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挣的钱也不多——税后一个月差不多有1000美元，不过海军陆战队给我提供了食宿，所以1000美元也还够花。我还通过在网上玩扑克挣点外快。扑克是我与生俱来的天赋——打我记事时开始，我就和阿公还有舅姥爷们用硬币玩——而且当时的网上扑克热也让我赢起钱来就好似探囊取物一般。我每周在小额注扑克房间里玩10个小时，这样一个月下来能挣到400美元。我本来是打算把这笔钱存起来的，但还是决定用来帮阿嬷交医疗保险。阿嬷自然会担心我对赌博上瘾了，怕我会沦落到在山区的拖车上和一帮以打扑克谋生的老手们打牌的境地。但我向阿嬷保证自己是在网上玩的，而且完全合法。“好吧，你知道我根本不懂什么他妈的因特网。但千万别赢了钱就去花天酒地或是一头钻进温柔乡。好多迷恋上赌博的蠢蛋们都那样。”

阿嬷和我都特别喜爱《终结者2》（<i>Terminator 2</i>）那部电影。我们一起看了得有五六次。在阿嬷眼中，阿诺德·施瓦辛格就代表了美国梦：一位出人头地的强大又有能力的移民，但我把这部电影看作是我自己生活的比喻。阿嬷是我的监护人，是我的保护者，而且如果需要的话，还会是属于我自己的终结者。不管生活向我抛出了什么困难，只要有阿嬷的保护，我都不会有事的。

为阿嬷付医疗保险让我在人生当中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保护者，而不是被保护者。它让我感受到了自己从未想象过的满足——我又何以至此呢？在我加入海军陆战队之前，我从没钱去帮助别人。而当我加入海军陆战队后回家时，我能带母亲出去吃午饭，能为孩子们买冰淇淋，还能给琳赛买很好的圣诞礼物。在我一次回家时，阿嬷和我带着琳赛两个大孩子去霍金山州立公园游玩。那是阿巴拉契亚山脉在俄亥俄州的一处非常美丽的地方，我们在那里与莉姨和丹碰头。一路上都是我在开车，我还付钱加了汽油，还请大家吃了顿饭（虽然是在温蒂汉堡快餐店）。我感觉自己已经是一个男人了，一个真正的成年人。和自己最深爱的人们一起说说笑笑，看着他们大快朵颐自己花钱买的饭，这给了我一种言语难以描述的快乐与满足感。

我在那之前的一生当中，一直是在最坏情况下的恐惧感与最好时候的安全感和稳定感之间徘徊。我要么是被坏的终结者所追赶，要么是被好的终结者所保护。但我从未感觉到自己是如此的强大——从不相信自己有能力也有责任去照顾那些我所深爱的人。虽然阿嬷一直在教导我要有责任感，要好好努力，还要有所成就，而且不要给自己寻找借口。但是任何鼓舞士气的讲话或是动员都不能为我展示从寻求庇护到庇护他人之间的转变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这得靠我自己去学到，而一旦我学到了，我就再也不会回头了。

等到2005年4月，阿嬷就要满72岁了。在那几周前，我在一家沃尔玛超级购物中心的等候室里等着汽车技师给我的车更换机油，然后掏出自己买的手机给阿嬷打了一个电话。阿嬷在电话里和我讲了她帮忙照看琳赛家孩子的事。“梅根实在太可爱了，”她跟我说，“我让她把屎屙到马桶里，然后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她就一遍一遍地说‘屎屙到马桶里，屎屙到马桶里’。我告诉她别再那么说了，否则我可就麻烦了，但她还是不停下来。”我听到这儿笑了起来，然后告诉阿嬷我爱她，并说这个月的300美元支票已经在路上了。“J.D.，谢谢你的帮助。我为你感到自豪，我爱你。”

两天后的星期天早上，我被姐姐的一个电话叫醒，她告诉我阿嬷的肺萎缩了，现在正昏迷着躺在医院里，并让我尽快回家。两个小时后，我就踏上了回家的路。我还带上了我蓝色的制服，以备万一会在葬礼上穿。在路上，我被一位西弗吉尼亚州的警察拦住靠边停车，因为我在77号州际公路上把车开到了94英里每小时。他问我为什么把车开得这么快，当我解释后，他又告诉我在进入俄亥俄州境内之前的70英里路上再没有车速监视区了，在这段路上我可以想开多快就开多快。那位警察只给我开了一张警告单，我对他感激不尽，然后就一路102英里每小时开到了州境线。最后，整个13小时的车程我只用了不到11个小时。

当天夜里十一点，当我赶到米德尔敦地区医院时，我们整个大家庭都围绕在阿嬷的床头。阿嬷还在昏迷当中，没有任何反应，虽然她的肺已经膨胀了起来，但之前造成她肺萎缩的感染却没有任何因为治疗而好转的迹象。医生告诉我们，如果阿嬷感染没好转的话，如果把阿嬷唤醒——前提还得是能唤醒她——那对她将是一种折磨。

我们一连等了好几天，一直期待着阿嬷的感染会在药物的作用下好转的迹象。但事实的迹象却恰恰相反：她血液里白细胞的数量一直在增加，其他身体器官看起来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她的医生对我们解释道，离开了呼吸机和喂食管，阿嬷生存下来的概率实际为零。我们一家人商讨了一番，并决定，如果再过一天阿嬷的白细胞数量继续增加的话，我们就把维持阿嬷生命的设备拔掉。从法律上来说，这完全是要让莉姨做出的决定。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莉姨满脸泪水地问我是不是觉得她正在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时至今日，我仍然深信当时她——还有我们——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这个决定是否正确，恐怕没有百分百的定论。如果当时我们家有个家庭医生就好了。

阿嬷的医生告诉我们，呼吸机撤掉后的15分钟内，至多一个小时，阿嬷就会死去。但是，阿嬷坚持了整整三个小时，一直坚持到了最后一分钟。当时每个人都在场——吉米舅舅、母亲和莉姨；琳赛、凯文还有我——我们围在她床前，轮流在她的耳边说话，希望她能听到。当阿嬷的心率开始下降时，我们知道阿嬷的那一刻将要来临了，我打开一本“基甸圣经”（Gideon’s Bible）[2]，随便翻开一页便读了起来。那是《哥林多前书》（First Corinthians）第13章第12节：“我们如今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是局部的，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我全被知道一样。”几分钟后，阿嬷就去世了。

当阿嬷去世的时候，我没有哭，那接下来的好几天里也没有。莉姨和琳赛为我感到沮丧，然后就开始担心起来：你这人太坚强了，他们说。你应该像我们一样把自己的悲伤发泄出来，否则你身体会垮掉的。

我确确实实在悲伤，不过是以我自己的方式，因为我觉得我们整个大家庭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我想以坚强的面貌示人。我们都知道当初阿公去世后母亲的反应是什么样的，但现在阿嬷的去世又带来了新的压力：现在到了清算阿嬷财产的时候了，得算算阿嬷欠下的账，还要处置她的房产，并把剩余的东西分配掉。这是吉米舅舅人生当中第一次意识到我母亲对阿嬷的财务状况造成的影响——戒瘾治疗的费用，还有那些从来没还上的数不清的“借款”。为此，直到今天，吉米舅舅还不肯与母亲说话。

对于我们这些早已见惯阿嬷的慷慨大方的人来说，她的经济状况并没能让我们吃惊。虽然阿公辛勤工作节俭持家长达40余年之久，但是他和阿嬷所留下的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他俩50年前买的那座房子。而且，阿嬷欠下的账足以抵消掉那座房子资产净值的大部。幸运的是，当时是2005年——正是房地产泡沫的鼎盛时期，如果阿嬷是在2008年去世的话，她那座房子大概只好破产了。

在遗嘱里，阿嬷将剩下的财产平均分给了自己的三个孩子，不过有个大家始料未及的地方：母亲那一份被平均分给了我和琳赛。这无疑更加重了母亲本来就已经激动的情绪。当时我实在是忙于处理阿嬷去世后的财务问题，以及与好几个月没见的亲戚们在一起，而没有意识到母亲又在缓慢陷入当年阿公死后那样的境地。但是，当一辆货车向你迎面驶来时，你早晚会注意到。所以我很快就发现了母亲的问题。

和阿公一样，阿嬷也想死后在米德尔敦举办一场遗体告别仪式，让她在俄亥俄州的朋友们可以过来悼念。和阿公一样，她还想在杰克逊的家乡举办第二次遗体告别仪式以及自己的葬礼。在阿嬷的葬礼过后，载着她灵柩的车队出发驶向一个叫凯克的地方。那里离阿嬷出生的地方不远，是我们家族的墓地。在我们全家人心目当中，凯克的地位甚至比阿嬷出生的地方还要高。阿嬷的母亲——也就是我们深爱的布兰顿阿嬷——就埋葬在凯克，而布兰顿阿嬷的妹妹——将近90岁的邦妮太姥姥——在那块儿地上也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小木屋。

从那个小木屋往山上走一小段路就能走到一处稍微平整的土地，那底下长眠着阿公、布兰顿阿嬷等许多亲人，有些还是生于19世纪的。我们的车队就是要开向那里，穿过狭窄的山间小路，把阿嬷送到那些在她之前去世的亲人身边。

我大概随送葬的车队走过这段路五六次了，每次的路上都能被路上的风景勾起对快乐时光的回忆。在那段20分钟车程的路上，人们难免会在车里提起关于刚刚去世的亲人的故事，每一个都有个这样的开头：“你记得那次……吗？”但是在阿嬷的葬礼过后，我们在那条路上并没谈及关于阿嬷、阿公、大卫舅姥爷和红树莓舅姥爷的美好回忆，我们也没提起那次大卫舅姥爷开车从山路上掉了下去，翻滚了100来米后从车里钻出来时却毫发无损。因为琳赛和我都不得不听着母亲一直对我们说我们伤心得太过了，而且我们对阿嬷的爱也太过了，还说母亲才更有理由伤心，因为，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是我的母亲，不是你们的！”

我从未对任何人感到如此的生气。许多年以来，我一直在为母亲寻找各种理由。我曾帮助母亲克服毒瘾，去读那些关于药物上瘾的乏味的书，还陪她去参加互助会。我还一直毫不抱怨地忍受那些来来往往的父亲形象，即使他们当中每个的离去都会让我感到空虚和对男人的不信任。在她威胁说要杀掉我的那一天，我也曾答应坐上了她的车，后来又站在法官的面前撒了谎，以免她锒铛入狱。我也曾和她一起搬到麦特家里，又和她一起搬到肯的家，因为我想让她好转起来，还以为如果我配合的话，她也许真的会好转。那么多年里，琳赛一直称呼我为“宽容的孩子”——那个一直能发现母亲身上最好的地方的孩子，那个帮母亲寻找理由的孩子，那个相信母亲的孩子。但是那个时候，我忍不住张开了嘴，准备冲着母亲喷出一连串恶毒的话语，不过还是琳赛先开了口：“不是的，母亲。阿嬷也是我们的母亲。”话已至此，我就坐在那里继续我的沉默。

葬礼后的第二天，我开车驶向北卡罗来纳州，踏上了返回海军陆战队基地的旅程。回去的路上，在弗吉尼亚州一段狭窄的山间小路上，我驶上了一个拐弯处的湿滑路面。我的车突然失去控制地转了起来。当时车的速度很快，而且丝毫没有慢下来的迹象，眼看就要旋转地撞向路边的护栏了。在那电光石火的一刹那，我心想自己死定了——我就要翻过护栏摔下去，去和阿嬷相会了，只不过这次相会比我预想的要早了一些——但正在此时，我的车突然停住了。这是我所遇到的最接近超自然现象的一次了。虽然我想这事可以用某种摩擦定律来解释，但我还是觉得是阿嬷在我的车从山上翻滚下去前让它停住了。

我掉正了车头，回到了自己的车道，然后靠边停了下来。然后我就崩溃了，那些我一直强忍了两个星期的泪水喷涌而出。我给琳赛还有莉姨打了电话，然后就再次踏上了旅途，过了几个小时就返回了基地。

我在海军陆战队最后的两年过得飞快，其间大部分时间都平安无事，除了两件事，而且从这两件事当中都可以看出海军陆战队是如何改变了我的看法。第一件事是在伊拉克的一个瞬间。虽然我在伊拉克很幸运地没有参加任何实际上的战斗，但那段经历也对我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作为负责公共事务的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我需要跟随不同的部队去了解他们的日常工作。有时候我也会护送民间的媒体记者，但大多数时候我是在拍照或是写关于某个海军陆战队队员和他们工作的简短故事。

刚被派到伊拉克不久，我隶属于一个民事部队，做一些社区服务。民事任务往往被认为是更为危险的，因为我们少数几个海军陆战队队员需要冒险进入没有保护的伊拉克地区去和当地人会面。在那次任务当中，我们当中那些资格较老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去和当地学校的官员进行谈话，而其余的队员则负责安全保卫，或是和学校的小孩们玩耍，和他们一起踢足球，给他们分发糖果以及文具用品。一个非常害羞的小男孩朝我走来，手也伸了出来。当我给了他一块小橡皮后，他立刻在脸上洋溢起了喜悦，然后就跑到自己的家人跟前，手里高高地举着那个两美分的战利品。我还从来没在一个小孩子的脸上看到过如此的兴奋。

我不相信顿悟。我也不相信转变性的时刻，因为转变所需要的不仅是一个时刻。我见过太多真诚地渴望改变的人，但当他们意识到改变有多么困难后就丧失了自己的勇气。但遇到那个小男孩的那一刻，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接近一个转变性的时刻。在那之前，我在一生当中都是充满了对世界的怨恨。我恨自己的母亲和父亲，恨当其他孩子去学校可以搭朋友的车时我却只能坐公交，恨我身上穿的衣服不是从阿伯克龙比（Abercrombie）买的，恨我阿公的去世，恨我们住的是一座小房子。

那些怨恨并没有在那一瞬间消逝不见，但是当我站在那里，看着眼前生在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家的孩子们，看着那所没有自来水的学校，看着那个兴高采烈的小男孩，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幸运：出生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每项现代化的便利都伸手可及，有两位慈爱的乡下人的抚养，家庭虽然有些奇怪，但还有那么多的家人无条件地爱着我。在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要成为那种当别人送他一块橡皮时都会笑的人。虽然我现在还没有达到那种境界，但如果没有在伊拉克的那天，我都不会去尝试。

在海军陆战队的另一件事并不是某一个时刻，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从那个吓人的教官打落我手里的蛋糕的第一天开始，一直到我拿到自己的退伍证回家的最后一天，海军陆战队教给了我如何像一个成年人一样去生活。

海军陆战队假定的是新入伍的小伙子们什么都不知道。它假定没有人曾教过你任何关于体育健身、个人卫生和个人财务的东西。所以我不得不去上关于怎样平衡支票簿、怎样存钱以及投资的强制课程。当我完成新兵训练营回家时，我1500块的津贴都存在了一家普通的地区性银行里，这时一位海军陆战队的老队员开车把我送到了海军联邦信用合作社（Naval Federal）——一家声誉非常好的信用合作社——让我在那里开了个账户。当我患上了链球菌性喉炎，准备挺一挺就过去时，我们的指挥官注意到了我的病情，并命令我去看医生。

我们经常抱怨我们的工作和老百姓的工作之间能感受到的最大的不同：在老百姓的世界里，你的上级不能控制你下班后的生活。可是在海军陆战队，我的上级不仅要求我在工作中表现要好，还要求我保持房间的整洁，注意自己的发型，还要把军装熨得平平整整的。当我打算去买自己的第一辆车时，我的上级派了一个资历老一点的队员陪我一起去，以保证让我买辆丰田或本田那样实用的车，而不是我所想要的宝马。当汽车销售人员告诉我可以通过汽车经销商获取一份21%利息的贷款来买下那辆车时，我马上就要同意了，但这时陪我去的那位老队员勃然大怒，他命令我给海军联邦信用合作社打个电话，问问那边的报价（是汽车经销商那儿利息的一半）。我根本不知道人们会这么做。在银行之间进行比较？我还以为所有的银行都一样呢。贷款也要货比三家？能得到一份贷款我就觉得太幸福了，差点就要立即成交了。海军陆战队命令我对这些决定进行战略性的思考，然后还教给我怎样才能做到。

同样重要的是，海军陆战队还改变了我对自己的期望。刚到新兵训练营的时候，一想到要爬30英尺长的绳子我就头皮发麻；等第一年过去以后，我用一只手就可以爬上去了。在我应征入伍前，我从来没完整地跑过一英里。等到我们最后一次体能测试的时候，我3英里只用了19分钟。正是在海军陆战队里，我第一次命令成年人去完成什么任务，然后看着他们依令行事；在那里，我认识到领导力更多地要靠赢得下属的尊重，而不是靠发号施令；在那里，我学会了如何去赢得那份尊重；在那里，我意识到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和种族的男男女女可以紧紧地凝聚成一个团队，相处得像一家人一样亲密。是海军陆战队真正给了我一个失败的机会，并让我抓住了那个机会，而当我确实失败之后，还会给我下一次机会。

在海军陆战队的公共事务部门，只有最资深的海军陆战队队员才能当媒体记者的联络人。媒体记者对于海军陆战队公共事务部门就像圣杯一样重要：他们是我们最大的受众，也是我们最大的赌注。切利角（Cherry Point）海军陆战队机场的媒体联络官是一位上尉，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基地的高级军官们很快就认为他不适合这份工作。虽然他是一名上尉——工资等级比我高了八级——但是由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事，当他被撤职后，没有现成的人手来替代他。于是我的上级就告诉我，在接下来的9个月当中（直到我服役期满），我将是东海岸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的媒体联络官。

在那之前，我已对海军陆战队任务分配的那种时而的随机性司空见惯了。但这可完全是另一回事儿。就像我一位朋友曾开玩笑说的那样，我这张脸只适合电台节目。而我自己也没做好迎接关于基地发生的事情的现场电视访谈的准备。海军陆战队直接把我置于虎口。我刚开始的表现确实有些挣扎——准许了一些摄影师给我们机密的飞机拍照；在和高级军官会谈时抢着发言——而我也没少挨批评。我的上级肖恩·哈尼（Shawn Haney）向我解释应该怎样纠正我的过错。我们一起讨论如何与媒体记者们建立关系，如何把信息留到适当的时机，以及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我进步飞快，等数十万人涌入我们基地观看两年一度的空展时，我们的媒体关系保持得相当顺畅，因此我也被授予了一枚嘉奖奖章。

这段经历教给了我一堂很宝贵的课：那就是我能做到。如果需要的话，我能做到每天工作20个小时。我能做到当电视摄像机顶在自己面前时仍能说起话来条理清楚、自信满满。我能做到和一群少校、中校以及将官们站在一个房间里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我能做到一项上尉的职责，即使我曾害怕自己做不到。

虽然阿嬷对我煞费了苦心，对我讲了那么多“你想做什么都能做到；千万别像那些懦夫一样觉得现实对自己不利”之类的训诫，但是在我应征入伍前，这些话里面的信息我只听进去了一部分。因为在我的四周全是另外一种信息：那就是我和像我这样的人都不够好；还有就是米德尔敦之所以没出过常春藤名校的毕业生是因为某种基因或是性格上的缺陷。这种心态的破坏力，我在逃离它之前一直不可能发现。可是海军陆战队却用一种另外的东西来替代了这种心态，而这种另外的东西最讨厌的就是寻找借口。

“全力以赴”是一个经典的口号，在健康课或是体育课上时常能听到。当我第一次跑完3英里后，在终点线的尽头有一位看起来非常吓人的高级教官在那里等我，他对我处在中流水平的25分钟成绩表示不满。“如果你还没呕吐的话，就说明你懒！别再他妈那么懒了！”然后他就命令我在他和一棵树之间来回地冲刺跑。直到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昏过去的时候，他才终于发慈悲让我停下来。我当时恶心得不行，上气已经快接不上下气了。“这才是你每次跑步结束后应该有的感觉！”他对我大吼道。在海军陆战队，全力以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并不是说个人能力无关紧要。能力固然有所帮助。但一旦你能意识到你一直低估了自己——也就是说你的大脑不知怎么把缺少努力与缺乏能力混为了一谈——你将爆发出强大的能力。也就是为什么每当有人问我最想改变白人工人阶级的哪一点时，我都会说是“那种觉得自己的选择无所谓的感觉”。而海军陆战队就像外科医生切掉肿瘤那样把我的这种感觉给切除了。

在我23岁生日的几天后，我跳进自己人生当中买的第一个大件——一辆二手的本田思域，然后拿上自己的退伍证书，最后一次驱车从北卡罗来纳州的切里波因特开往俄亥俄州的米德尔敦。在海军陆战队的4年当中，我在海地见识过自己曾经想象不到的贫穷程度。我目睹了一架飞机坠入居民区后的惨状。我还眼睁睁地看着阿嬷死去，然后几个月后就踏上了战场。我还和一个曾经的毒贩子交上了朋友，他后来是我所认识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当中最为刻苦的那个。

当我做出加入海军陆战队的决定时，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步入成年。我不知道如何平衡自己的支票簿，更不知道怎样填写大学助学金的表格。等我从海军陆战队回来时，我已经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生，以及如何去实现这样的人生。回来之后不到3个星期，我就开始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上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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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后增加一两天的周末。

[2] 基督教圣经版本之一，放置于宾馆、病房等地供人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