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嬷的不同意见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大相径庭。看心情，阿嬷既可以是一个激进的保守主义者，也可以是欧洲式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因此，我一开始以为阿嬷在这方面就是一个没开窍的笨蛋，所以每当她开口谈论政策或是政治的时候，我还不如把自己的耳朵堵上。但是我很快就发现，阿嬷的这种矛盾有着非凡的智慧。在那之前的我总是挣扎着在自己的世界生存，而到了那时，我能喘口气来观察一下这个世界，我就开始看到这个世界在阿嬷眼中是什么样子的。我既害怕又困惑，既愤怒也伤心。我也会谴责那些关闭门店和迁到海外去的大公司，也会设想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不会也那样做。我会咒骂我们的政府给予的帮助太少，然后又怀疑如果政府帮忙的话，会不会反而把事情变得更糟。

虽然阿嬷嘴里的恶毒能赶上海军陆战队新兵营的某些教官了，但她在我们社区看到的那些事情不仅仅是惹她生气，而是伤透了她的心。在那些毒品、争吵以及经济困难的背后，那些人们都面临着严峻的困难，而他们也在受伤害。我们邻居们的生活中，散发着一种绝望的悲哀。当你看到那位母亲只会咧嘴却不会开口笑的时候，当你听到她家十几岁的女儿说起自己母亲“把我揍得屁滚尿流”的那种玩笑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了。我知道这种蹩脚的玩笑是用来掩盖什么的，因为我之前也曾用过。谚语有云“逆来顺受”（Grin and bear it），最能领会这句谚语的，非阿嬷莫属。

我们社区的这些问题深深地触动了我。母亲的挣扎并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而是正在许多家庭里面一遍遍地重演，这些家庭像我们一样，搬到上千英里之外的地方，本来是寻求更好的生活。这种困境似乎看不到尽头。阿嬷本以为自己逃离了山区的那种贫穷，但是贫穷——就算不是金钱上的，至少是情感上的——却一直如影随形。有些事情使她的晚年生活与早年间的生活出奇地相似。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邻居家那个十几岁女儿的前景又如何呢？当然了，置身于那样的一种家庭生活中，她的前景肯定不太乐观。这就让我也扪心自问：我自己的前途又将是怎样呢？

想要回答上面这些问题，就不得不深层次地分析那个我称之为家的地方。我当时知道的是，其他人的生活并不像我们那样。在吉米舅舅家做客时，我从来没注意到邻居们有大喊大叫的时候。在莉姨和丹住的社区，房屋漂亮，草坪修整，警察过来的时候会笑着挥手致意，而从不会把谁家的母亲或父亲押到警车后面。

所以我那时常常在想，我们究竟有什么异样的地方——不仅仅是我和我的家人，还包括我们社区，我们的小镇，以及每个从杰克逊搬到米德尔敦的人，等等。在那几年前，当母亲被捕时，附近邻居的门廊和草坪上站满了看热闹的人；没有什么比自己的母亲被警车带走后还要跟自己的邻居们挥手致意更让人尴尬的了。

母亲当时的行为无疑非常极端，但这种热闹事我们都曾在其他邻居家看到过。这种事自有其规律。如果某家只是普通的大喊大叫的话，邻居们可能在百叶窗或遮阳帘后面瞄几眼。如果事态再严重一些，邻居家的灯可能就会打开了，那是人们起床查看。而如果事态到了失控的地步，警察就会赶到，把某家醉醺醺的父亲或是精神错乱的母亲带到市政府大楼去。市政府大楼那里有税务局，有公用事业公司，甚至还有一家小博物馆。但我们家附近的小孩只知道那里是米德尔敦市关押短期监禁犯人的地方。

我废寝忘食地阅读有关社会政策以及有工作的穷人的书籍。其中著名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的《真正的弱势群体》（<i>The Truly Disadvantaged</i>）正好说到了我的心坎上。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才16岁，那时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也能掌握其中的核心理论。随着成百万上千万的人北上到工厂工作，那些围绕着这些工厂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的社区虽然生机勃勃，但也非常脆弱：一旦工厂们关门，那些留下的人就被困在了这些城镇当中，再也没有可以满足如此多人口的优质工作。

那些能离开的人——通常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有钱人以及有关系的人——离开了，剩下的只有穷人们了。那些剩下来的人们就是“真正的弱势群体”——他们不仅不能靠自己找到好工作，也不能从周围的社区得到人脉资源或是社会支持。

威尔逊的书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当时想写信告诉他，他的书完美地描述了我的家庭。然而，他的书能让我如此地感同身受也很奇怪，因为他的书不是在讲阿巴拉契亚地区的移民——而是贫民区的黑人。与之相似的是查尔斯·穆雷那本意义深远的《脱离实际》（<i>Losing Ground</i>），讲的也是黑人群体，但用在乡下人身上毫不为过——讲述的是我们的政府通过福利国家体制来加剧了社会溃败。

这些书虽然见解深刻，但却没能完全回答萦绕在我心头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邻居不离开那个虐待她的男人？她为什么要把钱花在毒品上？她为什么就看不出来，她的所作所为正在毁掉自己的女儿？为什么这些事不仅发生在我们邻居身上，还发生在我自己的母亲身上？

等到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没有哪一本书，哪一位专家，或是哪一个领域能够解答现代美国发生在乡下人身上的问题。我们的悲歌无疑是一个社会学上的问题，但同时也与心理学有关，与社区有关，与文化有关，与信仰有关。

在我上高二的那一年，我们的邻居帕蒂打电话给房东说自家的房顶漏水了。等到房东赶到时，发现帕蒂上身赤裸地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滥用药物使她神志恍惚，不省人事。楼上浴缸里面的水漫得到处都是——原来这就是“房顶漏水”。显然，帕蒂自己泡了个澡，吃了几片处方止痛片，然后就昏过去了。她家的顶楼以及全家许多财产全都损毁了。这就是我们社区的现状。一个赤裸的瘾君子连自己家仅有的那点财产也给毁掉了。而可怜的孩子们却因为自己母亲的毒瘾而损失了自己的玩具。

另一位邻居独身居住在一所粉色的大房子里。她深居简出，简直是我们社区的神秘人物。她每次出门时都抽着烟，从不跟人打招呼，而且家里的灯总是黑着。她与丈夫离婚了，孩子们都在监狱。她胖得出奇——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时常在想她不喜欢出门是不是因为自己重得挪不动了。

在街上的另一家，一个年轻女人，带着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还有她那个中年男友。她的男友有份工作，而她自己则是整天都在看《不安分的青春》（<i>The Young and the Restless</i>）。她那个小孩非常招人喜爱，也很喜欢阿嬷。每天不管什么时候——有次甚至是午夜过后——他都会溜达到阿嬷家门口要好吃的，那位母亲整天有那么多的时间，却不看好自己家孩子，以至于他随随便便就能误入陌生人家去。有时候那个小孩子的尿布都没人换。阿嬷有次给社会服务机构打了电话，以为他们能救救这个年幼的孩子，可是他们什么都没做。于是阿嬷只好用我外甥的尿布帮他换上了，还得时刻警惕着，以便随时发现她那个“小兄弟”。

我姐姐的一位朋友和她母亲（我所见过的最大的“福利女王”）住在一家连栋屋[2]。她母亲共有八个孩子，其中大部分都是来自同一个父亲——这可不多见。她母亲从来就没工作过，而且看上去“只对生孩子感兴趣”，这是阿嬷所言。她家的孩子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其中一个女儿陷入一场虐恋，在自己连买烟的年龄都没到的时候就生下了个孩子。大儿子过量服用药物，在高中毕业后没多久就被捕了。

这就是我所处的世界：一个充满了真正非理性行为的世界。我们无度地消费，最后不得不住进救济院。我们购买大屏幕电视和iPad。我们的孩子穿着高档的衣服。但这一切都是靠着高利息的信用卡和发薪日贷款。我们花钱去买根本就不需要的房屋，然后再把房屋抵押掉换钱，最后宣布破产，等到我们清醒过来时，已经不得不离开住得满是垃圾的房屋。节俭不能满足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花起钱来大手大脚，假装自己属于上流阶层。等到尘埃散尽之时——遭到破产打击或是在亲戚的帮助下走出困境后——什么都没有剩下。我们没给孩子留出大学的学费，没有增加财富的投资，没有失业时可以用上的应急钱。我们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花钱。有时候我们还因此深深自责，但我们还是继续这样大手大脚。

我们的家庭也是一团乱麻。我们互相之间大喊大叫，大吵大闹，就好像球赛场边的观众一样。我们家里至少有一位成员滥用药物——有时是父亲，有时是母亲，有时两个都是。如果压力特别大的话，我们会对彼此老拳相向，而且还是当着家里其他人的面，包括自己的孩子；大部分时候邻居们都能听到你们家在发生什么。倒霉的话。邻居可能还要打电话报警，以阻止事态的恶化。我们的孩子经常被送去寄养，但每次待的时间都不会太长。我们会向自己的孩子们道歉。孩子们相信我们是真的很内疚，而我们也确实是。但接着过不了几天，我们就又像以前一样的脾气暴躁了。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不好好学习，等到成为家长的时候也不督促自己孩子的学习。我们的孩子们在学校表现糟糕。我们可能会因此对他们生气，但我们从未给他们提供成功所需要的条件——比如说家里的和平与安宁。就算是那些天赋异禀的孩子们从家庭的不幸中挺了过来，他们也最有可能上的是离家近的大学。“我才不在乎你能不能被圣母大学给录取呢，”我们这样说，“在我们的社区大学里就能受到既优质又便宜的教育。”讽刺的是，对于像我们这样的穷人家来说，圣母大学所提供的教育不仅更好，而且还更便宜。

我们在应该找工作的时候不去工作。就算找到一份工作的话，我们也干不长久。我们早晚会被解雇，不管是因为迟到，或是因为偷自家商品然后在易趣网（eBay）上卖掉，或是因为有顾客反映我们嘴里面满是酒味，还是因为每次轮班的时候都要上5次厕所，而且一去就是30分钟。我们经常在嘴上说努力工作有多么重要，但却告诉自己找不到工作的原因是我们感觉到的不公：奥巴马把煤矿关掉了，或者说所有的工作都被中国人夺走了。这些都是我们为了解决认知不协调而编造的谎言——我们看到的世界与我们宣扬的道理之间的大相径庭。

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大谈责任感，但自己却从不付诸行动。就像这样：许多年来我一直想要一只小德国牧羊犬。母亲不知怎么给我搞来一只。但这只小狗是我们养过的第四只狗了，而我却一点也不知道该怎么驯养它。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几只小狗全不见了——被送到了警局或是送给一位家族朋友。在告别了第四只狗之后，我们的心肠也硬了。我们学会了一点，那就是千万不要对什么太过依恋。

我们的饮食和运动习惯简直就是特意为早早进入坟墓而制定的，而且还特别有效：肯塔基州某些地区的人平均寿命才67岁，比弗吉尼亚州附近地区的足足低了15岁。最近一项研究显示，不同于美国其他的所有群体，白人工人阶级的预期寿命正在下降。我们早餐的时候吃皮尔斯伯里（Pillsbury）[3]的肉桂卷，中午吃塔可钟，晚上又吃麦当劳。我们很少自己做饭吃，虽然自己做饭不仅更便宜而且更有益于身心健康。我们的运动仅局限于在小孩子时玩的游戏。只有离开家去当兵或是到很远的地方去上学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有人在街上跑步。

并不是说所有的白人工人阶级都生活在挣扎之中。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知道，在白人工人阶级存在着两套不同的道德观念和社会压力。我的外祖父母所代表的是一种：老派、默默的忠诚、自力更生、勤奋努力。我母亲和我们社区越来越多的人所代表的则是另一种：消费主义、与世隔绝、愤怒、不信任他人。

那时有很多人（现在也是）过的是我外祖父母那样的生活。有的时候是从最不起眼的地方看出来的：就算四周的家庭从里到外都是一团糟，那位上了年纪的女邻居仍勤勤恳恳地料理自家的花园；那位和我母亲一起长大的年轻女人，每天都回到那个社区去帮自己的母亲度过晚年。我这么说并不是往我外祖父母的生活方式上贴金——据我自己的观察，他们的生活也是充满了各种问题——而是想说明，我们社区里面的很多人本来也该陷入挣扎之中，但却活得特别成功。

我们社区有许多完整的家庭，许多人家的晚饭餐桌上都是一片祥和，许多小孩子用功学习并且坚信会实现属于自己的美国梦。我许多朋友都在米德尔敦或附近过上了成功的生活，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他们并不是问题所在，而如果各位读者相信统计数据的话，这些完整家庭的孩子也有着充分乐观的前景。

我经常穿梭在这两个世界之中。感谢阿嬷，我所看到的并不仅仅是我们社区最坏的一面，而我相信正是这救了我。只要我需要，那里总有一个安全的地方，总有一个深情的拥抱。可惜的是，我们邻居家的孩子们却没有。

有次星期天的时候，阿嬷答应帮忙照看莉姨家的孩子们几个小时。莉姨十点钟的时候把孩子们送了过来。可是我却要去杂货店上上午十一点到晚上八点那讨厌的一班。我和孩子们玩耍了45分钟，十点四十五的时候就动身去上班。每次离开这两个小孩的时候，我都非常心烦意乱——甚至可以说是生不如死。

我当时想要的仅仅是和阿嬷还有那两个小孩度过那一天。我和阿嬷说了，但出乎我意料的是，阿嬷并没对我说“别他妈抱怨了”，而是告诉我她也希望我可以留在家里。阿嬷很少有这样对我感同身受的时候。“但是，如果你想要那种可以在周末与自己家人一起度过的工作，你就得去上大学，然后有所成就。”这就是阿嬷的睿智之处。她不仅仅是干巴巴地说、咒骂或是提出要求，而是向我展示了希望——和自己所爱的人一起享受周日的下午时光——而且给我指示出通往希望的道路。

大量的社会科学都证实，一个充满爱的稳定家庭能带来积极的效果。我能随便列举出十几个研究来证明，阿嬷的家不仅给我提供了一个短暂的避风港湾，更给我带来了美好生活的希望。描述“适应性强的儿童”——即那些来自不稳定家庭的孩子，因为有一个慈爱的成年人提供的社会支持而最终取得了成功——这一现象的书籍浩如烟海。

我知道阿嬷对我有好处，但这可不是因为哈佛大学的什么心理学家如是说，而是我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回顾一下我在搬到阿嬷家之前的生活。三年级上到一半的时候，我们离开了米德尔敦，也离开了我的外祖父母，和鲍勃搬到了普雷布尔县；在四年级末，我们又离开了普雷布尔县，搬到了米德尔敦麦金莱街上200街区的一间连栋屋；在五年级末，我们又离开了麦金莱街上的200街区，搬到了麦金莱街上的300街区，那时奇普虽然从未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但已是我家的常客了；到了六年级末的时候，我们仍住在麦金莱街上的300街区，但奇普已经被史蒂夫取代了（而且那时有太多讨论是关于搬到史蒂夫家去）；到七年级末的时候，麦特又取代了史蒂夫，而母亲也准备搬到麦特家，并希望我能和她一起搬到代顿；等到了八年级末的时候，她又强烈要求我搬到代顿去，而我虽然在父亲家绕了一圈，最终还是勉强同意了；九年级末的时候，我搬到了肯的家和他——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以及他的三个孩子一起住。除此种种，还有挥散不去的药物滥用，还有家庭暴力，有儿童服务机构窥探着我们的生活，还有阿公的去世。

时至今日，这段于我来说如数家珍的生活仍能引起我心里难以描述的强烈焦虑。不久前，我发现我在脸谱网（Facebook）上的一个朋友（高中时期的一个熟人，也有着与我相似的乡下人根源）在不断地更换男友——不断地恋爱，又不断地分手，三周前刚发了一个男友的照片，这周又发了另一个男友的，然后又是在社交媒体上和自己的新欢互相揭短谩骂，直到这段感情在众目睽睽下走向毁灭。

她与我同岁，是四个孩子的母亲。有次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对她好的男人（这话我已见过太多次），她13岁的女儿评论道：“停下来吧。我就想让你还有这闹剧停下来。”我希望自己可以给这个小女孩一个拥抱，因为我理解她的感受。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我也是一直就想让那种闹剧停下来。我对那些争吵那些大喊大叫，甚至那些滥用的药物都不是特别在意。我仅仅是想要一个家，一个稳定的家，我想让那些陌生人离我们家远远地。

现在回过头来看下我搬到阿嬷家的那段日子。在十年级末，我和阿嬷一起，住在她家里，没有其他人。到十一年级末，我和阿嬷一起，住在她家里，没有其他人。等到了十二年级末，我还是和阿嬷一起，住在她家里，没有其他人。可以这样说，住在阿嬷家时的那种安定给了我一种可以做自己家庭作业的安全空间。可以这样说，因为没有大人的争吵和那种不安全感，所以我可以专注于学业和自己的工作上。可以这样说，把自己全部的时间用在同一间房子里，用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帮助我与同学们建立了长久的友谊。可以这样说，因为我自己有一份工作，并从中学到了对世界的一些认识，所以我能清楚地看到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事后看来，这些解释都说得通，我也确定每一条解释都自有其可取之处。

我觉得，如果一个社会学家和一个心理学家坐在一个房间讨论，他们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对药物滥用失去了兴趣，为什么我在学校的成绩提升了，为什么我在学习能力测验（SAT）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以及为什么我能找到几位能激励我学习兴趣的老师。但我自己记得最清楚的是，那时候我很快乐——我再也不害怕每天结束时的放学铃声了，我知道自己在下一个月会住在那里，而且没有人的爱情决定可以影响到我的生活。正是由于有这种快乐，我才会在过去的12年当中遇到了那么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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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双人牌戏。

[2] 两家或以上的住家相连，共享周围的绿地。

[3] 哈根达斯的母公司。