何想要把我从她身边带走的人。对我们来说这样行得通，因为阿嬷激动起来全家都怕她。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我这样有一个疯狂的乡下人做后盾。对许多孩子来说，托儿服务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要是连这也不行，那他们的生活基本没有什么保障了。

问题的一部分在于法律是如何定义家庭的。像我家那样的，以及像黑人和拉丁裔人的家庭那样的，外祖父母、表亲、堂亲、叔叔阿姨发挥着巨大作用，但是托儿服务却忽略了这些人，我的案例就是明证。一些州要求有看护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就像护士、医生那样）才能收养儿童，就算祖母或其他亲密的家人要收养，也得有这种执照。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社会服务体系不是为乡下人的家庭设立的，所以通常这会让情况雪上加霜。

我希望我可以说这是个小问题，但事实相反。在一给定年份中，64万名儿童——大多数是穷人——至少会被收养一段时间。再加上不计其数的孩子受到虐待或忽视，但是没被领养，这样算来，这个问题就像流行病一样可怕，而当前的政策又使之加剧恶化。

我们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我这样的儿童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从而制定相应的政策。我人生的最重要的教训不是社会没能给我提供机会，我上了小学、中学已经足够了，我的老师也都尽他们所能帮助我。我的高中在俄亥俄所有学校里面排名垫底，但主要是因为生源质量差，而不是师资力量弱。读大学的时候幸亏有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s）和政府补贴的低息学生贷款才付得起学费，读耶鲁法学院的时候也是靠着助学金，我从没吃不上饭，这也多亏了阿嬷把她的养老金分给我。尽管政府的这些福利项目远非尽善尽美，但让我差点濒临崩溃的原因却差不多完全不是政府能够控制的。

最近，我和我母校米德尔敦高中的一些老师一起聊了聊。他们都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尽管说法不同。那就是社会投入过多资源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好像我们的政客都认为在大学提供资助是帮助穷人的唯一途径，”一位老师跟我说，“对很多人来说，这很好。但是我们许多穷孩子根本无法拿到大学学位。”另一位老师说：“暴力、打斗，这些是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见惯了的。我一个学生的宝宝丢了，但她就像丢了车钥匙一样不长心，竟然完全不知道孩子去哪了。两周后，孩子出现在纽约，和她的毒贩父亲还有几个亲戚在一起。”如果没有奇迹发生，我们都知道这可怜的孩子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在这个阶段，干预服务可能会起作用，然而到目前为止社会对这孩子的帮助却微乎其微。

所以我认为任何政策项目想要成功，就得承认我高中老师熟知的问题：这么多穷孩子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家庭环境。比如发放低收入家庭住房补贴券的时候，要注意不能让穷人光和穷人住一起。另一位高中老师布赖恩·坎贝尔（Brian Campbell）告诉我：“一个居住区里有大量靠着低收入家庭住房补贴租房的家庭，而为这些补贴买单的却是较少的中产纳税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倒三角。由于整个社区都是低收入的人，那里的精神和物质资源就会非常匮乏。所以不能把穷人和穷人堆一块儿，否则就相当于使他们的绝望和无助加倍。”另一方面，他又说：“让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和其他阶层的家庭接触，这些孩子就会开始进步。”然而当米德尔敦最近尝试限制低收入家庭住房补贴券在某些社区的发放数量时，联邦政府却没有通过。看来政府是想让穷人和穷人住在一起。

政府政策可能无力解决我们社区面临的其他问题。小时候，我觉得成绩好是一种女性化的特质，而男子汉气概代表力量、勇气、乐意打架，以及后来赢得女孩子芳心。所以成绩好的男孩被叫作“娘娘腔”或“同性恋”。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当然不是阿嬷教我的，虽然她要求我成绩要好，也不是阿公教的。但这种感觉确实存在，如今的研究显示像我一样的工人阶级家庭的男孩学习更差，因为他们认为做功课太“娘”了。你说立新法或出台新项目能改变这一点吗？很可能不行。有些问题不是靠经验之谈就能解决的。

我已经认识到，那些帮助我顺利度过童年的习惯恰恰在我长大后限制了我的成功。一看到发生冲突，我就会逃跑或准备打架。而这对于我处理目前的关系中并没有多大用处，但如果我小时候不这么做，肯定会陷入家庭争端的泥淖。小时候我还学会了把自己的钱分藏在好几个地方，免得母亲或其他人发现了然后“借走”，有些藏在垫子下面，有些藏在内衣抽屉里，有些在阿嬷家里。但后来，乌莎和我整理存款的时候，她惊讶地发现我有好几个银行账户，信用卡上还有几小笔延期支付的款项。乌莎现在有时候仍然提醒我，不是每次受到轻慢，如摩托车横冲直撞地经过，或邻居苛责我的狗的时候，都要跟人家干仗。尽管我会冲动，但我每次都承认也许她是对的。

几年以前在辛辛那提，我开着车和乌莎一起，一个人抢了我的车道。我按响喇叭，那家伙冲我竖起了中指。我们一块儿在红灯路口停下的时候（他在我前面），我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我想要他向我道歉（有必要的话和他干一仗），但我的理智占了上风，于是我没有下车而是关上了车门。

乌莎非常高兴看到我改变了想法，于是没有朝我大喊让我别像个疯子似的（以前发生过），她告诉我她为我抵制住原始冲动而感到自豪。那个司机错在侮辱了我的自尊，而我童年时所有的幸福感几乎都是基于这种自尊的，自尊让我远离了校园恶霸的骚扰，让我在母亲被某个男人或他的孩子侮辱时给予她支持（虽然我也同意他们骂得对），自尊还给了我一些慰藉，无论多小都让我感觉能够掌控命运了。

在我人生的头18年左右，中途退缩会让我被冠以“孬种”“弱鸡”或“娘炮”的名号。但我生命的大部分教会我做出理智、正确的决定，虽然这对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可能不屑一顾。于是那件事之后的几个小时，我默默责备了自己。但这也是一种进步，不是吗？总比用拳头教训那个混蛋如何文明驾驶而进了监狱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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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美国家庭收入差距造成的居住区域隔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