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战斗或逃跑反应一旦频繁出现就会极其有害。纳丁·伯克·哈里斯（Nadine Burke Harris）博士说，这种反应非常有用：“如果你是在森林里遇到一头熊的话。但问题是如果熊每天晚上都从笼子里出来怎么办。”而哈佛研究人员表明，面临压力时，大脑中应对高度紧张的情况的区域就会被激活。“童年早期的巨大压力，”他们写道，“导致对生理压力反应过激或长期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状态。”对于像我这样的孩子来说，处理压力和冲突的那部分大脑区域一直处于激活状态，开关永远开着。我们动不动就准备战斗或逃跑，因为我们时刻都面临熊的威胁，这里的熊可能指酗酒的父亲，也可能指精神错乱的母亲。面对冲突，我们绷紧了大脑里的弦，而这弦一直紧绷着，即使没有冲突的时候也依然紧绷。

冲突不是带来童年压力的唯一因素。用几乎任何一种方式衡量，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经历的不稳定性都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见所未见的。譬如，我母亲的情人层出不穷来了又去像旋转门里走出的人一样。没有哪个别的国家的人会有这样的经历。在法国，孩子接触到三个或以上母亲伴侣的概率是0.5%，也就是二百分之一。这一比例第二高的是在瑞典，为2.6%，约1/40。而在美国，比例为8.2%，约1/12，高得惊人，而且在工人阶级中比例还要高。

最令人难过的是，家庭混乱等关系不稳定现象是一种恶性循环。正如社会学家保拉·福恩比（Paula Fornby）和安德鲁·谢林（Andrew Cherlin）发现的那样：“越来越多的文献证明，在成长发育方面，经历过多次家庭结构变更的儿童可能比生活在稳定的双亲家庭中的孩子要糟，甚至也可能比生活在稳定单亲家庭中的孩子要糟。”

对许多孩子来说，第一反应是逃跑，但如果是跌跌撞撞地跑向出口，通常会走错路。这就是为什么我阿姨被迫在16岁时嫁给一个家暴的丈夫；我那在高中毕业典礼上致辞的母亲却尚未成年便有了孩子，离了婚，而且在大学里一个学分也没拿到。逃离了油锅，却逃不过烈火。混乱引发混乱，不稳定导致不稳定。这就是美国乡下人的家庭生活，欢迎你们来体验。

对我来说，理解自己的过去并认识到自己并非在劫难逃给了我与年少时的噩运抗争的希望和勇气。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最佳解决之道确实是向通情达理的人倾诉。我问莉姨她是否遭遇了类似的关系体验，她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当然。我时刻准备着与丹吵架。有时候我甚至还没等他说完就做好大吵一架的准备，就是摆出打架的姿势。”我十分震惊。莉姨和丹的婚姻是我所见过的最成功的。即使过去了20年，他们仍然像刚约会时那样亲密。她说，当她意识到自己并不需要整天精神紧绷时，他们的婚姻也变得越来越好了。

琳赛告诉了我同样的经历。“当我与凯文吵架的时候，我会臭骂他，跟他说他想走的话就走好了。他每次都问：‘你怎么了？你为什么像跟仇人吵架一样跟我吵架？’”这是因为，在我们家，通常难以区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后来她也意识到自己不用时刻处于紧张状态。所以16年过去了，琳赛的婚姻仍然无恙。

我思考了很多关于自己的经历，思考了那些在家18年中我认识到的情感触发点。我想到自己从不相信道歉，因为觉得道歉是为了让我放松戒备。10多年前，正是因为那句“对不起”，我才上了母亲的车，而后来发生的事却是灾难性的。我也明白了自己为什么把言语当成武器，因为从前我周围的人都是那么做的，我这样是为了生存。每场争吵都是战争，你总不可能让自己输吧。

我不是一夜之间就摒弃了这些恶习。我一直在与冲突抗争，与那些有时似乎要令我屈服的统计概率做斗争。有时容易些，因为根据那些统计概率，我应该在坐牢或者有了第四个私生子。而有时很困难，冲突和家庭破裂像是我难以摆脱的命运。最糟的时候，我让自己相信已经无路可逃了，无论我多么努力地与那些心魔抗争，我也必须像继承我的蓝眼睛棕色头发一样把它们也一并继承。

痛苦的是我必须在乌莎的帮助下才能克服。即使在我状态最好的时候，我也如同一颗延时炸弹，我可以被拆除，但拆弹者必须要有高超的技术和精细的手法。所以不仅是我自己学会了如何控制自己，乌莎也学会了如何控制我。把两个我放进同一个房间一定会产生核变。难怪我们家那些婚姻成功的人，莉姨、琳赛、盖尔表姐，她们都是和我们这个小圈子以外的人结的婚。

意识到这一点严重打击了我的自我感觉。在我脑海中，我比过去的自己要好很多。我很坚强。我很快离开了乡下，参加海军陆战队为国家服务，我在俄亥俄州表现优异，并成功考上了全国顶尖的法学院。我没有心魔，没有性格缺陷，没有心理问题。但那些都不是真的。全世界我最想要的是一个快乐的伴侣和一个幸福的家，但这需要我对此一直给予关注。

我的自我形象是苦大仇深戴上了自命不凡的面具。到法学院二年级的前几周，我和母亲已经好几个月没说话了，这比以往都长。我意识到我对母亲所怀有的一切情感——爱、怜悯、原谅、生气、怨恨等等百感交集，但从来没有过同情。我从来没有试着理解我的母亲。唯一一次我认为自己最理解她的时候，我却认为她有某种可怕的基因缺陷，希望没有遗传到我身上。而当我越来越在自己身上看到母亲的影子时，我才尝试去理解她。

吉米舅舅告诉我，很久以前，他偶然听到阿嬷和阿公的一次对话。母亲遇到了什么麻烦需要他俩的救济。他俩已经接济她好几次了，每次也总是说一堆大道理。他们告诉她，她必须要管理收支，并让她照着他们制定的理财计划做。要想得到他们的帮助，她必须照计划做。二老坐在一起讨论这件事的时候，阿公把头埋在自己的手中，做了一件吉米舅舅从没见过他做的事：他啜泣着。“我没教好她，”他哭着说，一直重复，“我没教好她，我没教好她，我没把我的宝贝女儿教好。”

阿公少见的崩溃反映了一个重要问题的实质，这是一个提给我这样的乡下人的问题：我们的生活，无论好坏，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我们自己的决定？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文化和家庭背景以及父母没教好造成的？母亲沦落至此多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什么时候才能停止指责并报以同情？

在这个问题上众说纷纭。吉米舅舅本能地认为母亲堕落不是阿公的错。“他没有教坏她。无论在她发生了什么，都是她自己的错。”莉姨也持有同样的观点，谁能说她不对呢？她只比母亲小19个月，经历了阿嬷和阿公最糟的时候，自己也犯了很多错误，后来才慢慢变好。如果她能改邪归正，那母亲也应该可以。琳赛有一点同情的心理，认为是我们的命运给我们带来祸患，母亲也命该如此。但琳赛也说，必须承担起责任来，不能再找借口了。

我的观点不是绝对的。无论母亲的父母在我人生中多么重要，他们长期争吵和酗酒问题肯定给她带来了负面影响。在我母亲和莉姨还是孩子时，父母吵架对她俩的影响也是不同的。莉姨会求她父母冷静下来，或招惹她父亲好给母亲解围。而我母亲会藏起来，或逃跑，或倒在地上用手捂着耳朵。她不像她哥哥姐姐那样处理得那么好。可以说在万斯家族里，母亲是输家，是那个像统计数据显示的那样应该堕落的人。甚至还可以说我们家也算很幸运了，因为只产生了一个输家。

我可以确定的是母亲不是坏人，她爱琳赛和我。她尽力试着成为一个好母亲。有时她成功了，但有时她失败了。她试着在爱情和工作中找到幸福，但是她听从了太多她脑海中错误的声音。但母亲自己仍然应承担大部分责任。没有人的童年能够确保他/她一生都在道德上无虞，对琳赛不是，对莉姨不是，对我不是，当然对母亲也不是。

我一生中，没有人像母亲那样给我那么强烈的触动，连阿嬷也不能。小时候我爱极了她，一次一个幼儿园同学取笑她的雨伞，我就一拳打上了他的脸。当我看着她一次又一次屈服于毒瘾，我又恨极了她，有时希望她服药过量然后永远离开我和琳赛。当她又一次失恋躺在床上哭泣的时候，我火冒三丈竟产生了杀人的冲动。

在法学院的学习快结束的时候，琳赛打电话告诉我母亲又对一种新的毒品海洛因上了瘾，并决定再次尝试戒毒。我不知道母亲已经戒了多少次了，不知道她因为过量服用某种药物而多少个晚上在医院病床上昏迷。所以对此我本应感到习以为常，但听到海洛因我心里还是咯噔一下，就像听说肯塔基赛马会给赛马都服用违禁药物一样痛心。我得知母亲迷上海洛因以后，好长一段时间都觉得心情阴云密布。也许我真的对她失去希望了。

当时母亲给我的触动不是让我对她产生恨，或爱，或愤怒，而是害怕。害怕她安全不保，害怕琳赛不得不再次面对母亲的毒瘾问题而我远在几百英里以外帮不上忙。最害怕的是我还是无法逃脱这件糟心事。还有几个月就要从耶鲁法学院毕业了，我应该觉得自己站在世界之巅。但我发现自己仍在纠结于过去一直在纠结的事：我们这样的人能否真正改变。

乌莎和我毕业的时候，18个人看着我走过舞台，其中包括丹妮丝和盖尔，她们分别是阿嬷的兄弟大卫舅姥爷和佩特舅姥爷的女儿。乌莎的父母和叔叔是非常棒的人，比我的亲戚文雅多了，他们也来看乌莎毕业。这是两家人第一次见面，我们都很守规矩。（虽然在博物馆里丹妮丝评论现代“艺术”时有些出言不慎！）

像以前一样，那次母亲与毒瘾的较量再次以不彻底的停战而告终。她没能去参加我的毕业典礼，但那段时间她没有再吸毒，我已经很欣慰了。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在我们毕业典礼上致辞，她说，不确定我们想做什么没关系。表面上她谈的是我们的职业选择，但对我来说有着更广泛的意义。我在耶鲁已经学到了很多法学知识，但我也了解到新的环境总会对我来说有些陌生，明白作为一个乡下人意味着有时候会把感情当做一场战争。人际关系是我毕业的时候最难把握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